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使鲁人皆好学”，第一次听说这块石刻和泰山书院的存在，就被它所蕴含的浓浓的乌托邦情怀深深打动。
教育，究其本质，就是一项宏伟的乌托邦事业啊！ 一向喜欢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出现过的所有的乌托邦思想，不管它属于哪个时期、哪个国家，不管它是不是够成熟、够实用；一直认为这才是人类理性精神中最光辉、最温暖、最高尚的一面，顽强地对抗着深藏在人性中的各类“小”与“恶”，是现代文明终将进步的希望所在。
这样的思想范例我曾经试图搜寻过，却刚刚知道就在泰山脚下的五贤祠，曾经的泰山上书院，有这样一块石刻。
每次去三阳观游玩，必定要路过五贤祠。因为景点未开放，一向了解不多。但这里位于普照寺西北，凌汉峰下，环境清幽，树木茂盛。四周巨石堆叠林立，石面光滑平整，天然适宜书刻。溪水环流，东有投书涧，西有香水峪。的确是一块静修宝地啊！怪不得唐朝时就有一个叫周朴的道士兼诗人在此建立了栖真观修行。 资料提示，祠东南路旁有巨石，似大象卧息，名卧象石，有书刻“弘毅”二字。
前去寻找，无果。转来转去，发现投书涧旁边一片灌木丛生的绿荫中似有巨石掩映，钻进去，赫然出现这块石刻：小瀛洲。望文生义，亦可想见当年此地环境之美。 祠门正前方长长的石阶，既是地势，也是气势。 五贤祠旧貌已不可见，屋舍在文革中被拆毁，现在的规制已是近期复建了。 五贤祠虽是一处尚未开放的景点，但一直有人管理。闭门挂锁是常态，偶尔也会有人进出。这一次我着意探访，居然碰巧可以推门而入。 正殿。也称“仰德堂”。 祠分东、西两院：东为五贤祠，有大门、正殿及东西配殿；西为讲书堂，有正房和西配房。祠后石崖上有题刻“授经台”“讲书台”“千秋道岸”“能使鲁人皆好学”等，多是明清时期的地方政府和学府官员为弘扬儒家道统而刻，证明这座缘起宋代的儒家学府一直影响后世。 北宋学者孙复、石介在此建泰山上书院。理学家胡瑗曾访学至此。明嘉靖年间泰安人在书院故址建祠，祀孙、石二先生，后增祀胡瑗，称三贤祠。清道光年间徐宗干重修时，又增祀明人宋焘和清人赵国麟，遂易名五贤祠。 民国时期由冯玉祥敦促，范明枢、邓长耀撰书的《泰山五贤祠五贤事迹碑记》，记载了五贤的治学事迹。 文革过后，只剩下殿前古柏，无尽沧桑，依然苍翠，见证这个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壮举。 泰山书院的创始人之一孙复（992-1057）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早孤，少年好学。贫寒时为维系学业曾求助于范仲淹。多次应考不第，然治学不辍。来到泰山后仍是“病卧山阿，衣弗衣，食弗食”，“上无斗升禄以养妻子，下无一夫之田、五亩之桑以供伏腊”。但他仍“日抱《春秋》《周易》读诵，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石介《与董秀才书》）。孙复治学多有独到见解，开发出富有时代精神能为当世所用的儒学理论，撰写出《春秋尊王发微》《易说》《春秋总论》《舜制仪》《董仲舒论》等一批论著，被世人称作“泰山先生”，后人将他同石介、胡瑗并称为“宋初三先生”。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一字公操。泰安徂徕人，性格刚强。曾师从范仲淹，二十六岁中进士；曾创建泰山书院、徂徕书院，授《易》《春秋》；曾任国子监直讲，“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官至太子中允。有《徂徕集》传世，主张文章必须为儒家道统服务。他继承孔孟的民本思想，提出“民者，国之根本也。”他还积极主张澄清吏治，简约宽民。后世人们敬称他“徂徕先生”。 东配殿。 石介与孙复志趣相投，一见如故。景祐二年（1035）冬，石介在东岳庙（今泰安岱庙）东南隅的柏林地兴建学馆，邀孙复掌学，且执弟子礼。孙复名其为“信道堂”，作《信道堂记》以志其事，称其志在于发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后来由于岱庙扩建，信道堂址并入岱庙院内。于是他们又到泰山中麓凌汉峰下栖真观旧址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构筑厅室，聚徒讲学，这就是“泰山书院”，又称“泰山上书院”。信道堂原址则被称为“泰山下书院”。
此后两人成为亦师亦友同道人。 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老先生的题字。悬挂在东配殿室内。 西园的讲书堂正房。 清幽的西园。 侍立石，明隆庆年间山东提学使邹善题写，取材于欧阳修《孙复墓志铭》中的一段轶事，孔道辅来到泰山拜见孙复，见石介“执掌杖屡侍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则拜扶之”。石介官阶高，丁忧期间却以弟子礼虚心求师，令人叹服。 斑驳的光影中，仿佛重现了千年前那些静谧的午后时光：老师悠然而坐，或讲经书，或答难疑；弟子们侍立周围，或执经叩问，或切磋研磨；有的已豁然开朗，有的正愤悱待启……学问、思想、性情、品格、胸怀、气度，就这样渐渐生成…… 其实孙复执掌泰山书院不过八年时间，但他的经学思想影响极大，门徒众多，开启了儒学经世致用的新时代，开创了泰山学派。并且把这种教育思想延及太学。范仲淹次子纯仁出自他的门下。 冯玉祥将军留下的石刻文物。千年之后，当他在此隐居，攻读《春秋左传》，著《春秋左传札记》时，也会深深怀想，那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书院时代吧。 祠东有巨石如屋，巅平如台，下临深涧。
泰山书院的创始人之一泰州海陵人（今江苏泰县）胡瑗（993-1059）学习十分刻苦，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说他“侍讲（胡瑗）布衣时，与孙明复（孙复）、石守道（石介）同读于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十年不归。他卧石攻读，得家信，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为纪念胡瑗，人们便把这条涧叫做投书涧了。
明万历六年(1578年)，钦差巡抚赵贤在此题碣“胡安定公投书处”。 胡瑗离开泰山回乡之后，据说曾有过七次不第的遭遇，但他依然在治学与教育的道路上不懈奋进，在今江苏泰州开办安定书院；应范仲淹之邀在苏州授学，后应滕子京之邀在今浙江湖州授学，开创“湖学”；范仲淹新政期间效法他的“苏湖教学法”开办了中央太学；他以布衣之身出任国子监直讲并深受学生景仰。据说老范特意把长子纯佑托付在他的门下。
后人又在他曾经卧读的巨石旁边刻字：景贤石。 胡瑗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主要贡献影响及今：确立了培养“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纠正了朝廷取士的弊病，要求德、智、体、乐全面观察；实施分科教学；推广普及教育；严格校规，言传身教；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及创立了高校寄宿制度。遗著有《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口义》等。 祠东溪畔有石亭，额书“洗心亭”，乾隆四十八年泰安训导周桐等建，上有清人贾培荣题联：“真山水不须图画，大圣贤皆自奋兴。” 亭内有清知泰安府事金启题联：“云过峰头留墨气，水来祠畔度书声。”四面皆为清代人题联。惟冯玉祥在亭内题的标语：“你忘了没有，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去，有硬骨头的人应当去拼命夺回来！”并刻东北三省的面积和总人口。虽可见其抗日救国的决心，但与文物风格略有不符。 每次走到五贤祠，都要特意拐一个小小的弯儿，绕到它的后门，走一走这条最陡峭的石阶路。 莫名的石刻，在授经台巨岩的底部。实在看不明白其用意，权留此存念。有人说是道符。 一向紧闭的后门。门上特色鲜明的中国元素。 非常喜欢后门处这些累叠耸峙的巨大岩石，壁立如天然屏障，却被凿砌出窄而陡的石阶，狭仄处仅容一人通过，通向上面的授经台和后面的讲书台，以及西边的香水峪。 登上授经台旁边的石阶，向西走，就是讲书台。继续向西，通向香水峪的路上，还有“千秋道岸”和“山高水长”刻石。
在这样的环境里修学一定别有趣味啊！ 香水峪，紧邻书院西面的一条山涧。溪水流经这一段，“全石以为底”啊，此时正当水落石出。据说清澈的溪水在这黑色的石底河床上流过，也像是沾染了墨色，仿佛洗涮过笔砚。雨季时再来吧。 所以溪水边有大字石刻“涤砚溪”。只是斑驳的字迹，表明此地如今鲜有人至。
而千年以前，那些温文尔雅的儒家学子们，在完成了一天的学业之后，就会撩起书生标志的长袍下摆，小心翼翼地登上那样陡峭的岩壁石阶，走过崎岖不平的林间小道，到这“清泉石上流”的涧溪中洗涤他们的笔砚。
当这块溪边巨石被刻上“墨舟”二字时，岂不是寄托了求学者们殷殷的希冀与情怀吗？ 或许师生们也会喜欢这样的休闲方式吧，浴乎溪，风乎岩……
自暮春至初秋，这都是最抒情的游戏啊！
青山绿水，鸟鸣林幽。涧水淙淙，宁静清凉。求学的生活也可以这么诗意！ 再回到这块石刻上，“能使鲁人皆好学”，照着资料记载在五贤祠周围寻找相关遗迹，却一直没有发现它。后又专程来找管理人员询问，才得以亲见。其位置隐密，根本找不到的。
原来这是欧阳修赠送石介诗中的句子，是对石介教育活动和贡献的殷切期望与高度评价。
欧阳修虽未来过泰山，但他与泰山书院却有着很深的渊源。
欧阳修与石介是同年好友，政治上志同道合，文章事业上关照奖拔，一向肝胆相照，甚至死而未已。
经由石介，欧阳修与孙复相识，并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书院学生祖无择曾将自己的诗文寄与欧阳修请教，果然得到真诚的回复和指导。
当孙、石、胡三位先生过世之后，他们的墓志铭均由欧阳修执笔亲写。 宋初三先生的治学思想有其共同特点。他们奋起反击佛道思想对儒家道统和国家政治的冲击，通过创建书院来宣扬儒家思想，振兴儒学。他们也通过终其一生的自律克己，苦读勤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若从个性特色的角度来看，更加令人禁不住唏嘘感叹的应该是石介吧。
他是一个坚执到思想上无比单纯的人吧。他敢言直谏，心忧天下；针砭朝廷皇帝之弊，不留情面；写《怪说》抨击宋初浮华文风，横扫西昆体流弊，开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先河；他几乎言必称“道”，刚直端正，竟至别人都不敢在他面前言佛老。
他是一个激扬到政治上太过幼稚的人吧。他热情参与并歌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写《庆历圣德诗》，褒贬过分鲜明。孙复当即提醒他“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范仲淹在外地听说后直言“事败矣”。之后政敌果然从陷害他开始反攻新政，必欲置之死地。历史就再也没有来得及给他一个机会啊，一个容许他政治上成熟和思想上融通的机会！
他是一个无论怎样严谨自守也需要路径奔泻激情的人吧。于是他选择了书法，书体狂狷怪异，竟至于欧阳修都“始见之，骇然不可识，徐而视定，辩其点画，乃可渐通。”劝诫他，“今书，前不师乎古，后不足以来者法，虽天下皆好之，犹不可为，况天下皆非之，乃独为之，何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以教人为师，而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不幸学者皆从而效之，足下又果为独异乎？今不急止，则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那么中肯，他也不以为然。
他是一个情感诉求单一到不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的人吧。最后这次祸从口出的政治打击太过惨痛，直接危及到的不止是他个人的命运，更是他敬重的老师、亲爱的同学、改革的事业、治学的理想……他深受重创，竟一病不起，次年去世。终年仅四十一岁。欧阳修曾说“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后世学者也认识到佛道与儒乃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一体两面，但在文道一统中单向奔突的石介显然无处逃遁。
时代，个性，思想，政治，体制，朋党，君子，小人……数说不清的因素，数说不清的矛盾，数说不清的叹惋……
只有同年好友欧阳修自始至终满怀深厚的友情和宽广的胸怀关心着他。欧阳修在《与石推官书》中坦率地指出他的《怪说》《中国论》等文章“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的毛病；书法太过怪异亦不可取，尤其作为师者。但当他遭到诋毁时就上书力争“介为人刚果有气节，力学，力辩是非，真好义之士也。”当他死后依然遭污时，愤而写《读徂徕集》和《重读徂徕集》以抒不平。当他死后多年终于得以正式安葬时，应其子与学生之请为他写下墓志铭：
先生貌厚而气完，笃学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以为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时，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其喜怒哀乐，必见于文，其辞博辩雄伟而忧思深远。 欧阳修真不愧一代宗师！识人之深，待友之诚，胸襟之广，令人敬佩。他对泰山书院几代师生的全面关心、全力支持、多方提携，又何尝不是对教育事业的深刻认识和社会理想的具体外化呢？ 附：欧阳修《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
先生二十年东鲁，能使鲁人皆好学。
其间张续与李常，剖琢珉石得天璞。
大圭虽不假雕琢，但未磨砻出圭角。
二生固是天下宝，岂与先生私储橐。
先生示我何矜夸，手携文编谓新作。
得之数日未暇读，意欲百事先屏却。
夜归独坐南窗下，寒烛青荧如熠烁。
病眸昏涩乍开缄，灿若月星明错落。
辞来意正质非俚，古味虽淡醇不簿。
千金佛老贼中国，祸福依凭群党恶。
拔根掘窟期必尽，有勇无前力何学。
乃知二子果可用，非独词坚由志确。
朝廷清明天子圣，阳德汇进群阴剥。
大烹养贤有列鼎，岂久师门共藜藿。
予渐谏职未能荐，有酒且慰先生酌。 特意去寻访了石介故里——徂徕镇桥沟村。因为历代后人的景仰与尊崇，他的墓葬及祖茔延续千年，规模宏大，古柏千余棵。只可惜大片的柏林毁于文革，先贤遗迹荡然无存。如今只有无边荠麦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2015年重立的故址纪念碑由著名学者杨辛题字，泰山文化学者周郢题写碑文。 他一定希望并且相信，泰山书院复兴儒学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对后来的理学思想家影响极大，对以后影响中国700年之久的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开启作用，被称作是宋明理学的活水源头。
泰山书院在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泰安县志》称：“泰安旧俗淳朴，士习于孙石遗风，多好经术，重气节。”孙、石之后，泰山兴办书院之风不绝，如明代李如桂的育英书院、宋焘的青岩书院、清代赵国麟的泰山书院、徐肇显的徐公书院、许莲君的怀德书院等等，无一不打出泰山书院的精神旗帜，成为“能使鲁人皆好学“风气的体现。泰山的文化地位大为提高，四方士子纷至沓来，成为泰山历史的又一佳话。 最近岱庙汉柏院南部的原信道堂旧址得以恢复本名。这里汇集了“三贤”“五贤”等的相关资料，还经常举行专题研讨和讲习活动。 五贤祠外的古藤老干。 第四次为“弘毅”而来，终于找到了这块刻石。位置稍远，比我理解的“东南”更东南一点。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三位宋初先贤用他们一生的经历，生动地诠释了这句儒家经典语录。
弘扬儒家传统，弘扬一切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创建自我发展与社会进步和谐统一的未来理想之境，难道不是一个又一个“任重而道远”的美丽梦想吗？难道不需要一代又一代追寻者们宽广的胸怀，坚忍的品质吗？
“真山水不须图画，大圣贤皆自奋兴！”为了那远大的抱负，为了那宏伟的蓝图，为了那来自人类理性精神的趋向完满的一切探索与追求，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