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

山水

“文革”期间，是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报的特殊时期。“金报”也不例外，1967年初至1972年10月，可说是她的一段尴尬和特殊的日子，但又是一段不可略去的历史。1966年9月，受“红色风暴”的冲击，金华地委机关瘫痪。到9月7日，地委机关报已无法正常出版，历史上停办了三次的《金华大众》不得不又一次停刊。

过了几个月，到1967年1月24日，一份由“造反派”主办的《红色金华报》代替了地委机关报——这使“金报”一度面临尴尬和无奈。1968年8月1日，金华地区革委会接管后，“金报”才作为革委会机关报出版发行。到1972年元旦，《红色金华报》改为《金华日报》，而到这年10月5日，报纸又停刊了。
虽然我初识“金报”是在“文革”之前——1964年我上初中时就曾向她投过稿，但我真正与“金报”结缘，恰恰是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

那段日子，也是我人生的特殊时期。1969年2月，我从金华一中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开始了艰苦又迷茫的生活。那时，新闻资讯贫乏，农村条件有限，每天除了听广播，就是看《红色金华报》。“金报”成了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待一切都安顿下来，生活走上正轨后，我开始向“金报”投稿。此后，“金报”陪伴我走过了“知青”生活的大半时间，直至她停刊，向读者告别。这一别，就分别了近10年，到1982年8月，我大学毕业去兰溪县委报道组上班时，才又见到了她。那时，她叫《金华报》——一个多月前的7月1日才正式复刊。从此，我与她有了比10年前更频繁的密切接触，直至一年后，投入她的怀抱。那是后话。
1969年的“金报”还是四开四版的小报，版面上新华社的稿子较多——有一期报纸居然三个版面都是新华社消息，很少用新闻照片，倒是有不少题图、插图、报花。那时的“金报”虽然已是机关报，但还有“造反派”的遗风，“左”的色彩照样很浓。报头字是黑体字——因为当时除了毛泽东题写的报头字，其他名人题写的都不能用了——而且排在右边，左边是“毛主席语录” 固定的领地——这是一个变化，“造反派”主办时是冠以“最高指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帝反修”、“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等“革命”词句贯穿每个版面，几乎每篇稿子都要引用 “毛主席的伟大教导”， 并且要用黑体字，以求醒目。稿子里空话、套话、假话较多。今天看来，显得有些可笑。

记得我较早在《红色金华报》上发表的是一篇小通讯，题为《青石条搬得对》。说的是我“插队落户”的村办“政治夜校”，把村里空地上的几条青石搬进了“政治夜校”当坐具。此事在村民中引起了议论。反对的人说，这样做侵犯群众利益，不应该搬走。因为大家多年来养成了坐在这几条青石上吃饭、乘凉、聊天的习惯。这样一件事在当时是很可以从“左”的方面做文章的。首先，办“政治夜校”，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其次，多年来坐在青石上聊天，“古今中外，洋人、死人，无所不谈”，会有人“经常散布一些封、资、修的黑货，成为复辟资本主义舆论的阵地”。因此，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教导，对于资本主义的利益，对于旧的习惯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所以，这篇小通讯的立意很“高”：村民们彻底破除了坐在青石上聊天的旧习惯，建立起每天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风尚。小通讯最后借村民的口说：“什么是群众的利益？创办‘政治夜校’，把这几条青石搬进‘政治夜校’，使贫下中农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才是群众的最大利益！”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编辑为了让稿子更符合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自作主张把我原稿中“有的人说”改为“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说”，殊不知稿子所写的这个村是一个“三家村”，解放前都很穷，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并没有“阶级敌人”。

　　不过，那时的“金报”终究不是“造反派”执编了，也还保持着新闻的特性，稿件取舍的标准之一也还要看它新闻性如何。1971年6月18日《红色金华报》刊登的我写的一篇通讯，就是颇有新闻性的。这篇通讯的题目是《半夜支农》，所写的事情——工人为帮助农民抽水灌溉半夜突击干活，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值得报道的。当然，这样的好事，也是要和“毛主席的教导”联系起来的。
　　通讯的开头是这样的：“夜深了，兰溪县女埠农机具建筑社铁业车间里，还是灯火通明，工人们抡锤的抡锤，把钻的把钻，正在加工涵管螺洞，干得满头大汗。他们为什么要半夜干呢？”事情是这样的：在水稻急需灌溉的节骨眼上，我所在的那个村电灌站的电动机烧坏了。村民们马上从兄弟村借来柴油机，准备连夜安装起来，但需临时加工螺洞。“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工人们已睡下。但他们知道这件事后，想到毛主席关于‘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伟大教导，心想，为农业服务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应该全力帮助解决。于是，他们立即行动起来，给贫下中农加工螺洞。”“他们加工好螺洞后，又赶到机埠，帮助贫下中农安装好抽水机。贫下中农看着从涵管口喷出哗哗的水浪，激动地说：‘你们急农业生产所急，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那时，党报的一些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如坚持群众办报，对通讯员比较重视，许多地方从区、公社到大队都成立了报道组、评论组。

报社发给通讯员学习交流的内刊《通讯员》——一种32开本、有50多页厚的小册子，也办得比较认真，也提倡“文章短，内容好”，读者“喜欢看”；倡导“认真读书，改进文风”，“把文章写得准确些”；引导通讯员采写新闻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我在1971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通讯员》上发表的《两个百分比说明了什么？》一文，就是以采访实例来印证“毛主席关于‘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有关教导”，提倡“每写一篇稿子，都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1972年元旦，“金报”第一次称为《金华日报》以后，办报思想进一步回归，水平也提高了不少。报头从右边移到了左边， “毛主席语录”则排在了右边。不过，报头字还是黑体字。各版开辟了专栏，丰富了编辑手段。

　　版面上相对正确的东西也多了起来。如1972年2月23日的《金华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刊登的我写的“一事一议”。“一事”的标题是《这一回也不能特殊》。说的是一位在我“插队落户”的村蹲点的“公社党委副书记”，每次决定开会等事情时，总是不怕麻烦，步行到支部书记家里和他商量，征求意见，很尊重他。有一次，因“时间紧，情况特殊”，本来不准备去找支部书记了。可后来，“他想：下级服从上级这的确是党的纪律之一；路远，跑去研究不方便，也是客观困难。但是，能因为这些，就把支部书记抛在一边吗？不尊重基层干部，不善于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是主观唯心主义和骄傲自满思想的表现。以前注意了这一点，这一回也不能特殊。”于是，他“又迈开脚步往支部书记家里走去”。
   “一议”其实就是一篇评论，标题是《要尊重基层干部》。评论首先肯定“这是一种好作风”。接着说：“作风是路线的具体体现。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工作作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能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的好作风。这样，既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增强党的团结，又能把工作搞好。相反，就会自以为是，搞唯心主义，不利于革命事业。”“因此，领导干部在蹲点中，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决不能以为职务高，本领比别人大；经历长，能力比别人强。颠倒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那时的《金华日报》也有文学副刊。刊名叫“鼓角”，顾名思义，文学是鼓舞人民的战鼓和号角，革命性自然是很强的。副刊一般也在第四版，也发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当然，发表的作品要符合当时的形势，要正面反映“火热的生活”。我曾经在1972年3月5日的副刊上发表过一首诗，题为《大妈送我一顶草帽》，就是反映当年“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诗曰：
 
大妈送我一顶草帽，
密密细细编得牢；
编进了期望编进了爱，
也编上了毛主席的教导。
 
戴上草帽我劲更高，
风里浪里不动摇；
烈日当空顶得住啊，
大雨倾盆压不倒！
 
多少回朝露沾湿了帽，
多少次帽上月光照；
草帽变黄心炼红啊，
大伙儿夸咱大妈笑：
“城里的读书人，
如今跟我们不差半分毫。”
 
  那时，因为批判名利思想，反对突出个人，新闻报道的作者多以集体署名，我的一些稿子也多以“公社革委会报道组”或“大队报道组”署名。但这首不像样的诗，因为属文学作品，署的倒是我的本名。

1983年3月15日刊登在《金华报》上的通讯。

金华日报社旧址——马路里18号。

（本文原载《金华报业》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