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我记忆中的人生往事(上篇)

意义深长

编揖/文字：意义深长

(原创)

图片来自：网络(笔者经过动态、图片合成制作)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五十多个春秋悄然而去。这其中，有太多太多的往事总是无法遗忘。人至暮年，时常勾起我童年、少年以及之后的陈年旧事，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历历在目。

五十多年前的苍桑岁月，艰辛苦涩，雨雪风霜，埋藏着许多鲜为人知，难以言表的故事。这段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至今，永远铭刻在我的人生记忆里……

然而，有必要用图文的方式表达出来，更启示后人及晚辈们能感悟这段，耐人寻味的始末。

-----题记

　　↑这座标志性的建筑，大概老抚顺人并不陌生，它就是抚顺龙风矿井架(龙风人称之为：“大架子”)，它始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至今已有近九十年的历史。它是世界上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座地标性建筑物。“T”型的结构，橄榄绿的颜色，风雨剥蚀的外表，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心里都会留下沉重而留恋的回忆。

它历经几代风霜，展示着百年老矿的历史沧桑。如今，它仍然雄风犹在，站在井架之顶，俯瞰四方，一览无余，全市景色，尽收眼底。确有：“一览众山小”的感概。(然而，这一切都成为历史，由于资源的枯竭，技术的落后，于1999年宣布破产。并在2003年被确定为省级文物，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遗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1935年)，正是日本在东北的统治时期。由于关内连年的灾荒，大批的农民纷纷从山东、河北、河南等地闯关东来到了抚顺，从事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干着随时丧命又特别艰辛的采煤苦力。受到了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残酷折磨。这座“T”型的大架子，它忠实的记录了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煤炭资源的罪恶历史，是侵略中国的铁证。(据史料记载：每出2.5吨煤炭就有一人丧生)

　　当年二十六岁的父亲，就是在这个时期冒昧的从河北老家来到了这个即陌生，又举目无亲的抚顺，在这里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漫长之旅。

在东北日伪统治时期的抚顺炭矿，独自闯关东的各地农民，想在矿上找一份工作，也是要经过日本人层层检查的，(被日本人骗来的劳工除外) 首先，要登记个人信息，采像，编号等。通过检查之后没发现什么问题，才能办理一份“矿工劳动许可证”。如果，一旦查出你有可疑的痕迹，(如：手上有枪茧，身上有疤伤等)都有可能被抓进监，乃至于丢掉了性命。

日伪时期的龙风矿(1935年)，日本人称之为：“抚顺炭矿东乡采炭所”，当年父亲来到这里时，劳工们的生活，条件十分困苦，居住地一般都是半地穴式工棚。工棚没有窗户，夏天闷热潮湿，蚊虫滋生叮咬，冬天寒风刺骨，冰冷难耐，生命没有保障，工钱被层层盘剥，可以说日伪时期的劳工生活是社会上的最底层。

听父亲讲过，他们吃的是劳工集体饭，饭食十分简单，一天上下两顿，全是高粱米，莱少的可怜。就是那高粱米，也是只碾压了一遍的粗米，皮壳没有完全脱掉。每顿饭规定二十分钟，哨子一响，就得扔下碗筷，赶紧干活，稍微有一点迟缓，监工的日本人或是二鬼子，(汉奸) 轻者拳打脚踢，重者皮鞭抽身。

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有一次，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他侥幸逃过了一劫。那是他刚刚升井不长时间，井下便传来了瓦斯爆炸的消息，工头不让救治，几十名劳工的生命瞬间死去。据说，当班的日本“把头”，为了追求产量，劳工们发现井下瓦斯有问题时，日本工头不顾劳工生死，即不检查，也不排除，强行送电，由于马达启动时产生的火花，造成了这起爆炸的后果。听说象这样类似的事故是常常发生。日本为了掠夺资源，不顾一切，在十分恶劣的采煤环境下，不惜用劳工们的生命换取煤炭为代价。

可想而知，当年的劳工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极度悲惨，每时每刻都在苦难中挣扎。正是日本人的残酷剥削，生活和安全得不到保障，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严重的影响了日本人对煤炭的开采，他们为了更多更快的掠夺煤炭，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招用劳工，打着所谓的提高劳工报酬，改善劳工条件的谎言，用种种欺诈哄骗的手段，变着法的糊弄劳工们，为他们招募那些穷困潦倒的至亲贫友来充当劳工，无遗的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煤炭资源的丑恶嘴脸。

1937年末，父亲接到河北老家的来信，告之祖母病重。父亲只能向日本矿主告假，说明家事原由，经过几番周折之后，才得到矿头的允许，并委派同乡在矿上管事的“二把头”的监视下回到了河北老家。

父亲此次回老家办了两件事情，一是给祖母医好了病；二是经媒婆牵线搭桥认识了母亲。

1938年初，这年二十九岁的父亲，经媒人的介绍与母亲相识。当时的媒人为了圆成这桩婚姻，使出了浑身解数，隐瞒事实，花言巧语。俗话说：“当差的腿，媒婆的嘴。”凭借着她那三寸不烂之舌，在姥姥家把父亲说的是天花乱坠，只字不提父亲的家境如何，兄妹多少，男方年方几何。只是一个劲的夸父亲在外有工作，每月能挣多少钱，含糊其辞的说：岁数吗，比姑娘大几岁等等好听的话。姥爷家是个地道的庄稼人，憨实厚道。听了媒人的一番介绍，全以为真，也就一口答应了。那个年代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际上，父亲比母亲整整大了十三岁，很显然，媒人在我姥姥家是完全隐瞒了这一点。

母亲是一个贫苦出身的孩子，从小没进过学堂，目不识丁，就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姥姥家中兄弟姐妹多，家境贫寒，生活很难维持。不得以，母亲十六岁时就嫁给了父亲。婚后，她跟随父亲来到了关东抚顺，在这里她练就了特有的钢毅性格。她十七岁那年(1939年)生下了第一个男婴，但是没多久就夭折了。第一个孩子的离去，对母亲打击很深，极度伤心！她祈求上苍为她保佑，不为别的，只是为她今后的人生路上能顺畅一些。也许是她的真诚打动了上帝，感动了上苍，1941年我的大哥顺利降生。(父母特为大哥起了个乳名叫长锁🔒，还找了个银匠打了一把银锁，挂在脖子上，其用意可想而知。我曾经见过大哥小时候百日的一张照片，胖胖的脖子上戴着一把银锁。)从此，她一生中与父亲在抚顺生养了七儿一女。我的大哥、二哥、英年早逝的三哥、四哥、姐姐、我和两个弟弟都在这矿区“大架子”的见证下，土生土长。

母亲是一位平凡而质朴的家庭主妇，她勤劳善良，中和妯娌，邻里和睦，任劳任怨。在那个极度贫苦的年代里，她整日忙忙碌碌，一生中含辛茹苦，为儿女们她付出了自己的全部。

母亲虽然不完全是小脚伶仃，走起路来多少和正常人慢上半拍，但却精明能干，有一双灵巧的手，干得一手好活计。她常给我们说起伪满时期自己开了个手工卷烟铺，开始学习制作，后来技术熟练，逐渐得心应手，晚上有时通宵达旦，白天摆摊叫卖，虽然十分辛苦，但为了生存，也是乐在其中。除此之外，她还给人家整天整日的摊烙过各种煎饼，每日一烙就是几十斤，烙完了还要尽快的叠好每一张，不能耽误店主往外售卖，常常是饿着肚子干，有时一边叠着遇上了破碎的、糊了的煎饼就顺便垫巴一口，也就算是吃了饭。就这样起早贪黑，日复一日的忙着，受的苦，挨的累，遭的罪真是无以言表。尽管如此，多少年来，母亲一直用她那勤劳的双手，帮衬着父亲，操持着家务，干了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各种杂活。用母亲自己的话来说：“目的只有一个，那个年月不干不行啊！为了全家生存，再辛苦也值了。”

　　到了1942年，老家连年饥荒不断，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无奈，三叔、老叔、还有大爷家的大堂兄领着两个庄亲一行五人来投奔父亲，要求在矿上给他们找一份工作。那时，我们家境也不好过，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更加重了生活上的艰难。没办法，父亲只好通过矿上的“二把头”，给他们安置了下来，统一住在劳工们的大木板房里。那时期，日本人统治的煤矿正赶上缺人，他们也没办理任何手续，简单的做了登记，就安排到了矿上去采煤。初次入井，他们没有任何经验，跟着老劳工们屁股后面干，黑洞洞的矿井里，微弱的矿灯光，使他们整日胆战心惊。工作艰苦不说还夹杂着危险，吃的、住的条件极差，冬天的寒冷，夏天的潮湿，极端的恶劣环境，使他们忧心忡忡，没干上一年，实在忍受不了了，就跟父亲表明，执意要走。结果，在父亲一再“小心”的叮嘱下，他们开完了工钱偷偷摸摸的跑回了老家。(他们这段短暂的经历，在后来的“文革”中期，给父亲留下了无尽的后患，乃至于一生中的痛苦。)

转眼到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之后，1946年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又挑起了内战。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蒋介石的反动政府的统治。得民心者得天下，1949年10月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劳动人民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力。

全国解放后，父亲在矿上工作积极认真，任劳任怨，在采煤一线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经验，业务超强熟练，常为矿上生产出谋划策，贡献突出，历年来多次给予奖励，几次被评定为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等称号，并在1957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我记事起，我家面积不大的北墙上，就挂满了父亲的各种奖状和荣誉镜框，我为此引以为荣。

1958年，母亲生下六弟之后，乳房生了疮(俗称闹奶头)。开始由小变大，皮肤肿烂，感染化脓，痛疼难忍，去了多家医院久治不愈，反而，乳房溃烂面积越来越大。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到处求医问药。俗话说：“有病乱投医”，在多方询问下，找到了一位偏远农村的老中医，用他祖传自家熬制的药膏加上配制的中药秘方，经过他的精心治疗，凭借着母亲顽强的毅力，慢慢的得到了恢复，持续了百天，开始消炎、封口，渐渐地好转，后来居然痊愈了。

1959年春季，正值国家遇到经济困难时期，有一天收到了母亲山东老家二舅的一封家书，大概内容是：老家出现严重春旱，庄稼颗粒无收，难以维持生计，想扑奔姐姐处找一份差事谋生等等。老话说：“姑舅亲，辈辈亲，砸断骨头连着筋。”父母商量之后，二话没说立即回信让他们来。于是，二舅一家五口，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侄儿和一个未满周岁的侄女投靠而来。父亲通过托人找关系，给二舅在矿里找了个临时工作，并把全家的户口落下，(那时户籍管理比较松驰) 这样全家人才算是安置了下来，从此一家在抚顺繁衍生息。

时隔四年，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三舅母带着两个孩子来投靠当时住独身宿舍的三舅。(三舅是抗美援朝转业的退伍军人) 由于那时矿区家属宿舍紧张，也是父母二人想方设法，借房、租房把她们妥当安置在身边。但当时政府对城市的户籍控制和管理的严格，外来人口无法落户，(那时称之为“盲流”) 吃的、穿的、用的等都受到影响，特别是孩子上学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种种原因，住了两年之后三舅母带着孩子返回了山东老家。两年的时间里，在那个粮食极度短缺的年代，父母亲想尽一切办法，力所能及的周济她们，认可自家人忍饥挨饿，也让她们吃饱肚子，彰显了一个善良母亲的本性。

母亲心肠软，乐善好施，更看不得任何人有吃苦受罪的场景。在五、六十年代，由于各种原因，关内农村在外乞讨的人很多，拖家带口，穿的破衣罗嗦，挨家挨户的敲门讨要。每次讨到我家时，母亲都是尽可能的给他们一些吃的、用的，实在没有也决不让他们空手而去，在衣兜里掏出个一分、两分的接济给他们，反而内心感到十分的欣慰。

父母几十年的风雨坎坷，苦难岁月，我却寥落几笔，没有完整、全面的体现出来他们那段，在灰暗岁月里的颠沛流离、酸甜苦辣、多灾多难的真实写照。我真的很想通过更多的文字，记录下父母早年时期的亲身经历。但是知之甚少，好在父母在世时，常常给我们讲起他们那段过去的往事，才有了今天的追叙。感恩二老：给了我回忆，给了我铭记，给了我撰写的机遇，用我拙劣的文笔，叙述那段遥远的过去！

(注：以上这段叙述，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常给我们讲述的以及我所见到的。)

　　如今，静下心来，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再次寻觅、抚摸那个遥远的岁月。脑海里挥之不去的童年琐事，呈现在我的眼前，那，就是过去、是记忆、是亲情、是永远断不开骨肉相连的血脉。

假若，回忆是一本翻旧了的书，那么有些情节唯有沉淀之后，更加历久弥新。常言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一家有一家的故事，一人有一人的往事，我记忆中的那些点点滴滴的陈年往事，只能从我七岁那年，懂事说起。

我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矿区“大架子”周边度过的。那时候，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较低，但很多有趣的民间传统游戏和自己动手做的各种娱乐玩意，仍然带给了我儿时的欢乐和开心。至于，什么吃的、住的、穿的、行的…… 那个年代就得用一个字来概括：“难”在我记忆的童年里，只有玩是我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

说起“吃”的如何；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有些事情我不可能一一记得，因为那时候我还小。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国家遭遇了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前苏联的背信弃义。对吃的来说，就别说有多困难了，一个家庭能吃上一顿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我清楚的记得，我的三哥就是在国家最困难时期去逝的，那年他才十六岁。由于经常吃不饱，加上我母亲特别疼爱我舅舅家的两个侄儿，每次来我家时母亲都把好一点的东西给了他们吃，总认为我三哥比他们大的多，能让则让。可站在旁边的三哥看着总是生气，久而久之得了病，几次住进医院，但还是在1963年的冬季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记得那天送他走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们都哭的昏天地暗，泣不成声。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提到“住”的如何；就更不用说了，住的十分紧张。那时谁家里的孩子都很多，房子住的都不宽绰。从我记事起，我家就一直住在矿上分配给的平房里，面积不大，包括厨房也就二十几平米吧。矿上一栋栋青砖青瓦的平房顺着山坡而建，每一栋住着六户人家，每户的面积都一样。我家人口多，八、九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一盘用砖砌成的大火炕，晚上睡觉时一个挨着一个，想翻个身都很不容易。1962年我大哥结婚了，实在没住处，父亲在距我家不远的一块莱地里，用平常省下来的所有积蓄，给大哥盖了两间不算大的平房，多少改善了一下住的条件。又过了两年，紧挨着我家老房的前面又接出来十多平米一面坡的偏厦子，屋里砌了一面火炕，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当时二哥、四哥和我住在这里，虽然不算宽敞，但总算暂时解决了一些住的困难。再后来二哥上了市属的技校，时不时的回来住上两天，我们更显得宽松了许多。

谈到“穿”的如何；那时对我这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来说，并不太在意，因为那个年代，国家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倡议。而且，实行的又是计划经济，统购统销，供应制度，粮、油、布、肉、蛋、鱼等一切物质，商品都是凭票购买。那时候家里不仅缺钱，即使你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商品，因为每个人发放的票据是有限的。假如，平常和过年时能穿上一件母亲做的新衣服，那真是即高兴又得意，甚至跑到外面向小伙伴们显摆一番。尽管是粗布粗线，不时尚，不好看，但穿起来实用，暖和，从来不觉得冷。说实话，我从小就是穿着哥哥们穿过的衣裤长大的，那年代家家都不富裕，谁家兄弟姐妹都好几个，衣裤都是老大穿小了给老二，姐姐穿短了给小妹，家家如此。我记得，一件衣服要穿很久，一年四季从没穿过内衣内裤，一套黑色的棉袄棉裤就可以过一个漫长严寒的冬季。

记得那时我穿的鞋大部分都是母亲做的布鞋，一双鞋会有好几处补丁，常常出现脚趾头露在外面，但也不觉得尴尬，因为谁家孩子都那样。如果谁家的孩子能穿上一双解放牌的球鞋，那是特别自豪的。我们东北的冬天特殊的冷，我小时候，冬天常穿的一种鞋叫：“靰拉鞋”(乌拉草)是用一种东北山里特有的草编制而成的，外表看着不太好看，但穿上特别暖和，有时为了美观，母亲常在鞋的表面上缝上一块有色的布，给外人留下了，这位母亲是多么的细仔和精心的深刻印象。

　　聊起“行”的如何；由于，抚顺地处长白山脉的交接地带，三面环山，以山地为基础，以贯穿浑河谷为骨架，以众多的山间沟谷为网络，自然景观：起伏不平，低山丘陵的地貌特征，给抚顺的交通似乎增添了不便。因此，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城乡人们的出行不是很便通顺畅。那时如果谁家要是有一辆自行车，可是如获至宝，令人羡慕，按现在人们的说法，太奢侈了。我记得六十年代时，我大哥就有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很少见他骑过，放在屋里用布盖着，整天擦得锃亮，谁要是想借用一下，那简直比登天还难。记得我是十一、二岁的时候学会骑自行车的，那是我的前邻小伙伴家有一台破旧不堪的“26型”自行车，车身零件不全，除了铃铛不响，没有不响的地方，连车把都会随时变向……那时马路上很少有车辆行驶，初学车时，东奔西撞，身上磕的青一块紫一块的，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在我的记忆里，城市的周边地区不通公交车，市内中仅有的几条公交线路也屈指可数，比起其它的城市少的可怜。当年，全市的主要运输工具就是矿区的有轨电车，它贯穿着全市几十公里，它即承担着煤炭向全国各地转运的任务，还要担负起全市职工和市民的客运及出行，尽管是受时间和固定轨迹的限制，但它仍然是全市人们不二首选的出行主要工具。我记得当年乘坐电车时，就是一个字：“挤”。挤的人啊喘不过气来，甚至于有很多人干脆就挂连在车门外面，看上去十分危险。我曾经不止一次的看到过，有多少人命丧在车轮之下，血肉模糊，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啊！断胳膊断腿的可以说不计其数。我十几岁的时候，也常常被小伙伴们鼓动去遛车、挂车，有时为了逞能，车进站还没有停稳，就一个箭步从车门飞驰而下，顺着车的惯性跑出去几米远才站住，事后想起来都后怕，为这事，父母没少惩戒我。

(据记载：抚顺电铁建成于1904年，至2009年客车停运，历尽百年沧桑，“咣当、咣当”的电车声，从此留在每个抚顺人的记忆中。)

　　讲到“玩”的如何；我十天十夜都讲不完，玩是孩子们的天性。童年的世界，给了我欢乐和开心，尽管童年的时光非常短暂，但它对我来说是永远抹不去的最美好的回忆。

那个时候我们玩的东西很多很多，大部分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先说说冬天吧，东北的冬季时间很长，从今年的十月末至明年的四月底，长达半年之久。不知什么原因，那个年代的冬天，寒风刺骨，特别的冷，地冻的裂口子，电线冻的“嗡嗡”作响，板油马路上很难看到有车辆行驶，厚厚的积雪一冬天没人清扫，长时间的踩压，使得路面湿滑而锃光瓦亮。山坡上松软的雪厚厚的，这就给我们创造了天然“玩”的舞台。我们自制的冰车，脚上穿的冰滑子发挥了神通，你看，在坡中的马路上，山岗上，坐着的，站着的顺坡疾驰而下，那矫健的身姿，优美的动作，你追我赶的勇气，那叫一个快呀！爽啊！有时不慎摔得个四仰八叉，鼻青脸肿，却从不当回事。玩的忘掉了一切，特别的投入，感到疲惫至极的时候才回家。

特别是进入了阴历的腊月，河沟里，泡子里冰面上已经冻的厚厚了，在上面行走的人很多，一群群，一帮帮的孩子们，自己动手用木头刀削的冰嘎(陀螺)，在冰面上吆喝着，“噼噼啪啪”的鞭子声，抽得冰嘎飞转，天气再寒冷，也感觉不出来了，反而全身到暖和起来。要是赶上每次下了大雪之后，就更热闹了，堆雪人的，打雪仗的，滚雪球的，个个玩的不易乐乎，甚至，饭都顾不上吃，真是非常开心。

对我来说最开心，最有意思的一种游戏是矿区孩子们独创的。就是“打铁瓦，捉娘娘”，参加人员至少要六人。首先，选择一块比较宽敞的场地，也可以因地制宜，因为那时候车辆少，小马路，土路上都可以玩。游戏规则很简单，两平方米大小的面积，坚立好六块砖，分别代表的是“皇上”和“娘娘”等等。。六块砖摆放完毕之后，玩的人就开始把自己手中的铁饼向前投出，按照扔出去的远近，分别出先后，远的先投，以此类推。打倒哪块砖，那块砖就归你了，所有的人都是奔着“皇上”这块砖投的，因为本游戏是“皇上”说了算。谁要是打着“娘娘”这块砖的话，你可就遭大罪了，就得被这另外四个人牵着(牵鼻子)、拽着(拽耳朵)、踢着(用膝盖踢屁股)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喊着：“打金鼓，过金桥，问问皇上饶不饶！”“皇上”如果说：“不饶！”这四个人还得是连踢带拽继续往前走，只等到“皇上”说：“饶了”这四个人撒手就往回跑，这时候“娘娘”就像疯了一样追赶这四个人，如果抓着其中的一个，这个被抓的人就得把“娘娘”背回原来玩的位置，这个游戏就算结束。现在，因为时代的不同，这种游戏再也看不到了，它只能慢慢的沉淀在我的记忆中！

　　“啪叽”听着好似带响的声音，其实它是我们儿时玩的一种玩具，也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这个看似普通公章大小的玩意，可以说让我爱不释手，至今，每次想起心里都会涌起一丝甜蜜，令我回味无穷。一张张用薄纸印着各种彩色的图案，大多是《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中，神话故事里的人物，它绘声绘色，清晰逼真，可以说那个年代，玩它的人不计其数，甚至，很多成年人都乐享其中。一张薄薄的纸片糊在硬纸壳上，再按着图案的圆圈剪下来就可以玩了。一年四季，不分场地，找个地方就可以尽情玩耍。玩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比如：颠啪叽(把对方的颠成背面就算赢)、扇啪叽、抠啪叽(把埋在坑里的啪叽抠出来就算赢)等等。为了赢得更多，我们想尽办法，使尽招数，有故意把衣服扣子解开，敞开怀的，有把袖子弄得肥肥大大的，利用扬起胳膊扇下去的瞬间，目的是带来更大的风，使得啪叽被风的作用翻转过来，这你就赢了。还有的抠啪叽，为了把它抠出来，甚至用手指接触地面，弄得手指甲被划伤，血淋淋的，疼的眼泪汪汪直甩手腕，尽管如此，还是坚持不离不弃。为了它，我挨过抢，拚命的追，打过架，六亲不认……由于我们长时间和灰土打交道，渐渐地手面上长满了皴Cun。裂着疼痛的口子，流淌着鲜红的血水，但依然挡不住玩的欲望。我记得，那时候母亲隔三差五就烧壶热水，把我们拉过来双手按在水盆里，使劲的搓洗，红彤彤的小手，火辣辣的疼。

我小时候喜欢绘画，对人物、山水、动物和植物等临摹的效果还算不错。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孩子买不起整版的彩色啪叽，虽然一版只有两角钱(一版是30个啪叽)，但无奈还是囊中羞涩。在孩子们都买不起的情况下，我们玩的几乎都是假啪叽。那时我经常是仿照着真啪叽的人物，大小的尺寸，在厚一点的胶皮上刻很多的模子，各式各样的都有，然后再通过红色的印泥印在硬纸壳上，剪下来就可以玩了。我记得，很多小伙伴们带着印泥，拿着纸壳跑到我家来争抢着印制，我那时特感到自豪。我家的炕席下、抽屉里到处都是我印制的啪叽。每次出去玩时，衣裤兜里揣着鼓鼓的，一摞一摞的数起来，那感觉，就像现在人们数钱一样的爽。

唠起小的时候，我们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虽然，那个时候家家都不算富裕，但过年了吃顿肉，包顿饺子还是正常的，而且少不了有一些瓜子、糖果什么的。孩子们每个人的兜里揣的满满的，背着人偷偷摸摸的嗑两颗，显得特别小气抠门。糖果纸更是小心翼翼的剥，生怕把它弄坏，然后弄平之后保存在书本里。放进嘴里的糖块，舍不得嚼碎，让它在舌头上慢慢的溶化，甜蜜的味道迅速蔓延开来，细细的品味，一直甜到心里。如果过年时能穿上一身新衣裳，那就高兴的不得了，遇到小伙伴们都觉得趾高气扬。大年三十晚上，大人们都守夜，可我们却提着自做的小灯笼，里面点上小蜡烛，围着房前屋后一圈圈的转悠，一直等到半夜零点，看大人们放完鞭炮才回家。大年初一早晨，把成挂的小鞭都拆散了，装在兜里一个一个的放，觉得特有意思。那时候的年味感觉真的很浓，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我心驰神往历久弥香。

细说起童年和少年玩的东西，真是不胜枚举。比如：滚铁环、弹玻璃球、砸瓶盖、踩高跷、玩杏核、挑冰棍杆、顶拐拐……女孩子们玩的踢键子、跳皮筋、蹦房子、耍嘎拉哈、翻绳……看她们各个脚步敏捷，身子轻盈，心灵手巧的精彩技艺和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顿时令人觉得心情愉悦的感受。

童年是美好的，它晶莹剔透，纯洁无瑕，那多彩的生活，那美丽的岁月，那些“土气十足”的游戏，让我百玩不厌，趣味无穷，乐此不疲。在这里，留下了我一串串稚幼的足迹，给了我童年的快乐时光，注定将伴随着我的一生，深藏于心底。

　　1964年2月13日(正月初一)，我的老弟弟降生，我们家过了一个即喜庆又闭门的春节。同年九月，父亲从矿上退休了。父亲是一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由于生活的所迫，家庭人口多，经济条件差，退休之后一直没有闲下来，他去砖厂打过工，到煤场帮人装过车……他更喜欢开荒种地，在离我家不远的“国民山”上，对那些杂草丛生，竟是山石，无人问津的荒山野地，一块又一块的开垦出来。种上了玉米、高粱、谷子及所有的杂粮，各种蔬菜瓜类，应有尽有。他不知劳苦，一年到头春夏秋冬，从未歇息过，在那崎岖、泥泞的山路上，留下了多少父亲无数重叠的足迹。左邻右舍的老伙计们都很敬佩他，很多的老邻居、老街坊不论谁来我家，为人厚道的父亲母亲必定给他们带些东西，大包小拎的，从不让人家空手而去。

我那时虽然只有八、九岁，但依稀记得父亲在山上开荒种地、挖石砌坡、扎篱绑栅的情景。整齐的篱笆，干净利索。每到秋收时节，我常看到，他肩扛手拎，步履艰难的行走在山路上的身影。这道风景，在我童年的心里一直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965年下半年，那年我九岁，离别了童年时代，跨进了小学的校门。跟我一起上学的小伙伴们很多，几乎都认识。记得入学那天，家长们带着孩子，拿着户口、粮证来学校诸位登记，够条件的留下，不够条件的退出。我三舅家的孩子，我的表弟(与我同岁)，就因为没有户口，被拒之校外，十分沮丧的回了老家。

我上的小学离我家三、四里路，翻过一道山梁，再走一段坡路，一片绵延在山谷中的红砖平房，出现在眼前。一座拱形的校门，上面写着“茨沟小学”四个字，诺大的院落让校舍和教室围了个严严实实。上千人的师生，组成了一所六年制的小学。课间和放学时，黑压压的一片，笑声、喊声、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声浪。

　　那个年代的孩子们都自立的早，和现在的孩子们比起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精气神”。上下学用不着家长们接送，你一帮，他一伙的成群结队，结伴而行。肩背着母亲给缝制的各色各样的书包，蹦蹦跳跳，有说有笑，连打带闹的就到了学校。冬天，教室里的火炉，值日生早早的点着，暖融融的。夏天，门窗上的玻璃，被值日生擦得，亮堂明净。教室里的桌椅坏了，学生自己动手修理。寒暑假期，学生们自动组建学习小组，互帮互学完成假期作业。老师定时登门走访学生家长，了解学生近况。我觉得，那时随穷，但穷的豪迈，那时的歌声，唱的发自内心，那时的笑容，笑的甜蜜真诚。

我小学的生涯，虽然受到“文革”的影响，仅有断断续续的几年。这其中，有很多事情让我难以忘怀，在这里我以插叙的方法，容我叙述一番我记忆中的几件往事。

1966年，二哥也结婚了，婚礼办的很简单，因为那时正赶上“文革初期”，举办个婚礼仪式，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几桌酒席，了了完事。我记得二哥结婚那天，父亲因在砖厂打工忙的离不开，都没能参加上儿子的婚礼，而被亲家埋怨不己，牢骚满腹。那时我家住的紧张，二哥的婚房就是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偏厦子。为了解决二哥住的问题，到了1967年的春季，父亲带领着我们哥几个，开始了和泥、拖坯、挖山石、捡砖头、编帘子、做门窗。七拼八凑，利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在大哥的房子对面，建起了两间和大哥家一样大小的房子，从此，二哥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屋。

同样是这一年，(文革的第二年) 1967年，在这间简陋的偏厦子里，二哥二嫂的第一个男婴降生。但是，由于孕期营养不良加上平时没有注意到饮食的搭配以及孕期经验的不足，造成了孕妇的早产。孩子出生时，只有三、四斤重，比砖块还小，不哭不叫。正常情况下，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代表着孩子的血液和身体是健康的。孩子出生后不哭不叫，引来了一些爱扯八卦人的议论，有人说：“这孩子不够日子就生了，活下来的希望不大，俗话说：‘七活八不活嘛’”。其实，这是一句迷信的说法，没有一点科学道理。尽管如此，父亲母亲并没有放弃，还是如获至宝，毕竟这是他们祈盼已久的第一个大孙子。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也要保住这个提前来到世上的小生命。母亲使出浑身解数，采用水瓢扣、铜盆敲等，竭尽全力，用尽了民间的各种土办法，经过百般呵护，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小生命终于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及到我的大哥大嫂，不知何种原因，大哥大嫂结婚七年，始终是不孕不育，为此他们也着急上火，多方寻医问药，但依然是不见效果。当时按着母亲的意思是，等二哥家有了第二个孩子时，不论男女过继给大哥抚养，一来是自家的骨肉，二来是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关心照顾他们的将来。但大哥大嫂没有同意，并在1968年领养了一个在自家出生的女婴，他们含辛茹苦，从月科里抚养长大，以至于晚年却如此……令人心酸。1969年，我们家又锦上添花，添人进口，在新建的房子里，二哥二嫂又喜得贵子，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生命再次的到来，给全家老少又增添了一番生机和喜庆。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由于懵懂无知，天性好玩，没少给家里和父母惹下祸端，带来麻烦。小时候为了几张黄纸壳，想多印几张假“啪叽”，跟着大一点的孩子，去矿里偷拿生产用过后，剩下的边角余料，结果被人发现后，大孩子们腿快，跑的无影无踪，可我让人家抓了个正着，纸壳没拿着，还挨了一顿拳脚，最后，乖乖的把手中的圆纸壳给送了回去。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我十二岁那年，无意中闯下了一个大祸。在我家南侧有一座早年时期留下来的大圆井，直径约有十五、六米长，三、四米深。夏天雨季来临，山上淌下来的山水，都通过各方渠道汇聚到这里，形成巨大的螺旋形水涡，然后再向下游渠沟疯狂地涌去，景观让人望而生畏。每次大雨过后，好奇的孩子们就像出笼的小鸟，欢天喜地的直奔到圆井看水涡，纷纷捡起地上的砖头瓦块向井里投去。那天说来也巧，距井边五、六米远的地方，当我捡起一块石头用力向井里扔时，突然迎面跑过来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可是石头已脱手而出，“啪”的一声，重重的砸在了他的右眼眶上边的额头上，只见他应声倒地，险些掉进井里。顿时鲜血直流，额头一处五厘米长的大口子和血水搅在一起模糊不清。有几个孩子看到了这一目，飞快的跑到我家告诉了我的父母，很快我父亲赶到，来不及问事情原由，抱起那孩子就往矿医院送，母亲紧跟其后。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小脸吓的煞白，随后也去了医院。没过多久那孩子母亲也来了，经过医生的处置与缝合，孩子慢慢的苏醒了过来，按医生的话说：“万幸的是，没伤着眼睛！”事后孩子的母亲不依不饶，非得要个说法不行，直接告到了街道派出所，经过公安调解，她还是纠缠起来没完。后来，那孩子的父亲来了，一看都是老街坊，又是小孩子无意间造成的，很是宽容大度，除了给孩子的部分营养费和医药费之外，没有额外的要求。事过境迁，假设想想，如果要是现在，我不说诸位也都心知肚明。

记得我十一岁那年的夏天，天气燥热。几位小学同学邀我去十六中学附近的大水泡子里游泳。说实话我的水性不好，在浅水处打几个狗刨，游个三、五米远还可以，太远我真的不敢。这个泡子坑洼不平，深浅不一，下面全是溜滑的紫泥，每年的盛夏都有人在这里溺水身亡。开始时我们几个水性不好的在浅一点的地区玩，可是不知怎么了，我脚下一滑却掉进了深水区，我“扑腾”几下想往回划，可就是越“扑腾”越远，心里一慌，两只手胡乱的在水面上拍打起来，小脑袋一会上一会下。这个举动可吓坏了傍边的那几位同学，便大声的喊叫起来：“有人淹着了！” 幸亏有位水性好的同学，从地面一个猛子钻进水里，拽住我的头发给捞了上来。我吐了几口脏水，好一会才缓过神来。那次如果没有这位同学的及时搭救，后果不堪设想，至今每想起来我都心有余悸。俗话说：“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真是不假，从此以后我与江河湖海失去了缘份。

　　1966年5月，我刚刚进入小学一年级的下学期，正是处在对社会充满好奇和渴望了解的年龄时，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上课也不正常了，有时上有时不上的，很多老师被批斗，慢慢的混乱了起来，没过多久，全校就停课闹革命了。那时我对“闹革命”这个字眼还一知半解，小孩子嘛，对这场运动的性质是似懂非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实实在在的看到了至今也无法淡忘的一桩桩，一幕幕血的事实，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清楚的记得，“文革”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家离矿上很近，和小伙伴们常到矿大门口去玩，从那时候起，我经常看到大人们仨人一群，俩人一伙的在那里谈论着什么，比比划划，争的面红耳赤。更有甚者，竟然搬来凳子站在上面，居高临下的发表演讲，你讲完了他又上去讲，轮番上阵，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但仍然是不分上下。再看矿门前左右的墙上，贴满了大大小小不同颜色的标语和评论文章(大字报)，引来很多人站在那里观看。没过太长时间，又出现了很多胳膊上带着红袖标，上面不同印着：【红工联】、【抚联】还有【八一战斗队】等字样的工人和学生。有的挥舞着大刀片，有的扛着红缨枪，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的来回巡视着。再后来，最要命的是两派别开始了武斗。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在家突然间听到几声“啪啪”的枪响，还有震耳欲聋的炮声夹杂着“轰隆隆”的机械声，我出门想看个究竟，母亲一把拽住我说：“不许出去！外边山上打仗呢，不要命了！”但母亲后来还是没有看住我，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我还是跑了出去。好家伙！外面有很多人都在猫着腰看热闹。去往十六中和矿中(矿中学)的山坡上，有几辆坦克正在往上开，一群头戴钢盔，手里端着冲锋枪的人跟着坦克后面往上冲，很快就占领了这两所中学。那时候很多群众也跟着趁伙打劫，趁着混乱之时捞一把“稻草”，从学校往自己家里拿什么的都有。那年月，人性最卑劣的一面，被发扬得淋漓尽致，派别不同大打出手，观点不同你争我吵，夫妻反目划清界限，父子成仇不相往来，亲友为敌同志相残的现象司空见惯。

到后来，就发展到了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些当官的被揪出来批斗。常常是好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一块，各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挂牌子的绳子很细，牌子又弄得很重，把每一个人的脖梗子勒出一道深沟。而且头上都带着个大高帽，帽子上写什么的都有，更有意思的是，有的人脖子上还挂着几双破旧的鞋，不论男女都被剃成了“阴阳头”，(据说这是生活作风有问题的)都低着头，耷拉着脑袋，在大亍上游街示众。那些头脑简单的“造反派”们还不时地喊着各种口号，一会打倒这个，一会打倒那个的，围观看热闹的人也跟着一起喊。

当时批斗“走资派”的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有很多被整的人，受不了这无情的打击和精神、肉体上的折磨，在离我家不远的后山上，常常看到有自杀上吊的，触摸电网的，还有跳楼的，屡见不鲜。

记得“文革”时期，有很多娱乐的东西是不允许玩的，什么麻将、扑克、牌九等等。说都是些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封、资、修”的思想，是决对禁止的。在当时的商店里是根本买不到这类商品的，所以，爱好玩的大人们，就想方设法的自己动手自做，然后，玩的时候把自己家的门、窗遮挡的严严实实。记得有一次，大哥、二哥偷着跑到别人家里去玩，(二哥没上去手，站在一边观看)就让当时的“造反派”抓了个现行，这下可惹来了皮肉之苦。所有玩的人屁股被打的血肉模糊，大哥也不另外。(那时造反派打人忒狠)第二天是二哥给背回家的，在家养了很长时间才能出门。

那时候，到处可见跳“忠字舞”的，背读“老三篇”的，而且还要活学活用。有一次我陪着母亲去粮店买粮，就遇到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奶奶把粮本递给了售货员，售货员随后说了句：“不要吃老本”，老奶奶没听明白，紧接着就问：“姑娘，我这可不是老本，是刚发下来的新本”。有位小学生反应的快，忙说：“奶奶你说的不对，你应该答：‘要立新功’。”顿时引得其它人哄堂大笑。

那个年代的娱乐场所，就是电影院，俱乐部。每次放映一场电影时，不管是什么片子，演过多少遍，售票的窗口等买票的人，总是人山人海，乱哄哄的就是一个“挤”！象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根本就挤不进去。干脆，有的大人把孩子举起来，让他们踩着人群的头顶爬到窗口去买票。真的，为了看一场电影，被挤伤的，踩伤的，甚至丧命的都有。现在想起来仍然是记忆犹新。

　　人生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正当文化大革命深入人心的时期，到了1968年底，“文革”运动开始转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1969年9月，(那年父亲已退休五年)突然间，矿革委会的人来到我家，说父亲被再审查的工友揭发，在日伪时期，为日本人招募过所谓的“劳工”，疑似有历史问题，需要本人配合，调查取证。父亲听完愣了一会，忙说：“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事情，胡说八道吗！这是污蔑造谣嘛！” 来的人说：“你说污蔑造谣不行，你得跟我们走，调查完了再说。”按当时的形势来看，人家是组织派来的，没办法，父亲只能跟他们走了。临走时跟母亲和在家的人说：“放心！我没有啥问题，你们也别着急，也别害怕，跟他们去也好，查实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说是调查取证，实际上是被关进了矿革委会办的“学习班”。进“学习班”的人称之为“特殊人”，(指各类被扣上莫须有罪名帽子的人) 这些人封闭管理，没有人身自由，随时随地听候审查。正当我们全家人着急的时候，第二天，矿革委会又来人了，对我们家人说：“你父亲的问题正在核实，暂时须隔离审查，审查期间你们不能见面，但每日三餐可以给他送饭，听清楚了吧！” 就这样，母亲一日三餐常给父亲送饭，但一直没有见着父亲的面。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中午，母亲跟我说：“今天我有事，你去给你爸送中午饭去吧。” 母亲把饭和菜盛进饭盒里，用毛巾包好之后装在网兜里给了我， 随后告诉我地点和位置。我家离父亲被审查的地方不太远，步行几分钟就到了。我看到，这里把守的很严，还立有警界标志，几个身穿工作制服，头戴绿色军帽，胳膊上扎着红色袖标的专政队员站在大门前。每来一位送饭的，接过来先打开看看，然后告诉他们在这等着。我也是如此，把父亲的姓名报出后，他们检查完顺手就拎走了。我站在大门口等着，时不时的能听到里边传出来的喊叫声和严厉的逼讯声。当时我心里为之一振，感觉到父亲也一定在这里吃到苦头了。好在，大约等了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有人出来把空饭盒交给了我，说了句：“赶紧走吧！”回家之后，我把我所听到的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我第一次看到她掉下了眼泪。

大概有十天左右吧，父亲被放回来了，面色苍白，看上去消瘦了很多。据父亲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人举报我，就是1942年老家来的那几个人的事情，我把这事给他们说明白了，就让我先回家里来，随时听候他们的处理”。这真是，叫贼咬一口，入骨伤三分呀！就这样父亲一直呆在家里，时常让革委会的人招去往矿上跑一趟。

是非总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后来时隔几月，过了春节之后，到了1970年3月，审查结果出来了，说是查无实据，证据不足，没有历史问题，父亲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但处于当时的运动形势，还是不明不白的给父亲定了个“三开”人物，一顶摸棱两可的帽子给父亲戴在了头上。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来看，那时国家正在提倡退休、退职人员：“人人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在“文革”时期有点问题的人，几乎全家都被陆续下放到了农村。条件有两种：一是还乡原籍，二是组织安排去向。何况，象我父亲这种情况的“闲散人员”不言而喻，一定会沾上边的。而且，别有用心的人还大有人在，人嘴两张皮，事事难料。果不其然，矿革委会的人找上门来了，先是给父亲讲政策做工作，后是用政治的角度威胁恐吓，施加压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让父亲自愿的听从他们的安排。

面对政治上，形势上骤然而来的压力，父亲只能答应他们。但要求是：给我一段考虑的时间，他们同意了，但时间不能过长。于是，父亲在1970年6月带着不满七岁的老儿子回到了老家河北，进行实地“考察”。

说实话，父亲自从1935年二十六岁离开老家之后，不计此行，中间只回过三次，一是去东北的第二年回来娶走了母亲，二是祖父祖母分别去逝时(1947年)、(1952年)赶回来奔丧。而这次带着使命回来已是第四次了。村还是那个村，路还是那条路，可曾经熟识的人却已物是人非了，遇见同龄的乡亲时都不敢相认，真可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庄亲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祖父母生养了他们兄弟五个，父亲排行老二。祖辈们在世的时候，没有什么产业，只是置办了一大片宅基地，(南北百十米长，东西三十多米宽) 那个年代也许是亘古沿袭下来的习俗，有长辈在时，便是一家人，不离不弃。长辈没了，一个家庭就意味着要分成几个家，各过各的。祖父母过逝后，就把这片宅基地分成了五份，每人各得一份，南北二十米，东西三十几米。盖房子时可按着西五间，东两间建造，中间留出来两米的过道，方便出入行走。

按照祖父的遗愿，最南端的一块分给了四叔。(六零年时，由于忍受不了饥饿，不顾兄弟们的再三劝阻，好话说尽告诉他：“穷不移户，富不移坟”的道理，但他一意孤行，仍然是变卖了房产，携全家老小，爬火车去了新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挨着往北这块分给了父亲，由于父亲1935年离开了老家去了东北，但祖父母仍然是给他留下了一份，不过多年搁置，院落里已是杂草丛生，杨、槐、榆、枣、柳树成荫长势茂盛。最中间这块分给了大爷，西边盖好的五间北房，由二堂兄继承。东边的两间土房大爷老俩口住着，大爷这一辈子忠实的守望着老宅，没有离开过寸步。再往后这块是三叔的。最北边的这块就是老叔的了。

过道东面的两间宅基地里，只盖了两处房，全是用黄土夯建而成。一处是大爷居住，另一处是在分给父亲的宅基里，祖父母在世时居住。祖父母去逝之后，这两间土房就一直被大爷占用了。父亲这次回老家，就住在这两间土屋里。老哥几个多年未见，自然是倍感亲切，晚辈们更是勤快，在下面端茶递水显得十分热情。父亲把此次来的想法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却得到了这老哥几个的完全赞同，你一言他一语的，绘声绘色把老家吹的是这么好，那么好。第二天，他们就把当时在大队部任支书的，我的表兄(父亲的表侄，年龄与父亲相仿)请了过来，酒桌上说明来意，也同样得到了他的支持。这一下，父亲象得到了救命稻草似的心里有了底，感觉踏实了许多。在老家住了二十几天，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感回到了抚顺。

父亲回家之后，把此次行程的经过，所见所闻，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母亲和家中人。觉得下放的唯一选择地，就是回老家，大哥处于私心，当时举双手赞同。但母亲考虑全面，她毕竟是在苦难中过来的人，虽然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不知近况，但深知乡下的不易。暂时让父亲缓缓再说，也看看矿上是否再催。由于父亲在“学习班”里精神受到过刺激，在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下，父亲和大哥背着母亲把下放回老家的申请材料递交了上去，矿革委会立即批复，鲜红的大印章盖满了所有的纸张。

每年的八、九月份，正值城市初中应届毕业时期。由于近几年来连续毕业生的整体下乡，造成了城市厂矿工人的部分短缺，因此，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根据本人在校的表现，政府下发了文件，政策是：一部分留城进厂入矿，另一部分仍然是下乡锻炼。年满十九岁的四哥，正赶上了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四哥在校各科表现良好，经校方同意列入了留城的对象，而且还添写了进厂“职工登记表”。这对四哥来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正当准备向全家报告这个喜讯之时，校方经过和父亲原单位实地调查，其结果，原单位已批复了全家下放的申请，因此学校取消了四哥留城进厂的资格，失去了工作的机会。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使四哥一气之下用板凳砸伤了自己的脑袋。母亲为这事感到气不公，愤怒之下去矿革委会问个究竟，讨个说法，矿上的人把父亲的申请和已批复的材料拿给母亲看，母亲自幼就目不识丁，那看得懂这些，随手接过已装订完整的所有资料，说了句：“我们家不走了！”便拿着材料愤然而去。说实话，我从未见过母亲有这番胆量和勇气，这也许是，真的激怒了母亲那颗善良的心。

母亲的这一举动，吓坏了父亲。他唯恐“造反派”们再来找他的麻烦，事实也的确如此，随时都有可能。他和母亲好话说尽，一番苦劝，但母亲执意坚持。于是，父亲为了缓和与母亲的紧张气氛，搞了一个全家举手投票决定的小游戏。其结果，当然是父亲胜出。一个是，一门心思想回老家的父亲，另一个是，急不可耐想快点得到父亲房子的大哥，再就是，我们这四个不知深浅，满怀好奇心的姐弟都随父亲投了赞成票。只有母亲，二哥，四哥反对，最终六比三母亲出局。我知道，这段小插曲，就是为了缓解家庭矛盾而做的游戏罢了。

时隔数日，父亲在大哥不断唆使和默契配合的情况下，趁母亲不在时，翻箱倒柜，找到了母亲拿回来的所有材料。没有顾及母亲的强烈反对，再次瞒着全家人，将材料原封未动的送了回去，矿上特批特办，从此，加快了下放返乡的步伐。

　　1970年10月24日，霜降。俗话说：“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一点都不假，东北的节气就是准，清晨起来，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北风夹杂着雪片嗖嗖的袭来，这里的冬季即将来临。

今年的冬天来得早啊！在外漂泊了几十年的父亲，今天，拖家带口，老少七人，带着全部家当，就要启程“下放”回老家了。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同学、伙伴都依依不舍的给我们全家送上了车，随着汽车的起动，缓缓的前行，我站在车厢中，望着渐行渐远的亲朋好友们，挥舞着小手，大声喊着：“再见”！

就这样，我带着一种好奇心，告别了亲戚朋友；告别了邻里和我儿时的伙伴；告别了我那熟悉的每一条街路和伴随我成长的城市；告别了这里即将到来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曾经令我无尽欢乐的北国风光。

这是我第一次从记事起乘坐火车，(前一次是母亲和舅舅抱着我回过姥爷家) 绿色的车皮，木板条的座位，我望着车窗外那一掠而过的景色，电杆、树木、房屋一片片向后瞬移倒下。车厢里男男女女，过道上人来人往，有拿着水壶打水的，有提着行李找座的……看到什么都感觉挺好奇、兴奋、好玩。那时的车厢里不对号入座，谁先上车占着了就是谁的，直到你下车为止。我们家人多，包括大哥二哥送我们，一共九人，另外，还有俩位随行的安置人员，一节车厢里坐在哪的都有。那天走的时候，四哥的身体就不太好，感冒发烧全身乏力。他一人就占用了一条座，害的我和弟弟们一直站着。记得在车上，母亲让我拿着暖瓶去打开水，暖瓶灌满了，水龙头没有及时关上，热水溢出来浇到手上，本能的手一松“哗啦”暖瓶掉在地上，壶胆摔了个粉碎，水没打成，还把我家唯一的暖水瓶给报销了，真是可惜。

那个年代的火车和现在比起来，那叫一个慢呀！沿途大大小小的车站，是站即停，一千多公里的路程，整整跑了二十七个小时，显得特别的漫长。车上吃不好，睡不着，弄得人困体乏，总算是熬到了地方。随行的安置人员在当地雇了两挂马车，连人及随火车一起托运过来的各种家具、木料等，整整装满了两辆马车。县城距老家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我们全家人分别坐在两辆马车上，往村里赶。由于旅途的疲惫，一路上，我们无心观风望景，瞧着母亲那沉闷的表情，谁都一言不发，只有病情未见好转的四哥，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还有那骡马颈下的小铃铛，随着上下颠簸的沙土路，有节奏的发出“叮叮当当”的铜铃声。这声音，仿佛在敲打着每一个人寂静而沉闷的心弦。中途由于四哥的病情加重，不得以只能在离村还有十二、三里的一个乡卫生院住院治疗，(留下一位安置人员办理住院相关事宜与陪护) 我们继续前行。

十月的深秋，大地间没有了春夏那种特有的生机和气息，光秃秃的沙土地，明显让人感到深秋的荒凉。大地偶尔能见到的一块块我疑似韭菜的小麦，细细的有些泛黄。一条坑洼不平的沙土路，一直向南延伸，静静的沙土道上，两边没有一点绿意，只有路旁的两排杨树，在淡淡的秋风中，不时地掉下几片落叶，有两三个穿着黑色粗布衣的孩子背着粪筐，手中拿着细细的铁丝钎子，在串扎着地上的叶片，然后再向筐内装去，一副溢满苍凉感的画卷呈现在我的面前。在这里，冬季的脚步声，悄无声息的在一缕秋风和一抹残阳中渐渐地走来，已隐隐可闻。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染红了西边一片晚霞。距离老家的村庄越来越近，穿过一片梨树林子，已清晰可见村北边用黄土夯建的房屋和院墙。父亲用手指了指村东北角的方向告诉“车把式”：“前面左拐，不远就要到了！”从父亲的表情上看得出，阔别了三十多年让他魂牵梦绕的老家终于回来了。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真是：“无巧不成书”，两辆马车刚刚停稳，人还没有进院，父母亲正和老家的人打着招呼，相互寒暄，却迎面碰见了姥爷家派来报丧的人。来人并不认识我的父母，直接进了大爷的屋里，(父亲的大哥) 气喘吁吁的说出了我的姥姥今天下午病逝的消息，报完丧事，互暄几句，便骑车而去。一时间，大爷一家慌了神，正左右为难之时，父母亲进了屋，没办法，丧事大于天啊！迟早都得说，于是大爷把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父母二人。

这噩耗的传来，好似晴天一声惊雷，母亲那一刻顿感天旋地转，情崩心裂。本想着这次“下放”回老家，第一件事就是看望多年未见的老娘，赡养老母的晚年生活，可如今，“子欲养而亲不在”，突然间母女却阴阳两隔，咫尺天涯，走的是那样的匆匆，这样的快，没能见上一面，没有给母亲留下只言片语，留下的却是无尽的心痛和思念。

来到老家的第一个夜晚，我们姐弟四人，(父亲母亲和大哥二哥连夜赶往姥爷家奔丧去了，四哥在医院) 围坐在这矮小、简陋、昏暗、狭窄的屋子里，孤寂守望，盼着天亮。一盏最简单，用药瓶制作的煤油灯，放在里屋和外屋间壁墙的灯孔内，(显得里、外屋都有亮) 那忽明忽暗的烛光在微风中上下跳动着，我蜷缩在墙角里，呆呆地望着它。感觉到一种落寞和惶恐不安的心情，一直迎来了到老家的第一个天明。

　　我们姐弟四人忐忑不安艰难的熬过了这一夜晚，终于盼到了天亮。透过窗户上那一小块唯独没有被白纸糊住的玻璃，向外望去，一缕晨光已射进了那低矮的院墙里。我推开两扇破旧的房门，不大的院落里，横七竖八，杂乱无章的堆放着我家从东北带来的各种物件。我有意环顾四周，上下打量着这两间用黄土夯建的矮小、简陋的房屋，大概是多年的风吹雨淋，墙体被碱的黄土层层脱落，掉在地上化成了粉末。用麦秸泥抹制的房顶，看得出长时间的雨水冲刷，一条条麦秸秆已显露出来。整个房子不见一块砖瓦，纯是夯土而建。小小的院井靠南一半用木栅栏遮挡的羊圈，有十几只棉羊在啃着老草，散发着一股子尿臊膻臭的味道。这就是我们全家今后要下榻的老屋。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触动。我痴痴地望着这破旧的房屋，顿时内心产生一种伤感。脑海里曾经与我想象中美好的老家，却截然相反，那种渴望的好奇心和新鲜感一下子荡然无存。忽然，栅栏门开了，几乎是一前一后进来俩个人，一老一少。老者六十多岁，个子不高，苍白的短发，稀疏的眉毛，头戴一顶瓜皮帽，上身内穿青布秋袄，外穿一件已经泛黄的羊皮坎肩，一条黑色的布带将腰紧紧的扎实，手拿一杆一米多长的羊鞭，从我身旁走过。因初到老家，还不知如何称呼，但我还是礼貌的叫了一声：“大爷”，他面无表情的“嗯”了一声，打开羊栏栅门，将羊赶出，目中无人的吆喝着羊群出门而去，这冷冰冰的面孔，让人感觉不尽人意。另一位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少年，头戴一顶蓝色的单帽，穿着一身黑色的粗布衣裤，肩上挎着柳条编制的粪筐，一把铁锨插到筐里，锨把用胳膊肘兜着，佝偻着个身子，看上去病殃殃的样子，说一口浓重的山东方言，挺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哥哥，嘛时候到地啊？” 我先是一愣，但这句话我似乎还能听得懂，忙回应道：“昨天晚上。” 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让我听不懂的话：“噢，夜来哄航。” 我无言以对，他也没有再问。径直走到那些凌乱不堪从东北带来的家什堆里，东瞧西望，寻找着什么，就好像是《红楼梦》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看什么都觉得新奇。有时上下打量，有时张开拇指和中指丈量尺寸，嘴里还自言自语的嘟囔着：“杠好咧” 等等，都是我听不懂的话。他临走时告诉我，刚才那位放羊的老伯是咱们的大爷，他说他是我老叔家的长子，并热情的邀我以后去他家借住。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人，其实颇有心计，他的到来已是显而易见，此后的数年里，他仿照着东北的家具，为他人打造了很多类似一样的家什，在经济上也给家里创收了可观的收入。

时隔几天，姥姥的丧事已处理完毕，大哥二哥返回了东北，母亲拖着极度伤心和疲惫的身体也回来了，从面相看母亲消瘦了一圈，跟我们总是伤心的说：“没能守在你姥姥身边尽一天孝，哪怕一天也行啊！”这是我母亲此生最大的心痛。尽管如此，她坦然面对现实，仍然是料理着家务。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 初来乍到什么吃、住、用等等都要从长计议。

在我的记忆中，初到老家不久，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先后借宿了好几处。最先是在三叔的牛棚里住了一段时间。三婶早年过逝，三叔只身一人，给生产队喂养牲畜。他脾气不好，性格刁钻古怪，爱发牢骚，总是指使我干这干那，不是提水就是帮着他铡草，要不就是清理牛粪，稍微不如他意，就小圆眼珠一瞪，嘴里还说些不三不四的，看上去怪吓人的。那个时候的铡草，是两个人配合着干，一个人摁铡刀，另一个人蹲着往铡刀里续草和各种秸秆，铡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再喂牲口。我常常是帮着三叔铡草而不续草，因为续草这活是有技巧的而且还要熟练，否则弄不好还会伤着手指。我在牛棚里往了一个多月，与牛群为邻，坐在土炕头上，就可以看到牛在栏里吃喝拉撒，难闻的草粪味扑面而来，恶臭呛人。有时半夜被尿憋醒起来时，常能听到牲畜发出的喘鼻声。后来天冷了，牛栏到处透风，我又搬到了老叔家里去住。

老叔家的房子一共四间，土坯建造，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寝室，最东边是耳房。我和六弟加上比我小一岁的堂弟住在西屋里。老家的冬天，外暖屋凉，特别是晚上阴冷阴冷的，又舍不得柴火烧炕，炕上冰凉冰凉的，睡觉时头上不戴帽子都会把你冻醒。老叔是个粗人，抠门，爱贪小便宜，说难听点，在外肚子里有滩屎，都得憋着回来拉到自家的茅坑里。耳朵又背，与他交谈得提高嗓音，往往还会弄出很多笑话。但他心灵手巧，有一手绝活---扶笤帚，有扫地的，扫炕的多种，扶的笤帚很好看，也结实耐用。他不为别的，就是到集市上变卖后给自己换个零花钱，然后弄上几根油条，再喝上一碗老豆腐，就心满意足了。

经过几个月的磨难和相处，我渐渐地看清了族人们的所思所想，都认为父亲的这次返乡，能给各家带来一些好处，多少可以沾点光。可事与愿违，意想不到会带来这么一大家子人，怕今后给他们添加累赘和麻烦，所以都表现的不冷不热。我不知上次父亲回老家“考察”时，是没说明白，还是他们兄弟们没听明白，总而言之，在老家短暂的几个月里，我没有尝到亲情的滋味，反而是无情的偏见和岐视，有一种世态炎凉和人情淡薄的感受，也看到了亲人们的无情和冷淡，让人倍感心寒。

时间久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形态各异，各不相同，这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能说会道的“祥二哥”、阴险狡诈的“笑赖斗”、见便宜就占的“希剩兄”、手脚不净顺手牵羊的“肖由豆”、老实憨厚的“树华弟”、破马张飞的“疯大嫂”……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充当着各种角色，将扭曲的内心与灵魂，发挥的淋漓尽致，而我们只能是应付和保持沉默与无奈。

　　1971年1月26日大年三十，家家户户的人们开始忙了起来，刷锅洗碗、和面拌馅、洒扫庭院。夜幕降临时，全村各姓氏家族开始组织人员去旷野外接“神”回家过年。各个角落“接神去了”的吆喝声此起彼落，把称之为“神”的老祖宗们接到各自的家中，供奉在正堂屋的北墙边，再挂上逝去的先人们的族谱，然后关好大门，用一根碗口粗的木棍拦在门下，生怕的是“神祖”们再溜至他家。紧接着就是在庭院里，将芝麻秆、棉花秸等，从大门内铺到屋门外，目的是等大年初一，来拜年的人踩到上面行走时，能发出“噼叭”的声音，提示屋里的人有晚辈们来拜年了！到了正月初二，家中四门敞开，(房门和院门)撤了拦门棍，让“族神”们各自入位。我家初到此地，不懂的这些规矩，但还是入乡随俗，跟着家族人的大溜，把爷爷奶奶接回来过年。

那时农村的年三十晚上和城市相比，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这里大门紧闭，漆黑一片，没有喧嚣的气氛，听不到鞭炮声响，各家包完年夜饺子，都早早的入睡了。而城里与此相反，欢天喜地，灯光闪耀，男人们玩的玩，女人们操持着年夜饭，孩子们提着灯笼满街跑，鞭炮声浪，震耳欲聋，街头巷尾到处弥漫着一股股硝烟的气味，过了半夜零点才会安静下来。这是我首次在老家过年，感觉真的很枯燥无味。屋里昏暗的煤油灯下，看着母亲和姐姐在那里包着饺子，整齐的摆放在盖帘上，然后再一帘一帘的放到外间屋的灶台旁。我自感无趣，坐在一边自娱自乐的玩着从东北带来的真假“啪叽”，慢慢的依在炕头的墙角里睡着了。

黎明时分，我在睡梦中隐隐约约的听到母亲在外间屋的惊呼声，猛的翻身爬起来，跑到外间屋一看，母亲手指着灶台上盖帘的饺子说：“这盖帘饺子哪里去了！”我定神一看，果然有一帘饺子无翼而飞了，只剩下空空的盖帘放在那里，后来才知道是叫老鼠给拖走了。母亲一脸的晦气，嘟囔着：“忙活了一晚上的功夫却让老鼠叼走了一帘，这个年过的太不吉利。”

天色蒙亮，各家大年初一的饺子已经吃过。外面给长辈们拜年的队伍陆陆续续的出现了，成群结队，男女分开，辈分分明，自愿组合。我父母在村里的辈分高，自然是来拜年的特别多，可以说是应接不暇，一会叫爷爷奶奶的来一帮，一会叫叔叔婶婶的来一群，一会叫二哥二嫂的来一伙，都喊着：“给您二老拜年了！”随后，在前面走的进了堂屋，在后面跟着的停在院子里，就地跪下，双手合十举起，分手触地磕头，我父母站在一旁抱拳还礼。只看那，前面的已经跪下，可后面的还在站着，等后面的跪下时，前面的已站起来，真是此起彼伏，十分壮观。

记得我正月去三姨家拜年时，就弄出来很多笑话。我并不腼腆，也不害羞，只是初次拜年没有经验，也确实有些紧张，毕竟从小就没见过这个。据说，拜年时要打算在这家吃午饭的话，进门时就不急着拜年，而是，先聊聊家事，再关心一番长者的身体状况。等到晌午吃饭时，再到外间屋对着“族谱”行跪拜之礼。可我那次就出了错，当听说要吃饭时，没加思索地就在里屋，冲着二老来了一个磕头跪拜。弄得二老手忙脚乱，一伸手把我拽了起来，不高兴的说：“这孩子快起来，哪能在这拜呀！”整的我这小脸啊彤红彤红的，后来听说这种做法是对长辈的不尊重。还有一次去“东乡”表叔家拜年，给老人家连磕了三个响头，让表叔连连说：“行了、行了，磕一个就成！”事后自己也感到特别尴尬。这些笑话以后成了家里人茶余饭后的笑柄，也羞得我无地自容。

每年的正月初二至初五，是母亲最忙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亲戚来我家给父母拜年的。什么东乡的、西乡的，我的表兄表弟，好像是他们商量好了似的每天晌午赶到我家，把自家的琐事跟我父母唠叨个没完没了。听说要吃饭了，七、八个人从里屋纷纷走到外屋，叫姑的、叫姨夫的，整整齐齐的、有板有眼的跪下磕头拜年。母亲是一个即好客又热心的人，自然是把年前早已准备好的年货拿出来让他们享用，再喝着四哥用地瓜干在城里换来的白酒。一个个抿着小嘴，吃着丰盛的莱肴，唠着家常趣事，时时举杯互碰着三钱一个的酒盅，喝的是红光满面，各个酒足饭饱之后满意而去。我和兄弟们一年到头，也只是借着这个机会能品尝到母亲做的美味佳肴。

冬去春来，来到老家的第一个春节就这样过去了。由于我家刚来不久的原因，底子薄，事情多，生产队里我们因为没有工分，也无口粮可分。过了年之后，对我家而言已经是青黄不接，靠着父亲的每月退休金来维持，还是捉襟见肘。而且开春以后，还要建新房，很多事情必须准备妥当。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作为还是孩子的我们，当然理解不到家中的难处。可父母亲为此事是着急上火，左右为难，更是一筹莫展。说话之间就到了四月初，动工盖房子的日期逐渐临近，可粮食还没有着落。没办法，母亲只好让父亲到我小姨家暂借一些。记得那天，父亲推着独轮车走的时候，是下午的四、五点钟，距离小姨家有十一、二里地的路程，按说在天黑之前就能返回来，可奇怪的是那天父亲整整一夜没见人影，这可急坏了我们全家人。于是，动员了很多人去寻找，先是到了小姨家问个究竟，姨夫说：“在这吃了点饭，天快傍黑的时候推着一百五十斤麦子走了！”听完之后，我们顺着原路往回找，仍未见踪影。那年月，农村的夜晚，大地漆黑一片，黑的让人心里有点发怵。我们赶回家时已是下半夜了，但父亲还是没有回来，所有人心里在盘算着，这肯定是遇到事了。母亲急的团团转，我们更是束手无策。这时辰，东方渐亮，鸡鸣两遍，忽听栅栏门有响动，出来一看，父亲推着麦子回来了。只见他放下车子，竟直勾勾的进了屋，脸色很难看，上身衣衫湿透，浑身上下都是黄土，一屁股坐在炕头上，一言不发。在母亲的再三追问下，缓了好一会，仍惊魂未定的说起了昨夜晚发生的那一幕实情。

原来，父亲从小姨家走后天已渐暗，十几里地的路程，推着一百多斤的粮食，中途歇息了两次，本来是一路顺畅，距离村子不远时，天已漆黑。四周没有一点光亮，凭借着感觉顺着小土路往前走，不知怎么了，车子突然推着很吃力，使了使劲又走了。感觉前面不远朦朦胧胧的有几点荧光在闪动，自以为快要进村了，心里嘀咕着：“快到家了！”就没松劲一直推着，弄得满头大汗，可就是那荧光始终没有变，还是那么远。嘴里自言自语的嘟囔：“怎么搞的，还没到！不行，累了歇会！”然后感到全身乏力，腿一软就瘫坐在地上，迷迷糊糊的不知过了几个时辰。头遍鸡鸣从村里传来，参杂着几声犬吠，忽然醒来定神一看四周，吓了一跳，即刻全身汗毛竖起，出了一身冷汗，眼前几座坟堆映入眼帘。原来是我推着车子围着坟堆在转圈，难怪推着这么费劲，醒悟之后，终于才明白过来，我这是遇上了老话传说的“鬼打墙”了。父亲象讲《聊斋》故事似的说到这里，我听着都觉得瘆得慌，有些头皮发麻，毛骨悚然。

天大亮时，我怀着一种好奇心，带着半信半疑的心里，叫上四哥来到村外看个真实。果不其然，距离小土路十五、六米远的一片坟茔地里，深深的车辙印围着坟堆象画上去的一样，一圈复一圈清晰可见。我讲的这段离奇的事情，可不是耸人听闻，有时也确实存在。据老辈人说，类似这种事情在那个年代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漆黑的夜晚，无人的旷野，大片的坟场) 其实不然，我认为：这是人在疲惫过度、精神特别紧张时产生的一种意识朦胧状态所致。

　　四月的天气风和日暖，也正是农村修屋建房的最佳季节。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与村里几位德高望重常为村民办事，具有一定“话语权”的人协商，终于开始备料了。那时候村民们都是热心肠，民风淳朴，像建房造屋之类一家的事，几乎是全村人的事，一般壮年汉子都会来帮忙，要求不高，东家只要管口饭、喝口茶、抽口烟即可。记得第一天去砖厂推砖时的情景，至今还铭记于心。三十几辆独轮车沿着一条乡间土路，浩浩荡荡排成一条壮观的长龙。每辆车装满一百多块红砖，五、六百斤的重量推起来你追我赶，个个都是汗流浃背。再看看那打土坯的场地，更令我目不暇接。一块块湿润好了的黄土，半圆形的码坯技巧，两人一伙，手脚麻利，配合默契，抓起一把灶灰，向模具四周撒去，随后发土添满，双脚踩实驱平，咚咚咚几锤下去，土坯成型，单脚左右一踢模具，弯腰顺手一翻，双手捧起土坯层层码好风干，真是动作敏捷熟练，姿态轻盈自如。

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每天傍晚打夯的场景。那些憨厚、实在、热心的村民，不用打招呼，只要响起打夯的号子都会自愿的凑过来，只需一锅茶水，几支香烟就心满意足给你帮忙。我记得，打夯时六至八人围成一圈，一人扶棍，其余每人一根牵绳，扶棍者称之为舵手，一般由经验丰富的年长者担任。随着舵手一声：“抬起来哟”，牵绳的人仰头挺腹双手一起向上用力，只见石夯高高地抬过头顶，再在舵手掌控下稳稳的落地。再加上喊夯的号子：“各位加把劲了哟喂！”“嗨呀！”“一会喝茶了哟喂！”“嗨呀！”“叫你喝个够了哟喂！”“嗨呀！”……与夯声交融，震天动地。直到石夯砸到地面上发出：“嗵、通、通”的清脆声，地基就算砸实了。

至今，随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机械化的全面普及，农民建房的传统观念逐渐改善，这种笨重的夯基方式，早已改成了机械砸夯的方法，即节省了时间又减少了人力和物力。但我觉得，那种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乡风民俗，却已消失殆尽，农村建房的头等大事已显得寡淡无味了很多。

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开工那天帮忙的乡亲们很多，分工合作，井然有序。木匠们制作门窗、做梁架、整檩条、削椽子。瓦匠们放线、砌砖、和泥、垒坯。那些质朴、厚道的乡亲们干起活来就是实在，不偷懒耍滑，随叫随到。一块块沉重厚实的土坯，两个人在地面上用手往上一抖“嗖”的一下就升上两米多高的墙体，站在上面的人借着贯性顺手就砌在墙体上。砌砖的瓦匠更是手艺高超，随着坯墙的升高，将红砖立起牢牢地包在坯墙的外面，粉红色的墙面平整、干净、美观。房体到了封檐的时侯，粗壮的梁架早已架起，开始挂檩条、钉椽子。然后就是铺苇薄、抹房泥、挂红瓦麻溜利索，一气呵成。我亲自用红砖刻写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字，镶嵌在两面山墙的四角，配上清一色枣木的椽檐，用红漆点缀的椽头，更显得美观典雅，别具一格。大概四、五天的时间，五间北房陆续完成了，从正面整体观赏，用玻璃镶嵌的木质门窗新颖、宽敞、美观、亮堂，一改那种过去老式的建房模式，打破了当年泥抹的房顶，纸糊的窗户，两扇木板门的结构。按当时来看这房子在村里堪称一流，乡亲们也常来围观、模仿、夸奖。从此以后，村里人慢慢的改变了传统老式建房的习惯。(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的红利，农民的腰包都鼓了起来，当年的土坯房、砖包皮房都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盖的都是更漂亮，更舒适，更宽敞明亮，甚至有很多二层楼的洋房。)

新房终于建成了，我家搬出了破落不堪的两间老屋，我也结束了寄人篱下在外借宿的苦日子。搬入新居与我而言，是真的渴望和开心的，因为，今后的日常起居、生活可以随心所欲，不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所以，从内心感到舒畅和高兴。可是好景不长，我们兄弟几个没住上两月，由于家中困难和负担过重的原因，东北的二嫂带着两个孩子回来了。我们又搬回了那两间土屋里，一住又是半年。到了十一月份天快冷的季节，二嫂把两个孩子留下，由爷爷奶奶照管，独自一人返回了东北。第二年(1972年)我们得到二哥传来的喜讯，家中又喜添千金。(而我的两个侄儿在老家住了六年，分别上到小学三、四年级之后才离开了老家) 二嫂走后我们又搬了回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谁都没有闲着，干打垒的院墙，就是我们一车车推来的黄土，再用木板夹成一尺多宽的槽子，夯实而成的。西侧的房山是一片两米深，七米宽的洼地，硬是四哥带领着我们，象蚂蚁搬家一样，起早贪黑，苦干了一年，也是我们用一车车推来的黄土，一点点的把它填平，种上了杨树、柳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后来，还是让三叔家的堂兄无理的给霸占了过去，为此事他们出尽了风头。

　　据说我们村里的小学，原是一座村里的破庙。那时村里谁家逝去了亲人，首先都要上这里来“报庙”送灵，哭天喊地的排成长长的一队，到这里来跪天拜地的烧纸上香，然后再原路返回，也是一种有意思的，向村里人传递家人过逝的信息。后来到了“文革”时期，响应：“破四旧，立四新”的号召，就把它改成村小学校了。(时至今日，村里有人逝去，仍然是按旧例办事，沿袭前人遗制，但现在所谓的“庙”已是一个虚设，只不过是原来的老位置而已。) 那时村里找不到教书先生，村子又大孩子又多，为了让孩子们能就近上学，大队上只好从东乡(山东省)请来了一位姓张的教书先生。三十岁左右，文质彬彬的，言谈举止给人一种：看人说话、投其所好、见风使舵那种“变色龙”的感觉。他吃住在村里，每隔一段时间回家一趟，每年大队上给他一部分粮食，作为他一年的酬劳。

听说一九六六年这座破庙经过简单的改造，分隔成两间，一间小的作为先生的宿舍和办公用，另一间就是教室。教室里阴暗、简陋、窄小，一间教室里设两个班级，中间分开，一年级在左边，二年级在右边，先生上课时分别讲读，这边算数，那边语文，往往弄得是张冠李戴，让人啼笑皆非。我那年初到这里上学的时候已经是1971年春季，本应该年底小学毕业升初中，但我比同龄人多上了一年小学，原因是这位先生不承认我的转学证明，说什么城市和农村的教学课程有区别，就这样，人为的又让我多“戴”了一年小学的“帽子”。我到这读书的时候，学校条件有所改善，教室增加了两间，也多了一位姓杜的“乡村农办代课教师”。但教室里还是没有桌椅，学生自带板凳，学桌是用土坯搭建成的，每天放学时弄得满身竟是黄土，回家之后常常遭到母亲的一顿斥责，这段往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很难在记忆中抹去。那个照明靠煤油灯的年代，始终铭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的人们不叫煤油，叫“洋油”。为了省钱，我亲手用墨水瓶做的一盏油灯，伴随我渡过了日日夜夜，那橘红色的火焰，一闪一跳黄豆般大小的微弱灯光，在漆黑中与我同行，它照亮了我的课本，伴我上完了自习，陪我完成了作业。灯如岁月，岁月如灯。在那个商品短缺，农民手中经济拮据的年代里，煤油也是各家各户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记得，那时的煤油一两毛钱一斤的样子，既便如此，还是有不少家庭囊空如洗，靠着几只母鸡屁股来换取日常的油、盐、酱、醋，但买不起的还是比比皆是。只能靠食用的棉籽油弄个小盘和小碗，再搓一根棉捻子来替代，为了省油，尽量把灯头拨的很小很短。微弱的灯光忽明忽暗，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充分利用这昏暗的光亮，干着各自的活儿。

每到傍晚，最难熬的是呆在家里，黑灯瞎火的不说，更没有什么可玩的东西。那时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村里的大队部，可以说，是村里当时最热闹的地方，也是我经常光顾之处。这里时常有弹琴说书的(乡村流行的大鼓书)，全村老的少的都来听书解闷，说书艺人总是吊着人们的胃口，每讲到关键的时候，就是且听下回分解，弄得人们不欢而散。还有那间烧茶壶卖开水的小黑屋，也是人来人往的地方，一位老妈子整天“咕哒、咕哒”的拉着风箱，炉子上面坐着的几把水壶，冒着热气，炉眼串着火苗，满屋弥漫着一股阳泉渣子的味道，乍一嗅很不适应。忙碌一天的人们，为了省时，提着水壶到这里花上二分钱换一壶开水。有时就这二分钱往往有些人还要赊账，到年底队里分红时再来结清。另外就是村里唯一的一个“代销点”，破旧的房子，简陋的设施，三尺高的柜台连块玻璃都没有，灰暗的煤油灯里，烟雾缭绕，五、六个人“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叶子，在漫无边际的东拉西侃，唠着家长里短。七零八落的日用品随意摆放，上面布满了一层灰尘。精明能干的“卖点”主人，不时地摆弄着算盘珠子，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算盘声音，让人听着非常悦耳。尽管这里没人施茶待水，更没有座椅板凳，但仍然是劳累一天的人们，茶余饭后流连的地方，释放一下疲惫的筋骨。时至今日，想起来都令我回味无穷。

刚到老家那阵子，看到什么都想试一试，结果不但帮不了忙，反而还会添乱。记得有一次，家里的水缸没水了，母亲又等着用水做饭，我说了句：“我去挑！”母亲阻拦说：“不行！你干不了。”我心想有什么干不了的，执意担着水桶拿着井绳，就去了井边。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到井里打水，平时也看过别人在井边打水的样子，很容易的。小小的井口，深而大的井底，我小心翼翼的把桶挂在绳钩上送到井底，学着人家打水的样子，左右摇晃几下，随后将绳子稍微放松一下，可水桶就是不进水，平躺在水面上，再一摆，绳钩与桶脱离，桶掉井里了。我垂头丧气的挑着另一只水桶回了家，一进院母亲便问：“那只水桶呢？”我闷闷不乐的说：“掉井里了！”之后那只水桶始终没有打捞上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个农村文化生活比较贫乏的时期，在乡下想看一场露天电影实在是太难了。不论是什么季节，只要大队广播里传出今晚放映电影的消息，即刻全村沸腾，随之而来的便是乡亲们的惊喜、愉悦和激动的心情，那种表情让你无法形容。有的生产队早早收工，各家各户提前做饭，一个个兴高采烈、舒眉展颜，村里到处荡漾着欢乐笑语声。没等天黑，大人孩子就搬着长凳、短凳，没有凳子的搬几块土坯占个位置，甚至有的在地上划个圈席地而坐，焦急的等待着放映的开始。然而，对于那些想入非非有了情思萌动的青年男女而言，可不能错过这良好的机遇，他(她)们的心思并不在银幕的画面上，更不祈盼马上开演，而是借着这不可多得的时机寻找着中意的男女。哪怕是相互多扫上几眼，也算是大饱了眼福，此来无憾。另外对那些已经确定婚姻却思想封建很难见上一面的大龄男女，更是想借此机会迫不及待的瞧上一瞧，虽然彼此间隔有距，但还是趁人不备时偷偷的眉目传情，暗送秋波，此情此景别有一番意味。

夜幕终于降临，四里八村的人纷纷赶来，人越积越多，坐着的、站着的，月光下、夜色中人头攒动，当放映员打开放映机，一道光线投向银幕的那一刻，现场嬉语声戛然而止，鸦雀无声，所有人屏息凝视把目光都盯住了一个方向。假若正演到关键时刻突然中断，即刻人声鼎沸，喊爹叫娘的，吆儿唤女的，欢叫声、议论声，不绝于耳，久久回荡。时至深夜，电影放映结束了，乡亲们依然是意犹未尽，恋恋不舍的离开，人们走在乡间小路上谈笑着、回味着，一丝满足之后互相询问着，下一次还再哪里放映，一但确定，不论多远第二天晚上跟打了鸡血似的蜂拥而至，百看不厌。

那个年代城市的电影院是我们这些十五、六岁乡下孩子们即奢望又向往的地方。谁要是能舒服的坐在影院里看上一场电影，回到村里再喋喋不休给你讲如何如何……真是令人羡慕不已。我曾经记得七十年代初期，全国各地都在放映朝鲜宽银幕影片《卖花姑娘》，看过的人很多很多。为了看这部电影我和村里的六、七个孩子，自备干粮，每个人兜里揣着仅有的三、四毛钱，第二天的四、五点钟，夜色朦胧，天未破晓，淡青色的天空还镶嵌着几颗稀落的残星时。我们轻装待发，徒步向四十里外的城里走去。一路上没有疲倦，只有兴奋，只有欢乐，不知不觉的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清晨的第一缕晨光中跨进了这座眠思梦想的城市。尽管那时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但整齐的街道，宽敞平坦的板油马路，明亮的路灯，绿树成荫的公园，还有他们常认为趴着跑都这么快，站起来跑更快的火车……对这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是走进了天堂，也是第一次赏心悦目的大开了眼界。

我们如愿以偿的看完了电影，那精彩的表演，感人的画面，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也体验了一次坐在影院里观看的感受，心里都美滋滋的。时至下午，我们没有水，没有莱却津津有味的吃完了干巴巴自带的所有干粮，启程原路返回，回来和去的心情总是不一样，烈日炎炎，越走越乏，越乏越渴，正好走到麦田地头，看到抽上来的地下井水，顺着渠沟漫漫流淌，都忍不住双手撑地，趴在水渠旁“咕噜、咕噜”地猛喝起来。只觉得，一丝清凉瞬间顺着肠胃蔓延到全身，体力也随之而增。想想那年那月，真是值得回味的岁月。

　　自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农村就以生产队集体劳动的方式挣工分、分口粮，年末按劳动力全年的工分来折算分值。当时农村有一句口头禅：“分、分、分是农民的命根”。当年我家选择的生产队相对而言在村里分值还算较高一些的(那时村里一共有十一个生产小队)，一个整劳力的一天工分是十二分，分别是早上出工挣二分，上午和下午各挣五分。那时一天能挣到十二分的，基本上都是各种农活能拿得起、放得下的壮年。即使这样年终计算下来干一天的分值才两毛钱。而且，女劳力们从早到晚只挣十分，一天下来连两毛钱都不到。那年代生产队除了上交的公粮，再留下明年的良种，剩下的就按人口和工分比例分配口粮。有的家庭到年底一结算不但分不着红利，还要向队里交钱。

我们刚到老家的第二年，也是因为工分少，人口多，到了年终一结算，欠队里二十几块钱，分不到红不说，全家一年的口粮还没分多少，全凭着父亲的退休金支撑着。那时我们对地里的农活根本就不懂，看着人家的样子跟着学，往往弄得是适得其反，笑料百出，还有一些人冷眼旁观幸灾乐祸。除此之外，我总感到当地人有一种歧视外来人的毛病，看我们初来乍到，由于和本地方言和语音的不同，农具与用具的叫法不一，以致于产生误会，而有些人常常是一唱一和，冷嘲热讽，不近人意。四哥是个爱面子的人，脾气暴躁，那能受了这些。因此，时常发生与人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不愉快的事情，甚至于大打出手。其结果是，队上的好活、轻活、能挣高分的活干不着，重活、脏活、没人愿意干的活非他莫属。对于这些四哥并不气馁，从不自卑也不认输，强烈的自尊心鼓足了他的勇气，靠着一股子犟劲，不到半年时间，他对各种农活是样样精通，干的是有板有眼，可以说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他也为当时的家里付出了很多很多。

后来又过了两年，我和弟弟们也逐渐长大，利用假期和空余时间，多少能到队里挣一些工分以及帮家里做些家务，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起来。记得1974年父亲得了一场病，身居东北的二哥听说之后赶了回来，令父母宽慰了许多，父亲的病情也渐渐好转，二哥心思重重的返回了抚顺。说句实话，自从我家下放以后，以前一直没有离开过父母身边的二哥，突然间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寄托，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现在靠着每月二十几块钱的工资，来维持一家的生活真是处处举步维艰。而大哥又是从不关心别人、自私自利、惟我独尊，爱吃独食的性格，更让二哥感到无依无靠，上天没路，入地无门的境地。加上父母远隔千里，兄弟们天各一方，孤零零的感觉与日俱增，内心思念亲人的情感也随之而来。说来也巧，也是这一年的秋天，北京房山向全国各地厂矿招收技术过硬的技工组建新厂，二哥单位也有一份名额，二哥心想，北京毕竟离父母近了很多，将来各方面都有个照应，回家和二嫂协商后，便提交申请，单位很快批复下来。就这样当年三十一岁的二哥，拖家带口举迁北京房山新厂。全家初到此地，困难重重，虽然有新单位组织安置，但一切都是“重打鼓，另开张”。由于单位住房紧张，先是住进了农村的四合院里，破旧的院落里住着好几户人家，几年之后又搬进了老式的“鸽子楼”……几经折腾才慢慢的安顿下来。进厂不久，单位也给二嫂安排了工作，从老家回来的孩子们也接续了上学，团聚后一个美满的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在老家的我们仍然是日复一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碌着。一天三顿饭，每日三出工，队长每天准时敲响三遍出工的钟，(农民们叫敲牌子)当社员们每次听到这“铛、铛”的钟声时，纷纷从自家走出，各自拿着农具，挎着筐头，懒洋洋的神态等待着队长分配派活。如果钟声响后，出来晚了就得挨队长一顿牢骚或者是骂不绝声。那时候队里都是集体劳动，社员们的素质也不相同，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趁人不注意偷奸耍滑的，装模作样出工不出力的，看见队长来了干面子活的……可以说屡见不鲜。有些人活没干多少，总盼着中间快点腰歇，好利来这短暂的休息时间给自己多干点活。男的拔老草、拣草皮，女的纳鞋底、做针线活，还有一位挎着个破旧的半导体收音机听广播，不怪队长常说：“给集体干活养病，给自家做活拼命”。

　　那年月说起农活，一年四季没完没了，直至今日，我都没弄明白，谁是头，谁是尾。只知道：“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周而复始。(夏天收完麦子种玉米，秋天收完玉米种麦子)中间还参杂着各种杂粮、地瓜、棉花等作物。总而言之，没有闲下来的时候，进入了冬季本应该有了喘息的机会，可是年年的根治海河，兴修水利都是在农闲时节的冬季进行的。记得1976年初，我刚刚高中毕业时正遇上出民工挖河的任务。按条件我没有资格去，但是我那年向大队上提出了报名参军的申请，所以必须要参加劳动锻炼，否则不予审批。就这样我和四哥一起参加了“彰卫新河”吴桥、安陵段的挖河治水工程，当了一回真正的民工，亲身经历了民工们的艰辛和困苦。

记得走的那天已进入了腊月，以各小队为单位，组织人马车辆，社员们自带铺盖、手推车、花筐、铁锨、扁担等工具，浩浩荡荡的向五十里以外的目的地进发。到了指定地点，先是安营扎寨，在工地河坝上搭建工棚，然后是盘锅立灶，生火做饭。简陋的工棚，到处透风撒气，一面大通铺，住了十几个人，被褥下垫的稻草和麦秸薄厚不均，凌乱的铺盖胡乱堆放，每到夜晚冻的人颤颤发抖，条件十分艰苦。

那个年代，挖河，挑渠没有机械，全都靠人工，手推车，平板车人挑肩扛，拉的拉，拽的拽。挖河时，分两人一伙，量出距离，每人多少公分，挖多长挖多深，分配完之后，一天完成。每日三餐，副食：白莱萝卜，主食：粗细搭配。我和四哥一伙，一起发锨装泥，他推我拽。整个河道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喇叭音乐喧天，人来人往热火朝天，场面非常热闹壮观。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境界，积极性特别高涨，全凭着一双手，一把锨，一辆车硬是挖出一条大河来。

　　每年的端午节前后，(农历五月初五) 大地里的空气到处弥漫着麦熟的芬芳。学校每到这个季节就开始放假了。

进入了阳历的六月，骄阳似火，热浪袭人。一片片麦田里，遍地金黄，麦浪滚滚，麦香的气味随风飘荡。勤奋朴实的农民最盼望的是麦子熟了，更祈求着风调雨顺，有个好年景、好收成。不为啥，就是想能多吃上几口白面馍馍。因此，每到麦场的时候，各家各户把镰刀磨得飞快飞快的，只等待着队长一声令下：明天起收割某片麦地的指令。一旦通知下去，没等到东方破晓，就已经跃跃欲试。更有甚者，早已按捺不住自己的性质，起五更，天色麻黑时就把要收的麦地占好了麦垄。个个弯下腰来“咔嚓、咔嚓”的声音，割起麦子来像风一样，一片片的麦子随声倒下，然后顺手打成一捆捆的，站立在麦地里。还有的人嫌镰刀太钝，割起来太慢，干脆用双手把麦子连根拔起，再顺着往脚下跟一磕把麦根上的泥土甩掉，就手一拧，扎成一捆，活干的特别干净利索。

年年的麦收季节队里都有惯例，就是施行按垄计分的方式，大大激活了社员们的干劲和热情。队里事先定好了每收一垄计几分，多收多得的原则，使社员们“为分辛苦，为分忙”的积极性被充分的调动起来，全家老少齐上阵的情景比比皆是。

俗话说：“小孩的脸，六月的天。”说变就变，麦收季节最怕的就是阴雨连天。为了抢收抢种，天气一旦尚好，不容错过。全队动员龙口夺粮，分秒必争，紧锣密鼓的抓紧抢收。只见那割的割、收的收、运的运、晾的晾、垛的垛一派繁忙景象。

在我的印象中，所有的农活里收割麦子是一年到头最辛苦最遭罪的。每次天不亮，当你正睡在梦香的时候，父母亲就把你叫了起来，头顶着满天星星来到了麦田地头，趁着清晨的凉爽要多干一些，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一大片的麦子已经倒地。到了中午毒日当头，已是汗流浃背，汗水流到眼睛里，蛰得睁不开眼，鼻孔里、耳朵里，满脸都是黑色的麦锈。刺人的麦芒像锯齿一样，扎得你浑身上下说不出来的难受，尽管你穿着长衫长裤，依然让你伤痕累累。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再看看我们每个人的手上水泡不断，满手沧桑，如果再把水泡刺破，真是钻心的疼，后来慢慢的变成了一手老茧。几天下来，我们各个灰头土脸，萎靡不振，一直穿着的衣服通过几天汗水的浸泡，上面黏粘着一层细密的白色盐粒，可以说不死也得让你脱一层皮。

忙碌的农民早已养成了晨炊星饭的习惯。但麦收的季节人们都盼望着中午的到来，我们也是如此。每到晌午，我都站在麦田里时不时的翘首企盼，等待着母亲把做好的饭菜送到田间地头。远远望去，瞅见母亲踮着那不完全裹实的小脚，踏着碎步，一手挎着篮子，一手拎着罐子，渐渐地向我们走来。我和哥姐弟们选一块地天席地而坐，借着午饭的间隙，一边稍作休息，一边享用着母亲给我们带来的葱香扑鼻的葱花油饼和一面焦黄，一面松软的玉米面大饼子，再盛上一碗香喷喷金黄色清香可口的小米粥，就着那用香油拌好的萝卜丝咸菜和腌制出油的鸭蛋，真的是美味至极，别提有多爽喽。这种特殊的待遇，只能在每年的麦收季节才能享用得到，时至今日我回忆起来还是久久难忘。

地里的麦子收割完了，麦场并没有结束。农民想把麦子吃进嘴里，还有很多细活要做。在麦子没进场院之前，用黄沙土矼好的场院，平如镜面，硬如水泥。麦子运到这里，通过晾晒、摊场、碾压、翻麦、脱粒、扬场……每道工序都是精活细磨，而且是环环相扣，即有技术又有技巧，不是好庄稼把式真的干不了。再看看那一个个，在烈日炎炎下，汗流浃背的农民，手持着木锨，顺着微风，把麦粒高高的杨起的那一刻。我真的感悟到，农民要吃上一口白面馒头是多么的不容易！真是应了那句：“……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是麦收时节最真实的写照。

农村的夏日，酷热难挡。那时我家老宅的西侧有一个湾塘，是人工挖掘，还是先天自有，无人考证。这里成年累月积攒了满满当当的雨水，有深有浅，湾沿四周柳树成荫。星月下的夜晚，干了一天农活的人们，钻进湾塘，洗去一身尘土和汗气，解除一天的疲劳。

日子就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慢慢的走着，一年四季，没完没了的农活，缠绕着你的身心。每天的劳累，生活的艰辛，夜晚的寂寞，使我们兄妹难过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岁的增长，对农村厌倦的情绪，与日俱增。渐渐地产生了一种，老家还不如东北城里的想法，时不时的发泄和抱怨父亲，闹点情绪，发些牢骚，弄得父亲也是有苦难言，无可奈何，满肚子的苦水他又向谁来倾诉，只能是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我记得，我们全家下放那年，父亲已经六十二岁了。晚年的父亲是一个呆不住的人，从到了老家之后，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家中里外都要靠自己支撑，虽然有每月几十块钱的退休金，但家里的事情多，又没有家底，一切的费用和开支，都得靠这部分资金，何况全家七口人的吃、穿、用等等，常常出现顾此失彼，应接不暇的时候。因此，父亲除了家中的事情之外，也常去生产队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各种杂活。麦收农忙时，到队里的场院去晾晒麦子，比如压麦、晾场、扬场、垛麦秸等父亲都干过。那时候各生产队都有成片的梨树行，都是年长者来管理，从春天的梨树开花、结果到采摘以至于冬季的剪枝、刮皮、施肥和浇水，都是这些长者们份内的活，尽管比不上年青人的工分多，但毕竟为家里缓解了不少的经济负担。

几年之后，进入天命之年的父亲，不知不觉的变老了，身体大不如从前。记得1974年的秋天，由于家庭的压力和多年的劳累，父亲得了急性心脏病，昏迷不醒，请来了本村里的“赤脚医生”给诊治，他一看忙说：“这病我治不了，赶紧往医院送吧！”我们一听都慌了。那时候交通不便，距离最近的一个乡卫生院也有十一、二华里，只好到队里借了一辆小拉车，套上牲口，四哥和两个堂兄急忙往医院送。到了医院父亲仍然还在昏迷中，四哥心如急焚，一再恳求大夫快点救救他。大夫量完血压，给上氧气，做了心电图，紧接着就在静脉扎上了点滴，但依然不见好转。到了晚上七、八点钟，父亲病情逐渐恶化，瞳孔也有些放大，值班医生告诉四哥赶紧回去告诉家里人准备后事吧。四哥一听傻了眼，急三火四地在医院借了一辆自行车就往家里跑。

说来，真是祸不单行，再说说家里这边也开了锅，我的大爷(父亲的大哥)与此同时，在家中病危，奄奄一息。儿女和家族的晚辈们都围在身边，给老人穿上了寿衣，抬到床上的功夫也就咽了气。顿时儿女们失声痛哭，此时我和六弟都在跟前也同样是悲痛万分。就在这个时候，四哥满头大汗气喘呼呼的跑回了家，一进屋就冲着母亲大喊：“我爸在医院快不行了！”随后放声大哭。刚从医院回来的堂兄听后说了句：“这老哥俩，说走也不能一块走啊！”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厄运一个跟着一个来。母亲一听心急似火，也没来得及问事情的原由，又套上刚返回来没多久的拉车和四哥、姐姐去了医院。母亲临走时嘱咐我：和两个弟弟看好家，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农村的夜晚漆黑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弟弟们在家也是坐立不安，突然发现四哥骑来的自行车没有骑回去，便和六弟说：咱俩也去吧！就这样把七弟一人扔在家，我带上六弟急冲冲的走了。由于天太黑看不清路面，没走多远就连人带车一下子骑进了别人家的猪圈坑里，全凭着圈坑不深，没有伤着筋骨，但还是一瘸一拐的去了医院。来到了医院进了病房，母亲她们已经到了，看见父亲半坐半躺在病床上，输着药液脸色苍白，一声不响地茫然望着我们，看似已脱离了危险。后来听说，四哥走后不久，医护人员对父亲实施了抢救，打了两针急救药，才慢慢的恢复过来，可以说从死亡的边缘上给父亲拉了回来。

我们在医院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医生告诉我们，根据病人的病情不排除有反复的可能，我们这里条件有限，医疗设备差，建议病人到大医院治疗。没办法我们只好把父亲再次抬到拉车上，由四哥在前面“驾辕”，我们在后边推着(牲口牵回了队里，只把拉车留下了)沿着“漳卫新河”大堤上的一条土路往四十里外的山东、德州人民医院而来。在住院期间，我们没敢向父亲提及到大爷去逝的消息。遗憾的是因父亲的病情，我们家人没有参加上大爷的葬礼，没能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愧疚于心。

从父亲这场病，使我联想到了父亲一生中遇到了很多让人胆战心惊的，我亲眼所见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那是1969年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不懂事爱打架。有一天六弟被一个比他大的孩子给打了，跑回来跟我告状，我一听就急了，领着六弟就把那小子打得鼻青脸肿，后来他哥哥来了，我们就跑回了家，正巧父亲在家中，还没等父亲问个青红皂白，没想到他哥追到我家门前，破口大骂。父亲刚开开屋门，迎面飞来一块砖头，父亲本能的一闪，砖头擦着父亲的耳边“嗖”的一声穿过堂屋，重重的砸在了里屋的墙上，躲过一劫。

第二件，这是1971年秋天，我家盖完新房的这一年，生产队里分了一些玉米棒子，潮湿的很。各家各户都把玉米棒弄到房上晾晒，我家也是如此，父亲蹬着梯子颤颤悠悠爬上了房顶，我和母亲在下面往筐里装，父亲在房上往上提，然后再分散开晾，人字梁的房顶，有四十多度的坡度，快要完了的时候，不知父亲是怎么弄的，一脚踩上了玉米棒上，只听“唉呀”一声，顺着房顶就从三米多高的房檐上滑了下来。这一下可真是吓坏了我和母亲，只见父亲顺势来了个半蹲式两脚着地，却安然无恙。

第三件，那还是1973年的冬季，我家筹备给四哥盖房的砖瓦，趁着冬天的农闲把砖备齐，来年的春天就可以动工了。运砖的那天村里来了很多壮年，推着自家的独轮车前来帮忙。父亲跟队长好说歹说在队上借了一辆仅有的小拉车，套上一头壮牛赶着去了砖厂。装满车在回来的河堤路上，牛车下陡坡时差一点就要了父亲的命。车在下坡前父亲紧抓着牛的缰绳向后使劲，尽量让牛往后坐力，利用车的惯性推着牛往前走。但没有想到牛蹄子踩到了父亲的脚面上，随后将父亲绊倒在牛与车的中间，险情发生了！此时，牛还在坡中走，车轮仍然在滚动，而父亲就在车的底下。见此情景的人不约而同喊叫了一声：“唉呀，俺的娘啊！”惊出一身冷汗。只见父亲说时迟那时快瞬间两腿一曲，双手抱头，就地向外一滚，车轮擦着父亲的后背和头皮快速的到了坡底，毫发无损，真是有惊无险。大家悬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放回到了肚子里，真是谢天谢地。幸亏父亲反应快，动作敏捷，不然的话后果可想而知。我至今回想起来那惊魂一目，仍然是心有余悸。

至于第四件吗，就是父亲常给我们讲过的，他所在的单位是采煤掘进队，身处一线的支架工，采煤掌子面每纵深一米，都是他们冲在最前面去搭棚子、支架子。父亲从不离身的工具就是一把斧子一把锯，凭借着他的丰富经验在井下工作三十年，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故数十起，从未伤着过筋骨，而是一一躲过。有人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其实，这句话也不尽然，父亲在井下兢兢业业工作了三十年，而且还是在那个年代各项设备、条件极差的环境中，可从来就没湿过鞋。这也许是上天赐予的命运，几经灾难却都能够化险为夷。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上天都会保佑。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生死，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曾经记得有一次母亲问过父亲的一句话：“从东北下放回老家之后你后悔不后悔？”父亲默默无语。母亲接着说：“后悔也好，不后悔也罢，不怪孩子们埋怨你，是你当时这件事做的太自私。” 后来父亲心存苦衷的说了句：“有些事情后悔了也不能说。”我知道父亲这句话的含义，自己做错的事情只能自己补偿。

说句实话，古稀之年的父亲为他这次轻率的、没顾及后果的自私行为，给家庭和孩子们带来的一切痛苦和磨难，他真的后悔过，自责过。也理解儿女们的抱怨、牢骚以及吃苦受累的心情。但时代所为，事已至此，悔之晚矣。其实现在想想，父亲当时也属无奈之举，处于当年形势所迫也是上策，可以理解。毕竟父亲对老家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外漂泊了几十年，一直怀揣着一种故土难离，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的寻根夙愿，这也许就是人生的真谛。

父亲真的衰老了，人老腿先老，后来的父亲走路已经迈不动步了。尽管父亲一生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更没有感人肺腑的华丽言语，但他为儿孙们奉献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我们为之感恩。

(父亲故于公历1985年12月20日，农历十一月初九，享年77岁)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的那双手一直没有停止过劳动。父亲和哥哥、姐姐都在队里干活，我和弟弟们都在上学，家里的一切事务都是母亲一人操持，什么养鸡、养鸭、喂猪、做饭等等，很少见她有闲下来的时候。每到晚上，母亲的纺车就架在炕头上，随时随地就可以纺线。有的时候我们姐弟们在一旁帮着母亲把棉花搓成捻子，当煤油灯暗下来的时候，母亲还时不时的用针尖把灯芯往上挑一挑，灯光瞬间亮了起来。伴随着吱吱呀呀的纺车声，我们都已进入了梦香，可母亲还在那纺啊、摇呀，经常是到了后半夜才休息。

我最喜欢看母亲织布的样子，母亲的织布技术是我们回老家以后学的。我们家没有织布机，每逢要织布的时候，都是母亲去别人家借来用。然后，把织布机镶在外间屋的北墙角里，镶机可是最精细复杂的一道程序，处理不妥，用起来总是出毛病，我记得，我就帮母亲镶过几次。机器安放好了之后，就将五颜六色的线细致的编排在机器上，随时就可以织布了。梭子在母亲的手里像是飞起来一般，手和脚在织布机上，上下左右的来回表演，配合的相当默契，织出来的彩格花布，特别艳丽好看。

我们全家人那时穿的粗布衣裤和炕上垫的以及铺的盖的被褥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就说做鞋吧，不论是棉还是单，看着简单做起来很难。我记得母亲有一个厚本子，里边挟着大大小小都是用硬纸剪好的鞋样子。做鞋之前，首先要打好浆糊，稀稠要合适，然后找来旧衣裤或碎布头，打上浆子一层一层的粘裱起来，到了一定的厚度就可以了。土说法就叫打“袼褙”，等袼褙完全干了，用来做鞋底和鞋帮，用拧好的麻绳一针一针的将鞋底先纳出来，根据每个人穿鞋的大小，剪出鞋帮做好鞋面和里子，再和纳好的鞋底比对好，把鞋底和鞋帮一针针严丝合缝、毫无偏差的绱上，这双鞋就算做完了，说实在的真实很不容易。

看着母亲很辛苦，每逢星期天放学回家时，(高中时期住校)我都力所能及的帮助家里干一些家务活，减轻母亲的负担。做饭时帮着烧火、挑水、推土、垫圈……这些我都能干。到了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围坐着簸箩跟着家人一起搓玉米粒子，用铁穿子将玉米棒先穿上几条，然后再用手揉搓几下，玉米粒子很快就从指缝间流下来，磨成面子后，可以说是我家一年到头的主食。我很喜欢母亲用大锅贴的玉米面大饼子，一面松软，一面焦黄，吃起来香味可口。每次返回学校时，母亲都把一星期的干粮准备好，什么饼子、熟地瓜，还有少量的面粉，然后再往兜里给我揣上块八毛钱，到学校买碗汤喝。

那个年代，农村的生活水平都比较低。我记得，公社里的干部常去各村蹲点。干部吃饭的事就下派到各家各户。大队上一般都选择生活稍微好一点的，卫生条件讲究一点的，能踏实地让干部吃饱肚子的社员家。那时候可以说，我家就成了大队上派饭的常客，(他们认为我家经济条件好一些)母亲又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实诚人，宁愿亏待了自家人，也不能慢待了客人。每次干部来时，都是母亲下厨，父亲陪着，边吃边聊，跟你讲形势、谈政策、聊生产、问家庭、交感情等千篇一律的话。母亲忙活了一番，辛苦不说，却从来没有给过一分工分，更没有任何的报酬，几乎免费。有时候吃完饭的领导觉得实在过意不去，临走时往桌上扔下个半斤粮票，四、五毛钱就算了事。

如今我时常想起我们初到老家的那几年，每年难耐的盛夏，天气异乎寻常的热，热的人无处躲藏。劳累的人们本想趁着午休时分，好好的小憩片刻，可是那树枝上讨厌的蝉鸣声：“吱了、吱了”扯着嗓子无休止的，肆意妄为的叫个不停，弄得人心烦意乱，难以入眠。记得那时一到晚上，母亲总是在院子里的老枣树下垫上一层晒干的老草，然后再铺上粗布的炕单让我们乘凉。我们围躺在母亲周围，她盘腿坐在中间，轻轻的呼达着蒲扇驱赶着蚊虫和暑气，我们眯呼着双眼享受着阵阵的凉风安然的入睡。那时在我的心目中母亲就像一座山，她不仅善良可亲，而且还常为我们遮风挡雨，她的心灵如同一泓清澈的甘泉，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俭朴、坎坷、艰辛的一生，是执着、坚强、平凡、伟大的一生。她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家庭，给了儿女及孙辈们，自己却没有得到多少该得到的幸福和快乐。正应了那句名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就是母亲毕生的真实写照。

(母亲故于公历2005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五， 享年84岁)

　　1974年元旦刚过，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发了下来，心情格外高兴。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家族的孩子还没有一个上过高中，这对我而言，意味着荣幸与自豪，而且，我发现当时在族人们的眼光里有那么一点刮目相看的感觉。其实在那个年代，“考试”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更谈不上考上的。我清楚的记得，初中毕业前夕，高中学校来了几位老师，说是招收高中学生。经过初中老师的介绍和推荐，再加上面试、口试和笔试，象征性的出了一些简单的试题让学生们试答之后，所谓的考试就算结束了。更主要的是了解每位同学的家庭状况，比如：家中人口、经济条件、家庭出身等等，都是涉及到能否升学的条件。那时家庭成份约束着每个人的各个方面，升学也是如此，成份不好的，即使你学习成绩再好，也只能是望校兴叹。还有的同学是因为家庭困难，承担不起上学的费用，而就此止步。此外，那个年代“读书无用论”的论调，也扰乱了一些人的思想观念。

开学第一天，学校自然要搞一个开学典礼，规模不大也不隆重。有校领导讲话，老师代表发言，新学期的学生代表发言等内容。然后校方领导介绍各新班的班主任和班辅导。我们班的班主任姓吴，男性，四十岁左右，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班辅导是一位姓沈的女性，三十岁左右，人长的秀气，校内来说无以伦比。她和丈夫在北京某大学毕业以后，不知什么原因一起被分配到这里来任教。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夫妻二人为人和睦，少言寡语，为人处事总是小心翼翼，轻易不肯显露自己。(后来听说，男方的父母也是知识分子，文革时期给戴上了一顶“臭老九”的“桂冠”下放至此，她夫妻二人受到家庭的牵连大学毕业后双双来此任教。)

开学后，班里的班干部由班主任直接认命，可能是吴老师通过了解，对我有些好的印象，认命我为班长兼班里团支书，负责全班的各项工作。随后是学习、音乐、卫生、劳动、体育等各委员一并认命出来。在老师的鼓励下，同学们的掌声中，我代表新组建的班委会，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和今后与大家共同搞好班里各项工作的表决发言，赢得了师生们的掌声。

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学校处于半学半搞运动的状态。一场场的运动接踵而至，搅乱了人们的大脑思维和判断能力。对于我们这些还未成熟处于青葱岁月的学生来说，往往是不加思考的随波逐流。什么“批林批孔”、“反击右倾反案风”等，都体现了我们那时的天真、幼稚和冲动，还有单纯、无知与鲁莽。两年的校园生活确实给我留下很多的回忆，为了发展一名团员在月光下的促膝长谈，为了社会实践到生产队支农锻炼，为了学习成绩晚间自习的互帮共勉，为了运动会比赛取得好的名次不顾烈日下的争先恐后，奋力拼搏……这段美好的光阴时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我的班主任吴老师的宿舍里，是我常去的地方，一是请教，二是汇报。十六、七平米的房间，除了一张单人床之外，地上、桌上、墙上摆放着各种乐器，什么钢琴、手风琴、小提琴、二胡、笛子等等，应有尽有。他说：他从小就喜欢音乐，与这些乐器感情深厚，有着不解之缘。

时至今日，我总是想起一幕场景：每到傍晚，他独自坐在宿舍里，天上月明风清，不断的拉起那宛转悠扬的手风琴，还有那激人奋进的二胡曲。什么《二泉映月》、《赛马曲》等等，有时哀怨，有时苍凉，丝丝缕缕，欲断欲连，伴随着微风，传出窗外。我虽然对音乐没有一点研究，但我隐隐约约能感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很多故事和忧伤，借用这种方式来释放和调节这枯燥无味的精神痛苦吧！我觉得，这人啊，最怕的是精神上的孤独和政治上的折磨。不知为何，那时我的心里竟然五味杂陈，一种复杂的同情感涌上心头……

1975年初，在“批林批孔”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又迎来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全校行动起来，标语、板报、传单比比皆是。就在这个时期，我们班换了新的班主任，吴老师却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去了哪里，我们很难知晓。时隔几月，听说有人背后向上级反映，说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严重，已蜕化变质，不适合教书育人。不然的话，肯定误人子弟，真是人言可畏呀！

痛哉！惜哉！那个年代伤了多少人，又苦了多少人……

在高中的两年里，一直吃住在学校，每星期回家一趟，取些粮食到学校再兑换成饭票。学校为我们离家远的同学准备了宿舍，寝室很简陋，几间平房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住宿的同学自带床铺、被褥，没有桌椅，为了防止老鼠侵扰，都在自己的床头上方的砖墙上钉上几颗钉子，把带来的干粮、衣物等用品挂在上面。一间房子里住着十几个学生，冬天阴冷，夏天潮湿，蚊虫、跳蚤猖獗，一盏40瓦的灯泡高高的挂在房梁上，昏暗的光亮仅供照明，当时的条件确实艰苦。

记得1974年的夏天，阴雨绵绵。宿舍里特别潮湿，蚊子也多，又没有防护用品，一到晚上蚊子的“嗡嗡”声在你耳边响个不停，用手一扇都能抓着。咬的我浑身上下包痕累累，痒痒的钻心，再加上水土不服，皮肤被咬的位置慢慢的起了水泡，水泡一破流出黄水，然后变成了疮，一片片的感染化脓。最后实在是挺不住了，和寝室的一位同学陪着我去了离学校不远的乡镇医院。那时候的乡镇医院设备简陋，医护人员的责任心不强。让门诊医生看过之后，她说：“打两针青霉素消消炎吧！”于是就告诉护士给我做皮下试敏。我至今还记得那小女护士岁数不大，十六、七岁的样子吧。她在我的肘腕内侧做了试敏，告诉我二十分钟后看结果。二十分钟过后，小护士过来看了看，二话没说，随后让我解开腰带，在屁股上扎了一针。几秒钟后，我自感天旋地转，很快不省人事失去了知觉。后来听我同学告诉我，你休克后，这小护士当时慌了，知道闯下了大祸，大喊大叫的跑进了医务室，随即几个大夫跑了出来，在你的左右臂上各打了一针，几分钟后你渐渐地恢复了知觉。听着同学的描述，我的心中好像一面小鼓，一直在“咚咚咚”的敲着。我完全的苏醒了过来，看见了医生们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再后来我知道这是药物过敏，幸亏抢救的及时，不然的话我这小命可就乌呼哀哉了。临走时医生再三嘱咐我：“可一定要记住，你青霉素过敏！” 那时候的人哪，太老实太实在，搁到现在这可是医疗事故，是要赔付和追究责任的。此后这件事让我铭记于心中！以至于后来的几十年里，当我每次住院时，看着护士揣着药盘子过来打针时，我都时刻提醒她们千万别拿错了药针，误伤了人命。

一晃，到了1975年12月末，寒窗两年的高中毕业了。生不逢时，高考已经取消多年，因此，想高考的梦想已烟消云散，毕业之后我回到了家里。

时过几天，迎来了不平凡的1976年。我向大队提交了参军的申请，并参加了冬季根治海河的治水工程建设，虽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真正的得到了锻炼。进入二月征兵的工作终于有了消息，仅管比往年来的迟了一些，但我还是赶上了这次机会。一大早，民兵连长带着十五、六个本村的青年，来到公社进行征兵前的体检。来自县各医院的体检医生已经就位，按着顺序各尽其责的依次体检着。五官科、内科、外科、身高体重，一关一关的过。然后是搞政审材料，紧接着是接兵部队首长对应征青年进行家访，最后是定兵，下发入伍通知。我耐心等待着最后的结果出来。

从戎辞家去 慈母招手送

心中多少话 尽在背影中

1976年2月2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经过体检、政审之后县人武部批准了我的入伍，并通过村大队把入伍通知书送到家中，在门上、屋里的墙上张贴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小标语，全家人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3月1日我领到了第一身65式军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被子、腰带、水壶等一套完整的军用品一应俱全。这是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今天我终于穿在身上，尽管不是量身定做，称体裁衣，显得有些臃肿之外，但仍然是威武庄重，精神抖擞，帅气十足，令我爱不释身。

记得我走的那天，是四哥送我到了公社。一家人送出大门，父亲身体欠佳，招手目送。而母亲站在大门口的老榆树旁，久久的站在那里招着手，目送着我和四哥渐渐远去。我回过头，遥望着微风中母亲还再那眺望的身影，一时间我泪光滢然，瞬间涌了下来……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父母对儿女的爱，尽在不言中。

1976年3月5日，我告别了家乡父老，带着亲人们贴心的叮咛，从此踏上了从军的征程。

　　运送新兵的闷罐车里坐满了各乡各村新入伍的战友，虽然彼此还都不熟悉，但从面色上能看得出一张张各不相同的表情，内心深处有着复杂，难以掩饰，说不清的激动与情感。人生真的像个迷，谁也不知道未来是个什么样子。一路向北远去的列车，在车轮和轨道“哐当、哐当”有节奏的声中远离了我的故乡，从此，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上篇)写到这里，就此结束了，我经过浓缩之后，所写的这些过往，都是我记忆中发生过的事，充其量，算是篇记事文吧！谈不上什么作品，只是在我入伍之前的一段追忆。(下篇)待续。

　　在此，真心的感谢《美篇》这个平台，开办的太好了！能利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给了我们锻炼写作的机会。它使我们能够打捞到逝去的岁月，记录下身边的美好，分享着感人的故事……我只所以把这段早年的记忆写成《美篇》表达出来，不单纯是分享给美友们看，更主要的是写给我自己看，留下与家人、后代、子孙们看，让他们能领略、感悟到老一辈人是怎样从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如何走过来的，知道感恩、感激、感知，懂得亲情因记住而延续，人生因记住而永恒的道理。我的(下篇)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要继续写下去，完成我所经历的、遇到的和看见的所有人生历程。

欢迎分享！ 谢谢阅读！

(图片除笔者之外，来自于网络，稍作改动，如有不妥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