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老师碑帖分享－《刑徒砖志》《东汉少府若卢砖铭》

解放路第二小学

各位老师，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今晚咱们继续分享古帖。中国古代墓志历史悠久，遗存丰富，是古代石刻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中国古代书法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以石质作为载体，千年以来得以保存下来为数不少能基本忠于原貌的古代书法作品，直接的反映了各历史阶段的书法面貌。

墓志究竟起源于何时?学界至少有五种说法：

一是“秦朝说”。 1979年末至次年6月，秦陵考古队在始皇陵封土西赵背户村发掘了32座秦代刑徒墓，清理出残缺废弃的墓瓦文共计18件19人(内有1件刻2人信息)。这些约公元前221至210年刻写下的文字内容很简单，多为记录刑徒的姓名、籍贯。这批秦刑徒墓瓦文，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墓志。

二是“西汉说”。此说主要见于文献史料，如清代学者叶昌炽《语石》引王昶《金石萃编》说：“《西京杂记》称前汉杜子春(约前30-约公元58年)，临终作文刻石，埋于墓前。《博物志》载，西京时，南宫寝殿有《醇儒王史威长之葬铭》。此实志铭之始，今皆不传。”

三是“东汉说”。在学界，1929年在洛阳东北郊出土的东汉延平元年(106年)《贾武仲妻马姜墓记》，由于记死者姓名、家世、生平事迹及死葬日期甚详，被认为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用石头刻制的墓志。学者罗振玉曾为之题跋曰：“汉人葬记前人所未见，此为墓志之滥觞。”(《辽居稿》)。考古学家马衡、赵万里等也都主此说。

四是“魏晋说”。自东汉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以为天下凋敝”下令禁碑，又因战事频繁、政局动乱，以至许多墓葬被盗。黄初三年(222年)魏文帝下诏，决定取消墓地上一切设施和标志。也许是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了将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铭形式。

五是“刘宋元嘉年说”，以往论及墓志起源大多据此说。这是因为早年出土于山东益都的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刘怀民墓志》，是现在已知的最早自称“墓志铭”的石刻。在这块方形石刻上，首题直书“宋故建威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笠乡侯东阳城主刘府君墓志铭”，且志文、颂文俱全，直接证明了这类墓志文字的性质。

在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有16块“东汉刑徒砖”，全国服劳役的人都派驻到洛阳做苦力，死后就找块砖头刻志记铭，记录了刑徒的部属、刑徒性质、狱所名称、刑名、姓名和死亡日期等简略内容，与死者尸骨共埋。比如其中一块“东汉少府若卢砖铭”上书隶书23字，文为：“右部无任少府若卢髡钳徐孟延平元年六月十九日物故”。朱晓辉认为，刑徒砖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挺人性的”。这周咱们就来分享东汉《刑徒砖志》和《东汉少府若卢砖铭》，大家一起学习。

《东汉少府若卢砖铭》，为东汉砖，砖宽28厘米，高24厘米，厚11厘米。存铭23字，隶书，刻于延平元年(公元106年)，文为:右部无任少府若卢髡钳徐孟延平元年六月十九日物故。现收藏于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

《东汉少府若卢砖铭》。据古籍记载，“西汉杜子夏临终刻石，埋于墓前。”（迄今尚未发现实物）也诈，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墓志。至曹魏两晋，因魏武帝以天下凋敝而禁立碑，尔后晋武帝又诏日：碑表私美，兴长虚伪，墓大如此，一禁断之。于是，遂转立碑为墓志埋葬地下；埋志之风遂盛，至北朝魏齐盛极。最初的墓志并无定例。其形状有圭首碑形，有赑屃龟状，亦有四角方柱，或梯形方版，类似墓碑。但是就一般而言，早期的墓志有额、有阴、有侧、有题名，一如碑刻。北魏以后，方形墓志始成定制。

《刑徒墓葬砖铭》，东汉石刻。在洛阳汉魏故城的南郊，今洛阳堰师西大郊村的一片高地上埋葬着大批东汉时期的刑徒，这就是著名的东汉刑徒墓地。它占地五万平方米。60年代初，文物部门对其一角进行了发掘，在二千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有五百二十二座刑徒墓。墓为长方形竖穴，长130-230厘米，宽40-50厘米不等，深不到1米，除了刻有简单文字的残砖外没有任何别的随葬品。共出土志砖八百多块。从砖铭上得知这批墓葬起自永元十五年，止至延光四年，以永初和元初的人数为最多。地域涉及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各州的刑徒，如豫、兖、司隶、冀、青、徐、荆、并等州，以县计共有160多个。其中豫州最多，占三分之一；兖州居其二。

“刑徒墓砖是古代犯人死亡后用以记录其名籍、生卒年月等内容的刻划砖铭，与死者尸骨共埋，相当于墓志铭。刑徒砖真实记载了当时文化和社会的一个侧面，无论是从史料还是艺术性来说，都具有较高的价值。刑徒砖因用于犯人，故制作相当随意草率，大多数为民间刻工直接以刀刻划而成（少数先朱书而后刻）。又因其铭文刻画草率，故多具天真、质朴、凌厉、奔放之韵味。

刑徒墓砖其实清末时就有出土。清《陶斋藏石记》和《恒农冢墓遗文》都曾有过记载。1964年洛阳南郊发掘了五二二座刑徒墓，墓葬砖得以大量的出土，砖上的铭文书法亦渐被重视。在发掘中我们知道这些墓葬砖的铭刻时间在公元103——公元215年期间（永元15年——延光四年）。

现有的资料证实，这些刑徒墓葬砖上的铭文有先朱书而后刻者，也有直接以刀刻划者。大概是因为对待那些死去的刑徒不必那样认真的缘故，铭文刻画多草率。用刀之法有些象秦诏版中简率的一路，使人感受到天真，质朴，奔放不羁的美。按情理《刑徒墓葬砖铭》当属汉砖类，然观其拓片却没有汉砖和汉瓦当那种凝重美，据说刑墓砖是把砖头磨光后，再刻上铭文的，非翻模所为，所以它不类汉砖拓片，倒很象汉金器上的凿刻铭文。当然它纵横舒展，用不着象汉金文那样受装饰趣味的约束，它大小随意，也用不着象简牍文字那样排列成行。最妙不过的是几乎不用波挑，但隶书特征，体势全在，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1964年，中国科学院派驻洛阳的“汉魏故城工作队”，对地处雒阳的刑徒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考察，取得重大收获。雒阳刑徒墓地，位于河南洛阳市与偃师市相接壤的汉魏雒阳故城南郊偏西南处，墓地面积大约有5万平方米，发掘清理墓葬522座，出土刑徒人骨架432具，出土刑徒砖志823块，除去无字砖或当时无法摩拓的残损砖，共取得783块墓志拓片。如果加上清朝末年出土的刑徒砖志，总数应有千方以上。

《刑徒砖志》每砖起有无任”与“五任”字样。实为刑徒死前身份等级的认定，“无任”是指没有技能可供役使的刑徒，一般服劳役时要带刑具；“五任”是指有技能的刑徒，一般指能够操作木、金、皮、设色、博植五事技能刑徒。洛阳刑徒墓志砖的书法价值极高，因时期为汉代，故通用书体为隶，而刑徒砖的书写是隶书最实用性的方式，结字变化非常丰富。由于书写介质为随形的废弃的城砖，故汉字的笔画和空间处理上章法丰富奇特。此做为书法重要文献以重视，无疑会对习隶与篆刻朋友有一定的借鉴。

《刑徒砖志》年代在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至永宁二年(121)年初。刑徒墓都是极窄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排葬密集。每排间隔约0.5~1米，墓与墓的间隔20~40厘米，最密集处仅相隔10~15厘米。薄棺装殓，很少随葬品，一般在棺上扔置青砖一或二块，砖上镌刻死者姓名、刑名、输作前的郡县狱所，以及死亡日期等。输作前的郡县狱所遍及9个州所辖的39个郡国167个县。经鉴定，刑徒绝大多数是男性青壮年，脊椎骨有明显的劳损痕迹，有的骨骸上留有被器械刺杀、砍击造成的创伤。这表明刑徒多是在强制性的沉重劳役下折磨致死，有的是受酷刑死亡或遭残杀的。

《汉书·刑法志》记载：“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狱所，其冤死者多”。其中最早的年号是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最晚的年号是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刑徒砖志的铭文，是先用朱笔将要刻的铭文写于砖面上，然后再依朱笔字迹刻出。铭文都是自右向左写刻，全部用隶书。有的书法刻工相当规整，也有比较草率的。刑徒砖铭，是除碑刻、简牍之外数量最大的一批汉代书法资料。砖铭内容主要是记录刑徒的部署、无任或五任、来自郡县狱所、生前判罚的刑名、刑徒姓名、最后是死亡年份日期。

所见刑名共有4种。一为髡钳，是五岁刑，“剃发曰髡”，颈带铁钳服刑，为最严酷的刑罚。二为完城旦，是四岁刑，较髡钳略轻，不剃发服刑。三为鬼薪，是三岁刑，主要是上山砍柴“伐山之薪”，女刑徒择米也。四为司寇，是二岁刑，文献称“男备守、女为作”服劳役，在这四种刑罚中，记髡钳的最多砖铭中记有“左部”或“右部”，它们都是专门管理服劳役的刑徒的机构。刑徒死亡后，立有专门登记的簿册，砖铭很可能是根据簿册上所记的内容而书写的。

按情理《刑徒墓葬砖铭》当属汉砖类，然观其拓片却没有汉砖和汉瓦当那种凝重美，据说刑墓砖是把砖头磨光后，再刻上铭文的，非翻模所为，所以它不类汉砖拓片，倒很象汉金器上的凿刻铭文。当然它纵横舒展，用不着象汉金文那样受装饰趣味的约束，它大小随意，也用不着象简牍文字那样排列成行。最妙不过的是几乎不用波挑，但隶书特征，体势全在，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以后，朝廷多次赦免囚犯徙边，东汉更是大量以刑徒为兵，边地军队中有大量的弛（施）刑徒与复作徒，他们因此也享受上述待遇，无形中提高了刑徒的地位。这对于改善其它刑徒的待遇也不无推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初年以来人为天地最贵者思想的流行与深入，统治者对于奴婢生命开始比较看重，到东汉时期，光武帝更是多次放免奴婢，刑徒自然也会惠及。前引建武二十二年因地震诏中就恩施刑徒，云“徒皆弛解钳，衣丝絮”。《后汉书·钟离意传》记载的光武帝时的一个故事不仅反映了钟离意个人对刑徒的态度，也间接反映了光武帝的态度。

汉文帝查处淮南王刘长时，刘长为灭口，杀掉了参与谋反的开章，“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又阳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葬此下’”，按照颜师古的解释“表者，竖木为之，若柱形也”。既然是制造假象，理应选用最流行的办法，可以想见，墓葬封土上树表，表上注明死者姓名、墓葬位置之类应是普遍的做法。又《后汉书·盖勋传》记述中平元年（184年）他在狐槃为羌胡所围，示其宁死决心时“乃指木表曰‘必尸我于此’”，盖勋说此的背景应是下葬后有“表”是通行的葬法。后来“表”则发展成石制，并置于墓内。这类标志亦有称为“楬”的，称呼虽不一，或有大小之别，均是木制标牌，皆用来标识墓的方位与死者身份，与唐令中的“牓”类似。

墓中发现的墓志砖多为2块，其中之一原来可能就是放置在封土外，起到“牍”的作用，标志其下死者的所属与姓名，随着棺木腐朽塌陷而落在尸骨上，形成发掘时的状况。此外，那些数量不多的空坑以及一些墓坑中存在2块以上墓志砖的现象说明部分死者家属迁骸，表明东汉时已经存在“仍下本属，告家人令取”的做法。另发现这些刑徒被埋葬后，这些墓被保存的时间很短，有的过几年就被重新挖掘出来另葬新死的刑徒。这些应是原有的尸体被家属迁走后墓坑的再次使用。

有个墓坑除了死者上身、下身分别有一块刻有“宋匡”铭文的墓志砖外，人骨架下还发现了11块残旧砖志，有阮福、孟孙、张孙、孙乐等人名，物故时间按先后为元初六年（119年）二月四日（张孙）、元初六年六月十六日（孙乐）、永宁元年（120年）八月二十四日（□玉）、永宁二年（121年）六月十二日（孟孙），因墓内棺木已朽，这11块发现于人骨架下的砖原来应在棺木下面，当是家人迁葬，葬坑反复使用的证据。。埋葬在此坑中的多位死者家人恰好将尸体迁走，墓志砖则留在坑内。从此墓看，迁葬有时还是比较迅速的。迁骸若能实现，墓葬上必有标识，不少墓志砖刻有“死（尸）在此下”，发掘者统计带有这种文字的墓志砖最多，此乃标识死者位置的用语，从侧面证明了封土外必然“立牍于上”。上述现象亦从新的角度证明该墓地属于“权殡”之所。

东汉洛阳刑徒寄葬墓地对死者的处理方式尽管与唐代的令文存在相当的一致性，毕竟两者之间相隔五六百年，必须考虑此条规定是否仅通行于唐宋，还是沿袭前朝的成规？目前见到的类似的规定最早见于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九月诏书。文曰：自今京师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狱致死无近亲者，公给衣衾棺椟葬埋之，不得曝露。

这一规定金关针对的是尚未判罪而收押在京师与各地牢狱的囚犯，与上引《狱官令》广及系囚、在路的流移人与服役的流刑犯、徒刑犯不同，但死后处置的做法基本一致，只是史家叙述简略，许多细节无从知晓。此诏书后来是否转化为律令而称为唐令的远源？《魏书•世宗纪》正始三年（506年）四月丙寅下诏掩埋洛阳死去的“孤老馁疾”，说：“或有孤老馁疾，无人赡救，因以致死，暴露沟堑者，洛阳部尉依法棺埋”，“依法棺埋”之说表明此时应已有法律，针对无主尸体规定由官府提供棺木并加掩埋。此法何时制定，孝文帝30多年前的诏书与此有无关系，均不清楚。实际上，即便此诏书距东汉结束也逾250年。要想将其与东汉的做法联系起来，还需要其它的环节。

早在楚汉鏖战中，刘邦就曾下令：

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结果“四方归心焉”。结合先秦以来的葬俗，这一规定在当时或是罕见的举动。此举不仅官府要提供衣服与棺木，还要负责将尸体运回死者故乡，花费用自是不菲。必须注意的是，死后使用棺木装殓本是先秦以来拥有一定身份与实力者才能享用的，平民死后不一定能使用棺木下葬，牺牲疆场者常常就地草草掩埋，对于敌方尸体则堆积并加封土，筑为京观，此令体现了汉廷对阵亡将士的礼遇，产生“四方归心”的效果并不意外。

高祖八年（前199年）十一月朝廷又下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较之数年前的规定，官府对于阵亡将士的待遇更为优渥。除了提供葬具，送归故里，还要加以祭祀，下葬时所在县的主要官吏亦需出席，真可谓备尽哀荣。不妨对照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对返家的韩福等行有义者的安排。诏书规定“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这些人死去不过赐衣被，没有包含葬具，祭祀的规格可能略高，却无长吏视葬的要求。

西汉后期以降，因各种原因死亡的百姓，若无亲属营葬，朝廷或官府往往也要负责提供棺具或购买棺具的钱。西汉成帝河平四年（前25年），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其为水所流压死，不能自葬，令郡国给槥椟葬埋。已葬者与钱，人二千。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由朝廷提供棺槥掩埋死亡灾民的记载。宣帝时黄霸为颍川太守，郡中“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对于此类弱势人群身故，官府显然要提供善后安排。王莽时对于因抵抗刘快起兵而死者提供“葬钱，人五万”亦是沿用旧制。不过，因有褒奖之意，葬钱的数目比平时高出不少。

西汉宣帝时赵广汉为京兆尹，捕得两劫犯，到冬天当处死时，“预为调棺，给敛葬具，告语之，皆曰：‘死无所恨’”，此事既然载入史书，恐怕当时类似安排并不普遍。又如东汉建武初年，虞延任汝南郡细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徒系，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德，应期而还。有囚于家被病，自载诣狱，既至而死，延率掾史殡于门外，百姓感悦之”，这是由官员安葬死囚，史书提到的“门外”不知具体所指，狱门抑或城门？且属于个案。从百姓感悦的反应看，当地民众高度认可虞延此举，似乎表明光武帝初年此举或许尚未形成惯例或制度。上述做法大规模应用到囚犯与刑徒身上，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无论国内的各种土木工程建设、陵墓营造、矿冶开发，还是对外从军征讨四夷，戍守边地，刑徒的劳役是汉帝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和兵力的补给来源。实际秦代就是如此，修建阿房宮与秦始皇骊山陵墓据说征发了七十多万刑徒，秦灭亡与此类征发不无关系。汉代的刑徒在劳役中亦饱受虐待，西汉成帝时就集中爆发了几次刑徒起义，这几次起义当是其中规模较大者，因而见于史书，零星的反抗应该更多，更频繁。西晋时是“徒亡日属，贼盗日烦”，汉代也好不到哪里。这些反抗活动无疑也会迫使汉廷关注刑徒的生活与待遇。西汉元帝以后的赦令中多包含了针对囚犯的内容，与此不无关联。

刑徒砖，无论从文字构成，还是意识形态，看似草率，却将汉隶质朴纯真的一面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类砖文都是用尖锐的金属利器在坚硬的残砖上刻画而成，故笔画多为瘦硬挺劲。书刻者并非所谓民间野手，而是监管刑徒的胥吏或刑徒中有文化的人所书，书刻可能为同一人，也可能经一人书写后，再由另一人去刻。刻时不加修饰，一刀一笔，很少有圆转笔画，刻时上下起讫视其方便而刻，故砖文无笔势可言。书刻者无矜持拘束心态，又需急就，故书刻简率，放纵恣肆，相同方向笔画往往一气刻就，看似散乱，而能自然成势。无不透出凄楚、悲怆和激愤的情调。

这周的古帖学习就到这里，大家一起学习，谢谢。周末愉快。易水寒老师经典碑帖分享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