《命运》图片摘自网络，文字原创

春華秋實🐏

　　1968年4月8日窗外传来一阵刺耳的急刹车，两辆大卡车停在了我家门，车上跳下来一群带着红袖章的造反派冲进了我家，当我全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爸妈就被五花大绑押到了马路边，然后站在一条长櫈上胸前挂了一个大牌，上面写着反动不法资本家孙金源，反动不法资本家老婆吴桂珍。

当时我恐惧的站在房间的一角看着这些造反派在家里翻了个遍，他们把我家的书籍字画照片等一些东西堆在院子里一把大火全都烧了，然后，把一些金银手饰红木家俱等值钱的东西装上卡车拉走了。

　　第二天我去上学，学校工宣队队长把我找去，他看到我热情的招呼我，表扬我向自己的反动父亲划清阶线，站在了人民一边，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光荣的红卫兵小将。这时我才明白昨天发生的事。

话要从几天前说起，也是这位工宣队队长找我谈话说，‘’我知道你很想加入红卫兵这个组织，但你有一个资本家的父亲，成份不好。不过如果你能和你父亲划清阶线并检举他，你就可以加入红卫兵，‘’我确实羡慕同学们加入红卫兵，因为，只有红卫兵才能到祖国各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还能到北京见到毛主席。就在那次谈话后，我到父亲书房拿了一张旧相片交到了学校工宣队的办公室。没想到就是这张旧相片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

原来这张旧照片上有一个人是当年上海滩黑社会老大黄金荣。当年父亲到上海开了一家五金厂，那时想要在上海立足必须找一个靠山，上海话说拜老头子，于是父亲托朋友送了金条找个靠山，不久朋友就招呼我父亲去参加一个工商联年会，在年会上有人拍了这张照，听父亲说黄金荣根本就不认识他这个小小的资本家，父亲也没有与他有过交集。

不久我们全家和佣人李妈被赶出了我家，一幢独立的小洋房，住进了只有20平方左右的小平房，此时父亲大概知道由于我的原因才遭之灾，所以，爸妈见了我一言不发，非常冷漠。我在这个家除了李妈，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非常难熬。于是，我决定离开这个家，报名去云南农场插队，当我向母亲讨要户口本时，我母亲流露出一丝不舍，但还是把户口本给了我。在我走的那天前夜，我听到爸妈房间里传出小声的说话声，我听不清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我知道他们都失眠了。

第二天我起床没看见父亲，母亲在整理我的行理并偷偷的在抹泪。母亲把我送到门前，李妈怕我妈伤心接过行理对我妈说，回吧，我来送送玲玲，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儿，过去有过一个哥哥生病死了，我就成为我家的独生女，在此事发生前，爸妈一直把我当掌上明珠一样痛。就要离家了我回首看了看这个本不属于我的陌生的家，看见了母亲的背形，背上行理告別了哭成泪人的李妈。李妈是从乡下一直跟着父亲几十年，她没有子女，在我们被赶出小洋房时，造反派还问过她是不是想回老家，可是李妈老家已无亲人就这样跟着我父亲搬进了现在这个家，那年我16岁。

　

　　在上海老北站我和一群同学坐上了南下的火车，经过3天2夜的长途跋涉来到了祖国南疆边陲云南。农场举行了欢迎大会后我被分配到一连。开始了修地球的工作，农场的活很累，一天干下来浑身的骨架象散了一样疼痛，许多城里的孩子都没有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都病倒了，我也发着高烧住进了农场医院，所谓的医院其实就是一个只有十几张床的小诊所，这天农场的领导高政委来看我们，拉着我的手说你们要好好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要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病好后我回到了连队想起领导的关心，我起早贪黑的工作。

一天由于前天晚上睡的太晚，太阳早已升起，同学们都已出工，我赶紧起来洗漱完想要出门，这时高政委进来了，他看见我一个人在先是表扬了我一番，然后开始动手功脚起来，我很害怕拼命的推开他，但是由于我体弱加害怕那天我被强奸了，完事后他威胁我如果敢声张出去我弄死你，然后把你埋在这深山老林里没人知道，如果你听话我把你调到场部医院当一名医生肋理，说完扬长而去。此时我坐在宿舍的地上痛苦大声哭泣，想不到我尊敬的领导原来是一个衣冠禽兽。

　　不久我们的连长来通知我，你去农场医院，农场因为来的人多缺少医生所以要培养一批赤脚医生，你被选上了。我心里明白肯是这位高政委推荐的，我不知是喜还是悲，去了医院报到，虽然工作轻松了但我很害怕他来骚扰，日子天天过的提心吊胆。害怕什么事偏偏来什么事，农场今天放电影，大家都去了，我因为有点不舒服，就早早的上床睡觉了，这时一条黑影从窗户里爬了进来，我不敢大声呼救，吓的浑身颤抖，就这样又被这个畜牲玷污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事发东窗，高政委的老婆带领一帮机关大院的老娘们冲进了医院挥手就打，把我的衣服全撕烂了，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有地洞钻进去，那天起农场成立调查组，几天后张贴了处理意见，农场医院助理孙晓玲出身不法资本家的家庭利用色相勾引革命干部，现处理如下：一、计大过一次，二、发配到七连劳动改造。就这样我被发配到离场部最远最艰苦的地方。

　　坐了4一5个小时的拖拉机，又翻山越岭走了3个多小时来到了七连，我被安置在连队仓库边的一个茅草屋，仓库的另外边住着一个老头，他是仓库保管员。我坐在茅草屋里的草堆上抬头望着梁上一个个破洞射进来的光，心里的苦水不知向谁倒，连长把老头叫来对他说，她是来改造的你好好看管她，老头点了点一声不响的走了，连长关照几句也离开了，接下来几天我不吃不喝昏昏沉沉睡了2天，老头每天过来把饭菜放在门口，看我不吃，就在门外对我说姑娘你要吃一点不然身体会熬不住的，我们这里离医院很远生了病就不好了，第三天我起床勉强的吃了老头送来的地瓜，接下来几天，天天吃老头送来的食物，身体有点恢复了，我想每天吃别人的东西不好，于是我就在房子的外面垒起的一个灶台，老头看见后跑过来帮我盖了简易厨房，又在屋子的背后盖了一个厕所。

七连虽然在穷乡辟谷，但农活不重，这里的人很懒，一年干不了几天活，因此我也过了几年安稳的生活。一天老头跑过来跟我说，其他知青都回去了你为什么不回去，我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我们这里消息闭塞，外面其实已发生了云南知青赴京上访绝食等大事件，中央发出了解决知青的文件，各地来的知青开始了大规模的返城运动，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大声的哭了起来，这天晚上我与老头坐在打谷场上，一轮胶洁的月亮把我俩的身影长长的照在地上，我第一次象竹桶倒豆子一样，把这几年憋在心里的苦水全部倒了出来，老头说你的一切我都知道，我们俩碰上了同一个坏人，此刻我吃惊的看着老头，原来老头是南下干部是原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时被那个高政委整的差一点家破人亡，还好在老部下的帮助下把老伴和子女转移回了北京，自己被发配到七连。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也是我最终卸下背了几年的沉重包裹。

第二天老场长帮我去连队开好了证明，找了一个老乡用拖拉机一路护送我到了场部，又帮我盖了场部的章，把我送到了去昆明的长途汽车并塞给我30元钱，告別时我泪流满面挥手向老场长道了一声，再见，车子徐徐的开走，望着老场长仿佛象父亲一样亲切，我在心里默默地祝好人一生平安。

逃离了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悲伤之地，来到了我阔别七年熟悉的上海，此时我很忐忑不安，我对父母犯下的不可饶恕错误，父母还会接纳我吗？拖着疲惫的身躯不知不觉走到了家门口，伸手想去敲门，又不敢下手，这时门打开了，一个陌生的老奶奶问我，你找谁，我一下子懵了，这不是我的家吗？老奶奶说你大概找前一家人吧？他们已经搬回老房子去了。听完后我连谢谢一声都没说赶紧跑向我原来的那个家一幢小洋楼，走到大门外我不敢进去，坐在门外的地方哭泣，一位老妇走过来，姑娘你找谁怎么在这里哭，我抬头一看是李妈，李妈也认出了我抱住了我埋头痛哭。玲玲妈，玲玲爸，玲玲回来了，大门打开，我站起来看见了爸妈站在房屋下，直楞楞的看着我，母亲终于忍不住大声哭叫起来玲玲、玲玲、于是我们母女抱头痛哭，父亲在一旁不言不发，接过李妈手中的行理，说进屋吧！此刻我知道父母原谅我了，毕竟16岁的我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也只有父母会无私的原谅自己孩子的错，家的大门永远向自己的孩子开着。

故事为虚构，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