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中）

忠忠之众

迁居西安 1971年1月29日（大年初三），爸爸达到了十五年军龄或营级干部的条件，我们全家从江苏太仓浏河老家随军迁居到了西安。

当时爸爸在232部队工作，232部队在1970年从北京调到西安以后，占据了国家测绘局（国测局）整个大院，包括办公大楼和宿舍楼。国测局的职工搬到别的地方办公了，但因为国测局职工家属无法安排到其它地方居住，所以很多测绘局的职工和家属继续住在大院里并与232部队的家属合居在一起。我们家住在2号楼二单元102，和一个测绘局的职工一家共同住在一个两居室里。因为是两家人共住一个两居室，我们家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间十六七平米的房子里，确实有点儿拥挤。不过和乡下相比，那个居住条件已经改善太多了，厨房和卫生都有，有自来水，还有暖气，做饭是用炉子烧蜂窝煤。由于是部队大院，我记得所以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能听到军营里那种吹号声。父亲每天早上听到吹号声后，就会起床去和他的战友一起出早操。

苏式宿舍楼 2号楼曾经所在的地方 邻居

和我家共住在两居室里的是一个四口之家，男主人姓王，是咸阳机场的一个空军干部，他一两个礼拜回家一次。女主人姓董，在测绘局工作。他们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名叫王前，小的是女孩，名叫王辉。王前和我同岁，王辉比我小两岁。王辉是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儿，她几乎天天到我家来玩儿，我和她相处的很好。我记得我和王辉经常各自把一些好看的糖纸弄平整后放在一小块玻璃下面，在地上挖一个小坑，把玻璃和糖纸埋进去后再盖上土，然后就叫上对方一起再去用手把土扒拉开后欣赏玻璃下面的糖纸。在得到对方的夸奖时，心里就美滋滋的。王辉家里有很多小儿书，我家里没有小儿书，所以我也经常去她家看小儿书。王前和我同岁，比较淘气一些，每天都喜欢在外面疯玩儿，来我家玩儿的少一些。董阿姨是上海人，和我家也可以算是老乡，说话和吃饭风格相差不大。起初董阿姨因为我们占了她家的房子对我们并不太友好，但我家处处都比较小心，尽量不去惹董阿姨不高兴，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董阿姨也就慢慢和我们相处的融洽起来了。我记得董阿姨带着王前、王辉和我一起去国测局南边（翠华路）的一个大院里挖过两次荠菜。那个院子挺大，里面有很多树和草，在草地里有不少荠菜。江浙沪一带的人喜欢吃猪肉荠菜馅的馄饨，我记得我挖了荠菜回家后妈妈挺高兴，我们家也吃了馄饨。

一楼左手的邻居家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姐姐叫李丹，大弟弟叫李涛，小弟弟叫李良，李涛和我同岁。2011年4月我去西安时通过王前我还见到李涛了。另外，三楼住着姜政委一家。姜政委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姜良松也算是我的一个小伙伴，他比我小一点儿。前些年有一次王前来北京时，我们三个人聚了一次。姜良松也在北京生活，女儿培养的非常优秀。2019年11月16日，我和几个西安的发小在丰台聚会时又见到了姜良松。

2号楼靠马路（北边）的那个单元里，有范歌声和宝宝家和曹三健家。还有和哥哥李兵在文小的同班同学的郭之波家，他爸爸郭慰民是我爸爸在232部队二所的同事。在2号楼最西边那个单元，有杨安杨青家和余树光家，还有董慧然家。董慧然的爸爸董庆儒也是我爸爸在二所的同事。 2011年4月21日我在西安与王前的合影 郁叔叔一家

在我们搬到西安不久，我爸爸的战友郁正钧叔叔的家属，也就是他的妻子单阿姨和女儿小健也从丹东搬到西安了，郁叔叔一家住在二楼。这个郁叔叔就是在我三岁时在北京走失那次把我找回去的那个郁叔叔，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实际上郁叔叔比我爸岁数大，我应该叫他郁伯伯，但我从小一直就习惯叫他郁叔叔。郁叔叔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无锡人，和我家算同乡，他和我爸的关系很好。郁叔叔的家庭是资本家出身，他从小在上海读书，小时候上过教会学校，会说英语，会拉胡琴和大提琴，也会踢足球，知识渊博，我很佩服他，也很喜欢听他给我讲的很多知识。郁叔叔曾给我讲过日历的计算方法，还讲过一些乐理知识。郁叔叔也很喜欢我，总夸我聪明。我记得有一次郁叔叔还带我去体育场看过一次足球比赛，是陕西队对广东队的比赛，至今我还有印象。那年的夏天，我们两家在晚饭后经常坐在在单元门口的空地上一起聊天乘凉，还经常在一起吃西瓜。那时候西安的西瓜很大，一个西瓜一般都是二十多斤，而且西瓜特别甜，几分钱一斤。郁叔叔的女儿小健和我同岁，她经常到我家来玩儿。因为我们俩同岁，双方的父亲是战友，又住在楼上楼下，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关系也很好。记得有一阵子我们两人每天都去大院小西门那里和站岗的小战士聊天。那个小战士姓钱，是个南方人，我们和他很聊得来，和他聊天也很开心。我们对他拿着的那把步枪很好奇，问他里面有没有子弹，他说没有子弹，还让我们摸了摸他的枪。

我记得大概在1973年那年的国庆节前夕，232部队在政法大学的礼堂里举办了一次联欢演出。那次我看见小健单独表演了一个舞蹈我是公社的小社员，她身上背了一个小篮子，舞跳的很好，当时我看到小健表演的时候很吃惊，因为我事先一点儿都不知道她有演出，而且之前我也不知道小健会跳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教她跳的舞。另外，那次演出我也看见了郁叔叔，他在乐队里拉大提琴，我印象特别深。

我是公社小社员视频

亮田

郁叔叔一家搬到西安后不久，爸爸的另一位战友郝明龙叔叔的家属，也就是他的妻子赵阿姨、儿子亮田和女儿卫青也从山西忻县搬到了西安。亮田比我大一岁，但上学晚一年，所以比我低一年级，和小健是同一年级的。郝叔叔一家来了以后，我也经常去郝叔叔家玩儿，和亮田的关系也很好。赵阿姨那时候很喜欢玩儿扑克，我在亮田家还多次和赵阿姨一起玩儿过扑克。郝叔叔一家住在13号楼，离我们2号楼只有三四十米的距离，他家和另外两家同住在一个三居室里，一进门那家是测绘局的杨叔叔家，最里面那家我记不清了。杨叔叔是个开卡车的职业司机，他家的小儿子孝伟和我们差不多大，也和我关系很好，我们在一起玩儿的时间很多。

小枫和小蕾在西安时的合影照片 双胞胎 1972年，住在我家楼上的小健的妈妈给她生了一对双胞胎妹妹，起名叫小枫和小蕾。双胞胎出生后，小健的爸爸妈妈都非常喜欢，但因为一下子多了两个孩子，家里头经常手忙脚乱忙不过来。小健的妈妈就把她姐姐的女儿金花姐姐从丹东请了过来帮助照顾这对双胞胎。金花姐姐好像比小健大五六岁，她来了以后起了很大的作用，加上小健也能干不少家务，给郁叔叔和单阿姨减轻了很多负担。也许从那时候起，小健感觉到父母对自己的关爱越来越少了。那时候我也经常去小健家玩儿，有一次我看见单阿姨和金花姐姐一人抱着一个孩子从外面回来，我出于好奇把金花姐姐手里的孩子抱了过来。我毕竟是个9岁的孩子，我抱了没一会儿，孩子一挣扎我竟然脱手了，孩子一下掉到了水泥地上！孩子哇哇大哭，我吓得脸都白了，金花姐姐赶紧把孩子抱了起来，好在孩子没有摔坏！！现在我想想，那次金花姐姐回去后一定受到了单阿姨的责备，而且我至今都没有搞清楚被我掉倒地上的是小枫还是小蕾，现在我想起这件事仍然觉得很后怕，真是太惊险了！后来金花姐姐和小健经常带着双胞胎妹妹来我家玩儿，我也能分辨出哪个是小枫哪个是小蕾了。 卫东 小枫和小蕾出生后不久，亮田的妈妈赵阿姨也给他生了一个弟弟，起名叫卫东。那时候我也经常去亮田家玩儿，每次去的时候都能看见赵阿姨给卫东喂奶。卫东还没出满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去他家，看见卫东正在床上睡觉。我好奇地用手摸了摸他的头，觉得他的头非常柔软，就用手指轻轻地按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按下去了一点点，吓了我一大跳，我问赵阿姨怎么孩子的头是软的啊，当时赵阿姨告诉我没事儿，小孩儿的头就是软的，又告诉我以后尽量不要再摸小孩的头就是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婴儿的头颅是软的。 爸爸在西安时与郝叔叔的合影 232部队

爸爸当时所在的部队番号是232部队，是一个军级单位。说是232部队，实际上是总后勤部下属的一个研究院，爸爸在232部队下属的二所，也就是第二研究所。二所主要研究诸如部队的制服样式、制服材料、钢盔、防弹衣、马鞍、压缩干粮、压力锅和野战炊事装备等等吃穿用的东西，1974年搬回北京后又隶属于总后勤部军需部，后来成了军需装备研究所，部队番号59162部队。多年后家家都有的高压锅，就是当年我爸他们研究所研制的，当时叫压力锅。1972年我家就开始使用高压锅了，最初的高压锅是沈阳飞机厂制造的。

2011年4月22日我去西安时拍的国测局北门

2011年4月22日我拍的国测局大院

国测局

国测局大院里的所有建筑包括办公楼和宿舍楼都是五十年代盖的苏式建筑。国测局大院占地面积很大，形状是长方形的，里面有一座除了一座办公大楼外，还有近三十座宿舍楼。国测局所在的那个地方叫碑林区，赫赫有名的陕西省碑林博物馆就在那个区。国测局的正门是向北开的，门外那条东西向的马路叫友谊路，马路对过是陕西省广播器材厂。一进入北门就是国测局的五层办公大楼，后来变成了232部队的办公大楼。办公大楼向南不远的路东侧有个公共澡堂，我们每个周末会到那里洗澡。办公大楼的东侧中央位置有一个大操场，那里有防空洞的出入口。我记得夏天的晚上大院里经常在操场上放电影，我去看过多次。国测局还有个西门，是个小门，只能走行人和自行车，西门外面那条南北向的路叫翠华路。西门的北侧是个猪圈，232部队下属各单位在那里都养了猪。亮田他爸郝叔叔会杀猪，有一次过节前他在那里杀猪时，我在那儿看到了郝叔叔杀猪的整个过程。那天我不上课，看他杀猪的就我一个人。国测局还有个南门，南门那边有个国测局的小学，还有232部队的汽车队。在大院的东侧还有一个东门，那边有个露天游泳池，夏天时我曾多次去那里游泳，尽管那时候我不会游泳。在东门的外面就都是庄稼地了，那里种了不少蔬菜。我记得我多次和小伙伴们一起去那里玩儿过，还在那里偷吃过当地农民种的西红柿。有一次偷吃黄瓜时被农民发现了，我们吓得赶紧向大院里跑，农民追了一段没追上也就只好作罢了。记得还有一次我和亮田和孝伟到那里玩儿的时候，我从一个土坡上往下跑，跑到半截时那条土路拐弯了，我差点儿摔进旁边的一个池塘里，所以那次我感到了害怕，我知道如果我掉进池塘的话可能就没命了。

文艺路小学门口图片 初上文艺路小学 我家搬到西安时，正好刚过春节，过了没多久学校就开学了，我和哥哥兵兵被安排在离我家不太远的文艺路小学上学。兵兵上三年级下半学期，我上二年级下半学期。我记得我所在的班是二班，班里有三十多个同学，教我们的是个女老师，姓高。刚开始的时候，我只会说家乡话，普通话不太会说，有些话也不能完全听懂。上学第一天放学时，每个班都是分几个组排队离开学校。因为我没有听懂这个要求，所以同学们都离开学校了，我才独自一人离开。但到了学校门口时，执勤的学生干部把我拦住了，问我为什么没有排队离开学校，我说我不知道要排队离开学校。结果执勤的同学就不让我走，这时我就着急起来了，解释了半天对方也听不懂我说的话，急的我就哭了起来。后来执勤的同学知道了我是二年级二班的，他就让人去把高老师找来了。高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告诉我以后放学时一定要排队离校，最后让执勤的同学把放我回家了。
兵兵在长春208医院时的照片 兵兵去长春治病 开学后不久，爸爸听说长春市解放军208医院可以治疗小儿麻痹症，就安排哥哥兵兵去了长春，时间是1971年4月份。当时九岁半的兵兵一个人在长春208医院治疗了十个月，丝毫没有什么疗效，1972年1月份就回来了。兵兵回来后不久，家里人发现他患上了哮喘病。我记得有好几次兵兵犯哮喘病时，因喘不上气来脸憋得通红。每到这时爸爸就用一小瓶喷剂往他的嘴里喷几下，于是他马上就得到了缓解。232部队的医务室有个叫李若水的医生，和爸爸关系很好，因为李医生长得比较胖，爸爸叫他李胖子。我记得开始时李胖子给兵兵开过一种药名叫氨茶碱，后来李胖子得知一种叫穿山龙的中药可以治疗哮喘，他亲自去采药并制作了两大瓶穿山龙药片给兵兵吃。兵兵在吃完那两大瓶穿山龙之后，哮喘病竟然神奇地消失了！1976年，爸爸和232部队卫生处的处长朱雨生以及李若水一起到湖北襄樊五七干校劳动过将近一年，而在襄樊劳动期间，李若水还帮爸爸调理好了慢性肠炎。 妹妹小红三岁时的照片 小红上幼儿园 妹妹小红到西安时才三岁，因为家里没人照顾她，正好大院里有幼儿园，所以她就上了幼儿园，而且是全托。我记得她第一天上幼儿园时是我和妈妈一起把她送去的，到了幼儿园我们把小红交给了幼儿园老师后准备离开的时候，小红也要跟着我们一起走，这时幼儿园老师赶紧把她抱起来往里面走，而小红这才意识到自己不能随我们回家了，开始哇哇大哭起来。当时妈妈没有半点犹豫，带着我毅然离开了幼儿园。妹妹上幼儿园不久后得了肾炎，妈妈只好把她接回家养病。那时起，妹妹在家时照顾她大小便就是我的事了。家里有个痰盂，她大便时就在坐在痰盂上，等大便完了我就给她擦屁股，然后把痰盂倒在厕所里再把痰盂冲洗干净。每次妹妹大便之后，她都会喊“我拉完了”，有时候因为我在玩儿，她要喊很多次我才能听见，我听到后就会去给她擦屁股。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妹妹那时候拉长音地喊“我-拉-完-了”的声音。由于小红身体不好，家里给她订了牛奶，每天一瓶。我每天负责到奶站去给她把牛奶取回来，然后把牛奶放进奶锅里，在炉子上煮开以后给她喝。后来小红的身体慢慢好起来了，但家里一直给她订牛奶喝。可是后来又发现小红动不动就发烧，每次发烧都是因为扁桃体发炎，所以爸爸就带她去二医大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扁桃体切除后，小红也就不怎么发烧了。 有一天我和妹妹在家里，不知什么原因幼小的妹妹拉肚子了，她在不长的时间里拉了两三次。而那天只有我们两人在家，我带着妹妹到医务室看了病，医务室的军医大夫给妹妹开了点儿药，应该就是黄连素吧。回到家后，我让妹妹吃了药。傍晚时妈妈下班回家了，我对妈妈说了妹妹今天拉肚子的事儿。妈妈一听就有点儿着急，我说我已经带她到医务室看过并拿了药，已经吃过了。妈妈听到后，也就放了心，没有再说什么。
爸爸妈妈和我们兄妹在大雁塔的合影 游览大雁塔

1971年夏天的某个星期天，我们一家四口（兵兵当时在长春治病）和爸爸的几个同事几家人一起去大雁塔观光。那时候大雁塔是允许游客上去的，我带着三岁多的小红爬到了最高的一层，在那里可以看到远处的风景，当时有几个人在上面。为了安全，看风景的地方安装了护栏，是竖着的一条一条的木头条。由于木头条之间的缝隙不是特别小，没想到小红竟然从缝隙中钻了出去，，小红站在了护栏外边！幸亏护栏外边还有一点儿空间，幸亏我及时看见了小红，我赶紧把她拉了回来，真是太惊险了！这件事后来我在家里说过多次，我为那次能够及时把小红拉回来而感到无比庆幸！我记得那次和我们一起去大雁塔玩儿的还有陈增凯伯伯一家（陈铭和陈实家）、亮田一家、刘福昌叔叔一家（刘君家）和赵忠祥叔叔一家，陈增凯伯伯还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那是我们家拍的第一张全家福，可惜那次少了兵兵。

住在十三号楼 兵兵从长春治病回来后，因为家里五口人住一间房太拥挤，爸爸的单位给我家在十三号楼三单元101的三居室里调配了半间房，我和兵兵晚上就到那里睡觉了，我们两人睡在一张双人床上。除了我和兵兵以外，爸爸的同事叶继稳叔叔的父亲也在那里住。叶继稳叔叔家有一儿一女，大的是女儿叫叶松，小的是儿子叫叶华。他家住在同一个三居室一进门的那间房里。叶继稳叔叔家是广东人，他的父亲当时可能有六十多岁，看上去挺老的，我们叫他叶爷爷。我记得叶爷爷每天中午都睡午觉，那时我很调皮，经常在叶爷爷午睡时恶作剧故意制造一些噪音，叶爷爷每次被吵醒后都会用广东话骂人，而当时我觉得很好笑。我和兵兵住在那里期间，兵兵他们老师正好教他们用木板制作飞机模型，有一阵子兵兵每天在那里做飞机，用乳胶把一片片木头片站粘起来。我记得有一次亮田到那里找我们玩儿，无意中把兵兵做的飞机弄坏了，结果把兵兵气得当场打了亮田一个嘴巴，亮田哭了，但他知道兵兵真急了，没敢说什么。我还记得叶继稳叔叔的爱人，她人很好，对我们挺热情，听说叶叔叔和她是大学同学。不幸的是，叶叔叔的爱人因严重的肾炎不治去世了，年仅三十岁左右，当时两个孩子还很小。我记得那时候我看见她每天都躺在床上，脸色很苍白，看上去脸是浮肿的。 一桌饭菜 爸爸的家宴

我们家到西安以后，爸爸经常请他的一些战友同事到家里来吃饭。爸爸很会做饭，但他平时不做饭，只在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他最拿手的是白斩鸡、走油肉、爆鱼、鱼肉丸子、三鲜汤、红烧肉、八宝饭等家乡菜。我记得郁叔叔、郝叔叔、彭觉贤叔叔和胡翠华阿姨夫妇、刘福昌叔叔、赵忠祥叔叔、谭健梅阿姨等等，以及爸爸的老领导吴耀华伯伯和曾纪橄伯伯等人都来家里吃过饭，每次吃饭时爸爸都会做一大桌菜，他们吃完以后都对爸爸做的饭赞不绝口。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爸爸做饭的手艺是从老家的海兴（秋芬的父亲）那里学来的。海兴曾经是个厨师，乡下谁家办酒席时都会请海兴去做饭。爸爸说他年轻时就经常去看海兴做饭，很多菜的做法是他看会的。我记得有时候来的人比较多时，爸爸就不让我和兵兵小红三个人上桌了，等大人们吃完饭我们再吃。吃完饭以后，洗碗自然就是我的事儿了。

西安生活

西安那个地方的气候比我们老家好很多。西安的气候比较干燥，因为有秦岭，夏天不是很热，冬天也不是那么冷，而且家里还有暖气。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湿冷了，所以我到西安以后耳朵和手背就再也没有像在老家那样长冻疮了。

曾经的2号楼东边的马路 到了西安以后，我就慢慢地在家里承担洗碗、生炉子、焖米饭、给妹妹取牛奶热牛奶、买煤等家务活了。我记得到西安后的第二年，妈妈就开始让兵兵和我学着自己洗衣服了。后来家里的大米不够吃了，我们就学着吃馒头了。刚开始吃馒头时，妈妈很不习惯，总说吃馒头吃不饱。起初我家是从部队的食堂买馒头回来吃，后来我和兵兵开始学做馒头。我负责发面，兵兵负责揉面。我觉得那时我最多10岁，兵兵是12岁。那时妈妈一直吃不惯面粉，正好周末经常有当地的农民拿着大米到我们那里来卖，也可以拿面粉换大米。我们家就经常用面粉和农民换大米吃。我记得农民来的时候就会在外面操着西安口音喊：包谷面换饸饹！因为农民不光是来用大米换面粉，主要是来做用包谷面换饸饹的生意。每当听到这个喊声，我们就会拿着面粉出去换大米。那个年代的当地农民还经常到我们这里来卖青蛙，青蛙都放在一个带盖子的篮子里，都是活着的。有人买的时候，农民就会现场杀青蛙再剥掉皮。青蛙肉吃起来非常鲜美，我记得我们家吃过很多次。 妈妈的工作 妈妈到西安后先在232部队的五七工厂工作。在那个五七工厂工作的都是军人的家属，每个月的工资是32元。工厂是制作塑料盆的，我每次去那里都会闻到很浓的塑料味。将近一年后，到年底的时候，妈妈去了小健的妈妈单阿姨所在的工厂工作了。那个工厂叫油墨厂，就在测绘局大院那面的那条翠华路上，从大院的小西门出去后向南走不远路西就是。妈妈去那里工作是单阿姨介绍去的，虽然那个工厂是个集体单位不是全民的，但那是妈妈从农村到城市后第一次到一个正式的单位工作，而且上班很近，走路十分钟就可以到，妈妈非常高兴，妈妈也很感谢单阿姨。 我的功课

由于我之前在农村上学时的学习进度比西安的低了不少，所以开始时我上学感到很吃力，主要是算术跟不上。当时西安小学二年级已经学习乘法口诀了，而我还没有学过，所以乘法我都不会。我爸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要求我一定要先把乘法口诀背下来。那时我毕竟是个7岁半的农村孩子，在短时间内背乘法口诀对我来说难度还是很大的。我记得星期天那天我爸休息在家，逼着我背乘法口诀，结果我背着背着还睡着了，气得我爸还打了我一顿。

七十年代时，学校一般都是只上半天课，有时候上午上课下午不上课，有时候是下午上课上午不上课。当时我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现在想想应该是教室和师资力量不够造成的。我记得上午上完课以后，下午就在家玩儿，觉得挺轻松的。上学不久后，我迎来了第一次考试，那是期中考试。我听老师说星期四不上课了，要考试。可是我只听到星期四不上课，没听清要考试的事儿。结果星期四我就没去学校，没有参加考试！我记得那天妈妈在家，爸爸出差不在家。妈妈知道我没去考试后，打了我一顿，那次我的鼻子被妈妈打出血了，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我想起这事儿，觉得那时候自己挺可怜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进行了期末考试。我的期末考试成绩是语文92分，算术75分。算术考试题一共就四道题，每道题25分，最后一道题我做错了，没有得分，所以我的算术成绩就是75分。回家后，爸爸看了我拿回家的考试卷子，一看算术是75分，当时就打了我一记耳光。打完以后，爸爸让我马上重新做最后那道题。我只好当即就在家重新做了那道题，结果还好，我竟然做对了！假如我当时还做不对那道题，我想我还会挨打。

小学生 我的童年

爸爸是军人，因为他在北京工作，我们在浏河乡下，我们从小一直和妈妈在一起，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在乡下时，妈妈每天都起得很早，除了要去干农活，还经常要开会，因为她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在家里妈妈要照顾三个孩子，阿太在世的时候还要照顾一个老人。因此，我和哥哥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着干家务活了，比如我们很早就会烧火。因为哥哥是残疾人，我在四岁左右就开始替家里分担一些事情了，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被大人娇惯过，也从来没有和大人撒过娇，甚至我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撒娇这回事儿。到了西安以后，我就知道爸爸的脾气不太好。我从来没见他对我微笑的样子，每次见到他时，他的眼神都是那样的严厉。所以，我在他面前时一直感到很紧张，一旦有什么差错我就会被打。当时我爸爸的工资好像是六十块钱一个月，妈妈一个月才挣32元，所以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我记得每次吃饭时，因为做的菜不太多，我都是尽量吃米饭，菜不敢多吃。有时家里改善伙食做了红烧肉和白斩鸡，我也是吃的很少，我怕吃多了爸爸妈妈会不高兴。我记得那时候我吃饭的时候甚至都不敢抬头，因为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

小学生做家务 我家到西安后，做饭烧水用的是烧蜂窝煤的炉子。从那时起，我就随我爸爸拉着小推车去一两公里以外的一个煤场买煤。煤块买回来后，还要一块一块地码放在厨房里。第一年买煤我都是跟着爸爸去的，第二年开始就是我自己去买煤了。我记得好几次去买煤时我都叫上亮田陪我一起去，他买煤时我也陪着他一起去。除了买煤，生炉子和焖米饭也都是我的事。那时候猪肉是定量供应的，需要用肉票才能买。我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天刚蒙蒙亮，天气也很冷，妈妈把我叫起来让我去位于翠华路的副食商店买肉。因为去商店买肉或买菜的人很多，我到商店的时候还没有开门，等候的人已经有不少了，我奋力挤到了前面。到了开门的时候，后面的人一起向门里拥，一下把我挤倒在地了，幸亏我很快就爬了起来。我赶紧和人流一起向卖肉的柜台冲去，好不容易排到了比较靠前的位置，后来我如愿地买到了一块肉，回家向妈妈交差了。 蜂窝煤场

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在外面玩儿而忘了按时回家，让我做的米饭自然也没有做。爸爸回家后看到我不在家，就到外面找我，他找到我以后当即就打了我一记耳光，我记得那次我被打之后鼻子还出血了。有一个下雨天，因为家里晚饭不够吃的，爸爸让我去食堂买两个馒头。我打着雨伞去买了馒头，不知何故回来时那把雨伞坏了，爸爸看见后二话不说又打了我一个耳光。有时候我洗碗的时候一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爸爸也会打我一个耳光。确实，家里的碗被我洗碗时打碎了不少，但是作为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洗碗时打碎个碗也要挨打，当时我无论如何是不理解的。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和爸爸因为我儿子的事儿吵了架，当时妈妈也因为对爸爸非常不满终于忍不住说出了实话：你就是从小不喜欢忠忠！

宝宝惹的祸

那时候爸爸不仅平时经常打我，还打过邻家的孩子。那是夏日里的一个下雨天，上午我不上课，正在家里呆着。歌声的弟弟宝宝从我家的窗户爬进了我家，宝宝是个很调皮的孩子，他要从窗户上进来的时候我试图阻止他，但最终没能拦住他。宝宝从窗户上进来后，竟然直接跳到了我爸爸妈妈的床上，因为下午他的鞋上还有泥，结果一下就把爸爸妈妈床上的床单踩脏了，我也没什么办法。中午爸爸下班回家后看到床上有泥，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把宝宝上午翻窗户进家的事情经过向爸爸说了一遍。爸爸听后问我宝宝家哪里，我说我认识，随后爸爸就让我带他去宝宝家。我带着爸爸到了一单元三层楼的宝宝家，当时歌声和宝宝都在家里。爸爸走到宝宝跟前，抬手就狠狠打了宝宝一记耳光，宝宝哇地哭了起来。歌声问爸爸为什么打他弟弟，爸爸说他自己知道，说完就带着我走了。当天晚上吃完晚饭，歌声一家四口由他们的父母带着，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到了我们家。他们一家在我们家和我爸爸妈妈谈了一会儿，具体谈话内容我忘记了，但爸爸肯定向他们赔礼道歉了，因为当时我看见歌声他爸说话挺客气的。

吃大葱 大院里有好几个食堂，爸爸所在的二所也有个食堂。有一次爸爸带我去食堂吃了早饭，吃的是小米粥和油条，还有一些小咸菜，我觉得特别好吃。我记得每到过节的时候，爸爸他们的食堂有会餐，会餐时有很多菜，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食堂大师傅做的红烧黄花鱼和狮子头。爸爸也经常会从食堂打点儿饭和菜回家吃。记得有一次爸爸打回来的一个菜里有几段大葱，爸爸就让我吃那个大葱。我一吃马上觉得大葱味儿很大，非常难吃。我们老家没有这种北方的大葱，只有小葱，所以我没吃过大葱，对大葱的味道很不习惯。可是，爸爸却逼着我吃那个菜里的大葱，我不敢违抗，只好咬着牙闭着眼把那几段葱段吃下去了。我觉得吃大葱几乎和受刑一样难受，我实在不明白爸爸为什么非要我吃那些大葱，因为他自己并不吃大葱。 暑假

那年暑假期间，我记得每天下午收音机里都会播放薛中锐播讲的长篇小说《渔岛怒潮》，我和小伙伴们总是在一起听，我们都特别爱听，每天必听，一天不拉。除了听小说，我和兵兵、亮田以及孝伟四个人还经常在一起玩儿扑克。当时我们玩儿的是升级，就是两人打对家，每人十二张牌，另有六张牌做底牌，进攻方得到40分防守方就下台的那种游戏。这种游戏是我们经常看大人们玩儿以后学会的，那时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扑克游戏。我记得当时我玩儿那个游戏时玩儿的还算比较老练的，小时候棋牌这类东西我都玩儿的不错。

骑自行车 掏裆骑自行车图片

记得在我四年级那年，爸爸买了一辆凤凰牌二八自行车。当时正好亮田和孝伟家里也有自行车，我们三个人就开始学骑自行车了。起初我爸还没有买自行车，我就用亮田和孝伟家的自行车学。从开始学习溜车到掏裆再到跨大梁，只要一有时间就在大院里学骑车。因为年纪不大，我们学的很快。我爸买自行车的时候，我已经可以挎着大梁骑车了。但我那时不敢直接问爸爸要自行车骑，只能乘他没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把钥匙拿走去骑。我们三个人经常一人骑一辆车在国测局大院到处跑，当时我觉得骑自行车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但好像爸爸妈妈一直不知道我偷偷地学会了骑自行车这件事儿。

王利军

在西安时，爸爸的一个战友王进恒叔叔的儿子王利军也和我关系特别好，他和我也是同岁。那一阵子他几乎天天到我家来找我玩儿，我也去过他家多次。王利军和我说过的一个顺口溜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他说是他爸爸讲给他的：草包大肚饭，能吃不能干。但是，有一天下午，王利军在我家玩儿的时候，我记不清是因为什么得罪了他，他生了很大的气，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来过我家了。后来我们都搬到北京后，我们还住在一个大院里，但他每次见到我时还是一直不理我，甚至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我估计也许王利军当初就暗下了决心，这辈子再也不和我好了！这绝对可以说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离奇的跨世纪关系破裂。

孩子王歌声

我家所在的二号楼一单元三层住着一家姓范的人家，他家的大儿子叫歌声，小儿子叫宝宝。歌声比我大五六岁，宝宝和我同岁。二号楼一单元的一层有个大孩子叫曹三健，比我们大四五岁，我记得曹三健的姐姐长得很漂亮。歌声的父亲是搞音乐的，在陕西省交响乐团工作。歌声的母亲是测绘局的。歌声可以说是孩子王，他总是带着我们一群孩子一起玩儿。当然带着我们玩儿的还有曹三健。但歌声特别会玩儿，他教我们玩儿各种游戏，比如斗鸡、骑马、踢毽子等。经常一起玩儿的孩子一般有十几个，最多的时候有二十个左右，都是住在一号楼和二号楼的小伙伴，我们在歌声的带领下总是玩儿的非常开心。

游戏 斗鸡游戏图片 斗鸡是一种流行很广的游戏，因为我后来到北京后也和小学同学玩儿这个游戏。这个游戏玩的时候要把右腿弯曲起来，用左手握住右脚，再用右手扶着右腿，用左腿单条腿向前或向后跳跃，对阵时用右腿膝盖冲撞另外一个同样姿势的伙伴的腿，直到一方那条弯曲的腿落地为止。显然，玩儿这种游戏时，块头大或者岁数大一些的孩子有明显优势。我小时候是很瘦小，所以只能在和比我小的伙伴或者比我还要瘦小的伙伴对阵时才会获胜。我记得大腿被大孩子冲撞时会感觉很疼，撞一两下就站不住了，很快就会输。骑马是一个集体游戏，小伙伴们被分成两组，通常一组有五六个孩子，歌声和曹三健一般分别是两个组的头领。游戏时，先由两个组的头领通过猜丁壳（石头剪子布）决定哪一方先当马。当马的一方让头领靠墙站着，其他人依次弯下腰把头顶在前面的同伴的裆下面，双手扶住前面的同伴的双腿排成一列，另一方的人通过助跑跳起来骑到“马”背上，但要保证每个人都必须骑上去，所以先骑上去的人要尽量往前跳，如果有一个人掉下去了会算输。都骑上去以后，双方头领再次猜丁壳，赢的一方骑马，而输的一方当马。踢毽子游戏实际上可以算作一种技巧比赛，毽子一般是用公鸡毛自制的，游戏时先由一个人先开始用毽子做一套动作，做的时候要尽量施展自己的技术。之后另一个人必须要做完全相同的一组动作，如果做不成功就算输。玩儿的时候一般先把毽子抛到空中，然后用脚面接住，再抛起来用脚内侧接住，再抛起来用脚外侧接住，然后再抛起来，腿在空中绕过毽子一圈再把毽子踢起来，落下来时再用脚背接住。有时候还会用大腿接一下然后再落到脚背上，有时候把毽子用右脚踢到半空中后，右脚落地的同时用左脚脚后跟再把毽子踢起来，然后又落到右脚脚背上。有的人做这些动作非常熟练，看着就像是在耍杂技一样。我记得曹三健踢毽子就踢得最好，一般人都比不过他。当时我岁数还不大，只能玩儿一些相对简单一点儿的动作，而且一般只和王辉或者小健这些小伙伴一起玩儿。 踢毽子图片 踢踏舞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歌声教我们的拍手和腿的一种健步操（我叫它踢踏舞），是边走边拍的，走的同时两只脚还要跺脚。经过反复练习，我们都学会了这种踢踏舞。夏天的时候，我们穿着裤衩，十几个孩子最多是可能有二十多个孩子一起在马路上排着队边走边拍边跺脚发出非常整齐和很有节奏感的声音来，大家都感到很兴奋，大人们看到了也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踢踏舞我始终没有忘记，我觉得这辈子也不可能忘记，随时我都能边拍边走，也可以原地拍。我记得我后来到北京以后曾多次给别人表演过这种踢踏舞，人家看了以后也都觉得很不错。我还记得夏天时有好几次歌声带着我们很多孩子拍着踢踏舞到大院里的猪圈那里冲凉水澡，非常刺激和好玩儿。我们每个人都脱光了衣服，歌声用胶皮管子接在水龙头上分别给我们冲。尽管天气很热，但是凉水冲到身上时产生的那种真的很刺激，实在是太爽快了。除了踢踏舞，歌声还教了我们一种两只手和胳膊互相拍打的健手操，也很有意思。我记得我后来在上技校时，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因为给同学拍打这个健手操还受到了老师的批评。除此以外，歌声还教了我们一种用食指甩打中指的玩儿法，可以打出清脆的啪啪声。我到北京以后也经常给我的同学表演这种甩打指头的小技巧，好几个同学都想学，但都没学会。冬天的时候，我们还和歌声和曹三健他们学会了用冰鞋滑冰。所谓的冰鞋就是找两块木板，在上面固定两根粗铁丝，然后用绳子捆在鞋子下面。穿着这种冰鞋在冰面上可以滑行比较长的距离。我记得兵兵给我做过一双冰鞋，穿着那双冰鞋滑过多次冰。现在回忆起这些，我觉得当年在西安的时候是我童年时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歌声带我们玩儿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儿的是那么开心，而且只有那时候我不会感到惶恐和紧张，也没有任何烦恼，那些美好的时光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我不知道歌声是和谁学的这么多玩法，也许是他爸教他的。我知道歌声和他弟弟宝宝兄弟两人都会拉小提琴，想必也是他们的爸爸教他们的。

看电影 除了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儿以外，还有一件比较快乐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在院里看到电影，因为232部队有时会在大操场放电影。每次放电影时都会在那儿等很长时间，因为要等电影胶片在别的地方放完之后拉过来了才能播放，据说那叫跑片。我们每次等待的时候还是挺着急的，有时候会等很长时间，操场上等着的人有很多。等到电影胶片到了以后，一般还要先播放一部纪录片之后才开始播放正片。我们没有办法，只能等，被迫看那些纪录片，有些是所谓的新闻简报，还是挺受煎熬的。我记得当时看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南征北战等那些电影时感觉很过瘾，因为男孩子喜欢看打战的电影。 联系歌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前到北京出差时来访过我家，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和王前有联系了。2011年我到西安时我还找王前一起陪我到当年的国测局（后来改为陕西测绘局了）大院去看了看。2019年年底前，我从王前那里得到了歌声的手机号码，于是我和歌声加了微信，并和他通了视频电话。歌声竟然还能记得我，我们聊了很久，都很开心。歌声是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天才，在我们离开西安以后不久，歌声到他爸爸工作过的陕西省交响乐团工作了，并且成为了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我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和歌声相见，我想和他一起回忆当年我们那些快乐的时光。 程老师 1971年9月，我在文艺路小学上三年级了。从三年级开始我们班从学校西北角的平房教室搬到了离学校门口不远的一个三层楼的教学楼，我们的教室在二层楼。班主任老师也换成了程老师，而高老师去教我哥哥他们班了。程老师性格比较温柔，感觉她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和蔼。 两毛钱事件 在我三年级下半学期，也就是在1972年的春天，有一天上午我们上体育课，老师让我们在校园里练习列队行走。走着走着我看见地下又两毛钱，很惊喜，就捡起来放进了兜里。因为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两毛钱对我诱惑很大，所以我决定把它据为己有。可是，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的这个举动给我带来了一场大祸！上完体育课，程老师把我到办公室问我那两毛钱是不是我的，我说是我的。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既然程老师这么问我说明肯定程老师已经知道我捡了别人的钱，应该是有同学看见我捡了钱以后告诉程老师了。程老师见我不诚实，就告诉我说同学看见我捡钱了，让我把钱拿出来。于是我只好把那两毛钱交了出来。那天中午我们放学之前，程老师找到了我哥哥兵兵，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兵兵，让他回家以后如实向我父母报告此事。那天的事情至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下午我们都不上课，小健和王辉都和往常一样在我家玩儿，他们听兵兵讲了上午发生的这件事后，你一言我一语在家里说了一下午，互相猜测着晚上我会如何挨打，还给我出主意说最好把棉袄穿上等等。那天下午我听他们一直说聊这件事，心里感到特别紧张，但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回避的办法，我心里明白，当天晚上我一定逃脱不掉挨打的命运。 两毛钱

晚上爸爸妈妈下班以后，兵兵在第一时间把白天发生在学校里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爸爸妈妈讲了。爸爸妈妈马上火冒三丈，命令我把衣服脱掉。我把衣服脱掉了，身上就剩下一条裤衩了。这时爸爸把我拉到厨房，妈妈也跟到了厨房。我看到爸爸手里拿着一根不太粗的木棍，妈妈手里拿着扫帚杆，两个人二话不说就开始一下接一下地打我了，打了没几下我看见爸爸手里的那根小木棍断成了两截。在他们打我的同时我情不自禁地哇哇大哭，但他们并没有停下来。我不知道我挨了多长时间打，只知道身上火辣辣的疼。估计在五六分钟以后，他们停了下来。我不停地抽泣着，自己穿上了衣服。那天晚上，我没有吃饭，我不觉得饿，而且也没人让我吃饭。晚上，我早早地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觉得昏昏沉沉的，我看见自己的胳膊上和腿上的很多地方变成了青紫色。爸爸过来摸了一下我的额头觉得很烫，知道我发烧了，然后带着我去医务室看病。到医务室后，医生递给我一支体温计让我测量体温，我就把体温计放在肚皮上了，医生和爸爸聊了一会儿后让我把体温计拿给他看，一看我从肚皮上拿出体温计时医生笑了，他说你怎么连量体温都不知道怎么量啊。是的，我从小基本没生过什么病，我记事以后还有量过体温。之后，医生让我把体温计放在腋下重新测量，结果大概是39度。医生询问爸爸是不是着凉感冒了，我记不清爸爸是如何回答医生的了。随后医生给我开了一点儿药后，我就回家了，那天我没有去上学。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如果当时有人来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还真说不出来有什么感想。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我几乎忘却了那次挨打的事，但在我自己有了儿子以后，再次回忆起那件事的时候，我知道那是我年幼时遭受过的一次毒打，仅此而已。

头部受伤 被自行车撞倒 在同一年的夏天某日下午，妈妈让我去食堂买饺子。我拿着一个铝锅在食堂买了一锅饺子后，端着饺子在回家的半路上，有一个骑着飞快的自行车的解放军战士突然从后的身后撞上了我，顿时一锅饺子也全部打翻在地，我被撞倒地后左侧太阳穴碰到了马路牙子上，当时我就昏迷过去了。那个小战士后来把我扶起来以后，我才有了知觉，他把我送回了家。回到家以后，我只能躺在床上，感觉头部剧烈的疼痛。我的左侧太阳穴并表皮没有破，也没有流血，可是妈妈用手轻轻摸了一下我的头我都疼的受不了。那天晚上我没有吃饭，一直昏昏沉沉地睡到了第二天。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还是感觉头疼，只是疼的不像头天晚上那么厉害了。又过了两天我基本恢复了。那次我的命真大，是上帝眷顾了我。等我好了以后，我的左侧太阳穴受伤的地方慢慢长出了一道一寸半长的疤，而且那道疤上也不长头发了。虽然那次我没被撞死，但从那以后，我就落下了偏头疼的毛病，左侧太阳穴经常会疼。在我比较劳累或者没有休息好的的时候我会犯，这个毛病一直伴随我到了五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这就是那次受伤以后给我留下的后遗症。 生日 那年的9月4日，是我9岁的生日。我记得在我生日的前一天是个星期天，那天早上我在家吃过早饭后，爸爸给了我四毛钱，说是我要过生日了，让我出去玩儿一天。于是我拿着四毛钱就出门了，我独自出了小西门到翠华路后右转向北走到了友谊路，然后左转向西走，一直走到了南门，然后我从南门那里一直往城里走。那天我好像自己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又在大街上买了一点儿吃的。那天我独自在城里瞎转了一天，直到傍晚时分才回到了家。那次应该算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去娱乐，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爸爸的恩惠。 兵兵在文艺路小学毕业时拍的照片 文艺路小学 在西安的三年半时间里，我和兵兵都在文艺路小学上学。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小学大概要走15分钟的路。上学的路是从国测局的小西门出去右转，沿着翠华路向北，过了解放路那个十字路口后继续往北就是文艺路，沿着文艺路再走几百米就到学校了。学校在路的西侧，大门是向东开的。文艺路小学的校园很大，在西边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篮球场和四百米跑道，在足球场的南北两侧分别有两排平房教室，在校园东边有一个三层的教学楼。在校园中间还有一个花园，花园里种了很多花，还有不少石榴树。每年秋季石榴成熟时，小学会让所有的学生分享一些石榴。在操场的东侧有一排乒乓球案子，很多同学在课间在那里打乒乓球。在文艺路小学上学期间，学校里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比如清明节到烈士陵园扫墓和踏青活动。活动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要穿白汗衫蓝裤子，在鼓号队的带领下排着队行进。可是我却没有白汗衫蓝裤子，参加活动的时候只好还穿着平时穿的衣服。那时候我心里感觉挺难受，我羡慕能否穿白衬衣蓝裤子的同学。但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和父母提出过想要白衬衣蓝裤子的要求，因为我知道父母不可能满足我的要求。 拜老师

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来了一些工人师傅当老师，具体为什么会有工人师傅当学校来当老师我不太清楚。我们班来了两个工人老师，一个是拜呈祥拜老师，另一个叫张老师，拜老师是班主任老师。拜老师来了以后很喜欢我，也可能是因为拜老师知道我爸爸是军人吧，我记得我曾很自豪地把爸爸年轻时穿军装拍的的照片拿给拜老师看过，博得了拜老师的夸赞。拜老师当时看我没有戴红领巾，问我是不是红小兵，我说我不是。拜老师马上和学校的红小兵大队部说了一下，然后让我到大队部找大队长高宏领了一条红领巾，就这样我直接当上了红小兵。接下来，拜老师马上又在班里向同学们宣布，从现在起李众同学是我们班的中队长！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不久前我连红小兵都不是，一下子就成了中队长了！从那以后，我变成了班里的班干部，成了拜老师和张老师小助理。从那以后，我每天上课时坐的笔直，听讲非常认真，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了。这件事到现在我也忘不了，虽然我知道这是拜老师对我的偏爱，但我真要感谢拜老师，他让我有了自信，也有了上进的强烈愿望。

文艺路小学同学和拜老师（后排左一）的合影 兴庆公园合影 1973年6月1日，那天是六一儿童节，拜老师和张老师带着班里的三十名同学一起到兴庆公园进行了游园活动。活动之后我们在公园里拍了一张合影，那张合影是我在西安文艺路小学上学期间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班里的同学有不少人我还能叫出名字来，比如张军、赵丽华、钱亦华、李庆华、兰玲、雷音、王亮、樊晓君、党萍、李冬华等这些同学。照片上的其他那些同学的名字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对他们的面孔我还很熟悉。我印象最深的几个同学是钱亦华和李冬华，因为他们在班里学习最好。兰玲和王亮那时候一直在体校练乒乓球，我忘不了。张军也是232部队的子弟，还和我坐过一个位子，上学的时候他的字写得很好。李庆华可以算是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个女同学了，因为她的座位就在我前面，我记得她和我说过不少话。 1973年6月1日我们班部分同学和老师在西安兴庆公园的合影 当年的火车图片 离开西安 1974年夏天，11岁的我，在结束了小学五年级上半学期后的暑假期间，爸爸带着我们一家从西安迁居到了北京。我记得在我们离开前，歌声、曹三健、王前、王辉、李涛、杨安、党群、晓伟以及其他一些小伙伴们分别和我以不同的形式道了别。 文艺路小学同学群于2019年6月19日成立 微信群 2019年6月，我让兵兵帮我找到了当年文艺路小学的同班同学赵丽华的手机号码，因为赵丽华的姐姐赵丽娟当初和兵兵是文艺路小学的同班同学。随后我和赵丽华互加了微信，赵丽华又把徐荣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又和徐荣加了微信。6月19日，我创建了文艺路小学69届二班同学群。随后，在赵丽华和徐荣的帮助下，我们陆续有找到了十几位当年的同班同学，并邀请他们加入了微信群。另外，我还根据徐荣同学提供的线索联系上了钱亦华同学，她现在是西安交大医学院的知名教授。因为她比较忙，目前她暂时没有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与拜老师通电话

2020年4月20日，王思民同学给我提供了拜呈祥老师的手机号码后，我马上给拜老师打了电话。当我告诉拜老师我是李众时，拜老师说他记得我，他说我当时在文艺路小学上学时身材比较瘦弱，并说他当时很喜欢我。拜老师说的一点儿不差！我和拜老师交谈了半个多小时，得知拜老师现在已七十八岁高龄，身体状况还算不错，我很高兴。当我提及1973年六一我们到兴庆公园游园时拍的那张合影时，拜老师说他也还记得那张合影照片，班里的不少同学他也记得。通话即将结束时，我听到了拜老师的哭泣声，我知道他突然接到了我的电话心情非常激动，我也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热泪。我对四十六年前曾教过我的拜老师仍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在电话中告诉拜老师我一直没有忘记他，因为我始终在心中深深地感激他曾经对我的好，多年以来我曾多次向我的家人提起过拜老师。我衷心祝愿拜老师快乐吉祥健康长寿！

PS：本文真实地记叙了我从1971年到1974年在西安期间的一些往事。文中涉及到的我曾经挨打的一些描述并非是一种控诉，也没有对我父母有任何怨恨之意，只是对童年的纪实性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