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时空渐渐深邃,光焰渐渐暗淡。是历史的烟尘淤塞了遥远的文明之光,还是现实的纷扰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抑或,我们已经飞入了历史的太空,再也不需要民族传统的根基?蓦然回首,遥望帝国,一掬感动的热泪盈眶而出。”——引自《大秦帝国》!
放下这部历时近四个月读完的《大秦帝国》,我虽然没有热烈盈眶,却也有几番沉重,能够体会作者的感动,那是源于16年笔耕不辍的坚持,是对历史冷静深沉的追思,是对中华民族文明的溯源,更是对后世偏见的固本修正。如果用一个词语去描述读后的感受,我想大约应该是 “惋惜”吧!全书用90%以上的篇幅去描写了秦五代君主(不算短命的秦武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如何励精图治、熬磨毕生地将一个贫瘠的诸侯小邦一步步变得强大,直到一统华夏,然而这个庞大帝国又在鬼使神差间轰然崩塌。犹如一个孜孜不倦的匠人,小心翼翼又熬红了双眼,用尽毕生的心血码了足以载入史册的一幅骨牌,却在外力一个突然作用下功亏一篑,甚至来不及细想和施救!所以当读到项羽焚毁咸阳大火三月不灭,从而将帝国文明连根拔起时,没错,那种感觉就是“惋惜”!
若干年前,我的一位大学老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对问题要有慎思的意识和批判的精神,不要人云亦云。我们都知道的一个普遍道理是,历史总是被书写它的人各取所需。我们任何人都无法穿越时空去感同身受,那么如何从后世对历史评判的定式中走出来去较为客观地看待当时的人当时的事,就是我们读书后应该思考的问题。后世记住的大秦和我一样,大多只是历史书上那短短的几行字,抑或是短命和暴政的代名词。然而我们换一个视角,像作者喜爱大秦那样去亲近它,或许可以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br></h3> <h3> <font color="#ed2308"><b>[如何看待战国]</b></font>。用作者的话说,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的大黄金时代。用当代的话说,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用历史主义的话说,那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大转型的时代。大争之世,弱肉强食,大才如云,名将辈出,这些都是后来的时代无法与之比肩的。更有一点,战国时代对人才和士阶层的尊重,也是后世望尘莫及的。那时候的士阶层不忠君,谁欣赏我看好我,我就为谁卖命。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做官更是为了施展毕生才学,是我读后有感于战国区别于其它时代的一个明显特征。我们甚至无法理解那个时代人的精神追求,说简单点,不为大利而为大义,死不旋踵。所以当读到商鞅被车裂、白起被赐死的时候,我都有如鲠在喉的感觉。由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带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英雄迭起,群星璀璨,耳熟能详的如张仪、苏秦、孙膑、庞涓、吴起、范雎、司马错、王翦、蒙恬等等等等,正所谓英雄出乱世,时势造英雄。也因为读这部《大秦帝国》,我把此前断章取义的一干著名典故得以放在连贯的背景下去详细了解前因后果,如围魏救赵、远交近攻、鸡鸣狗盗、朝秦暮楚、图穷匕见、完璧归赵、胡服骑射、奇货可居、纸上谈兵、破釜沉舟等等。所以,当我们基于全面了解再回头重新去审视那个时代,必然会因折服而心生崇敬,从而对中国文化曾经的壮丽辉煌顶礼膜拜!<br></h3> <h3> <font color="#ed2308"><b>[如何看待商鞅]。</b></font>提起商鞅,可能我们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变法和那个城南立木的故事,在我之前的印象中,商鞅不过是个改革家,和后世的改革家如王安石、张居正等并无不同。通过《大秦帝国》,我对这个历史人物肃然起敬。可以说,商鞅是大秦帝国最重要的奠基人,没有之一,从秦历代君主对商鞅的尊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就可见一斑,战国的改革家有很多,如魏国的李俚、楚国的吴起、韩国的申不害、秦国的百里奚等,但就彻底和影响力来说都远不如前者。历史地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即没有商鞅的铁腕政策就没有秦国。对比来看,秦赵同根,族性同一,而这两个邦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庙堂多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然则,在历史的发展中,秦国之所以在很长时期内成功地避免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这个重大事件,便是商鞅变法。商鞅行法的历史特点之一,便是法律公行天下,一力反对法律神秘主义。为此,商鞅确立了两大原则:其一,法典语言要民众能解,反对晦涩难懂;其二,建立“法官”制度,各级官府设计专门解答法律的官员。商鞅使“法令明白”的目的,在于使民众懂得法律,从而能“避祸就福以自治”。卿相大夫忠臣孝子行善立功者,统统与民众一体对待,依法论罪,绝不开赦。相比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制传统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也是引领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但正因为改革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再调整,对原有贵族集团利益的触动不是几个简单的文书和公告就搞得定的,这也注定凡在古代大改革家必无善终的结局,商鞅被处以极刑看似是公报私仇,实则存在着历史必然。这里边还有一个隐含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儒、法之治,不否认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有其历史选择性与必然性,但任何一种统治思想都必须经历实践的动荡打磨才能体现其价值并日臻完善。实践证明,儒家思想在烽烟四起的战国大争时代是不适用的,或者说正是由于战国时代没有哪个诸侯国能对儒家“王道”思想进行彻底性变革才导致了群雄逐鹿的局面。这时,谁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高地,谁就能大出天下。法治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孕育和破茧的,而这一思想的持有者就是商鞅。商鞅使秦国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觉的古典法治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用作者的话说:“秦之前,中国是礼制时代。秦之后,中国是人治时代。只有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160年上下,中国走进了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社会。这是中国民族在原生文明乃至整个古典文明时代最大的骄傲,最大的文明创造,以当代法治之发达,比照秦帝国法治之缺陷,从而否定帝国法治,这是摒弃历史的相对性而走向极端化的历史虚无,依此等观念,历史上将永远没有进步的东西值得肯定,无论何时,我们的身后永远是一片荒漠。”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商鞅及其为代表的法治思想对中国后世的深远影响,西汉末期,基于对秦政的普遍指控使得儒家治世再度兴起,然而对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政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产生交通标准、移风易俗以及种种社会基本法度,西汉王朝全部继承了秦国的文明框架,乃至对此后中国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已经永远内化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并深深渗透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了。<br></h3> <h3> <font color="#ed2308">[如何看待秦国暴行]。</font>提到秦始皇,大多数人会把其人与“暴君”联系到一起,提到秦灭亡的原因,大多数人会把其和暴政形成因果对应。秦国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历史事件莫过于“焚书坑儒”。公元前212年秋,四百六十七名儒生被坑杀,这成了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惨案之一。尽管它在当时有着最充分的政治上的合理性,尽管它在当时是骑虎难下境地里的唯一选择。然而秦始皇的暴虐形象和秦法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杀害却因为这一事件永远留在了世人的记忆之中。我想如果今天有谁胆敢再去试图为坑儒一案“平反”,那无异于自掘坟墓。那么也只好就事而论事,从尽可能客观的角度去审视当年的这一事件。在此引用一下作者的分析: “儒家所以如此疯痴,根本只在两处。一则,儒家政道从来不以人民处境为根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井田制也好,诸侯制也好,仁政也好,都是对世袭贵族大有好处;而秦政使黔首人皆有田,使奴隶脱籍而成平民。对于贵族,则永远地失去了法外特权,永远地失去了世袭封地。秦行新政,而贵族无所得,儒家必然视秦政为恶政也!二则,儒家褊狭迂腐,恩怨之心极重,历来记仇,睚眦必报。儒家以仕途为生命之根,秦政却素来轻儒,百余年从来没有用过一个大儒。儒家做官,从来不以该国政道是否合乎民心潮流而抉择,而只以能否给他带来特权。”由此我们能否推断出“焚书坑儒”事件是否有反倒退反复辟的政治战役被褊狭地演绎成了一场恶意之嫌?如果当时的复辟乱政不加以强行制止,历史的结局又将会何去何从?秦亡,有其太多的历史偶然性,以秦亡之速推论秦政之恶,以秦政之恶推论秦亡之速,这中互为因果的论证有没有有失偏颇的地方?至少我在读到焚书坑儒的时候不觉得儒生都对,也不觉得秦法都错,只是在那个时候,那个点上,必须有人要做历史的踏脚石而已。综观秦国崛起的脉络,最大的一次杀戮是长平大战时的杀降,除此之外,没有过一次屠城暴行,秦始皇灭六国大战,秦军没有任何一次屠杀贫民的暴行。而秦末复辟势力对整个社会展开了变态的报复,其残暴酷烈远远超过了他们所指责的“暴秦”千百倍。楚汉相争短短几年,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飓风大破坏时代,其直接后果是,繁荣昌盛的帝国文明在五六年中骤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社会大萧条大赤贫境地。项羽一生六次屠城,皆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开杀戒,屠夫形象令人发指,火烧咸阳古城使得大量珍贵史料、法令典籍就此遁世,而“霸王”“英雄”的光环一直为后人所称颂,这,难道就公平么?这和《水浒传》中那些满嘴仁义道德,背地里损阴丧德的那些“英雄人物”有区别么?当然,这里不是说要为秦国的不义之行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战争史,期间必然伴随着杀戮与掠夺,崇尚法治的秦国为了维系其法治执政理念就必然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因为法律的尊严贵在执行,正所谓“大仁不仁”就是这个道理。相比而言,秦二世的暴行毋庸置疑了,屠戮的不仅仅是百姓,连皇族与大臣都没放过,但与整个秦帝国而言并不具有代表性,另当别论。<br></h3> <h3> <font color="#ed2308"><b>[最后说说李斯与赵高]。</b></font>用作者的话讲,李斯与赵高都是英雄与魔鬼的无过度对接的异常人物,其突然变异,无疑隐藏着人性潜质的巨大秘密。李斯是可怜的!可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果把李斯的人生分成两个部分,他的前半生无疑是光彩夺目的,可谓位极人臣、功盖千秋。悉数秦统一六国的奠基性人物,他要是排第二、除了秦始皇没人敢说排第一。如果没有后来的“一念之差”,李斯的功绩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将相名臣,然而这里讨论的还是的关于人本性的问题,李斯的悲剧源于他出身一个小人物,小人物的双重性往往局限于过度看重得与失,因为双重,他处处小心谨慎、左右逢源、擅长中庸;也因为双重,他见风使舵、优柔寡断 、自私自利,一边重视人才一边嫉贤妒能(妒杀韩非)、一边打着法治的旗号一边以身试法,终于他自愿地跳进了赵高给他布置的陷阱,实现了从天使到魔鬼的蜕变。如果,他能胸襟开阔直谏直言,秦始皇何以弥留之际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如果,他不优柔寡断左右逢源,在秦始皇死后立即安排扶苏即位,秦国何至于二世而亡?如果,他识人断人善恶分明,何至于妥协一个宦官被死太监牵着鼻子走?如果,他不自欺欺人患得患失,何至于被处以极刑祸及三族?李斯的可悲之处正是因为他不是大奸大恶,也没有大仁大勇,就是在秦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做了人生之中唯一错误的选择,从而沦为了历史的罪人。毁秦者,赵高也,那个著名的指鹿为马的人!在分析秦亡国的原因里,作者列出了20个偶然,“如果秦始皇不把蒙毅调回咸阳、如果不让赵高掌管印玺、如果扶苏再果敢勇武一些、如果李斯能不踏入那个石室……”,然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赵高是那个始作俑者。赵高和李斯有着太多的相似,在秦统一的过程中,你能说没有赵高的功劳么?单说数次救秦始皇于危难之中,你能说他不是秦帝国的功臣么?赵高是中国宦官最典型和最早期的一个写照,寄人篱下必须卑躬屈膝,为了生存要机关算尽,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前半生的忍辱偷生造成心灵的极度扭曲,才有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反弹也就愈强。秦始皇虽然千古一帝,但终究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共性:自负、自信、爱才、惜才、喜听顺耳甜言多于逆耳忠言。想想也是!哪有人不喜欢顺耳的话呢?可是拍马屁也要真实,赵高就是一个高手。在无从选择的境遇下,赵高给自己的后路也只能寄希望于弱智低能儿胡亥。在始皇帝活着的时候,赵高确实兢兢业业,作为一名好的“公务员”丝毫不敢造次,只是在之后国仇家恨私人恩怨让他成为了一个祸国殃民的人。对此,秦始皇的识人不明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超过500万字的书,至今读了两部,都和历史有关,一部是《德川家康》,一部是此《大秦帝国》,感受截然不同,《德川家康》让人领略到的是一代枭雄的雄才伟略和丰功伟绩;《大秦帝国》带给我的则是更多的沉重与思考。每每读历史题材的书籍,我总是想起当年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历史的天空》——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评?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江河不舍昼夜,岁月不留白头!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老秦人的覆灭和那铮铮誓言依稀萦绕于眼前耳边。日升月落,沧海桑田,民族的历史在争论与评说中从未停歇,华夏的文明在误解与颂赞中引领着后世子孙! </h3><h3> </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