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9月，我从河南来到广州，成了一名美术学院的学生。
“广州美术学院”的校牌，集了鲁迅的墨迹；进大门的主楼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毛主席雕像，主席面容和蔼，神态安详。连底座加一起，雕像足有两层楼高。
美院的院子里巨树婆娑，绿草漫地，曲折的石径两边开满一簇簇、一片片红的、蓝的、黄的、紫的、白色的鲜花，很容易就让人想起广州“花城”的称谓。空气氤氲滋润，与干燥单调的北方大不一样。
学校运动会
当时招生少，整个美院一届也就招二三十个学生。这一年就招了油画、国画两个班。
班里十来个人，年龄相差很大。大的二十七岁，小的才十六。刚开始拘谨的很，说句话都显得尴尬。没过几天，外地的同学已可以熟练地用广州人常挂嘴边的那个字“丢”开了，相互勾肩搭臂，放肆地嘻闹，背地里开玩笑时，班里的大姐就“被”成了年龄最小的同学的“妈妈”。
素描
用各种粗话交流，大家很快就熟了。接着，便是相互取外号。彭俊又高又瘦，老穿条肥大的公安裤，相对于“彭大将军”，彭俊就被叫作“彭大裤子”；吴兆铭练健美胸肌大，外号“奶牛”；林若夫晒被子时被发现上面有污渍，就叫“买破（地图）”、徐坦鼻子大，成了“鼻大洛夫”、黄小鹏穿着喇叭裤，拎个录音机，“烂仔”就成了他的绰号……考学时，我的创作分挺高，色彩也还行，唯有素描很差。上素描课完全没辙了，不懂解剖，不理解结构，又没有经验，画的不是“脏”就是“腻”，刚入校时的兴奋没有了，我一下子就变得很压抑，很自卑，话也变得越来越少，有时甚至几天不说一句话。恰逢这时广州上演法国电影《沉默的人》和《愤怒的人》，大家看电影回来，我就变成了“老沉”。
风景写生
周日通常是要到外面去写生的。刚学会几句外语，就急着想找地儿用用，于是便相约去了黄埔港，那儿老外多。正画着，过来俩老外，在身后看了一会儿，说：好码去？没人接；好码去？又没人接，于是便走了。过了一阵儿，一个同学突然臆症过来，说老外好像在问价格呢！急忙起身，一边追赶，一边挥手，大喊到：哈喽哈喽！你说好码去，咱就好码去！
风景写生
徐坦和黄小鹏，是我大学期间要好的两个朋友，也是我最服气、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我和徐坦呆在一起的时间最多，不但住的上下舖，画画、上街也几乎形影不离。徐坦武汉人，一米八几的个头，人长得也帅，除了“鼻大洛夫”，徐坦还有个绰号就是“太阳神”或“阿波罗”。
徐坦的父母都是美术学院的教师，所以徐坦有很好的艺术素养，眼界高，见识也和我们不一样。徐坦很用功，除了画画，一天到晚都在很严肃地思考艺术问题，并经常向老师提一些当时看来很奇怪的问题，比如“画素描非要涂色调吗”、“有照相机我们还有必要画画吗……”有时，就把老师给问烦了。而这些问题，我却从来就没想过。心里由不得就愧见。
我最佩服徐坦的是他的素描，画得扎实又有力度，还有些英雄主义的东西在里头。但可能是因为他画的主观，没过多地去追求表面效果的缘故，他作业的分数总也不是很高。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佩服。我觉得徐坦画面所呈现的的状态和他对素描的深入理解是我一时半会无法企及的。所以，每开始一张新的作业时，我都会站在徐坦的后面，虽然他高大的身躯可能会影响我的视线，但我却可以比较真切地看到徐坦作画的过程。
左黄小鹏中徐坦
徐坦块头虽大，但身体并不好，尤其时常被哮喘病所困扰。发病时呼吸困难，晚上经常要坐着睡觉，并不时拿出喷雾药物往嘴里喷上几下。徐坦不止一次对我描述过儿时留下的痛苦的记忆：阴郁的天气里，一个人坐在门口，数着屋檐一滴一滴滴落的雨滴……所以徐坦对阴雨天气有种天然的恐惧，有意无意间，就把原本明亮的广州画得更加灿烂。在徐坦画着明亮的色彩的时候，我还沉浸在对苏俄“高级灰”的迷恋之中，等到二年级下学期我逐渐醒过神来，开始把色彩的纯度提高的时候，徐坦已经尝试着画“表现”了。
左徐坦/摄影陈小强
黄小鹏，汕头人，细瘦，状如牙签。日本电影《人证》上演后，有一时期我们就叫他“焦尼”。黄小鹏内向，人也温和，但却是学校里最早穿喇叭裤，最早听邓丽君，最早听英文歌曲的人。一到黄昏，就赤了脚，往宿舍地上一坐，抽着烟，眯了眼，听歌。
黄小鹏手懒，画画不多，但却是班里公认“最有才气”的人之一。轻易不动手，但一出手就与众不同，画的画即洋气又有才情，这又让我自叹不如。
元旦晚会（右黄小鹏） 伊河（右黄小鹏）
黄小鹏应该算是班里最早画“现代”的人，即令是写生，他也画得完全不同于当时学院的传统。他会根据自己的想法依据画册中所见到的样式来处理画面，画出来就显得很“另类”,虽然“另类”一词是十几年后才生发出来的。老师有时会暗示黄小鹏要“尊重对象”，但对黄小鹏对色彩的运用以及最后的画面效果却不能不时常称道。当别人对黄小鹏的画说些什么时，黄小鹏一般什么话也没有，或者，头一扭，走了。再画时，他就又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东西出来。
和姚铭伟 陈渐 周逸鸿在海珠广场
逸鸿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刚入学那会儿，可能因为年龄小，也可能因为我俩上下铺，去哪儿逸鸿都尾巴似的跟着。
小归小，逸鸿素描却画的好。有天在宿舍，逸鸿拿出一叠素描照片给大家看。照片有十几张，上面画着些男女老少。这些素描造型准确，刻画生动，能够精准的捕捉并表现出对象的特征和神态，手法老辣且极富才情。大家便都看的痴了。照片小看不清签名，加上挤拥，便你一句我一句推猜着这是谁的作品，有的说陈衍宁，有的说伍启中……我见识少不敢作声，心里却琢磨着：这会不会是哪个已故大师的手笔？
没想到逸鸿说是他画的。
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心想：才十六岁的小小少年，怎么可以画的这么好？！心里便惭愧的慌。
从此，他去哪儿，我便尾巴似的跟着。
第二学期开学时，逸鸿带了一套放大的照片送我，这是我求了几次的。如获至宝，我一直装在书包里随身带着。没事儿了，就拿出来看看。毕业之后，这十几张照片被学画的孩子们借去了，说是“临摹”，却再没还我。
周逸鸿素描
刚进校，听说陈小强也在我们班，大家莫名就兴奋。陈小强当时已是名人，多次参加国家展览，《护路斗争》的印刷品悬挂的哪儿都是，连我们小县城的书店里都有。
小强黑瘦，风一样的来去，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永远插着一把牙刷；小强喜欢运动，床下面经常滚个足球……他画过足球名将容志行，和世界跳水冠军陈肖霞是好朋友。下课了，骑了自行车就出门，半夜回来，一问，肯定到沙面跳水去了。
小强有台照相机，得空就在那儿摆弄。现在留下的学校时期的照片，都出自陈小强之手。
小强看书 左起：徐坦 彭俊 本人 陈小强
学校元旦晚会，班里同学排演了什么节目，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了。去年和徐坦聊天，徐坦说是我们演的荒诞派戏剧“马拉之死”，剧本还是我编写的。
那时爱看书，除了画笔，书不离手，连饭都要就着书吃。看得最多的就是西方现代文学，半懂不懂的，看了，就觉得自己还挺深奥。
怎么就编剧本了……印象中只有学校饭堂挺热闹的场面。还记得演出后剩下不少化妆油彩，我拿了一支肉色和白色画在卡纸上画自画像，过了年罢，颜色都干不了。
后排左起：彭俊 徐坦 黄小鹏 本人；前排左起：陈渐 姚铭伟 周逸鸿 后排左起：本人 吴兆铭 陈小强 黄小鹏 陈渐 徐坦 陈可盈；前排左起：姚铭伟 林若夫
当时大家都拼命似的用功。学校的情境，用“如饥似渴”这几个字是再恰当不过了。“文革”期间到处忙着斗争和闹革命，除了主席著作之类的政治书籍，别的什么文艺书籍也看不到。连上大学都靠推荐，整整十年学术荒芜，文化空白。打倒“四人帮”之后，禁锢消除了，社会也开放了，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视野变得开阔，被压抑的激情迸发出来，就像跋涉过茫茫沙漠的旅人突然遇到甘霖，一头扎进去就不出来。
学校图书馆每周有三个晚上开放，逢了开放日，老早门口就挤满了人。动作稍迟，就只好坐地上看画册了；下课后或星期天，校园里随处都是画写生的身影；宿舍对面，有个高年级的同学，爱在床上看书，靠墙的内侧从头到脚码了几排“美学”、“哲学”……烟瘾大，睡在二层上铺又不便弹烟灰，每晚上床前就端个洗脸盆上去。早上满眼血丝地下床时，往往已写了几十页的读书笔记，烟蒂就装满了一洗脸盆……
大家一天到晚都在讨论艺术问题，并经常深更半夜为某些问题争吵得面红耳赤。有一次我们都已经睡下了，听到对门传出推桌子拉板凳的声音，就下床过去看热闹。原来，为了到底是“列宾画得好”还是“毕加索画得好”的问题，几个人眼见就要打起来了。
课堂习作 课堂习作
但学校的教学基本还是保守的，还是苏式那一套。因为牵涉到成绩，上课时，大家都尽量严格地按着学校的要求完成课堂作业，到了晚上，我和徐坦、黄小鹏等同学，则窝在教室里，各自画着属于自己的画。
徐坦说这是“曲线救国”。
其实，说画“属于自己的画”是不准确的，最多也只是相对于课堂作业而言放松些。因为，那时还没有谁可以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大家都在模仿，把看过的、喜欢的画家挨个模仿一遍。没有谁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儿，因为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气。尽管这种风气处处显出弊病和不成熟，但却是积极的，尤其在当时还比较保守的学院，这种怀疑和冒险的精神就更显出可贵。以致于如果不这样，就会被别人看不起，甚至连自己也会有“落伍”和要被“抛弃”的感觉。
我一会儿画波提切利，一会儿表现主义；一会儿画怀斯，一会儿画达利和玛格丽特的超现实……天天都在编着画。实在想不出画什么时，就对着镜子画自画像，或根据电视画记忆画和想象画。那时条件差，画不起画布，这些画几乎全是画在刷了胶的硬卡纸上。
要报废的灯管“嗡嗡”地响着，三个人一边画自己的画，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而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和美术。那时候大家似乎都有一种“使命感”，都在狂热地思考着艺术问题。萨特的书籍人手一本，什么“存在主义”、“超现实”、“达达”都是日常的话题。哲学、美学方面的书籍我虽然也学着别人的样子买过不少，但却看不进去的。与这些书籍相比，我更喜欢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我聊我刚看过的这些文学作品，徐坦聊尼采和贝多芬，黄小鹏则谈论现代主义。虽然都是一知半解，但年少轻狂，说着说着，就会被自己的“博学”所感动，夸夸其谈中就不由地嚣张起来。
课堂写生 课堂写生
光阴迅速，四年学业在匆忙懵懂中转眼就结束了。
美术学院的四年，读了大量的书，画了大量的画，作了大量的尝试，面对种种可能，不停地做着艰难的选择。经历了之前没有之后也不会有的那一特殊时期的精神游历。
毕业时系里要我留校。最后考虑生活各方面的原因，我决定还是回河南。
离校前不久，学校主楼前的雕像被围了起来，路过时，会听到里面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再过几天路过大门时，广场空荡荡的，雕像不见了。
自画像
虽然不明晰，但有一点我却清楚：尽管我喜欢广州美术学院，但广州并不适合我。广州与我显得太洋了。虽然我也愿意生活在大城市，但我骨子里还是个农民，红薯和面条更对我的胃口。
离校前夕，几个河南籍的同学约我晚上九点出来喝酒，说是要为我送行。酒我是不会喝的，但我还是答应了。聚会的地点就设在油画系教室的楼顶平台上。夏日天气，楼顶却有丝丝小风吹过，加上夜已渐深，空气便显得凉爽，我就觉出地方选得好。
我到时，楼顶已有十几个人在等着了，除了同届即将毕业的几个同学，大部分同学则是低几届的，油画、国画、版画、雕塑，工艺系的同学都有。地上平铺了几张报纸，一包花生、几根黄瓜、几瓶酒在上面放着。看到同乡的盛情，想起马上就要离开生活了四年的美术学院，心里就有了不少的感慨。大家围成一圈席地而坐，几个同学就张罗着往碗和饭盒里倒酒。几口酒下肚，大家话就多了，喝着喝着，都变得兴奋起来，有人就开始不住地为我没有选择留校感到惋惜。我头晕晕的，身子有点飘忽，只觉得血管里的血奔腾的厉害，不知为何就想起了毛主席的诗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我还没说话，国画系的一个同学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983年7月，我离开了学校。这一走，十几年没有再回来。
第一幅黄河/纸面油画
我和同学们一样，踌躇满志地步入社会，开始了新的生活，开始了新的、永远也没有终点的学习和寻找的历程。结果发现，所有的一切都远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自离开学校的那天起，烦恼和挫折就一天不曾远离。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之后，开始知道自己以前是多么迂阔与张狂，开始明白生存的不易，开始学会承受与担当，并在磨难中，逐渐使自己变得坚韧。
左黄小鹏 周逸鸿 / 右姚铭伟 徐坦
感谢周逸鸿师弟，一别三十三年后，把大家聚拢在一起。久别重逢，感慨万千，当年的毛头小子，如今都已是退休年龄的老汉了。回忆当年，大家说的最多的，却是彼此间的那些窝囊事儿。
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年的各种糁事/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