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 重

吴峻

                         《我和张艺谋的故事》

                           

                                       吴 峻

     特殊时期，宅家说事儿。突然想说的是，我和张艺谋的故事。

    或许，朋友们会问——为啥说是“突然”？因为我曾经对他承诺，不会随便披露他的家事和行踪。几十年来，尽管我在媒体工作，尽管张艺谋是非常吸引人的报道题材，但我几乎没有在媒体发表过任何关于他的图片和文章。现在，我俩相识已有40多年，我也已退休。疫情期间，不便出门，那些往事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放映”。我觉得，是时候写写和张艺谋的故事了。

    说起我和张艺谋的相识，绕不过一位人——陈军令。

    陈军令，1943年农历9月生人。他是我姑妈的长子，是我的表哥，年龄大我13岁，家居咸阳。1962年冬季，军令兄应征入伍，我回到咸阳为他送行，可到家后却没见到他。听大人们交谈说，咸阳地区要去当兵的人都去武装部集中了。当时我才6岁，担心见不到爱我、疼我的哥哥，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便独自出门，去两三公里以外自己印象中的武装部找他。结果，南辕北辙瞎跑一阵，我不仅没找到他，反而害得家人撒网式地上街找我。最终，当家人在咸阳面粉厂附近找到我时，我扑进爸爸的怀抱里嚎啕大哭，那种害怕与委屈才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陈军令当兵先去了宝鸡，之后部队换防转去云南，他成了铁道工程兵。他和深圳去当兵的何煌友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俩都在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干的活都是放电影、刷标语、写报道、办墙报、布置会场，加上照相。一次，哥哥回家探亲，我问他在部队干啥？他笑着说：吹拉弹唱，打球照相。我第一次听到用这八个字描述部队生活，感觉很有趣。

    几年后，军令哥从部队复员了，先是分配到咸阳市粮食局工作。组织上发现他多才多艺，为了发挥他的艺术特长，就把他调入咸阳市工人文化宫任摄影干事。工作环境变了，他如鱼得水，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组织文艺汇演，在文化宫剧场放电影，他会很多乐器，上舞台拉板胡和二胡给演员伴奏，办图片宣传栏，写大大的美术字……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文化宫院里的树梢上挂满他书写的灯谜谜面纸条。当然，他主要的任务还是用照相机记录文化宫每年四季组织的活动。在他的组织下，还成立了咸阳职工摄影组，培养摄影骨干，常年举办咸阳地区职工摄影作品展览。他召集了许多各企业宣传和工会部门的负责人，发现新人努力培养，全力支持爱好摄影的人去拍好身边的人和事，多项摄影活动搞得风生水起。（遗憾的是2005年中秋之夜，军令哥因患病去世，时年62岁。）

    那些年，张艺谋在咸阳国棉八厂上班，除了写写画画，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在酷爱的摄影上，因此成为了咸阳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摄影组的绝对主力。

    1969年，我从西安小学升入西安中学就读。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迎接“最高指示”，一会儿复课闹革命……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等到我们该毕业了，又迎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同学应该是1972年高中毕业，统称72级，可一直拖到1974年绝大部分同学才打起背包奔向农村，这种毕业形式让每一位同学都刻骨铭心。4月16日，西安地区当年第一批高中毕业的同学，从四面八方涌到新城广场，数十万人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悲喜交集的气氛里告别父母和家人，踏上去往广阔天地的征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因患十二指肠溃疡接受治疗，所以没有下乡。知识青年都走了以后，西安古城显得空落落的。待业青年，就是指我这种没有上山、也没有下乡的人。记得当时同学们报名要下乡时，西安市新城区文化馆的摄影干事时宜老师到我们学校拍照片，说是接到情况通报，得知我们班的高南同学和妹妹高蓉姊妹俩在家长的支持下，踊跃响应党的号召一起要到农村去插队。这在那个年代，这算是很典型的好人好事，要大力宣传表扬。

    当时，时宜老师带了好多摄影器材。拍照时，我恰好站在一旁，就自然被“抓差”给他打碘钨灯。时老师教我把灯管举高或者放低，再看看灯光照射区的远和近，几经折腾拍照总算结束。我当即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事后，我去新城区文化馆找时宜老师。没想到，那天他拍的照片见报了。时老师还把当时那张图片的铅板拿给我看，我当即表示要跟时宜老师学摄影。时老师告诫我说：“学摄影很艰苦，需要很长时间，你能否学好，就看你有没有决心去努力去坚持，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文化基础”。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时老师的要求。

    就这样，我开始在西安、咸阳两头跑。在西安的时候，我去新城区文化馆跟时宜老师在暗房学习配药，老师教我先搞清楚什么是显影液的配方，什么是定影液的配方。我记得他曾对我说：“摄影这行当三年可培养出一个会照相的，十年才能培养出一个暗房师。”他在暗房放大黑白照片时，我就站在一旁帮着在显影液里翻看照片，然后用水漂洗后再定影。我往咸阳跑的时候住在姑妈家，给军令哥打杂跑腿，有时跟着一帮咸阳职工摄影组的人出去拍照片，有时从西安帮他们购买南方、厦门牌各型号放大纸，背回咸阳供他们搞影展之用。就在咸阳市工人文化宫军令哥的暗房里，我认识了张艺谋。

    张艺谋，1950年生人，祖籍临潼，比我整整大6岁。因为共同对摄影的爱好俺俩相识，他当年在咸阳上班，住在职工宿舍，他的家在西安市南四府街杜甫巷12号，从小南门往北进入南四府街东侧不远。杜甫巷是东西走向长而窄，中间还有一个N字型的转弯，他家就住在进巷走一小段，然后右拐的第一个院子里。

    1974年至1975年上半年，我仍是待业青年，隔三差五跑去咸阳玩儿几天，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工人文化宫院子里或军令哥的暗房里，也经常有机会和张艺谋见面，他待我像一个小弟弟。我跟他一起在暗房制作照片，他对自己拍得照片非常讲究，什么题材做高调，什么题材做低调，如何处理图片画面上黑白灰的三种影调和关系，他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我记得，张艺谋有次还把制作好的黑白照片放入赤血盐（学名：铁氰化钾，在暗房本是一种底片减薄剂）药水里，黑白图片立即变为棕色，很是有趣。

    记得当时，我们所受的教育是高大全、红光亮，以英雄人物为榜样。有次他在渭河滩上搞创作，选医用红药水（红汞）洒在白色绷带上，然后将绷带裹在一位朋友头上，这位朋友匍匐在河滩上，目光坚毅远视前方，以示“英雄”形象。此外，他也利用假期去拍一些名川大山的风光图片，其中他在华山拍得《白云深处有人家》还刊登在《中国摄影》杂志上。

    那个年代，有一种说法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我通过母亲的熟人，找到一份临时工作。1975年6月，我在西安人民搪瓷厂制抷车间上班了，当时分早晚班，我去咸阳的机会自然就少了。但我经常会在周末去杜甫巷张艺谋家找他，我俩相约出去逛照相器材商店，还去过西安兴庆宫公园。那些年，西安钟楼还没修建地下通道，俺俩经常去西大街东头北侧“同盛祥”咥羊肉泡馍，他每次都要4个饦饦馍，我饭量比他小，要3个饦饦馍足矣。有时他在咸阳忙没有回西安，我就在他家与他的奶奶和父母聊天，还见过几次肖华。时间长了，他家的长辈都非常喜欢我。巧的是，张艺谋的妈妈也姓张，祖籍户县，与我的母亲是同乡。

    张艺谋的妈妈告诉我：她家有弟兄仨，两个弟弟名字里也都有“谋”字。张艺谋是长子，家人都称他为谋谋。其实，张艺谋小的时候名字叫张怡谋。怡，意味着“和悦的样子”，也有“喜乐的、使人心神感官愉快的”等意思。但上学后，有的老师和同学喊他张“台”谋，或张“治”谋，还有人问：你叫张“啥”谋？这样，家里人才给他改成了大家现在都熟悉的“艺”字。他这段名字的趣事，我曾经告诉过沈阳的朋友薛柏鸥，并形成文字刊登在《沈阳日报》旗下的《图像时报》上。从那儿以后，我就一直称张艺谋为谋谋。

    1976年6月2日，我正式参加了工作。由于政策规定，没有上山下乡的待业青年只能分配到西安大集体性质的企业就业。我报到的单位是西安市冶金机电工业局所属企业西安第三汽车配件厂，地址在北大街与西五路交叉路口东南角，门牌为北大街129号。当时，我们共有20位年轻人一同进厂，分别安排到不同车间，不同工种。我算是很幸运的，实习期间学过铸工，正式分配当过钳工，在厂技术室做过机械图纸描图员，在厂办做过文书，还在厂政工股做过行政工作。上班以后，我仍没有放弃对摄影的热爱和坚持，同时与谋谋仍保持密切来往，经常和他一起出外搞创作。那时局里的、厂里的许多活动，都是我用照相机记录下来，这让许多人感觉我在工作中有点儿“不务正业”。就连厂里领导商志哲也曾在一次会上对大家说：“吴峻，可用两个自行车的牌子来比喻——他不可能在厂里‘永久’，他迟早就是一个‘飞鸽’。”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

    1978年5月，全国艺术类高校提前招生。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发出招生简章，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报名了，并领到了准考证。招生简章明确规定：考生年龄应为22岁以下，谋谋因时年已28岁，超龄未能取得应试资格。

    当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在全国设立3个考区：西安、北京和上海。西安的考场设在南郊小寨附近的西安音乐学院校园里，主考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曹作宾负责，张益福和另一老师参与。考试科目除了语文、数学、历史、政治等文化课以外，还要考美术素描和影片分析。考场素描画的是石膏像《海盗》，影片分析是校方组织考生到陕西省电影发行公司放映厅，观看时长91分钟的电影《水手长的故事》，看完影片后，紧接着在2小时之内写出一篇影评的分析文章，整个考试时间为7天。谋谋虽失去了报考的机会，但他向单位请了长假，并多次与张益福老师接触，了解北影学院方方面面的情况，以及自己想进校学习的渴望。

    张益福老师告诉他，这次北影摄影系招生也是停滞了十多年之后的一件大事，校方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名额为26名。西安考场包括西北五省、云南、成都等省市地区，只接纳符合条件的考生，像谋谋这种超龄情况，他的确无能为力。事后据了解，当年全国总共报名考生人数不超过200名，西安考场仅有33名考生应试。

    在这7天“漫长”的日子里，每天只考一门。谋谋天天陪着我，骑着自行车带我去考场。西安音乐学院教室是平房，我进去答题后，他就趴在教室外窗台上看着我和其他考生答卷。每一门考试结束后，他都迫切想知道考试的内容。上午考完后，我俩就一起在吃午饭时交流，下午各自回家休息，第二天继续。

    实际上，北影摄影系考试范围根本就没有摄影方面的试题。只是许多考生带着自己拍得习作，请院方主考老师了解一下个人在摄影方面的努力成绩。考生的综合文化知识很重要，美术素描的基础、个人造型能力的把握也很重要，而写影评则是衡量考生对生活的观察和文字的表达能力。我仅仅是酷爱摄影，拍了一些照片，综合文化知识是靠日常的学习和积累，美术素描简直是一窍不通。进了素描考场后，我面对画架上的白纸一片茫然，不知从何下手，甚至连怎样握铅笔都很生疏，只能看着对面的石膏像《海盗》发呆。最终，我当然榜上无名。对我来说，参加这次考试更像是完成一项“使命”，谋谋等于全程了解了这次北影摄影系的考试状况，同时也颇为我惋惜。

    两个多月以后，得到北影摄影系消息，西安考场有5位考生被录取，我记得是侯咏、顾长卫、王小列、智磊和赵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侯咏，他的绘画素描基本功很好，在考场画得相当好，对比之下我只能一声叹息。再后来，谋谋被北京电影学院破格录取，有关过程已有许多文章都介绍过，故这里不再赘述。学校开学一个多月之后，北京电影学院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摄影系学生，张艺谋迈进了高等学府的殿堂。

    谋谋去北京上学了，我也安定了，可是对摄影的热爱始终没有降温。谋谋是我的榜样，我更加努力地去学习，更广泛地去结交朋友，也更清楚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更全身心投入到生活当中去。

    幸运的是沒多久，我在北京结识了几位兄长和朋友——王志平、李英杰、许涿、王苗、王立平、吕小中……他们以完全民间的方式筹办了建国以后首个非官方的摄影展览，并组织了一个民间群众摄影组织——四月影会。他们于1979年和1980年相继在北京举办了两回《自然•社会•人》影展，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谋谋在北京也与他们有来往，并展开摄影方面的交流。1981年5月1日，我拍的一张图片《天云山传奇》在“四月影会”举办的第三回《自然•社会•人》影展中展出。当天，我和王立平老兄在中国美术馆展地值班，巡视展场，疏导观众，那些时光，非常温暖。

    从北京往返几趟后，我的眼界大开。

    1980年，我和西安的好朋友惠京鹏、赵康、高海风、李普选、宛然（宛卫国）、韩晓安等组成陕西摄影界第一个民间团体——四方影会。由惠京鹏任会长、高海风任副会长、赵康任秘书长，其他人均为理事。荣誉会长是《人民日报》张雅心，两名顾问为：西安美院王崇人老师和《陕西青年》杂志张毓秀老师。

    1980年12月16日，我们以“四方影会”的名誉发出征稿启事。文中写到：“四方影会由西安部分年轻摄影爱好者组成，本着交流学习和不断提高摄影艺术的宗旨，定于1981年春节在西安举办《风土人情》主题影展。我们欢迎青年同仁踊跃参加，积极投稿，诚望得到各界朋友的支持。选送作品要求以新颖的艺术形式出现，以抓拍的表现方法为主。内容不限，力求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截稿日期为1981年1月15日”。谋谋得知此消息非常高兴，并表示一定选出自己的作品参展。他还讲到，在北京看“四月影会”影展的作品很受启发。他们把镜头对准了人，对准了社会，对准了生活的细节，抓拍所呈现出那种自然、那种真实，所传递的深沉的力量和尖锐的时代性都深深地震撼了他。

    1981年春节，在各方辛勤努力下，《风土人情》主题摄影作品展览在西安东大街平安市场地下文化宫开展，时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逸之及《西安晚报》总编辑袁烙等领导和陕西摄影界前辈杨礼门、安克仁、葛新德、张毓秀、龙吼、邰宗武等老同志为影展剪彩。200多幅图片挂满当年地下文化宫的墙壁，观者摩肩接踵。许多摄影作品来自生活，让广大市民们耳目一新。谋谋的一组（7幅）《一代青年》和《中国姑娘》也在影展中亮相。

    我们为了这个展览，完全自费购买大幅相纸精心制作，临近开展前夕不畏天寒地冻，用买来的面粉打成浆糊，蹬着三轮车不分白天黑夜，跑遍古城街巷刷贴自己为这次影展设计的海报。观众们为许多摄影作品或习作抓拍的瞬间，新颖的表现形式，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生活场景，城乡之变化非常接地气的《风土人情》影展叫好。观展时许多人在图片里寻找自己的影子，寻找那个时代给人们定格的烙印，并一时给关注摄影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热门话题。展地留言簿上观众写下最多的词语就是：感动！感谢！

    谋谋在北京一直关心着西安这帮弟兄们的努力，几次书信询问筹备情况，并告知大伙，他也会有作品参加“四月影会”主办的第三回《自然•社会•人》的影展。

    在北京求学期间，谋谋仍没放弃图片摄影。他利用周末和假期，在北海公园抓拍了两位老人下棋的趣景，人物神态栩栩如生，标题为《对弈》。他采用了连续摄影的手法，朴实的表现形式感染了许多人。这组作品被《大众摄影》杂志刊用后，他还送给我一套原作。

    有一年冬季，我在北京乘坐公交车。当车到西单站时，我意外看见谋谋身穿军大衣在站台上等车。我赶快下车与他相拥，说本不想去找他，怕打扰他，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相见。他问我：西安家人都好吧？咱那几位伙计都忙吗？还有些啥新打算？我告他家人和大伙都挺好，你在北京也照顾好自己。说完就匆匆话别，又不禁感叹：有时缘分真是挡不住的。

    1981年盛夏，谋谋暑假没有回西安的家，我专程去北京昌平区朱辛庄北京电影学院（老校址）找他。在北影校园摄影棚里，我看见他和同学互助，在拍摄轨道上抱着摄影机来来回回找角度，找被拍物体的焦点，反反复复练习推、拉、摇、移、升、降的操作步骤。眼前的一切对我来说十分陌生，我拍图片已习惯用照相机在相对静态的状况下拍摄，而此刻他却在运动中去完成电影拍摄作业，这静与动简直太不一样了。下课后，谋谋陪我在校园转了转，说进校后觉得时间非常紧张，再加上一些课余时间里的社会活动，好像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习，有很多很多电影作品要看，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做。我俩告别时走到北京电影学院校门口，请一位同学帮忙拍了一张合影。

    1982年深秋，我和朋友刘小元骑着自行车去西安周边的乡镇采风。小元喜欢打猎不玩摄影，这次出行只是他有时间陪我走走。第一天我们在咸阳转悠，第二天上午我提议去兴平陕西柴油机厂（408厂）看一位朋友。当肖华从办公室出来，我才告诉刘小元她是张艺谋的爱人。那时肖华有孕在身，满面春风，说话细声细语。她没想到我们会来，而且还是骑着自行车大老远从西安去看她。我们站在厂区院子里说说笑笑拉家常，肖华想留我俩吃午饭，我说：“不用麻烦了，俺俩还想再往西边跑跑拍拍。”就这样告辞了。后来肖华从兴平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我们还见过几面。

    再后来，我进入《西安晚报》任摄影记者，工作与生活节奏都进入一个全新的状态，很少再有时间和老朋友相聚。

    1982年下半年，谋谋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没能回到西安工作，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他任副摄影师完成的第一部电影是儿童片《红象》。当时，谋谋还专门给我写信讲述他和同学们在5个多月里，仅有35万元的经费，拍影片《红象》的过程，让我抽时间去看一下这个片子。之后，他作为主摄影师拍摄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

    1983年5月，广西电影制片厂破格批准以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这4个应届毕业生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平均年龄27岁），拍摄《一个和八个》。他们大学毕业不满一年就全部独立拍片，这在中国电影界是“史无前例”的。

    在拍电影《黄土地》时，谋谋有这样的阐述：“我们想表现天之广袤，想表现地之沉厚；想表现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想表现民族精神自强不息；想表现人们原始的蒙昧中焕发而出的呐喊和力量，想表现从贫瘠的黄土中生发而出的荡气回肠的歌声；想表现人的命运，想表现人的感情——爱、恨、强悍、脆弱、愚昧和善良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色彩、光线、构图、运动四大要素构成了电影摄影的风格，我想，它们都应该统一在这样一个基调下：不求清淡而取浓郁，不求变化而取单纯。”

    两部电影上映后好评如潮。有一天《西安晚报》总编室主任袁鹤年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的好朋友张艺谋拍电影是个天才。今后他有啥动向，你一定要关注。”

    1991年底，谋谋率领《大红灯笼高高挂》摄制组在山西祁县拍片。当时，很多境内外媒体都想去探班。可在开机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该摄制组宣布为了不影响拍摄进度以及避免故事情节泄露，婉拒国内外媒体人员到实景拍摄地采访。过了一段时间，该电影在拍摄过程中，我们总编室老袁主任悄悄对我说：“你能去山西祁县吗？想办法联系一下张艺谋，看看‘红灯笼’电影拍得咋样咧？”我答应他试着问问。结果电话是打通了，可谋谋说：“电影都拍完了，主要演员也都已经离场咧，我们留了几位工作人员还在祁县乔家大院，主要是为了等一场大雪，补几个镜头就全部结束了，你要来可以来玩儿几天。”老袁知道这个情况后，眯着眼睛，摊开双手笑笑说：那咱以后再找机会。

    其实，1987年就已经有一次机会。11月15日，听说谋谋回到西安，我和报社文字记者张敏坐着车队顾方亭师傅驾驶的新款紫红色桑塔纳轿车，去西安电影制片厂家属院找张艺谋，主要是了解他因主演电影《老井》获得最佳男演员的事儿。当年，北京电影学院破格录取他进了摄影系，谁也没想到他却在表演上获得大奖。真是这一破格，就一下子为中国影坛添了个奇才。

    1983年毕业后，谋谋拍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大阅兵》，每部的摄影效果都获得好评。这倒也罢了，他本来就是搞摄影的嘛。可在《老井》中，谋谋从摄影机后跑到了前面，居然敢演男主人公，又竟然一举成功。随后，他又干上了导演，主持拍摄故事片《红高粱》，天南海北地跑，让朋友们一两年都见不上他的人。

    偶然听说他回到了西安，我们就想到他家里去找他。肖华告诉我俩，谋谋已拍完《红高粱》，正在做后期处理，常常忙到后半夜才回家。我们赶到西影厂门口，正好碰上张艺谋，他推着车子匆匆忙忙往外走。见我们来者不“善”，就说他马上要去钟楼邮局给北京打长途，“有关片子的事儿，急得很。”我灵机一动，对他讲：“那好说，我们报社有直拨长途电话。”他就这样被我们拉到了《西安晚报》总编室。

    中午，仨人在南四府街面馆要了三碗油泼扯面，每人捧一大老碗，一边吃一边拨电话，一边谝着。张敏问：“艺谋，听说有记者问你在东京电影节上被评为最佳男演员后的感受，你说没感受，有这事儿吗？”他连忙说：“真的没啥感受，咱又没想干表演，对我来讲真的没多大兴趣。当时我正在外地拍戏，一位同志跑来对我说：西安来电话了，说你获了奖，我正忙着，没当回事儿。事后，他又正而八经通知我。大家一起哄，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能成功总是有点原因吧？”

   “咋说呢。叫我看，当演员并不是多难，好多演员弄不成事儿，就是往机子跟前一站就放不开。”说到这儿，他嘿嘿一笑，“咱是干摄影的，还不知道喔镜头是咋回事儿！”话说得很轻松。艺谋在电影《老井》里能演孙旺泉，一方面是他当过下乡知青，有农村生活的阅历，一方面为演好那段戏，他也没少艰苦磨练。

   “你这一笑，让人想起你在老井中的那一笑。说个难听话，看你喔憨头子的微笑，一下把观众都给惹笑了，也一下把孙旺泉的味道渲染出来了。”听了这话，谋谋又笑了，看上去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孙旺泉，实实在在的一个张艺谋。

    与我们闲谝中，谋谋偷偷瞅了一下表。他说：“这个月25号就要把片子拿到北京送审，眼看只剩10天了。”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多留他了。在送他回西影厂的路上，又说起西影厂这几年的惊人成就，他认为：关键是有好领导，有眼光、有魄力、敢放手，敢拍别人不敢接的本子。

    回到西影厂剪辑室，就有人急乎乎地找他，我们只得告辞。临别时，谋谋想起一件事儿，说：“明天荷兰鹿特丹电影节主席鲍尔斯专程来看《红高粱》，你们也来看看吧”。

    第二天下午，我自己去西影厂看了还没有配音的默片《红高粱》。那极其壮美的画面，那完全以电影语言渲染出来的气韵，真让人倾倒。

    观后，鲍尔斯先生十分激动，他对谋谋说：“这片子太美了，只有天才才能拍得出来。”还说影片一经通过，他马上就买拷贝。如果没有这部片子，他就不举办电影节了。

    “西方人会喜欢吗？”谋谋谦虚地问。鲍尔斯先生回答说：“一定会喜欢，我敢发誓，你一定会成功！”当时我就想，西方人喜欢，中国观众一定会更喜欢。

    谋谋，朋友们为你自豪。

     没过多长时间，我又有机会见到谋谋。

    1988年春节期间，谋谋首次执导的电影《红高粱》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中获得最佳故事片金熊奖，用当年的话说叫“一炮而红”。

    3月3日，谋谋从颁奖现场回到北京又转机飞抵西安。得到消息我赶到西安机场，看到西影厂好多同事手捧鲜花在到达厅等候，肖华和女儿张末也在欢迎的队伍里。飞机落地时经航管部门批准，所有人可到舷梯旁迎候贵宾。当机舱门打开时，女儿张末第一个冲上舷梯迎向爸爸，场面温馨而感人。谋谋一行下机后，有人喊着要看金熊奖。于是，我用相机记录下一个珍贵的镜头——谋谋抱着女儿张末，张末抱着可爱的金熊奖杯。

    3月4日，报社要求记者追踪采访张艺谋获得“金熊奖”背后的故事。车队司机黄小鹏开了一辆米黄色马自达面包车，拉上我和张敏前往西影厂家属院。我们要在途中绕道先办一件其他事，结果遇上一个小插曲——当车子行驶到西一路与解放路交叉路口时，才知西一路是自东往西的单行道。因为赶时间，小黄逆行了200多米，被当值交警拦住，并让我们把车停靠路边接受处罚。我们三人急忙跑去向交警说情，可万万没想到在短短三五分钟内，车门就被小偷撬开。我的摄影包及相机、镜头、闪光灯全部被盗，急得我在路边直跺脚，欲哭无泪。着急采访的我们甚至没时间先去派出所报案，就赶忙赶到谋谋家，当时已是中午时分。

    好在我随身带了一部傻瓜相机，采访总算顺利结束。我把路上被盗之事告诉了肖华，她说：“你即使报案，也很难找回来。让谋谋好好拍电影，多拍好电影，挣很多钱给你再买一套相机。”现场的气氛一下轻松了很多。

    从那以后，我们各忙各的。谋谋忙着拍他的电影，我忙着新闻摄影的工作。但逢年过节，我还是会到他家和他的父母家坐坐，一是看望老人，二是可以得到他的一些信息。

    1988年到1992年，他先后拍出了《代号美洲豹》、《古今大战秦俑情》、《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电影，并在国内外屡次获奖，我真为他高兴和骄傲。

    1992年6月，我工作发生变化，离开了西安，借调到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工作。一年后，我正式调入《深圳商报》，在这里一直工作到2016年退休。

    1993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广州举行。谋谋执导的影片《秋菊打官司》采取了纪实风格，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的半纪录片手法，真实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村的面貌。该影片不仅获得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最佳女演员奖（巩俐），还获得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奖。

    金鸡百花电影节当天，我来到广州中国大酒店。门里门外涌满了热情的影迷，他们大都手捧着鲜花和笔记本，手握着各式各样的笔，大呼小叫，希望得到心中偶像的签名。谋谋和巩俐来了！一片欢呼声起此彼伏。陈佩斯、王志文、谢园等好多电影明星都参加了这次活动。

    中午，由于现场人数太多，谋谋和巩俐没法去酒店餐厅吃饭，酒店服务员就按照组委会安排，把饭菜送至房间。我跟随他俩，也就自然在房间里等候用餐。见到巩俐时我说：“你演的‘秋菊’真不容易，那咱俩就说陕西话。”巩俐非常利索地回答：“莫麻达。”意思是说：没问题。她坐在房间的梳妆台前，我坐在地毯上，拍到她静静的一刻。

    又过了几年，谋谋陆续推出电影《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我的父亲母亲》等。其中《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获第4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技术奖，1995年全美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洛杉矶影评人协会、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提名。《有话好好说》则是一部都市轻喜剧，剧情京味十足，诙谐幽默，由姜文、李保田、瞿颖等人主演，谋谋本人也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收废品的民工角色。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电影界流行一种推广形式——每部电影公映时，主创团队人员就会到各城市去与观众见面，一下子拉近了观众与导演、观众与演员的距离。主创人员会在影片播放后集体亮相，在影剧院现场回答观众和影迷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1997年10月17日，谋谋携影片《有话好好说》和主要演员姜文、李保田、瞿颖等来到深圳。那年，内地人到深圳还需要去公安部门办理边防通行证，我至今还保留着谋谋当年的这个证件。

    深圳市电影发行中心(公司）安排在金华街晶都大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许多媒体记者到场采访，其中有不少女记者都是影迷，还有人视张艺谋、姜文、李保田为偶像。可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近距离与“偶像”接触的机会，他们很“嫉妒”我和谋谋能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聊天儿。为了满足同仁们与张艺谋合影的要求，我应允大家尽量寻找机会。发布会期间，谋谋出来去洗手间方便，我见机吩咐各位同行在会场门外走廊排好队，等他返回时征得同意，在一分钟之内很快拍完了八九位娱记与谋谋的合影。我像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得到合影者各个眉飞色舞。瞬间，我的人缘爆表。

    1999年4月30日，《一个都不能少》来到深圳。该片使用一班非专业演员，以类似记录片的方式反映了关于农村、贫穷及文盲的问题。在该片中，张艺谋保留了演员自己的名字。本片获得十项国际电影奖项，包括金鸡奖、圣保罗国际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美国“青少年艺术家奖”1999年最佳国际电影奖等等。该影片主创人员与观众见面会在上步路深圳会堂进行。魏敏芝、张慧科两个孩子从农村走进都市，赚了无数观众的眼泪，也收获了无尽的快乐。

    时隔不到半年，1999年9月27日，谋谋率领影片《我的父亲母亲》的主创人员再次来到深圳。该片故事唯美、深情、感人，像一篇娓娓道来的散文诗，现实与回忆相交错，现实用黑白表现，回忆用彩色表现。这也是章子怡被谋谋发掘正式出道的第一部影片，她凭借该片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此片还获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第2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日本银幕》2000年度最佳外语片第一名，美国第17届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世界电影观众评选奖，第19届伊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

   《我的父亲母亲》的深圳首映式第一站选在深圳商报大厦内的国际多功能厅举行，报社许多采编人员在观看影片后，得以和演职人员近距离接触，也算是一次工作之余的全新体验。大伙儿跟没当过妈妈演“妈妈”的章子怡纷纷合影。活动结束后，报社编委会各位领导尽地主之谊，请所有主创人员在景明达酒店美美搓了一顿。

    那天晚上，谋谋他们一行在深圳忙着转场各影剧院之后，回到景明达酒店住地，我去找他说，带他去逛逛深圳夜景。他说：“不去了，整天在国内外飞来飞去，都快不知道现在家在哪儿了？”在酒店大堂酒吧我俩坐了很久，谋谋关心这些年我到南方后家人和孩子都好吗？在深圳有可口的面条吃吗？可以见到老朋友吗？我说：都挺好。我告诉他有人提议，让我跟着他去过一段拍电影的生活，体验一下电影的出品过程。谋谋说：“不进这一行，真不知道是如何的艰辛与艰苦。从选剧本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繁杂的工作要做，再到选合适的演员、主角，根据演员的特点剧情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中，有时是相当大的变化。真是一种煎熬。”他还说：“我现在就很羡慕你有一个自己爱好的工作，有个安稳的家。慢慢咱们年龄都大了，别瞎折腾了。我趁现在还有精力，争取每年拍出一部好电影，争口气，在世界电影之林能有咱们一席之地就可以了。”我听了谋谋的话。

    第二天晚上，当时住在该酒店西侧的一个社区里的艺术家韩美林，得到张艺谋来深圳的消息，到酒店时拿了一张纸条。韩美林笑着说：“我不耽误你们的时间。”纸条上写着：咱们中国人讲缘分，今早刚讲，这个金龙奖应该赠予艺谋兄。缘分已到，金龙奖当莫属，此雕为明年中华世纪龙金权。此件为原作，共两件，二一添作五，回到北京再“算账”。立此为证。黄世仁美林。方年63岁，深圳1999年9月28日。韩美林真的没坐几分钟，他称自己是“黄世仁”不知为何？给谋谋送完这尊雕塑他就走了，我当时拍下了照片。

    2000年12月30日，《幸福时光》剧组来到深圳，在华夏艺术中心剧场和观众见面，大家除了想见到张艺谋，还有刚刚“触电”不久在影片里扮演“老赵”的赵本山。网载：影片讲述：退休工人老赵相中了一个胖女人，令他尴尬的是，胖女人与他初次见面就提出要5万块钱作为婚礼的费用，老赵只能咬着牙答应了。徒弟小傅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利用厂区后面的一个旧公共汽车车厢，使它成为那些恋爱男女约会的场所，并起名为“幸福时光小屋”。一天老赵到胖女人家见到胖女人前夫留下的盲女孩（董洁饰），胖女人嫌弃她，要老赵将盲女孩安排在“幸福时光小屋”工作。事有不巧，当老赵带盲女“上班”时，旧车厢已被吊在空中。胖女人家已没盲女的容身之地，老赵只好带盲女回家。为帮盲女恢复生活的信心，老赵和众工友将这个啼笑皆非却又感人的骗局小心翼翼地继续下去……该片获得第47届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穗奖。董洁凭借《幸福时光》中扮演盲女的角色，在北京领取了中国最高奖项“华表奖”的电影新人奖。我也是这次才第一次见到“笑星”赵本山真人，一打听核实才知“本山大叔”属鸡，小我一岁。

    2002年4月20日，谋谋的妈妈在海南给我打了电话：说她在海南参加一个医学方面的学术会议，结束后想趁天气不算太热到深圳看看。我说：没问题。那时，张阿姨虽已年过古稀，但身子骨挺硬朗。她从海口飞抵深圳后，我全程接待了她。

    4月25日，我带张阿姨去中英街，我的同学孙霄时任“中英历史博物馆”馆长，他对中英街的历史和现状如数家珍。在关口孙霄为我们办理了有关出入手续，沿中英街往历史博物馆走，张阿姨一会走向左边，一会儿走向右边，还摸着街边的界碑高兴地说：“我这就算到香港啦，年轻的时候就看书上有介绍，就知道这个中英街，那时很想找机会来一趟，今天终于如愿了。真的到这个地方感觉就是不一样。”孙霄带我们来到博物馆楼顶，介绍眼前围墙那边和远方的山水就是香港，老人家非常兴奋。我问张阿姨要不要在中英街买点纪念品，她说：“不用不用，现在什么都不缺，东西多了还不好拿。”

    隔日，我又带张阿姨逛了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让她领略了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风情，各村各寨的表演非常有特色的，给她老人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午，我带张阿姨到华发北路“明香海鲜酒家”吃饭，她开心品尝了许多海鲜食品，并告诫：海鲜只有海滨城市才可吃到新鲜的，虽然是含有高蛋白美味可口，但也不宜多吃，尤其是患有痛风病的人。说到这儿，她又担心起谋谋的身体说：“谋谋最近正投入电影《英雄》的拍摄，他一直胆囊不太好，经常发炎。如果你们有机会见面，告诉他不要忽视，得抓紧治疗。”

       

    张阿姨在深圳转了几天后，满意地回到了西安。谋谋在那段时间里拍出影片《英雄》。有资料显示，该片不仅获得最高的内地票房2.5亿人民币（占全年总票房四分之一），而且全球票房达1.77亿美元，创下中国电影全球票房最高纪录。2004年，他拍的影片《十面埋伏》内地票房为1.53亿人民币，全球票房9300万美元，年度华语电影票房冠军。《英雄》在美国上映时蝉联两周票房冠军，同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第一名。影片获2003年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创新作品奖，第39届全美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导演奖，多伦多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合拍故事片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香港电影金像奖14项提名获7项奖，第60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十面埋伏》也在国内外获奖无数，其作品影响力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里程碑，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004年6月30日，由总导演张艺谋、王潮歌、樊跃,总策划、制作人梅帅元创作的全球最大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桂林阳朔刘三姐歌圩景区的青山碧水间进行了第100场纪念演出。在有关单位的邀请下，我有幸前往观赏。出发前就听说谋谋会参加这场活动，我俩又有机会见面了！

   《印象•刘三姐》把广西举世闻名的两大旅游、文化资源――桂林山水和民间“刘三姐”的传说进行有机结合，把大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融一体，历时5年半，修改多达109次，67位中外艺术家参与创作，600余名当地非职业演员和渔民参与表演……《印象•刘三姐》于2004年3月正式公演，演出区域面积1.654平方公里。12座秀美山峰如景，月辉、星光、水波、歌声、舞影、山色……都被巧妙地被引入，成为演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山水实景演出现场。整场演出将“刘三姐”的经典山歌、民族风情、漓江渔火等元素创新组合，融入山水，还原于自然，形成全世界第一部全新概念的“山水实景演出”，成功注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创造出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

    来到演出现场，我在欣赏精彩节目的同时，也在琢磨着谋谋是否会在现场，他现在坐在哪儿？当整个演出进入尾声时，我得知谋谋在观众区最后面最高处用竹子搭建的房间里，我立即去找他。走到门口，我被一位工作人员拦下，她说：“张导现在不接受采访，有关新闻发布会明天已做安排。”我赶紧说：“我不是采访，我是张导的朋友，从深圳专程赶来，就是想见他一面说说话，请你转达。”她进屋说我在外面，只听谋谋在屋里说：“快叫他进来。”因为这些年我们聚少离多，见面后都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谋谋还把这位女助手介绍给我：“她叫庞丽薇，以后有啥事儿就可找她联系。”小庞特善解人意，一看我们这么亲近，很快给我留了她的联系方式。

    7月1日上午，《印象•刘三姐》百场纪念演出的新闻发布会形式很新颖。由于主创人员多，全国各地来的记者被分成不同小组向各位提问采访，我就跟着谋谋到处转。他走进不同组的房间，很随意地坐下，现场气氛很轻松，过程很愉悦，而且他还不时说笑逗逗人，也嘲弄一下自己。

    有记者问：“你花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在这个作品里，是想表达什么？”谋谋说：“我只强调感受，是不具象的，观众看到了——美，被打动了，这就够了。如同一张泼墨的国画，山水、奇峰、渔火、牧童黄昏放牛，这些都是原本的生活，但你看到了，被感动了，喜欢，就行，这是一种民间艺术精华的发挥。所以，我不能非常清晰地说我要表达什么。”他还说：“观众说只看到气势，还有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没关系，不需要那么具体，不需要非说出它象征什么和表现什么，只要观众喜欢，目的就达到了，如果说得太明白就不写意了。”有人还问：“在表演里没看到刘三姐呀？”除了最后的收尾曲是《刘三姐》的经典歌曲外，中间大部分都是侗族男女在唱侗族的山歌。谋谋认为：不需要有刘三姐，就正如剧中不需要故事、剧情和人物一样，她只是广西民间文化的一个符号而已。

    我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发现，谋谋这些年思维愈发敏捷，回答众记者的提问时简直是脱口而出，并且幽默风趣。有人问：“你平常喜欢穿什么衣服？”他说：“说到时尚，我买衣服真是不太懂牌子，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在拍外景，不像上班一族那样可以穿上西服，像模像样。我天生穿不了那个，我一穿，就不像我了，他们都要笑的。我更喜欢穿悲壮一点的，挂小刀呀，乱七八糟裂了口子的，就是适合野外的，休闲的，是偏登山族而不是偏打高尔夫的那种。”说起高尔夫，他就拿自己开涮，说是很多人劝他打，但他觉得一打就是老头了。事实上，谋谋非常喜欢运动，从小就有考体院的想法，只是拍电影太忙没有时间锻炼。“但好在别人都说我精神仍不错，也没长肚子，因为拍电影本身活动量就很大，在户外作业多，有时一钻山就是三两个月，空气好呀，没有污染。”这是他的回答。

    谋谋还说：“我从不化妆，也没化妆师，也没经纪人，我是特立独行的人啊，所以每次问助手：要不要着正装？如果助手说‘你是艺术家可以不穿’，我就窃喜。因为西装又要穿衬衣又要系领带的，袖子脖子都紧紧的，不舒服，后来，经过多年实践，我决定了自己的风格，只穿中山装，最爱穿的还是黑色。前不久在戛纳，刘德华推荐我穿长衫，我也有一件。如果俩人一起穿出来，别人还以为我们在戛纳说相声呢，哈哈哈。”

    谈到电影市场，谋谋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导演其实是种萝卜的，发行是卖萝卜的。所以要导演种好，人家才能吆喝得有劲儿，卖得好，就收得好。我们要把市场做好，才能对抗好莱坞大片的入侵。好莱坞成功其实不外乎是卖萝卜的人特别多，经验也丰富。”“种好萝卜等收成”，这是最朴素的道理。

    2005年，我开始忙于深圳申办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一系列活动，很少和他有联系。他携新电影到深圳参加首映式和观众见面的活动，因我不在深圳也都错过了。

    2005年12月17日中午，我在深圳突然接到同学刘谊媳妇周强的电话：“吴峻哥，我到昆明出差，看见我住的酒店门口有一条大横幅：热烈欢迎《千里走单骑》主创人员下榻酒店。一问大堂经理才知，张艺谋他们今天抵达云南，出席电影在昆明的首映式活动，很巧也住这里。我想见见张艺谋。”放下电话，我想那就试试找一下小庞。我打电话给小庞，关机。我给周强回复：“对方关机了。”周强仍很迫切要见谋谋，我说，那就再想想办法。

    下午两点刚过，小庞给我回电话了，说是刚在飞机上关机了，现在昆明机场等取行李。我简单说了周强的请求，她回答：“没问题，你把她的电话给我。”下午4点，《千里走单骑》主创人员一行离开酒店去首映式现场，周强就跟着大家同行。周强在西安音乐学院院里长大，歌儿唱得非常好，一身的艺术范儿。当小庞给谋谋介绍周强是我的妹妹时，谋谋已走过去又回头问：“我咋不知道吴峻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妹妹？”首映式后，周强来电话说她坐在剧场第一排，不仅看了电影，还身临其境参加了与观众的见面活动，这一天她非常非常地开心。

    这么多年，身边的确有不少朋友希望通过我联系张艺谋，发生了很多小故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演艺界和影视圈里，许多演员们到处走穴，年轻人极羡慕他们被众星捧月风光无限的生活，追星就成了很多粉丝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自己也做起了“明星梦”。深圳有一位朋友的孩子，即将参加中考，却被明星们迷住了。他给妈妈讲：“你给吴峻叔叔说一下，找找张艺谋，让我进到他们剧组去拍电影吧。整天上课学习没啥意思。”朋友说服不了儿子，只好找我求救。我见到孩子后，和颜悦色地说：“你现在还是一名学生，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打好知识基础，以后走向社会去发挥你的聪明才智。那些明星也是有一条艰苦奋斗之路要走的。即使真让你去参与拍电影，你的文化水平差，又没有对生活的理解，怎么可能演好戏呢？”我接着说：“张艺谋是叔叔的朋友，但我有一条人生原则——‘不索取才是真朋友，不攀附朋友才能更长久’。”孩子听完我的话后，想了想说：“叔叔，我懂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后来，这个孩子去国外上了大学，学的是艺术设计和摄影摄像专业，毕业后已回国工作了。

    2006年，谋谋拍了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再获广泛赞誉，该片不仅获华语电影票房冠军，获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14项提名获4项奖，美国第33届土星奖最佳服装设计奖，美国《时代周刊》年度十佳电影之一等。同年，张艺谋被北京奥组委任命为第29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第13届残疾人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开闭幕式总导演，为此“息影”三年，全身心投入准备 。

    2008年，张艺谋“跨界”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在国内外获得了颇高的赞誉，因此被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提名，还被授予美国波斯顿大学人文艺术荣誉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此荣誉的电影人。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在北京。我知道谋谋相当忙，也找不到他，根本也就没想找他，这里留下赛场内外几幅图片，留给大家一点回忆。

    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回了一趟西安。当我去谋谋家里看望张阿姨时，她拿出一个信封，上面写有我的名字，打开才知道是两张光盘。张阿姨说：“这是谋谋让我转交给你的，是美国NBC拍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盛况，还有中文字幕解说，给你做个纪念。”NBC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简称，是全美三大商业广播电视公司之一。这个礼物太珍贵了，我把光盘带回深圳后，和许多朋友进行了多次观赏。

    那些年，我忙于深圳大运会的申办、筹办和举办，谋谋则仍在电影和各项国家、国际大事件中扮演主角。他又拍了电影《三枪拍案惊奇》、《金陵十三钗》、《山楂树之恋》等。深圳大运会在筹办期间，主办方和承办方都有意愿让张艺谋出山，以提高赛会的知名度和品质，可惜最后也未能成真，好多人为此感到有点儿遗憾。

    

    201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谋谋这一年依然忙碌，他导演的影片《金陵十三钗》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为题材背景，讲述了在一座教堂里互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影片筹备4年，邀请好莱坞特效制作团队和著名影星克里斯蒂安•贝尔加盟，并启用数十位新人出演。影片在国内连续四周蝉联周票房冠军，也是当年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影片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亚洲电影大奖6项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提名。

    同年12月，谋谋发布《张艺谋的作业》自传体影像回忆录图书。该书收录了张艺谋的100多幅摄影作品，同时也记录了他亲自执笔、口述的诸多往事。

    与此同时，我也在忙碌着。我忙着用镜头记录着深圳大运会从申办到筹办，再到精彩举办的整个过程。

     2011年8月12日晚，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被称为“春茧”的深圳湾体育中心徐徐拉开瑰丽的大幕。这是国际大体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运动会，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大学生运动员从滨海之畔走来，以青春的名义在此欢聚。他们既是运动会的竞赛者，也是开幕式的参与者，更是青春风采和力量的展示者。青春的礼赞，激情的呐喊，活力四射的表演，让人热血沸腾。“世界之门”LED大屏展示的绿色生态景观连接成长长的“绿道”，大运火炬在青年人手中传递……最终，刘翔代表亚洲，与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大学生运动员一起携手点燃“世界之门”下方象征五环的五颗星星，美丽的火焰沿着“青春大道”奔向海的方向，最后进入26米高似“书山”的主火炬塔。我在现场，把这一切尽情收揽到相机镜头里。

    2011年8月13日，各项赛事全面铺开。清晨，我驾车赶往深圳大运会最远的赛场南澳七星湾分赛场，意大利选手鲁夫尼•西蒙在男子公开水域10公里的决赛中一骑绝尘摘得首金。此后，我奔波在各个赛场间，见证了美国大学生男篮精彩亮相、中国大学生男篮首战获胜、意大利与巴拉圭男子足球对决，也记录了大运村里各国青年人的欢声笑语，运动员们在跑道上全力冲刺、在烈日下跳跃奔跑、在泳池中劈波斩浪……一幕幕令人欢呼与振奋的场景演绎着生命的故事，描绘着青春的印记，倾诉着梦想的传奇。

    在我的镜头里，这些难忘的瞬间定格成了永恒——21岁的美国小将菲利普斯在泳池中豪取三金，新“飞鱼”风范依稀可见；从高低杠上意外坠落受伤的韩国女孩赵贤洙，次日强忍伤痛勇夺女子跳马金牌；作为多哥代表团唯一的参赛选手，娜娜在田径场参加七项全能比赛；古巴仅有男女各一名跆拳道选手，不得不搭伴对练；中国选手康月在女子举重69公斤级比赛中夺冠后莞尔一笑；俄罗斯艺术体操选手卡纳耶娃•叶夫根尼娅婀娜多姿；女子20公里竞走中，西班牙姑娘步履轻盈；沙滩排球场上，气氛比气温更加酷热；国际象棋赛场一片“宁静”；飞碟靶场彩烟飘飘；射击场边人们屏气揪心；公路自行车赛场小伙子们呼啸而过；场地自行车赛场，观众呐喊声四起；3000米障碍赛“万马奔腾”；田径赛场投掷运动员奋力怒吼……我拍下了运动员获得成功后的鲜花与喜悦，也记录下他们失败后的沮丧和泪水。

    12天的比赛中，我一直奋战在采访报道的最前线，感受着选手们的感受，激动着选手们的激动，自豪着所有深圳人的自豪。深圳大运会必将载入世界大运会的史册。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世界青年大联欢，也是世界青年的文化之旅，更是充满激情、欢乐和感动的大运盛会。“从这里开始，不一样的精彩”是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宣传口号。我与许许多多同行夜以继日地投入其中，用整个身心捕捉着美妙的瞬间，记录并呈现出不一样的精彩。

    2011年8月23日晚，随着世界各国青年在世界之窗尽情狂欢后的依依惜别，大运会主火炬的烈焰在深圳湾缓缓熄灭。但是，深圳市各界人士六年来全力申办、积极筹办、成功举办大运会的艰辛与喜悦，却不会随着火焰的熄灭而消散。

    这六年，是深圳这座年轻城市化茧成蝶的过程，更是我这个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不能忘却的回忆。

    2011年5月初，我接到张毓秀老师的电话，说他要出一本摄影作品集，来小结自己从事摄影工作以来的成果，想请张艺谋写一篇序或题个字都行。我答应他与谋谋联系，随即发电子邮件给小庞——

    丽薇：下午好！原《陕西画报》年近八旬的老社长张毓秀老师今天打电话给我，让我联系张艺谋，请他给张老师新近将出版的《岁月影痕》一书题写书名。张毓秀老师从事摄影事业六十余年，是陕西省乃至全国的一位摄影家。据他本人介绍，该书将收录他一生经典作品百余幅，同时还有他人生摄影故事以及历史图片趣闻等。请将此事转告张艺谋。顺致谢意！

    电子邮件发出后，小庞很快回复说她会告知张导，请放心。

    2011年11月，谋谋为张老师这本《岁月影痕》书不仅写了序，还写下“纪实传神，再现风采”八个字。在序中他写到：

   “张毓秀老师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西安白宫照相馆当学徒，后来一生都在从事摄影工作。他把对一幅幅照片的意境、用光、构图的精益求精，引申到了对摄影事业的追求上。为了发展和壮大陕西的摄影事业，他创办了《陕西画报》，填补了陕西摄影阵地的空白。

    20世纪70年代，我在咸阳陕棉八厂当工人的时候，和好朋友张健一起热衷摄影，于是便结识了他的父亲张毓秀老师。由于对摄影艺术的酷爱，我一直和他保持来往，直到他从咸阳橡胶厂调回陕西青年杂志社。我的摄影作品《牧童归》就是他编辑发表的。后来我上电影学院，张老师也给了我帮助。经他推荐《中国摄影》杂志发表了我的摄影作品。电影学院快毕业时，我曾经想到陕西画报社去当摄影记者。张毓秀老师时任《陕西画报》社长、主编。后来我虽没去当摄影记者，但张老师这位老摄影记者的德艺操守，对我从事电影艺术，尤其是电影摄影，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摄影事业非常热爱。不管寒冬还是酷暑，相机一背，脚架一扛，他就下基层了。即使没有采访任务，他也照样去创作。他的作品《红梅》就是利用闲暇时间在西安兴庆宫公园拍摄的。作为摄影人，办刊人，他十分关心青年摄影爱好者，与他们交朋友……

    如今，他80岁高龄了，还在整理和编辑他的摄影经历。他的执着与追求成就了他完善的人生，他的岁月影痕值得我们好好回味咀嚼。”

    12月29日，深圳大运会圆满落幕4个多月之后，谋谋携新影片《金陵十三钗》主创人员再到深圳，参加首映式及观众见面活动。此次，谋谋行程十分紧凑，剧组在深圳一天要跑5个影剧院。中午，我有幸在COCO Park百老汇影剧院看了电影《金陵十三钗》并与谋谋见了面。

    分手后，我突然想起，许多朋友曾建议，我把2005年至2011年记录深圳大运会的所有图片集纳成册，若找谋谋题写书名，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创意。

    晚上，剧组最后一场与观众见面会在罗湖区金光华广场南国影院举行。我提前赶到那里，谋谋走进来，看见我有点儿惊奇。在贵宾厅，我俩单独坐了一会儿。我告诉他，这几年当中，我用相机拍下深圳大运会从全力申办，精心筹办和精彩举办的过程，初步设想出版一本历史性图片文献集，拟了一个书名为《深圳记忆》。深圳是首次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这段历史非常难得，留下大运会这段岁月的影像，也将成为我一生中弥足珍贵的记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是深圳这座城市的记忆，更是奉献给全球人类的记忆。谋谋笑了笑说：“我的字写得不好看啊，也很少给别人题什么字。”我又说：“深圳大运会期间很多人希望你能参与，可你实在是太忙了，抽不开身，所以留下了些许遗憾。字写得好不好看不要紧，只要写了，你就与深圳大运会就有了一缕关系。”他说：“好吧，那我就试试写下深圳记忆这几个字。”

    2015年，沉寂了四年之后，我着手筹备《深圳记忆》书籍编纂工作。

    2016年初，该书由中国摄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深圳记忆》采用300多幅图片呈现给读者，“讲述”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点点滴滴，记录着不同阶段深圳这座城市的变化，以及给都市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精彩的竞技瞬间，展示运动员驰骋赛场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沮丧，彰显着体育精神，不仅是公平公正平等，更高更快更强，更有参与和分享,分享体育带来的快乐和荣光。一幅幅摄影作品是用心、用情、用辛勤的汗水铸就而成。

    该书是以全新视野解读，以时间为坐标和脉络，用艺术的眼光编排出的分量厚重的摄影作品集。《深圳记忆》超越了一般传统纪实摄影，充分显示出现代感和画面的传播力，使之艺术感染力在升华中赋有超现实的意味。这是一本没有刻意追求摄影角度的摄影集，这是一本极具文献收藏价值的摄影集。

   《深圳记忆》书名由张艺谋亲笔题写，国际大体联荣誉主席基里安先生，时任国际大体联主席噶里恩先生分别为此书作序。在跋中，媒体人马强和吴吉分别撰写《一段光辉岁月的影像记忆》和《深圳记忆一路有你》，端木公以古文《吴峻影记》的形式回顾这段岁月，身边人用只言片语的记忆等篇章，使这份记忆更加丰满深刻而富有历史意义。

    2011年后，我没有再见过谋谋。他忙于参与组建京剧《天下归心》剧组并担任导演、又拍影片《归来》、还担任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主宣传片总导演、拍摄好莱坞片《长城》、担任杭州中国G20峰会文艺演出总导演、完成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交接仪式“北京8分钟”节目、拍摄电影《影》等等。谋谋在艺术的殿堂里不断谱写新篇，我在摄影的光影里辛勤耕耘。彼此有惦念，也有断断续续的联系。

    今年，恰逢张艺谋70岁。时间会冲刷一些东西，也会留下一些更值得珍惜的东西。我把这些日子来图文点点滴滴的回忆和记录，作为送给谋谋的一份生日礼物吧。

    余韵悠远，且自珍重。

    今天，俺发在朋友圈《我和张艺谋的故事》图文结束了。共14篇，2万多一点字，101幅图片，连续发了14天，恰好与疫情期间迁移人群需隔离的天数一样。谢谢各位的阅读和回忆，为健康快乐过好每一天，请大家一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