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光影随行

分居两地，生活有诸多不便。结婚第二年的1956年，父亲想帮母亲办手续去衡山供销社当营业员，但工作队不同意，说农村青年不能外出，要为改变农村面貌出力。这一年，太阳乡成立了一个30多人的文艺宣传队，到各建设工地搞文艺慰问演出。这是共产党的一种宣传手段，用多种文艺形式教育人、鼓舞人，给建设者鼓劲加油，为工地添砖加瓦。母亲有幸被挑选为宣传队员，并成为台柱子。表演的《四个婆婆夸工地》还被选送到县里汇报演出。

在各建设工地演了一年多的戏，有说有笑，有吃有喝。虽然没有调到父亲身边工作，但这是快乐的一年，也是幸福的一年。特别是到年底的时候，大哥出生，小家庭里有了欢笑和喧哗，更是收获的一年。

大哥出生时，父亲不在母亲身边。只留下一个十八九岁的女人，独自生儿子。不过父亲早已给未出生的孩子取了名字，男孩叫建湘，女孩叫丽娟。那时医疗技术相当差，母亲清楚地记得，刚刚拉完尿上床睡，又要拉尿，这样几次反复，母亲干脆坐起来不睡。与母亲同睡一铺的侄媳妇谷贞说可能是发作要生孩子了。一连腹痛了三天，接生婆换了两个也没有生下来。伯父肖竹庭叫上爷爷，对他说：“想办法通知其英娘家，兰亭又不在家，不然出了事，谁也负不了责。”爷爷听后，觉得事态严重，就要伯父去白茅洲请外婆来观背。外婆对母亲不大上心，也可能是家里有事走不开，硬是没有来。伯父到草市卫生院请来了新法接生医生，十一月二十二日天亮才把小孩生下来。从发作到出生，经历了四天三夜。大哥出生后，母亲流血不止，据奶奶说，起码流了一桶血。母亲脸色苍白得如同一张白纸。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其中的痛苦孤独是难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那时农村缺衣少食，生完孩子也没有什么营养补品，只吃了三天黄砂糖拌饭，然后就是萝卜白菜度日了。

大哥出生后，父亲春节才回家见上儿子一面。1957的新年一过，大哥就被父亲接到衡山住。只住四个月，母亲就被动员回家支援农业生产。这一年，观背成立了互助组。母亲在宣传队里出色表现，村民很赏识，一致推选她为互助组长。20岁的年龄，正是年富力强的时代，虽然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但撸起袖子加油干，工作很出色，成绩很突出。

1957的新年，父亲回家见上儿子的面，住了七天，父亲想把妻子和儿子带到县城去生活，可是怎么去呢？走旱路有一百多里呢。于是他们一起去外婆家，租了一条渔船，顺洣水而下。大哥可能是饥饿难受，一上船就啼哭不停，哭累了休息下再哭。船到湘江，风大浪高，渔船颠簸不止，几次差点翻船，母亲吓得心惊肉跳。可能是苦命人天照顾，也许是船夫驾船技术好，渔船终于在经历一路惊恐后到达了衡山县城。

母亲跟大哥被父亲接到衡山，只住四个月，母亲就被父亲单位领导动员回家支援农业生产，母亲没办法，只好又搭船回到农村老家。

这一年，观背成立了互助组。因为母亲以前在宣传队里出色表现，村民很赏识，一致推选她为妇女主任，去衡山县城开会，代表妇女发言表决心，鼓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向邻乡的妇女发出挑战，20岁的年龄，正是年富力强的时代，虽然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但撸起袖子加油干，工作很出色，成绩很突出。

毛主席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1958年，是大炼钢的年代，也是中国工业现代化建设的年代。对农村人进城的限制没有了年前的严格。恰好父亲又调到县航运站当秘书，就把母亲的粮食户口转了出来，来到了衡山县城，过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小家庭生活。这时，衡山西街办起了一个湘绣厂，当时，草市区委书记董德的老婆在湘绣厂工作，在她的推荐下，又交15块钱的入厂费，母亲进了湘绣厂，当了一名绣花工。在湘绣厂里主要绣些枕头、帐筵。湘绣厂定额取酬，为了多点收入，母亲加班加点，忘我工作。长时间的穿针走线，目光强聚，眼睛受到严重影响，半年后就没做了。父亲也调入衡山县计划委员会任秘书，找了向佳良部长帮忙，把母亲又调到了衡山电池厂，做最苦的一门活——打碳筒。母亲因吃苦耐劳，头脑又活，深得领导喜欢，被提升为车间副主任、团支部书记、工会会长。

1959年，二哥建华出生，为了不耽误电池厂上班，把外婆从汉口姨妈家接到了衡山县城带人。母亲因工作表现突出，又被提升为车间主任。1960年还被送到党校学习。在入党问题上，父亲跟母亲分析说，自己有海外关系，到时政审怕说不清，干脆不提此事最好。母亲听取父亲意见，所以也就没有向党递交入党申请书。

这一年我也来到了这个世界。我出生是五月二号。那天晚上，父亲把母亲带到了单位，单位后面就是医院。五月一号晚上母亲发作，痛了一个晚上。早上就到了医院，医院排队办手续的人特别多，父亲从七点排到了九点，等父亲排完队办好手续，母亲早已到了产房，产下了我。母亲产后大出血，七八个医生忙着抢救，医生想尽各种办法止血，又是抬高产床，又是用棉纱堵住下身。母亲昏迷了一天。父亲急得团团转，都来不及看生下的孩子是男还是女，就问了问了接生的龙医生，龙医生知道父亲想一个女儿，就跟他开玩笑说生了一个男孩，父亲嘴巴嘟咕着：“又是一个男孩！”第二天，龙医生告诉父亲说：“恭喜你生了一个丫头片子！”父亲将信将疑。后来就有了“永红是医院医生换过来的”说法。

三个孩子，大的四岁，小的半岁，母亲还要上班，怎么办？只好又把外婆请来衡山带小孩。当时，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难期，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人民勒紧裤带偿还苏联外债。人们生活极其困难。填肚子的是些蔬菜瓜果，吃的最多的是一种泥白菜。营养不良让好多人得了浮肿病。母亲也得了水肿病，脚肿得老高。外婆看到这种情况，心想农村人起码可以自己种点蔬菜填肚子，生活应比城里人好对付点，想回白茅洲种点蔬菜度灾荒，就这样离开了衡山，离开了我们。

外婆回草市了，奶奶一生没离开观背，打死也不肯去衡山，母亲只好把孩子放在别人家，请保姆带。当时物质匮乏，没有奶粉，只能吃米糊糊。白糖都难以买到，靠计划买一点糖，也被保姆给了自己的孩子吃。有一次，母亲去保姆家，看到桌上的米糊，尝了一口，没有放糖，而我却大口大口地吃，母亲说：“你不是说不放糖她不吃吗？这不吃得很好吗？”保姆被母亲说得觉得不好意思，借口孩子难带，就不肯带了。母亲觉得孩子在保姆家受折磨，还是自己带好。

1961年，工业大下马，国家号召工人支农。当时很多工人不想回农村，母亲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带头申请到农村去。于是，打报告辞去电池厂工作，11月份带着三个孩子回到观背老家，又过上了聚少离多的生活。

1962年、1963年，恰是国家三年困难期。一个国家主席都吃不上一碗红烧肉，而艰苦的农村，贫困的农民更是食不饱腹。

最大的五岁，最小的不满两岁，三个孩子四张嘴，出集体工，一天只挣七分工，一年的口粮钱都挣不回。根本填不饱孩子们的辘辘饥肠。有一次，家里没米了，实在想不出办法的母亲，把自己身上穿的毛线衣拿到集市换回了几斤大米让我们吃。饭吃不饱，好菜更是奢侈品，一碗缺油少盐的干辣椒，算是下碗的最好的菜。家里养的鸡生的蛋要拿到集市换盐吃。偶尔吃一餐辣椒煎荷包蛋就是打牙祭了，吃荷包蛋时，俩荷包蛋五个人吃，我们四姊妹每人吃半个，母亲只吃辣椒和葱。记得有一次，伯伯在垅里弄鱼，送了一小碗鱼给我们吃。母亲用干班椒和葱子做了一道干班椒煮鱼，那鲜美的味道深深烙在心田，一生难忘。相依为命一家人，相互谦让团结。有多少次，家里缺粮少米饭不够，我们兄妹都互相推让，最后还会剩下饭。

做母亲的，宁可自己饿，自己冻，也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吃饱穿暖。孩子们饿，心里难受。没办法，下半年柑桔成熟的时候，跑到高湖大禾场包装厂包柑桔，挣点钱，缓解孩子们的饥饿感。从观背到包装厂，来去十多里，母亲就像一只燕子，早出晚归，捕捉一条条小虫来喂养三张嗷嗷待哺的嘴。

那些年的生活是怎么过来的？真是平常人家难以想象得到的。

1964年，弟弟建球将要出生。因为前面几个孩子出生时，都产后大出血，所以父亲决定让母亲到衡山来待产。三个孩子丢在家由婆婆照看，自己一个人挺着大肚到衡山县城。结果父亲去省城开会学习了，母亲一个人呆在衡山生产。计委主任的妻子李慰君见到这种情况，帮忙照顾了几天。几天后，母亲自己到井里打水刷衣服洗尿布，别人要坐月子，母亲只能自己动手，每天在冰冷的水中浸泡，落下了风湿的病根。父亲回来后，母亲担心家里的我们，又带着未满月的弟弟建球回到了观背。

 50年代抗美援朝前后，世界两大势力敌对情绪达到颠峰，欧美帝国主义势力经常叫嚣要对新中国进行核打击，在这种环境下，国家领导人决心研制自己的原子弹。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造原子弹就要铀！1955年8月，中南309队第四航测队发现衡东大浦一个地方，地下埋藏了丰富的“铀”。于是在大浦建设了铀矿山。铀是一种战略物质，矿山就不能称铀矿山，以代号“712”称之。这是一个秘密代号，为地师级单位。

712矿大约方圆10公里，6个采矿工区散布在几公里的周围，中间有一个像县城一样的生活区，有学校、商店、邮局、银行、医院、电影院、冰棒房、机关食堂、老干活动中心等。其中商店也是一个代号，叫“315商店”。

1966年，315商店招合同工，父亲让母亲把孩子交给奶奶带，把母亲招进了712矿当营业员。我们也就成了第一代留守儿童，好在我们兄妹听话、懂事，在奶奶的呵护下成长起来。

712，一个以数字命名的矿山，生产着国家急需的矿产，所以这矿山在当时是非常牛的。工人的供应物资也比其它地方充足些。虽然深居山区，但是县里最热闹的地方，有人称为“沸腾的群山”。在这个地方工作，让人羡慕。

进了315，母亲先是在百货部门工作，经销布料、针棉织品，工作较轻松，环境较干净。母亲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热情，被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领导看到母亲能吃苦耐劳，找她谈话说：“你到饮食部门工作吧，那里需要你这样能吃苦的人”。原来，饮食部门工作最繁琐，是顾客意见最大的部门，把母亲调到饮食部门，就是看中了她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热情，以及她吃苦耐劳的品质。

在这部门买票一干就是四年。每天早上6点就要上班，除了买票，还要给购进的面灰、米油等食材付款。工作任务繁杂，要细心和耐心。工人们每天都要买票，油条、面条、包子各种食品价格不一样，除了收钱，还要收粮票，一般人都不愿干这种繁琐的活。因为是一个秘密工地，工人们都没带家属，几乎都在食堂吃。早上，工人排队买票的队伍排得老长老长。可想而知，母亲的工作是多么忙碌，忙得连吃饭都没时间，每天自己只能抽空吃碗素面，吃得都腻了，到现在母亲都不喜欢吃面条。买完票，工人们吃完了早餐，母亲又要和厨房的师傅们对帐、商量中晚餐的伙食安排。

买票这种工作，和钱打交道，很容易犯错误。父亲跟母亲说，不要贪小便宜，不要搞贪污，几百双眼睛盯着你，出了一点差错就会让你下不了台。

母亲在这个岗位上多年，细心加耐心，不贪不占，大公无私。有一次，一个“马大哈”工人，把几十元钱丢在了柜台上，母亲拾到后如数归完。失主非常感动，把这事在矿部广播里广播，表扬母亲拾金不昧的精神。母亲在这个岗位上干得很出色，多次被评为先进，啃下了这一块被厂里认为难啃的骨头。没有辜负领导对她的信任。

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年轻的母亲也不例外，参加了315的支左派。支左派是极左派，对于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生活阅历不深、见识不广的营业员来说，怎么会知道极左要不得？只能是跟潮流、随大流。

但结果是严重的，支左派太过左，凡是参加支左派的合同工统统辞退，一个不留。就好像今天，一出事就拿农民工、临时工出气一样。几年工作的突出成绩也挽不回合同工的悲惨命运，母亲被下放回家。

后有几次招收合同工的机会，可家中有几个孩子要抚养，母亲放弃了机会，在家里务农教子。

从1955年到1972年，这十多年时间里，亦乡亦城，亦居亦徏，亦工亦农，既有欢乐， 也有忧愁，既有阳光，也有风雨，酸甜苦辣尝遍，人生百态看尽。但更多的还是春华秋实、春光明媚，也是母亲人生最快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