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

倪东升

        我们五零后，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那时的祖国百废待兴，与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堵截下，国家一穷二白。

        特别是1960年至1962年，由于“大跃进”“共产风”的左倾错误以及前苏联单方面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并停止供应了所有的主要设备，雪上加霜的是，又逢上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国家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国有难，民不安。全国千家万户都陷入了物质极其匮乏、勒紧腰带过日子的困难境地。所以，我对于少年时代的记忆深刻，难以忘怀。

        我的父母是上海解放前从苏北逃灾荒到上海谋生的。母亲文盲，大字不识一个，所以以打零工为主，有一日，无一日的；父亲在其妹夫的帮助下，稍识几个字，挑货郎担走乡穿巷，卖些针头线脑，难以养家糊口。在1953年到19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父亲加入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供销合作社，每个月三十元左右的工资，是全家唯一的靠得住的生活来源。1961年，我11岁（虚岁）。因为那个年代都是八周岁才能上学，我正上小学三年级，学校放暑假前，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激动兴奋，手舞足蹈。

       那时候，我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兄弟姐妹六人，再加上一个在苏北实在过不下去，守寡了几十年的奶奶到上海投奔儿子（我父亲），没有上海沪籍，全家九口人，靠父亲一人三十来元的收入和母亲时有时无的临工收入，全家入不敷出，境况可想而知。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大哥小升初成绩不佳，只能上位于五角场的财贸职业学校。在当时道路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必须住校读书，也就是说增加了一笔独立支出，父亲收入的一半将用于大哥的就学。这无疑是给父母出了一道极大的难题，怎么办？大哥是家里的老大，在老辈人的传统里，宁愿亏待小的们，也不能亏欠了老大！于是，父母决定让我暑假后停学！天哪！那时一学期的学费才5元、书费3元，连省得不能再省的文具费，就这区区不到十元钱，难倒了父母，以牺牲我的未来为代价，供大哥上学。

        此时，母亲在社办的草包厂踏草绳、编草包，实行计件制，每天一元钱左右收入。在父母要上班时，我抱着他们的腿，哭着、喊着：爸爸、妈妈，我要上学啊，我要读书啊！他们甩开我，头也不回。（他们一样心如刀割！）那时，家面前的道路是石子路，上海人俗称弹格路，高低不平，我追着他们，期望着他们能回心转意。一个跟头，摔倒在地，额头碰在石子的棱角上，顿时血流满面，邻居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把我送到医院，缝了三针，至今我的大半辈子过去了，额头上的伤疤隐隐约约还能看见。

        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下，年仅11岁，营养又严重不足的我，不得已，为了上学，动起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脑筋，在不能偷，不能抢的条件下，试试干一些小的“违法”，去“投机倒把”。再小的“投机倒把”也要本钱啊！向父母伸手，别说没有，就是有，也不会答应我啊！干什么呢?贩冰棍。

        我先到街上的冷饮店打听清楚了，上海光明食品厂出产的“光明牌”赤豆棒冰，零售价每根4分，一盒72根，合计2.88元；批发价2.44元/盒，但是需要工商部门的批发证照。我从哪儿去搞什么证照,只有以零售价买下!2.88元的钱从哪里来？

        世上总是善人多，好人多。房东阿婆一直比较喜欢我，可能是少年的我乖巧懂事，也可能她看到房客家里实在太贫寒了。所以，当我向房东阿婆提出借3元钱时，她就问了一句话：你干什么用？我告诉她，爸爸妈妈没钱，开学后不让我上学了，我要自己挣钱去上学。阿婆二话不说，给了我4块钱，“你拿去，不要你还！”我对阿婆深深鞠了一躬：阿婆，我一定会还你的!

        拿到了4元钱，回到家就做起了准备工作。找了妈妈买菜用的元宝篮，翻箱倒柜找出来父母的棉袄，一件垫在篮子底部，一件准备盖在冰棍盒子上，不让冰棍融化掉。又把上学用的书包腾出来，作为装钱的工具。一切就绪后，提上篮子，到街上冷饮店用2.88元买了一盒冰棍。

        零售价2.88元买的冰棍，当然再不能4分钱零售价卖出去，只有提高1分钱，才能赚钱。于是，怀着忐忑不安、胆小害怕的复杂心理，挽起篮子，直奔离镇五里地外的农村，才敢开始叫卖。

        说句实在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家家户户的日子都不是很好过的。要不是为了哄小孩，大人们是无论如何不舍得买根冰棍解暑的。但毕竟是农村，冰棍也是一个稀罕物。过去农村的劳动都是集体劳动，无论什么农活，都是“一窝蜂”，有时候，只要有人开个头，买个冰棍解渴，其他人再不舍得，限于面子也得来一根；更有家境条件稍微好点，人又豪爽仗义的，买上几根冰棍请客。

        盛夏的上海，在烈日下，大人们看到我一个个头才1米出头，脸被太阳晒得通红，头上又缠着纱布的儿童，怜悯之心油然而起，纷纷掏钱买我的冰棍，我手忙脚乱，收钱递上冰棍。在走了两三个村庄和田头后，一盒冰棍一根没化，全部卖了出去。

        回到家，父母还没下班呢。我把书包里的钱一股脑儿地倒在床上，开始清点，心想着，要是我没有算错的话，72根冰棍怎么着也能赚7角2分。我先将3元钱的本金点出来（其中1角2分是我作为找头准备的），然后再清点余下的钱就是今天赚的钱。可是点来点去，点了3遍，都不是7角2分钱，而是9角多钱，多了2角多钱。仔细想想，不是我少找给人家零钱，而是有些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在我手忙脚乱时，有意把一些零花钱丢在我的书包里。好人啊！在大家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多好人、善人，真是天无绝我之路！

        我见到房东阿婆，说：阿婆，今天我先还你2块，剩下的明后天再还你，谢谢阿婆！

        父母下班回来后，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当天晚上，我听他们嘀嘀咕咕在商量什么。

        由于第一天的成功，给我带来巨大的信心和燃起对上学的希望。第二天一早，我抓紧做暑假作业，临近中午，我又按照昨天的模式，开始新的征程。

        母亲和父亲商量后，辞去了社办草包厂干死累活不挣钱的活，请了一位老木匠，东找西拼了一些木板，做了两只分别能装下两盒冰棍的大木箱，一只能装下一盒冰棍的小木箱，木箱里面衬着厚厚的棉垫，不透一点缝。

        我想，各位看官明白，我母亲也要肩挑两只大木箱下海了，小木箱就是为我做的。

        父亲又在罗南供销合作社通过关系，搞到了两张冰棍销售证照，凭证照可按批发价进价，这样一盒冰棍按零售价就可赚4角4分，但是每天必须早早的从罗店赶往三、四公里路外的罗南长浜进货。

        于是我和母亲两人每天早早出门，步行到罗南长浜进货后，母亲挑着装着4盒冰棍的担子，我背着装着一盒冰棍的箱子，各自向深处的农村走去，还是按照每根5分的价格销售。这样，每销售一盒冰棍的利润由4角4分，一下子提高到1元1角6分。

        母亲每天要顶着毒辣的太阳，不知道要走多少毫无遮蔽的乡村小路，才能销售完4盒冰棍，其艰辛程度不是我只有销售一盒冰棍的孩童所能体验的。

       但收入在当年也是非常可贵的，不仅使我上学有了希望，更重要的是，虽然每年只有五个月左右的销售时间，还是极大地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

        有一次，待我和母亲赶到罗南长浜时，冰棍已经批发完毕，只剩下雪糕。雪糕的批发价是7.2分，零售价是8分，同样是72根/盒。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吃雪糕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在城镇还有人消费；在农村，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

        既然已经到了，母亲和我都不舍得浪费这一天时间，于是，妈妈只进了两盒雪糕，我还是进了一盒雪糕。 这天天气分外热，搁到现在，别说一盒雪糕，再多都能卖完。然而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销售出去一根雪糕，该是多么不易。我走了比往常加倍的村庄和田头，才销售出去一半。

        更可怕的是，眼看前面一个比较大的村庄，走到边上，才发现有条河挡住了去路，走到了河套里。

        那时上海的农村河流多而桥梁少，不熟悉道路的人就会像我一样走进河套里，从原路返回，绕半天才能走出来。这一绕不要紧，太长的时间，箱子里的雪糕开始滴滴答答融化了。

        炎热的天，加上我又急又怕，拼命赶路。到了村里，简直就是以哀求的口气，求大爷大妈、阿姨叔叔们买我的雪糕，别说加价了，鸡蛋、小孩穿不下的衣服和鞋都可以换我的雪糕。第一次亏本的买卖，幼小的心灵那经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又累又饿的我终于坚持不住，一阵天昏地转后摔倒在田埂边，人事不知。

        眼看天将黑下来，母亲到家后，发现平时早早到家的我这天还没有到家，顿感不妙，边通知父亲赶快回来，边求人沿着我过去常奔走的村庄寻找。

        几经周折，终于在一户农户家中找到了我。原来这户农户收工回家，发现了人事不知的我，知道中暑了，赶快用毛巾沾湿井水后敷在我的额头降温，用“十滴水”灌我，让我慢慢清醒过来。（十滴水是上世纪上海最常用的防暑药品）

        经历了这一场变故，母亲决定，以后宁愿白跑一次，也不再进雪糕贩卖了，钱重要，命更重要！

        从这年（1961年）暑假开始，一直到1968年10月，我插队落户到农村，才结束了每年五个月左右的“小贩”生意。

        少年时代的这段经历，为父母，更为自己，走出了一条通向未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