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第十六个春天

老吴

     四月仲春，暖风拂面、桃红柳绿，这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即使下雨刮风，那也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林徽因把她最爱的人比作人间四月天，让爱的情愫寄寓于四月的季候，也算是别出心裁了。人们穷尽美好的词汇来赞美春天。然而，在我的记忆中，五十年前的四月仲春却是灰暗的。1970年4月21日，在我出生后的第十六年九个月又二十四天，顶着“知识青年”的桂冠，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在上山下乡洪流的裹挟下与十四个同学一起来到了江西省黎川县熊村公社张沅大队插队落户。

      这是我们人生之路的零公里处，我们从这里起步，踏进了纷繁的社会，走向迷茫的未来。

一 离别

      那是一个阴沉的上午，云垂天低，了无生气。一长溜公交车缓缓地开出了遵义路仙霞路校门，把我们送到北火车站。站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横幅高高悬挂，喇叭里播放着雄壮的革命歌曲，男女声交替呼喊着鼓动的口号:“雄鹰展翅海天涯，上山下乡干革命”，“不做屋檐下的家雀、要做搏击风雨的雄鹰，”……..。雄鹰的标签，革命的重担，我们这些前途茫然的孩子被赋予了如此重大的政治责任，不啻是一场历史的滑稽戏。然而，度过了漫长的九年插队生涯后，说不清我们在农村的经历是否真的具有所谓的“革命”意义，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做了家雀，回到了上海的屋檐下。

      记忆的底片上，这是一幕永不消逝的影像，清晰而生动，宛如昨天：火车开了，车里车外顿时响起一片告别的哭喊声，车上车下一双双握着的手不肯松开，站台上送行的人跟着缓缓前行的列车一边挥手一边跑。化用李清照《声声慢》里的词来纪实一下：哭哭啼啼，呼呼喊喊，凄凄惨惨戚戚。……，这场景，怎一个悲字了得。红旗、横幅、歌声、口号营造的虚幻气氛终究难以融化真切的生离之痛。妈和大妹送我到车站，不记得分别时我们说了什么，抑或什么也没说，但那种难以言喻的离情别绪却成了我心中永远的负面记忆，刀刻斧凿般的一直到今天。

      苏州河铁桥、长宁路口、延安路口……这些我们从小熟悉的街景在车窗外闪过、向后飘去。上海，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随着火车的飞驰渐行渐远。看着窗外，车厢里少有人说话。我们人生的第一次远行就在这凝重的气氛中开始。

       近二十个小时的火车、约一整天的汽车、又步行了大半天，抚州、黎川、熊村、张家岭、桃上，经过三天两夜的行程，四月二十三日傍晚，我们终于从上海来到了大山深处的邱沅村。暮色中狺狺的狗吠，如豆的灯光，幽暗的村景，用好奇的目光围观我们的老表，这就是我们即将 落户的山村给我们留下的最初印象。

二 邱沅素描

     张沅是公社最边远的大队之一，紧邻闽赣边界，走出三、五里路便出省到了福建邵武地界。相比地势较低的公社所在地熊村镇，张沅算是山上。绵延起伏的山路对我们的出行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十五个同学分在三个生产队，每队五人。队与队之间相距五里路左右。所谓生产队其实就是一、二个大姓族人世代聚居的自然村落。我、顺民、毛头（小名）及两个女生“入户”的邱沅村便有吴、艾二姓，而以吴姓为多。不经意间我好像在这里归了宗。

     邱沅村不大，人口约有三、四百。村子坐落在两山间的狭长地带，一条宽约三米的小港顺着村里的石板主路横贯全村。不下雨的时候，浅浅的水流清澈见底，温柔地慢慢流淌。它是村民日常洗濯的唯一水源。在满月的静夜里，看着小港里闪闪的波光，听着淙淙的流水声，伴着不时响起的狗叫和蛙鸣，那意境堪比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小港流到村中开阔地六系田附近，与另一条来水汇合后流出村外。两水汇合处有一座长宽各约五米的石桥，石桥也是二条村路的交汇点，于是就成了村里的交通枢纽。

      村人称石桥周围几十平方米的场地为店前——据说解放前这里就开有小店，这应该就是店前之名的历史渊源。店前是村子里最为繁华和重要的地段，或者可以称之为村里的政治、文化、商业、交通和新闻中心。我们刚来时暂居的地主老宅和后来建造的知青新房，都在店前这个村级“中央商务区”的小港边上。

      与店前隔水相望有一栋坐南朝北的老旧泥木结构二层楼，上下各三间。底楼是村里的最高行政机关——队部的办公室和会议室。理论上这是村里党（支部书记）政（队长）军（民兵排长）青（团支部）妇（妇女队长）合署办公的所在，但平时基本没有人。办公室也很简陋，几张木桌长凳和几只白坯柜子是仅有的办公家具，甚至没有一部最老式的手摇电话，所以，这个重要的“机关”似乎从来也不上锁。通过吱吱呀呀的木楼梯走到二楼，便是村里唯一的学府——有三个复式教学班的村小学。一九七六年前后，我在这里任教过一段时间，加上之前在牛角岭两年的任教，这是在我插队生涯中唯一与“文化”有过的一丝丝关联，除此之外我总因机缘不合而再没有继续沾边于“文化”并成为 “文化人”。小港边上是一排颇有些年头的老屋。当地民居的厨房灶头没有烟囱，常年的烟熏火燎给板壁和墙面涂上了一层深褐色，看起来就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感觉。幼叔家的房子也是这样，但由于年久失修更显得破旧。幼叔家是紧邻桥头的第一间，临桥依水靠路，区位优势和幼叔的随和使这栋旧屋成了村里独一无二的新闻中心。每天早晨，端着盛有番薯粥海碗的老老少少便慢慢的集聚到幼叔家的门前，一天的生产就在“希里呼罗”的吃粥声中安排妥当。中午也有一波短暂的闲聊，男人们一边咕囔嘴巴清理着食屑，一边抽着旱烟，有一搭没一搭的“哇事”，直到出工。晚餐后是村里一天中最为闲适的时光，幼叔家自然又是最好的消闲处。热闹时候的人声，真可以用鼎沸来形容，此时举凡村里村外的各种新闻都会在这里发布、传播，然后扩散到村里的角角落落。以至尽人皆知。幼叔家隔壁是一间十来平方的代销店，卖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烟酒饼干、电池本子之类的小百货。店虽简陋，但却是村里仅有的商业部门，其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山乡的春景是美丽的，老表们称之为清明花的红杜鹃把四月的山野渲染得姹紫嫣红。但村景却有点煞风景。路上、禾场随处可见一滩滩牛粪，新鲜的蜡黄，隔天的深褐。牛儿们随吃随拉，村人也任其自然。晴天走过会惊飞苍蝇一片；如是雨天则黄黄的污物和着雨水淌到路上的石缝里和低洼处，下脚都要小心翼翼。我们小时候的卫生习惯虽然没有现在这样讲究，但眼前的村景与我们之前的生活环境反差太大。好在人总能适应环境，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对随处可见的牛粪也安之若素了，甚至把沤熟的牛粪挑到田里用手均匀撒开时也很坦然。

       老表们嗜辣，几乎是无菜不辣、无辣不欢，即使是炒青菜和早餐的番薯粥里也会佐以辣味，没辣的餐食肯定是“嗯好恰”（不好吃）。所以，社员们自留地里辣椒是种植面积最大的的品种之一。辣椒粉也是厨房必备的佐料。想来这与山地湿气较重有关，传统医学认为吃辣可以祛湿。吃饭时我们因为被辣得“丝丝”直抽冷气而招来老表们开心和善意的大笑。吃辣也是可以习惯的，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也能吃辣了。在离开二十八年后重返邱沅时，当吃到那熟悉的农家辣椒味道时，竟会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这种味道是菜场里售卖的品种所没有的。

      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心心念念的另一款美食是老表们的早餐之一：番薯粥。老表们做饭是将米下锅煮至半熟后捞出来再上甄蒸熟，锅里剩下的米汤还留有些许米粒，再加入切块的番薯或南瓜，加盐加辣椒粉继续煮至粘稠。这样煮出来的番薯粥咸辣中带着一点番薯或南瓜的微甜、口味天成。成就这种口味的应该是稻米的精华----浓浓的米汤，而不是舀一碗米加番薯和佐料就能做出来的。老表们日常的煮饭工艺催生了番薯粥，所以，即使是酒家饭庄也难以复制。假如有机会，我还想吃一次盛在粗瓷大海碗里的番薯粥，“唏哩呼噜”的吸吮，然后满足地舔一舔嘴唇。

       一九七零年代的中国农村还是比较落后和闭塞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民生活习惯基本上沿袭了传统。尤其是山区，交通的不便极大的“限制了”农民的眼界和思维，年纪稍大一点的老腕子或老妈子甚至都没有去过“街上”（县城）。一应农活基本靠人力完成。日常生活里男人们如厕后用薄竹片刮擦且能做到屁股不破，伢崽拉屎后呼狗舔食，省时省力。这不是地域风情，实在是物力维艰，生活上就只能因陋就简了。我们的到来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外面的新鲜事物。比如睡觉，老表们的床上就是稻草上铺一领篾席，冬夏的不同只是有无盖被。当看到我们铺了棉花胎还要罩上一条被单，就不免要啧啧感叹了。最初的一段时间，一到晚上我们的的房间里便坐满了人，问这问那，要到很晚才散。好奇是人类的天性，我们的到来，既满足了老表们的好奇心，也或多或少让他们了解了一点点外面的世界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一定要给上山下乡运动找出一点正面效应的话，这应该可以算一条。

三 “再教育”速写

      到邱沅的第四天，我们就要求出工。队长吴木财跟我们说：“再休息几天吧。”这当然是好意，但我们谢绝了。其实，当时多少有点表现积极一点以给贫下中农留下好印象的刻意。而我们的表现也确实取得了效果，记不清是大队还是公社，据说开会时还表扬过我们。这说明在当时那种的环境下，人类狡猾的特质已经在我们尚属稚嫩的心灵中滋生了。

       当天的工作是挑肥。往返的路程不长，社员们给我们装的肥料也不重。但一天下来浑身酸乏，尤其是两个肩膀火烧火燎的痛。晚上，我还煞有介事的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看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确实很有必要。”

      确实很有必要吗？若干年后的答案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不必苛责未成年人的幼稚，但应怜悯我们的虔诚，赞赏我们的毅力和勇气。凭着这种毅力和勇气，此后我们相继学会了载禾（插秧 ）、作塝、铲塝、耘禾、割禾（割稻）等一系列农活，可以说除了赶牛犁田没做过外，其他农活我们都能够拿得上手而且做得还不错。即使挑着八十多斤的化肥或稻谷，走上一二十里的山路，我们也可比肩老表。——然而，至今我都不觉得这是可以值得自诩或自豪的成绩。在那最好的青春年华里，以我们的毅力和勇气，如果接受了应该接受的教育而不是所谓的“再教育”，我们的后来或许会有一片更好的天地，国家也许会有一个更好的现在。

       除了农活我们还学会了喝酒划拳。划拳和行酒令是中国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盛行于农村，邱源也不例外。逢年过节、婚嫁喜事的餐席上，酒是主角之一。即使是平常打个“平伙”（餐费AA制），来客了吃个便饭，酒也是不能少的。这样我们就有了充分接触酒文化的机会并浸淫其中。年轻能喝，生活枯燥想喝，没有羁绊和管束可以随性喝，于是划拳的技巧和熟练度，随着酒量的见长和醉卧酒场次数的增加而快速提高，终于，实战中老表们不再敢藐视这些“上海佬”的划拳实力了。当然这毕竟不是值得传承、发扬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具有任何文化软实力意义，只是回想起下乡生活时可以一笑的趣事而已。

四 不能忘却的情意

     陆陆续续看过几本知青文集，其着笔点大概可以分成二类：一是描述当时知青生活的困苦，劳作的艰辛，心情的苦闷。这属于倾诉型，主题有点沉重，读后的感觉不舒畅，特别是对经历过的人会有一点点压抑；也有一些后来的成功人士，讲述因为知青生活锻炼，回城后取得了多少多少成绩，最终成就了怎样怎样的事业。这是属于励志型。事迹或许是真实的，但不具有普遍意义。我觉得这些素材似应归集于反思或总结的体例中，晚年的忆旧既不应沉溺于悲情，亦无需张扬于豪情，轻松和欣然应是主基调。就我而言，在江西农村的九年中，老表的朴实、善良和真情最让我感怀和难忘，这是中国农民闪烁着人性光芒的精神本质。

      在邱沅，发根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稍长我们几岁，在他家四兄弟中排行为季，有木工手艺，其时未婚，应该还属于小青年一枚吧。年轻、有闲、随和、热情、对外面世界充满向往——我记得他卧房的板壁上贴着一张写着许多城市的名字的纸，说:“要是到那里去玩玩多好啊！”正因为他身上集聚了这些积极的特质，我们又来自于他所向往的外面的世界,于是，在邱沅这个陌生的环境里， 我们和他之间就有了较多的交集。几年中他给到我们的帮助是全方位的，在劳作上生活中碰到比较困难和棘手的情况，发根肯定是在我们求助选择的第一梯队中。当然，我确实找不出一件刻骨铭心的事例来佐证他对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但就当时而言，他为我们解决困难所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具有非常现实的重要意义。就这样，一方镌刻着“朋友”两字的心碑便慢慢的伫立在我们的心田，直到今天，碑上的字迹依然清晰。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我被安排到离邱沅三里路的牛角岭生产队当代课老师。老表们对村名的写法并不严谨，有时写做牛月岭、牛轭岭，但不管叫什么，村子的地形与名称还是蛮相符的。村子很小，一排三个厢房不到二十户人家，沿着一座山的向阳斜坡略微弯曲的横排，形如抽象的牛角、牛轭或细细的弯月。从村子的这头走到那头不超过五十米，晴天站在村道上极目远眺，可以看到十几里开外的房舍、道路和河流，风景是“这边独好”。如果开发旅游，这里应该是一个极佳的观景点。屋后是近乎垂直的山壁，如逢六、七月间的多雨时节，夜里卧听呼呼的风雨声真有点担心会塌方毁屋。

       村小最初只有五、六个孩子，校舍就借用兴旺家的一间空屋，十几个平米。后来学生增加了，邻村武林峰的孩子也到这里来上学，最多时有十多个，校舍又搬到坡下生产队的仓库里。学生们的年龄差异很大，只能采取复式教学，即上课和写作业在不同年龄的孩子间交替进行。来上学的绝大多数是男孩，他们剃着桶盖头：头顶以下一律刮的精光，一眼望去宛如小小的桶盖。读书时，一个个小桶盖晃晃悠悠十分可爱。偶尔有人开小差声浪渐低，只要就近在某个小桶盖上轻轻的一拍，读书声便又高昂起来。想不到的是，“桶盖”这种当时被我们认为极土且不具技术含量的发型，四十多年后竟会成为少数都市潮人的标志之一。世事轮回是如此的奇妙。

      孩子第一次上学，老表们称之为“发蒙”。在他们看来孩子发蒙是一件大事，虽然不用跪拜孔老夫子，但对老师是非常敬重的，于是当天早餐时必定先给老师端上一碗两个加糖的水潽蛋。这也是对尊师传统的因袭。由于不方便开伙，老师的三餐便轮流在学生家里吃“派饭”，一家一天。每逢老师来吃派饭的日子，这家的菜肴要比平时丰富的多，当然，餐前一壶香甜的米酒是少不了的。

      牛角岭的生活是恬静的，至少感觉不到文革的“轰轰烈烈”。村人都是兄弟叔伯，亲情宗谊凝聚了生活的日常。我虽然是一个外人，且尊为“老师”，但大家一点也不见外。平时，同龄人我就直呼其名，稍长的，亦按同龄人的辈份称叔、伯、婶，嫂，形同家人。村里有学生的人家不会超过一半，但逢时过节，请客待亲的餐席上，即使没有学生上学的人家也经常会邀请我入座同饮。且受邀了必须应允，过份的客气推脱反而显得生分，主家或许会因之不快，这就是农村人的实在。平时有什么好吃的肯定会让我品尝一下。这是没有任何功利动念的真情实意，就像一杯清水，透明纯净。几十年了，火伯、长福叔、兴旺、兴隆、样根、茂婶、长生婶、茂德…….，一个个熟悉的称呼对应着一个个亲切的形象，宛在眼前。

      一九七六年我从牛角岭又搬回邱沅，与兴环、俊明老师搭档在邱沅小学任教，时间大约一年。

      这一年中最让我感伤的是样根小儿子——也是发根的侄子——不幸夭折。孩子寡言却很机灵。回到邱沅后我自己开伙，有一次他看到我的吹火竹筒底部的小孔太大，以致吹火效果不好，第二天他不声不响给我送来了一根新的。不确定是他做的还是他爸爸做的，但给我做新的吹火筒肯定是他的想法，因为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看我烧饭。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有如此细腻的心思让我很感动，便拿出几颗奶糖给他，他笑着摇摇头，嗖的一下奔出了门。他还给我送来过一小筒类似于杨梅的小果子，装在舀水的竹筒里。他说是“姨”（方言中妈发yi的音）让我送给老师的。某天忽然听到他下田捉黄鳅被蛇咬了，回家又不敢跟父母说，直到父母发觉已经耽搁了太久。我是晚餐后去他家看他，其时他已处于半昏睡状态。他娘说：“伢崽，老师来看你了。”昏黄的灯光下他似乎没有什么反应。那天夜里，他悄无声息的离去了。他不是什么天使，他就是一个如他父母一样纯朴的山村孩子，善良、实诚、还有一点羞怯。我一直记着他，还有那根吹火筒和果子。

五 感悟

      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依据是“伟大领袖”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领袖的指示惜字如金，细究起来其内涵或实质颇可推敲。因文革停课、名为中学毕业实则小学学历的十六、七岁的孩子，就其年龄和文化程度而言是否可以被称之为“有知识的青年”，这是很值得商榷的；贫下中农将给以什么样的“再教育”？ “必要”何在？是否有年限？都语焉不详；关键是这件事情的推进要“说服”并“动员”，可见是缺乏民意基础的。至于在其后推进的过程中为克服阻力而采取的五花八门的“说服”和“动员”的方式，则已完全颠覆了这两个词的本意。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质疑伟大领袖的指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罪莫大焉，人们唯一能做的是举旗敲锣坚决响应。于是，上山下乡运动在没人质疑、不敢质疑、或许内心质疑了只敢腹诽的“全民响应”的状态下形成了滚滚洪流，而我们就是其中微乎其微的一滴。一九七六年是中国政坛激烈动荡的一年，伟大领袖仙逝，英明领袖即位，但知青的状况没有改变、前景依然迷茫。直到改革开放的前夜，总设计师执政，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是：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于是一锤定音，家雀们欣然脱下雄鹰的外衣又飞回了各自熟悉而温暖的屋檐下。一九七八年前后的返城潮宣告了曾经轰轰烈烈、汹涌澎湃的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彻底终结，这对数以千万计的所谓的知青无疑是一次解放。

      矗立在遵义路仙霞路口的尚嘉中心，宛如穿着一袭白色长裙的贵妇，雍容优雅。这是我们母校上海市遵义中学的原址。走过她的身旁，我常常会不由自主的踱进去，乘电梯至二楼或三楼，倚栏俯看珠光宝气的中庭，遥想当年我们在这里的某个位置上课、嬉戏、打闹、看大字报、排队欢呼最新指示发表的情景。眼前便幻化出深藏于记忆底片上的场景：五十年前那个阴晦的上午，我们乘坐的公交车缓缓开出校门，转弯，沿着遵义路向北……，，校门对面天山果园的铁丝围网里钻出了几支不知名的野花，路边法国梧桐的枝条上透出了一层淡淡的新绿。字幕叠现：这是我们生命中的第十六个春天。

      五十年，半个世纪，对人生而言绝不是“弹指一挥间”。人生犹如登山，当站在晚霞映照的山间回首眺望逶迤曲折的上山之路，每一个行者都有不同的感怀。理智的旅人会将行路之难存入记忆的文件夹，心无旁骛的尽情观赏身边的风景，在夕阳沉入西山之前多拍几幅人生的倩影，留下今天最后的精彩。

      谨以此文与张沅山上的同学、发小共勉。

                        2020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