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农村“食堂化”，王贵堂

王贵堂

　　一、食堂化 的兴起

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国掀起了食堂化高潮。食堂化旨在打破千年来一家一户各自为炊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而变革为一个生产队、几个生产队、抑或一个自然村建立一个食堂，以达到解放每户家庭妇女做饭、全部投入生产劳动及“一大二公”的目的。食堂化这一新生事物刚一露头，就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次第出现。我村不到400口人，开始有4个食堂，每个小队一个；最后只留一个食堂，位于旗杆院。每到开饭时间，全村男女老幼人人拿着碗筷，潮水般涌向食堂；饭后再拿着碗筷一拥而散，各回各家，连锅都不用刷洗，那日子过得，简直悠哉悠哉。

当时流传着民谣“吃饭有食堂，花钱有银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只有放开肚皮吃饭，才能鼓足干劲生产”，等等，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满足。

1958年我才7岁，懵懵懂懂。隐约记得当年风调雨顺，粮食大获丰收，但村里多数社员投身到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和农业机械化生产中，都入冬了，很多粮食被埋在雪地里，后来坛镇中学的学生前来帮助秋收。

开始几个月，食堂“吃饭不定量，来客不记账”。但进入1959年，各村都感到库存空虚，粮食不足，于是不得不改弦易辙，变“不定量”为“按人定量”，变“顿顿吃干”为“有稀有干”，并实行“小粮票制度”，即每月初按人口定量发给各户一个月的小粮票，每日凭票打饭，吃多吃少自己掌握。社员们端盆拎罐到食堂打好饭，有的站在食堂院里吃，有的拿回家里吃。由于没有自留地，既无腌菜，又无干菜，大家只能从食堂里领饭。尽管每日人均能吃到一斤粗粮，有的人却仍然难以吃饱吃好；有的不少人家仅半个月就用完一个月的小粮票。粮票紧张，群众饥饿，干部们想了各种办法，栽种红薯就是这个时候大力推广的。

1959年，农业生产虽然减产不很严重，但因各级虚报产量，导致多交了公粮，粮食难以成为公共食堂的坚强后盾。1960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干旱，社员们每日仅能吃到五六两饭，形势十分严峻。

食堂的饭菜票

　　 二、千方百计寻找食物

食堂化规定，家中不准存放粮食。谁家烟囱冒烟，立马有人去查看是否在做饭，紧接着村干部就来追查了。一天晚上，我实在饿得不行，奶奶生火熬开水冲热腌酸菜，我们一人吃了一碗。就在我们准备睡觉时，村干部推门进来了，说我们家存有粮食，他们到处搜寻。妇联孟主任看见我站在炕上背靠窗扇纹丝不动，跳上炕一把拉开我，果然在窗扇后面搜出七八斤重的一小布袋小米。她像得了宝似的喜不自胜，扬长而去。

饿呀！饿急了的人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漫山遍野的野菜、柳芽、榆树皮、羊桃芽等都被人们拔了个精光，就连房顶和院子砖缝里长出的野菜，都被人和鸡争抢着吃。有的野菜不能食用也要吃，结果有人中了毒。有人深更半夜去地里偷大队的胡萝卜和蔓菁吃，有的不幸被人逮住。一天，长我两岁的牛廷香从地里回来时偷偷拿了两个玉茭棒子，结果被罚站在街上挨批，当时她才十来岁。

实在是饿呀！怎么办？村里组织人们在庙院里粉碎剥光玉米粒的玉米芯，粉碎成粉后发给社员，让大家和菜叶一起蒸煮食用。结果由于玉米芯过于燥热，大家食用后全部肠干大便不出，只好用筷子、铁火棍等往出抠，即使在地里劳动的间隙也能看到人们撅起屁股互相往出抠。有个爱说玩笑话的计成说：“这叫驴咬脖子——工变工。”几天光景，人们就不吃这东西了。

社员们在食堂吃饭后挂起的洋瓷碗

　　有个叫丁天真的社员头脑比较灵活，他教给大家用秕谷为诱耳，在空旷的场地上用筛子扣了好多麻雀。大家把捕到的麻雀用黄泥包住，放在火上烤。烤成黄褐色时，趁热掰开黄泥，麻雀身上的毛就全部沾在了干泥上，漏出的是鲜嫩的麻雀肉。尽管去掉雀头、爪子以及肚子里的肠子后，就剩一口肉了，但对饥民来说，那就是美味佳肴了。

我等数十个男孩每人带一把自制弹弓，一放学就到处打鸟，打各种鸟。我和发小方来保还捕到一只小毛头鹰，大人们说那是灵性动物，不让宰杀，让我们放飞。我俩不肯，喂养起来。但每日要给它喂几十只青蛙，只好把它放飞。但刚放飞不久，它就叼回一条一米长的花蛇。我们迅速用棍棒从它口中夺下花蛇，把头割下来喂了它，并驱赶示意它再去捕别的食物。我们把蛇皮剥下，掏去内脏煮之食用，好香呀！那猫头鹰呢，大概觉得我们太不够意思，便一去不复返了。

当年的宣传画

　　三、终生难忘的几件人和事

1960年春，我奶奶在旗杆院里的食堂做饭。事务长是方双明，每到开饭时他便坐在炕前的小板凳上收粮票。在食堂做饭可不是谁也能去的，必须干部提名群众通过。当时流行一句话：“天旱三年，饿不住事务长和做饭的。”对我来说，还应再加一句：“也饿不住食堂做饭奶奶的小孙子。”奶奶的那个八岁的小孙子——我可机灵了，一放学就在食堂里帮忙，又剥葱又剥蒜，又添柴火又添炭。我就像个小老鼠一样，时刻能在笼屉的边边沿沿上抠索到剩余食物。可以说，食堂化后期我基本没挨饿，但有几件事却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

一天中午，社员们收工后都来食堂吃饭。我亲眼看见，最后一名叫“韩金锁”（我娘的“表舅”，我们叫“表姥爷”，他叫我奶奶“姨姨”。）的社员从大门口费力地爬进院子，又艰难地爬到伙房外的三级台阶下，手拿一个洗脸盆，却再也无力进伙房打饭了。我赶紧走上前去搀扶他，可自己力气实在太小，而他又死沉死沉的凑不上一点力。我着急又无奈，只听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叫我姨姨（我奶奶）出来吧——”我立即回屋叫奶奶。奶奶小跑出来，一看此情此景，便知表姥爷是饿得筋疲力尽了。奶奶给他多打了两勺稀南瓜汤，将南瓜汤和两个窝窝头放在他面前。他爬在地上，不顾一切地吃喝着。很快，窝窝和汤吃了个净光，脸盆也被舔了个干净。他躺在地上约个把小时后，生产队长拉起他继续到地里干活去了。

一个骄阳似火、酷热难当的中午，社员们从“龙骨河”劳动回来吃午饭，有人告诉村干部说：冯学文家老婆李瑞英在地里饿得昏过去了，也有的说人已经不行了。我们几个玩童奔跑了三里路赶到“龙骨河”，只见两个妇女握着李瑞英的手，不停地呼唤她的名字。不一会儿，来了三四个男人，他们扛着从温步云家卸下来的门板，让李瑞英平躺在门板上，把她抬到食堂院子里。人们先给李瑞英喝了点菜汤，我奶奶又给她煮了一碗玉茭面擦尖，只放了点盐，也没有醋，添了一勺菜汤让她吃。她家是两年前从山东来的外乡人，当天她丈夫冯学文在梁家圪塔铁厂上班，三个孩子中最大才五六岁，家里连个照料她的人也没有。

也就在那几天的一个上午，一个叫“冯高生”的斜躺在李大留家大门外的坡道上，哭得很可怜。乡医孙绍年正好背着药箱路过，说冯高生“脱肛”了，是营养不良或吃野菜造成的。孙绍年叫唤着让人们赶紧叫他家人去，让家人把孩子抱回家，他好帮孩子把外露的肛肠托进去。可冯高生的娘去地里干活去了，我便回家叫来奶奶。奶奶搂了一堆干草，用火柴点着；又把我的两只布鞋脱下，用火烤热鞋底。她就用这两只热鞋底交替着托住冯高生突出来的肛肠，三十多分钟后，肛肠托进肛门里了。

也是在这年的冬天，一天天黑后，村里来了外地逃难的一家人，他们住在村边一个没有门面的半截羊圈内，里面堆放着牛草。我们几个孩子摸黑前去察看，天黑看不清人脸，也听不懂说话的口音。第二天村干部把他们一家安排在我们圪垯院西面的偏窑里住下。几天后能听懂他们的话了，原来他们是从河南省长垣县樊相村逃出来的。只因在村食堂吃不饱，他们几千口人的村里已经饿死好多人。他家共七口人，有老父亲、成家的兄弟两个和年仅15岁的弟弟，以及老大杨秀峰的一个女孩。一家三代七口人在一条2.5米长的炕上挤着怎么睡？村里人都来看稀罕了。原来他们四男三女是“打颠倒”头对脚、脚对头挤着睡哩。七个人四张破棉被，没有褥子，他们面黄肌瘦，非常可怜。

我家给他们搬去一个大水瓮和一口二号铁锅，又给了一小筐干萝卜丝，邻居们也给添了些生活用品。在公社工作的我父亲又特批他们一家在我村落了户，他们才有了口粮。杨家的老三大我六七岁，他会栽跟头和倒立，我老粘着他玩。有时晚上我娘熬下玉米面糊糊就叫他来喝，给他是大碗，给我们是小碗。糊糊很烫，我们不能喝，他却双手托着碗转圈，嘴巴顺着碗边转着喝。他说喝着左边时右边就凉点了，这叫喝糊糊的“绝活”。喝完糊糊后他把碗也舔了个干净。

那些年还有从山东逃难来的张殿武家，全家八口人，除了在梁家圪塔铁厂上班的老张和在坛镇上高小的长子忠义外，剩下的六口人都外出讨过饭。因生活极其贫困，后来又把二儿和三儿都送了人。那些年人们饿了什么都吃，我跟上他家的二女儿小香姐姐还跑到河里捧起活蹦乱游的蝌蚪往肚里喝。我说蝌蚪在我肚里死不了，还会跑出来的。小香姐姐说蝌蚪一进肚里就死了，这东西既耐饱又下火。

食堂化快结束的最后一个月，刚过62岁的三爷因病实在挺不过去了，离我们而去。安葬他时，家中来了五十多名送葬的亲戚，中午饭就成了大难题。我爹事先和村干部拼兑了一下，食堂给蒸了一百个圆“馒头”，每人发给两个。我在送葬队伍前把着“引魂幡”，一边吃着圆“馒头”，几口就下肚了。搀扶我的叔叔又分给我一个“馒头”，这下我才吃出味道来，所谓的“馒头”是纯白玉米面做成的圆窝头。

“三年困难时期”灵石虽然粮食短缺，但因地广人稀，尚有家菜野菜充饥，而这几年灾荒特别严重的冀、鲁、豫等人口稠密之地的灾民像圣徒朝圣般地涌来。继先来落户的山东和河南的三家外，相继又有河南彭才章、李富三等三家，河北裴向玉、崔曲妮、安丙怀等七家共四十多口人逃来我村，粮食问题更加严重。无论是外来的灾民或本地的饥民，人人脸上不是缺乏营养的浮肿，就是饥饿不堪的菜水色气。

大麦穗，大玉米，拉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蒸窝窝头

　　四、食堂解散

大概在1960年秋天，时任富家滩公社党委书记的杨贵堂来我村召开村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解散农村食堂的指示。他说: 毛主席从一开始就反对农村实行食堂化的，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学习苏联搞集体食堂，而毛主席说，苏联属欧洲国家，他们喜欢吃冷食，我们是亚洲国家，喜欢吃熟食、热食，况且我们还有老人和小孩，食堂化对我们不适应。你们要搞只能搞一个试点。结果共产风刮遍全国。最后毛主席让中央领导下去搞调查，发现问题很大，他批示：食堂不散，天理不容！

杨贵堂书记还要求给社员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房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

我村维持了两年多的公共食堂就此解散了。时代产生了农村食堂，来时轰轰烈烈，解散起来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多年后听杨贵堂说，槐树原是全公社第一家食堂，而富家滩公社解散食堂在全县是最早的。

当年农村生活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王贵堂，1952年生，山西省灵石县人，初中文化。种过地，放过羊，当过兵，从过政，收过税。退休后闲暇之余喜欢品茗赏景，读书爬格，自得其乐。2018年开始学习写作，收集整理对百姓和社会有贡献、有影响、有正能量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