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革命领袖后来的叛国者——浅谈王明的兴衰

讷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是个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看照片，王明也是一表人才。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又名陈绍玉，字露清，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1904年4月出生于小商人家。

王明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一生坚信马列，但相当多时候却背离了马列；他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却曾极大地损害过革命；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晚年却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纵观王明的一生，他的所作所为的背后都有共产国际的影子，他的命运和莫斯科紧密相连。

　

　　看近照，王明还很魁梧。

　　其实，王明的个头非常矮小。从他与中共其他领导人的站像中就可以看到，他比别人矮了一大截，他的实际高度是1.5m。王明虽然矮小，却聪明过人。

1925年秋，中共武汉党组织准备精选一批骨干留学苏联，其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等60余人。刚入党不久、二十一岁的王明冲着“骨干”二字，找湖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吴德峰软磨硬泡，死活要去。遭到拒绝后，他居然耍起流氓，声称留学人员里如果没有他的份，他就给警察局打电话告密，大不了大家一块完蛋，谁也去不了。组织担心惹出事端，就抱着“送瘟神”的心态，送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到了莫斯科，王明凭着一股聪明劲，很快就学会了俄语，背了许多书本理论，而且会玩政客手腕，拉帮结派。王明还特别会来事，善于巴结校方领导，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兼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烏克兰人米夫十分赏识身髙只有1.5米但很机灵小个子王明。

米夫也需要物色一个对自己今后发展有用之人，王明正是他所物色的对象。

1926年秋，在米夫的吹捧和举荐下，王明就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

1927年初，米夫率联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就把还没有毕业的王明选作翻译，带在身边。米夫又带王明参加中共五大，这是王明第一次以翻译工作者身分参加党的代表大会。6月，王明又参加米夫和陈独秀的谈话。米夫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陈独秀既不愿接受，又不便推辞，就让他在中央宣传部当干事。大革命失败前夕，王明惧怕环境恶劣，又对当宣传干事不满，想离开中国。7月初，王明又跟着米夫返回苏联，8月初到达莫斯科。

　　中山大学第一班已经毕业后，王明留校工作，先后担任了支部局宣传干事、翻译和联共党史课教员。

　　当王明返回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原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已被解职，不久，米夫荣升为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王明也逐步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

　　米夫凭着自己的权力，精心安排王明参加1928年夏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翻译工作，并且作为重要的译员。

　　米夫抓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机会，吹嘘王明，而且安排王明担任一切重要活动，包括担任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时的翻译；还亲自出马，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上公开推荐王明等。

　　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不但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宗派主义者，他利用“园丁”米夫对他的宠爱，搞派别活动，逐渐成了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实际上形成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核心的王明教条宗派。博古是支部局成员，也参加了王明教条宗派的活动。

　 1929年10月王明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极端亲俄思想的文章。

1930年年底，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

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王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1931年10月，王明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同时也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4岁的博古负总责。

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了王明的代理人，继续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

王明、博古等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米夫的支持下，掌控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转移到中央苏区后，就开始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 排挤打击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及其拥护者，並撤消了毛泽东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他们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采用左倾路线，使原来胜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了全面的破坏，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失。最后是根据地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

在左倾错误的领导下，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

1945年4月中共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

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四年之久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王明离开中国前，根据共产国际一系列决议和指示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纲领、政策和战略方针，并在组织上调整了中央和各地党的领导。

第二，王明离开中国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坚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第三，王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担负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任务。一方面，他要向共产国际提供中国革命的情况，作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依据，另一方面，他又要向中国共产党转达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

　　在苏联1937年的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米夫和布哈林有染，是政治反革命。很快，他就被逮捕和关押，次年被处决。

让米夫难以接受的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王明在他落难之时却划清界限、落井下石，把他批得体无完肤。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曾得意洋洋地对人说:“你还记得那个米夫吗？那老兄不行了，他搞来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了！他的工作由我来负责领导，现在轮到他向我毕恭毕敬的了，哈哈，你说有意思吧！”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 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

后长江局被撤，1940年王明返回延安，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米夫被处决后，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共产国际主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没有和王明直接联络，倍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泽东低头。

　 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王明“中毒案"搞得沸沸扬扬，轰动一时，人人皆知。

情况是这样的：1941年王明是因为心脏不好和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派金茂岳给王明看病。金茂岳给王明进行了仔细检查和对症治疗。在治疗过程中，由于当班护士的疏忽，使王明过量服用清泄药甘汞，致使王明病情加重。

在西医治疗无效的情况下,请来了延安著名中医李鼎铭先生,经服用中药后,病情基本好转。

王明疑神疑鬼,怀疑金茂岳对其下毒，指使他妻子孟庆树向中央告发金茂岳，信中还把傅连暲也牵了进去,认为傅与金合伙害王明。孟庆树在信中还直接说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

收到孟庆树的告状信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十分重视。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查清,还要求组织在延安各医院的著名医生进行会诊。会诊结果,是医疗技术事故,金茂岳有责任。

但在三十多年后，王明在回忆录《中共50年》中继续颠倒黑白说：毛强迫我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我。尽管由于党内许多同志和医务人员的关怀和帮助，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可是我的内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结果,我不仅卧床四年之久,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病一直很重,病变成慢性的了,而且有严重的并发症,使我非常痛苦。

1942年党整风运动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

“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6月9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对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王明不为所动。

同年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中央同意並派人陪同。

1953年12月9日，王明又回到国内。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决定将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并精简调整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在撤销之列。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1955年底王明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请求。经中央同意，夫人和孩子一起陪同于1956年2月抵达莫斯科，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在八大上王明依然被选为中央委员。

自六十年代起，王明在苏联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先后撰写、发表《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攻击毛泽东、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时候，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开始在国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党和毛泽东，逐渐走上了与党完全对立的道路。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魔缠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没有停笔。1971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是王明抱病编写的最后一部作品，约20万字。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葬于新圣女公墓，终年70岁。

王明的墓碑上雕刻着他的一尊青铜头像，花岗岩的碑座上刻着几行俄文：“王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这是位于莫斯科西南郊外新圣女公墓中的王明墓碑上王明的青铜头像。

　　妻子孟庆树（1911—1983），安徽寿县人，中共六大、七大代表。妇女运动领导人。1926年3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女生队，被喻为黄埔军校女兵中的"美女皇后"，十九岁时嫁给了身高只有一米五的小个子王明，可见王明是个多么有心机、有手段的男人。孟庆树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兼资料室主任。

　　王明有三个孩子，一女两男。

大女儿叫王芳妮，1932年出生于莫斯科，她生于苏联，长于苏联，不会中文，从未回过祖国。1937年11月，王明夫妇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时，把她交于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作了养女。王芳妮后来成为一名女飞行员，1985年逝世，时年53岁，死后与母亲合葬。

　　王明有两个儿子：王丹芝和王丹丁。

两个儿子相差6岁，孟庆树非常溺爱，一直留在身边没让上过小学。1956年随父母去苏联后，一直呆在苏联，并且都加入了苏联国籍，现为俄罗斯籍。

大儿子王丹芝在苏联学的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后来成为了一名军人，娶了一名苏联姑娘。

二儿子王丹丁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上学，大学毕业后，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一生未婚。

在前苏联时期，王明一家入了苏联籍，由俄共中央直接补贴生活，过着贵族般的生活。苏联解体后，他们的特权被废除，王丹丁不得不下海经商，自己办起了中国武术中心。1998年，他受嵩山少林寺住持释永信的委托，成为了少林寺在俄罗斯的代表。

90年代初，王丹丁曾回国，与幼时的一些领导人子女恢复了往来。

现在王丹丁在莫斯科开设了一家公司，主要从事中医推广和文化交流活动。

　　1956年孟庆树陪同王明飞赴莫斯科治病，1983年病逝，和王明同葬于莫斯科近郊的新圣母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