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秘密！陈忠实忆柳青自杀：一个人的生命体验

女娲抟诗

陕西著名作家柳青在他的《创业史》中写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或者一步……饱受文革批斗之苦柳青“决定自己消灭自己”，他把一根电线攥在右手，又决绝地用右脚踩踏另一根电线的时候，陈忠实想到，以一句人生哲理式的警句影响过不知多少读者的柳青，怎样阐释这“紧要处的几步或一步”。

柳青、路遥和陈忠实都是“农裔城籍作家”，有长期的农村生活体验，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都把笔触伸向乡村、伸向底层生存者。柳青的《创业史》对陈忠实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下文摘选自《吟诵关中》，陈忠实在三秦人物摹写中再现了作家柳青在特殊年代的悲惨遭遇。

他决定采取电击

柳青终于决定：自己消灭自己。

他已经确定了周密的消灭自己的计划和具体的实施方案。最关键的一点是消灭自己的方式—他决定采取电击。这也许是他唯一能够找到的办法，唯一能够做出的选择。

他尚未被最终判决，却已经生活在和囚犯无异的环境里。这是一排只有顶棚和墙壁的平房，很长很长的一排，没有隔墙。据说这是文化行政管理机关停放自行车的车棚，原先只有三面墙壁，空着的那一面自然十分宽敞，是为着庞大机关里的干部上班来存放车子下班回家时取走车子避免拥挤磕碰的精心设计。现在把敞着的那一面垒起墙来了，安上了一扇门，自行车棚就变成一幢完整的平房了。柳青就被囚禁在这幢屋子里，还有许多他认识或不认识的文艺界被揪出来通称为“牛鬼蛇神”的人。

这个被堵上第四面墙壁的房子，不再叫做车棚，很快就有了一个“牛棚”的名字。选择这个房子是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才确定下来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好在没有隔墙，把一群戴着“牛鬼蛇神”帽子的人装进去，通铺大床，一人占一块床板，谁躺下谁坐起谁翻身谁皱眉谁傻笑谁和谁互使眼色都在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中，也减少了看管人员的人数和劳累强度。

上厕所有人跟着，被单独叫去训话更有监视者；弄一撮毒性剧烈的老鼠药或杀灭害虫的农药是不可能的，亲属都被隔离接触了，无法获得；上吊也是无法实施的，既没有绳子，也没有拴绳上吊的悬梁或可以承载一个人体重的壁钩；刎颈或割断手腕或腿上的主动脉，没有刀子，再说万一一刀割不死再被抢救过来，会有“自绝于人民”的又一桩被认为叛变行为的罪名；唯一能够消灭自己的手段，便是电击——房子里有电，这是必备的也不引人注意的照明设备。更关键的是，一触即宣告生命结束，短暂的一瞬就把较长时间酝酿确定的消灭自己的方案实施完成了。

遗书有三句话

在决定这个晚上就付诸实施的时候，他甚至庆幸自己掌握有最基本的用电常识。这是他久居乡村的意外收获。乡村滞后于城市的生活条件迫使他学会的用电知识。他住在被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描写过的终南山下的蛤蟆滩的南沿，那是不太高也不甚陡的一道原坡。那儿有一幢在解放后破除迷信运动中搬掉了泥胎神像的庙院，一番整修以后，他就携妻引子住了进去。

站在门口可以远眺终南山壁立突起的群峰，或高或低的峰峦之间绝无雷同的过渡性谷地。终南山几乎终年都被薄雾和烟岚缭绕着笼罩着，只有雨后或强劲的西风扫荡之后，才可以看到清晰的山峰和山谷的面目。眼皮下的蛤蟆滩，不是四季都在变换色彩，而是每天都在神奇地呈现着浓淡深浅的诱人的色彩。乃至清晨午间傍晚都显示着变化。他踏遍了河川的大路小径，麦子扬花和稻子扬花的香味各具魅力，刚刚犁翻的新鲜泥土的清新气味是难以恰当描述的……他在庙院里常常发生的困难却是断电。

停电是不可抗拒的，也是心安理得的，他知道国家对农村定时供电是电力尚不充足，他备有蜡烛。有电而因为家里线路故障再停电就让他很不甘心，就难以忍受淌着油的蜡烛的昏暗光亮，就想找电工来检修。电工热情而又耐心，多出于对兼着县委副书记的作家的尊重，毫无弹嫌指责之处。问题是他得亲自去找，或让妻子马葳去找。有一段不近的路程且不论，往往找不见人，电工是大忙人也是大活物，不会待在家里等候用户去找；还有下雨下雪不便出门的时候，还有黑天半夜的不便……随后他学会了接电，知道了开闸关闸，也懂得了火线和地线，尤其明确火线和地线一旦交叉接通，就会发出光明，也会击打死最强壮的生命。现在，乡村生活迫使他学会的最简单的电路技能，可以用来实施消灭自己的目的了。

电灯在这幢被床铺占满的房子里亮着。这些床铺的住户或坐在床沿上阅读毛泽东著作，或坐在小马扎上以床为依托写着读书笔记或交待罪恶的材料,从早晨到下午再到晚上。这是最基本的内容，斗争会揭发会单个训诫，毕竟不是每天每晌都会发生的事。柳青坐在床沿，那双十万个人里也难得挑出的明亮犀利的眼睛，平静地注视着眼前的读本：这样透亮饱满的光泽却看不见一个汉字，是这些汉字已经与即将消灭的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把遗嘱已经写好。

他把死亡的姿势和摆放遗嘱的身体位置都想好了。他把电击的方式也论证确定，用他所具备的最简单的也是最初级的电工技能，一只手攥住火线，把一只脚伸到床下踩住地线，他的身体就在那一瞬间宣告生命的毁灭。这间房子里的电线的线路就裸露在砖墙上，仍然是此前作为自行车棚的原有电线设备，许是来不及装修得稍微隐蔽一点，许是这幢作为牛棚的主宰者疏忽了，结果给企图消灭自己的柳青提供了条件。

他已经躺到床上了。所有人都躺到床上的被窝里了。不管能否预知明天，不管能否进入睡眠，大家都按时钻进被筒里，电灯也按主宰者规定的时间熄灭了。柳青睁着眼睛躺着，左手把那份遗书按在胸脯上。遗书有三句话：

我不反党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我的历史是清白的这是我反抗迫害的最后手段他静静地躺着等待着。等待这屋子里的痛苦着的灵魂暂且忘却痛苦响起鼾声，他就可以伸出右手抓那根早已看好的电线，再伸出左脚踩踏另一根被农村电工称作地线的电线了。他的聚着整个生命活力的眼睛瞅着顶棚，顶棚穿透了，抑或是揭掉了，湛蓝的天幕明晰地波动着银河……

变换了花样的侮辱方式

轮到柳青上批斗台了。

他倾情歌颂抒写的终南山下的蛤蟆滩和这村那寨的男女已经陌生了，以庙院安置的家院和书桌也陌生了，最熟悉的场合倒是各种批判斗争的台子，或固有的或临时搭建的或人多的或人少的，走上台再弯下腰接受各种语言的谩骂和栽赃和丑化和打倒踩翻等等，都给耳朵刺出血滴磨出茧子麻木不辨了。

无论斗争场面的大小，无论批斗台的高低，柳青唯一不变的是他走上批斗台时的脚步和姿势，他穿着蛤蟆滩中老年男人穿的对门襟布纽扣黑颜色的棉袄，差别在于布的质料。农民多是自家织布机生产的土布，柳青是用国家配给的布票买来的机器纺织的洋布；头戴一顶被乡村人俗称为瓜皮的无檐帽，执行斗争他的造反派主持人勒令他摘下帽子时，他就从头上一把抓下来塞到棉袄的明口袋里，圆溜溜的光头和阔大的前额就呈现给参加斗争会的所有人。圆脸通鼻，鼻头下的上唇有一排黑森森的短胡须，成为他显著的风景和奇特的标志。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般都不蓄胡须，但最具风景异质的是那一双眼睛，走向批斗台的时候，从拥挤着人群的呐喊声中的通道走过去，柳青只瞅着脚前的路，两边的人都能在瞬息里敏感那双眼睛泻出的纯净犀利透彻的光亮，混浊的铺天盖地的口号声是无法奈何那一束光亮的。他很单薄，身高不过一米六，体重大约只有七十斤，这样的穿戴这样的体型和体重，很难有雄壮和威武，然而柳青缓慢的步履能产生一种威势……走在他前边的“牛们”已经走上台了。

柳青唯一感到不同的是变换了花样的侮辱方式。是的，每次批斗会上，都有新的侮辱被斗对象的花样创造出来。今天，不再是主持斗争会的造反派向参加批斗会的革命群众一一介绍被斗争者的姓名，姓名前肯定要加上诸如“三反分子”“黑帮”等定语。主宰他们命运的人，给每一个被斗争者确定了一个定性的用语，让他们挨个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自报家门自我辱践，给柳青规定了“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作家柳青”的定论，不许少说一字说错一字。

排在柳青前头走上批斗台的被斗争的对象，一个一个都按规定给他们的定性自报姓名了。每个人报完，就会有领呼口号的人在台前挥拳领头呼口号，诸如“打倒××××分子×××”，台下举拳呼应，绝不厚此薄彼。小小的差别也不是没有，某人自我介绍时或有结巴或声音太小，就会被严厉斥责再来一遍。柳青走上批斗台了，被主持者搡戳着呵斥着走到台前指定给他的地点，站定，服从的肢体行为里隐隐透出绝非顺从的意味，也透出无奈里的沉静，倒显示出呵斥着搡戳着他的主持者的狂乱和虚妄。柳青开口了，口齿清晰一字一板嗓门腔调颇为洪亮：正在接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向革命群众报到……

斗争会的主持者顿时愣住了。策划和组织这场斗争会的大小头目们，也都在主次分明的斗争台上的各个位置上愣怔住了。台下拥挤的黑压压的人群也在柳青的话音尚未落定时愣怔住了，台上和台下同时呈现出冷寂这是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所造成的心理反应不及时的情状。所有人尤其是台上的那些主宰者，愣怔的同时明白无误地意识到挑战和反抗。出于各种心理需要和生活目的的需要狂欢着“文化革命”的得意者，早已形成接受被批被斗者顺从和讨好的心理状态。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挑战和反抗，把他们惯于接受顺从乞求的心理状态打乱了颠覆了，也把与会者普遍形成的社会性心理扰乱了，于是便出现了潜伏着巨大危险的冷场。

潜伏的危险以铺天盖地的愤怒爆发出来。一记耳光扇到挑战的反抗的作家柳青脸上。扇打这第一巴掌的人，无疑是第一个从愣怔状态里清醒过来的人，肯定是具有敏锐反应的神经功能的人。随之就有人伸出腿脚踢到柳青身上了。同时就有几乎挣破嗓门的口号呼喊出来。在台下呼应的口号声浪里，柳青重新站端立定了，依然平视着的眼睛愈加清澈透亮，有一股逼人的冷光，嘴角有血流下来。

开始了一段对话：“重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柳青。”主持者命令。“正在接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柳青说。

又一番拳头和脚踢。“重报—”“正在接受审查的……”柳青被打倒了。

这是力量严重失衡的对抗。一个年过50体重仅有70斤的作家柳青，面对一帮身强体壮的中年和青年汉子，况且是在狂飙正猛的“文革”风暴之中。然而，无论这些挟裹着“文革”风暴的身强体壮的汉子们如何吼叫，乃至轮番拳脚相向，那个身矮瘦弱的作家柳青说出的话语，他以洪亮的嗓音一字一板口齿清晰地说话时的沉静和自信，也形成十分悬殊的无法构成抗衡的对比。

又一番语言较量展开，“文革”通用的名词叫做“拼刺刀”：“你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我是实事求是。”

“你必须交待你的罪行。”“从入党那天起到现在，我不敢保证不做错事不说错话不无缺点，但我敢保证做到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你刚才一直在说假话!”“我一生都没说过假话。”“你还在狡辩!重报—‘三反’分子柳青!”

“实事求是不是狡辩。我要是说假话，就是自己打断自己的脊梁。”

再一番拳脚，柳青就不说话了。

我放不了“卫星”

柳青听到第一声打鼾，是从这屋子最东头的墙根下响起来的。从不时响起的出气声的轻重，柳青能判断出来哪种呼吸声是进入睡梦者发出的，哪种呼吸声是正在痛苦不堪的清醒者佯装睡着了的声息。他还得等待。等待里的心境是死样的平静，却浮出马葳的眼睛—这双熟悉的眼睛，瞅着他陪着他从京华首都回到西安，再相跟到蛤蟆滩南沿的庙院里，那是世界上最可依赖的美丽的眼睛，虽然也有不高兴的神光流泻的时候，却不影响依赖和美丽。就在他在台上为“自报”自己是什么的对抗中，在他第一次挨打之后重新站定的时候，看见站在台下的马葳的眼睛，那种惊愕那种痛切的神光，像是一种凝固的冰雕，这是相伴相依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眼神。柳青第二次第三次挨打之后再去搜寻那冰雕似的眼神，却只看见亲爱的马葳低垂着的黑发，她没有力量看他了。那一刻，他心里泛起一缕庆幸的欣慰，低头不看是最好的选择，可以减轻折磨。现在，柳青眼前就浮出那双惊愕不堪痛切不堪而凝固为冰雕似的眼睛。

他在心里沉吟，亲爱的马葳啊!你肯定不知道你惊愕恐惧和恨起来的眼睛是怎样感动老夫的心啊！

“我放不了‘卫星’。别人用水笔写字写得快，能放；我写字跟刻字工一样慢，

放不了；我给你实事求是汇报，刻字比不得写字快嘛。”柳青对找他说话的领导说。柳青坐在领导对面。这是西安南郊的一个别墅式的高级宾馆。40年代由驻扎西安的国军军长胡宗南修建，接待党政要员的场合，解放后变为开会和休养的招待所了。这里刚刚召开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会，是文艺界知名的写家演家唱家弹奏家耍（魔术）家放“卫星”的大会。中国在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高潮里又兴起放“卫星”，最大的“卫星”是亩产小麦50万斤，报纸上还配发着一个站立在麦穗上的男孩的照片，随之便潮涌着各行各业争相放出的吓死人的大“卫星”。文艺界不甘落后，各路名家名手聚着气铆着劲到这个招待所放“卫星”来了。柳青不仅不放“卫星”，甚至一言不发。在这样热烈的气氛里，坐着这样一位冰冷着脸色的人，弱智的人都会产生对于大跃进的态度问题的敏感，更不要说这些文学艺术界的人精了。会后，领导就找柳青来谈话。柳青坐下后就解释自己放不了“卫星”的原因。

“可是……你想没想到你不发言的负面影响？”“实事求是。我只能实事求是。我放不了重量大的‘卫星’。我不能对党说假话说我能放。”

谈话停止了。气氛虽有点滞闷，却不紧张。这位领导和柳青既是同志战友，也是朋友，早在延安革命战争年代就熟悉了，他们当时都是年轻人。他现在是省上的重要领导，柳青是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友谊却不因年岁递增工作性质的差别而改变。或者说，领导叫他来坐坐来谈话，本质用意是替他担着一份心，须知对于刚刚兴起的大跃进运动的态度，往往决定一切职业者的命运，越知名越能干的人越是这样。这几乎已成为稍有政治意识的人的生存常识。柳青能感知领导和朋友的好心用意，又重复一遍：“我是作家，又是党员，我必须对党实事求是地发言。”

“你按你的实际情况，能放多大个‘卫星’就放多大个。你总得表示一下态度嘛!”

柳青浅浅地笑笑。那笑首先给人感到真诚，也掩饰不住（或不作掩饰）内蕴的讥讽：“我到这种场合里整个被吓瓜了，脑子停止转动了。热火朝天……雄心壮志……一个比一个重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把我……吓得快要透不过气来。我正写的那个东西……相比之下……显得小得拿……拿不出手。我表个啥态嘛……没法子表……”

柳青所说的“显得小得拿不出手”的“那个东西”，就是长篇小说《创业史》，正在做最后一遍的修改和润色。

谈话始终断断续续。这会儿又断了。领导的心里是有点复杂，也有点难言之隐。他不仅情感上喜欢柳青，更敬重柳青，敬重他已有的创作成就，更敬重他的人品人格。隐而难言正在这里，在铺天盖地的大跃进的响锣密鼓声中，瞪着两只黑亮透壁的眼睛死盯着别人高声大调表决心放“卫星”，紧闭着一绺黑胡须的嘴唇一言不发的柳青，他首先担心“政治态度”的负面影响和伤害。他和柳青交谈，就是出于战友和朋友的关爱，身居政坛要职的他，习惯性敏感“表态”的特殊意味。他希望柳青避免不必要的负面损害，明天还要继续放“卫星”，还来得及弥补。他已经把话说到这样清楚无误的程度，柳青却仍然在解释他的主意。领导吸起烟来，瞅着柳青一眼，又避开了，漫无目的地眯着眼，沉浸在飘绕的烟雾中。

“你的手指头咋成这样子？”

领导再瞅着柳青的时候，突然睁大眼睛，紧紧盯着柳青的手，提高了声调，惊讶里蕴涵着兄长般的关爱：“你的手指头咋成这样子？”“破了。”柳青轻淡地回答。“破了？削铅笔割了？”领导很急切。

“都不是……”

“皮肤病吗？”

“也不是。”

领导已经抓住柳青的左手，拉到自己的眼前，左手食指和中指的指甲盖周围，全是一片红肉，没有皮儿了，渗血仍然没有完全凝结，看来令人心头发瘆。领导逼住柳青的眼睛问：“那到底是咋弄的？”“抠的。”柳青抽回手，平淡地说。“你自己抠的？”“别人谁能抠我的手嘛!”“什么时候抠的？”

“今日个。”“为什么抠？”“……”

抠指甲是柳青一种习惯性的下意识动作。在听大报告或参加小讨论会的时候，听到那些令他感动和启迪的话语，抠指头的动作不会发生，因为他的手指捏着钢笔忙于记笔记；只有在听着套话废话狂话假话尤其是胡说的昏话时，他就瞪着黑眼珠抿嘴不语，搭在膝头或夹在两膝之间的手就抠起来了。别人很难发现，膝盖总是在桌子底下，他自己也是不知不觉地习惯性地抠着。不过，抠着也就抠着，并无多大肢体损伤，从来没有发生过把两个指头的皮儿抠光剥掉了这种惨相，他竟然浑然无觉。

这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上午是领导们一个一个报告或讲话，或代表单位表红心。他那时已经开始抠了，不过没有抠破皮。下午是各位诗人作家唱家演家弹奏家耍（魔术）家竞放“卫星”，有诗人说他在多短时间里要写出多少万行诗，有演家说观众喜欢他在舞台上翻跟头，他要把现在的10个跟头翻到80个跟头……热烈地放“卫星”的大会暂告结束，柳青绷紧到麻木的神经一时还松弛不下来，站起身，离开座位时，才发现右手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抠得不见皮了，竟然没感觉到疼，竟然没有感觉到渗出的血滴把膝盖内侧的黑裤子浸湿了……

领导俯下身轻轻地问：“你是下午开会时抠的？”

柳青平静地说：“这是我的坏习惯，不知不觉就抠成这样子了。老也改不了。”“噢……噢……噢……”领导转过身，独自微微点着晃着脑袋，走到窗前背对着柳青站住，只见冒烟，不闻话语，再不启发柳青表态了……

那么多的麦子跑到哪儿去咧？

一年之后，饥饿便笼罩了蛤蟆滩。在忆苦思甜活动中被作为象征旧中国贫穷的稀糁子野菜树皮等食物，现在摆上了蛤蟆滩家家户户的饭桌。有人嚼着野菜树皮仍不改活泼的天性，哎呀!甭说亩产50万斤粮，就按一亩地打1万斤，咱们该当干面锅盔操心吃得撑死呀!那么多的麦子跑到哪儿去咧？

没有人敢在公开的或正经的场合追问高产的粮食到哪儿去了，更没有人敢追问亩产50万斤的“卫星”放到天宇里去了，还是把家家户户的粮缸砸粉碎了!那些放过高产“卫星”的农民和决心把跟头从10个翻到80个的名演家，现在全都不管他们放出的“卫星”跌到什么地方去了，早把心思集中到挖野菜和计算购粮票证上去了，然后依然热情不减地对新兴的口号表态去了。柳青却把心思集中到牛马身上了。无论碗里糁子多么稀，野菜树皮如何难以下咽，蛤蟆滩尚未发生完全属于饥饿而致死亡的人。牛马却大面积死亡，一个村子都难以幸免。在蛤蟆滩只有水车改成电动机械解放了牛马，成为机械化电气化的唯一标志，其余耕地拉车拉磨等重量级的农活儿仍依赖畜力。牛马死完了怎么办？道理不言自明，人都没有正经吃食了，牲畜早在人之前就省去了精料只有麦草了。

柳青现在没有抠指头的下意识动作了，整天走村串寨，踏访那些有饲养抚弄牛马经验和绝招的老农民，开始推敲字句编写饲养牲畜的《三字经》，既要通俗—饲养员文化普遍偏低，又要朗朗上口易读易记——有些饲养员缺乏对文字的耐心。柳青把正在写作的《创业史》第二部放下来，牛马占据了他的思维中心……现在来不及追问谁怎么把粮缸砸破了，拯救人和牲畜的性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通铺长屋里已经此起彼伏着男人们的鼾声，连续的间断的和偶尔骤暴骤落的，深厚的清亮的和黏糊滞稠的，都交混在一起，给最清醒的柳青听着。这些和他一样被呵斥被推搡被栽赃被谩骂被凌辱的大家人精们，现在进入一天24小时里最幸福的时段，痛苦和焦灼都解脱了。柳青确定最后的时刻已经来到，竟然自嘲地想着，现在早已用不着抠指头了。“文革”初期他还抠着，后来就被口头的炮轰和拳脚代替了。相对于年轻壮汉的拳脚，抠指甲这种小动作已经中止了，因为整个70斤重的躯体都要消灭了。他的眼前浮出的是那双惊愕不堪痛苦不堪的美丽的冰雕似的眼睛，就要结束自家的折磨和终生依偎他的人儿的折磨了。柳青伸出右手，抓住了一根电线，几乎同时把右腿伸出被窝，一脚就准确无误地踏住接电板的另一根电线……

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初，“林彪事件”之后一年多，“文革”的气候似乎暂时缓和了一阵儿，出版界在西安召开第一次集会，我有幸作为业余作者参加了。得知这天下午柳青要来作报告，竟然兴奋得等不到开会。需要交待一句，柳青没有把自己消灭得成，活下来了。不知是接线板有什么问题，还是他从蛤蟆滩电工那里学到的用电技术不完备，抑或是上天怜惜天才和正派人，他把右脚踏到地线时，“嘭”的一声把他的脚打得缩了回去，直到三次踩踏三次都被打得退回，柳青作罢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他自杀的蛛丝马迹，直到一周后，一个同在“牛棚”的编过他《创业史》的编辑，一把抓住他从早到晚都紧攥着的右手，当即掰开，手掌心是一片焦煳的疮疤。他向这位暗中操心着他的编辑说了原委，那人顿时把眼睛睁翻到眼眶上去了，又苦不堪言地闭上了……柳青活下来了，他的那位留给他冰雕般神光的亲爱的妻子马葳，从城里逃回蛤蟆滩，却在一口深井里终结了自己……柳青终于被“解放”了，回到韦曲县城，由长大的女儿用自行车驮着到卫生院看病和注射，他慢性病缠身。本文选自《吟诵关中》

陈忠实，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鹿原》是其成名著作，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陈忠实文集》，散文集《告别白鸽》等。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其中《白鹿原》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已发行逾千万册，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最近看了陕西两位著名的作家写柳青的文字。一位是陈忠实，写的是反右时期柳青的人生磨难，他被人整的没办法，手抓电线自杀，却没有被电死。他侥幸活了下来，老婆被整死了。陈忠实写的柳青极其悲惨，充满悲悯之情。一位是路遥，写柳青人生的最后岁月，还在拼命要把《创业史》写完，但那时候正在批判极左思想，再续写《创业史》，已经不受人待见。在路遥心里，柳青是高尚的，令人尊敬的。至于他的文学思想，路遥没有评说。综合两位作家的文字，概括柳青的一生，只能说，柳青是一个悲剧人物。

　　陈忠实老师蜚声文坛，《白鹿原》享誉中外，无疑也是我陕西的骄傲。认识了陈忠实老师有幸能亲耳聆听到陈老师的谆谆教诲，受益匪浅，实属难得。现在斯人归仙班、唯留白鹿原。我饱含深情撰点滴小文纪念，以回忆缅怀恩师，这也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一拜陈忠实，他题词＂学习王老九，创办新诗乡＂

在我的文学梦之旅，陈忠实老师对我的点化帮助，至今记忆犹新，获益匪浅而念恩难忘。1993年 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 出版，此时的我也刚刚从骊山走出，友人的相携相惜，经过一番考试选拔进入省一级教育主管部门主办的《教育管理报》工作，从事我人生中第一次正式进入挚爱的编采生涯。随着我对陈忠实老师仰慕已久，经文坛好友引荐我和陈老师几经相约，便大胆携带着创办於1983年的《渭北田园文学社》的油印《禾苗》刊物共十三期登门拜访。记得哪是九月重阳节前夕，我带了六颗我家乡的大石榴见到了朝夕梦求的陈忠实老师，落座后他为我倒了杯茶水，看我拿着的手提袋问道：这是书稿还是……。我答：这是我和临潼渭北几位农民文艺朋友创办渭北田园文学社办的社刊《禾苗》杂志。听我这么一说，陈老师惊讶不己让我快拿出来学习，我小心翼翼拿出透着油墨芳香的十三期《禾苗》杂志，陈忠实老师逐期翻看着，对《禾苗》创刊号上的创刊词看的非常认真，随后他从中先后读到了女作者于亚娟的《我是一个农村姑娘》，杨耕学的《警钟》，严哓霞的《相思》等诗作，看他哪凝神表情，我介绍说，这些诗作刊登后寄往各媒体及各地文学社团，大家学习后反响强烈收效很好。象《我是一个农村姑娘》这首诗己先后在《朝花》《陕西农民报》《青年一代》等七、八报刊刊登，反响很好。引起了陈忠实老师的注意。他看着我点说道：文字干净，挺不错。他从头到尾看遍了我带来的十三期《禾苗》杂志，点化了我的快板诗《诗歌结良缘》《文明乡村看北田》《国庆诗会》《计划生育一孩化》等，要我们尽量地往文学方面靠近点，写短诗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人和事，鼓励我和社员写出好作品来。由于陈老师专注我带的《禾苗》杂志，不知不觉中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日记本让陈忠实老师写句话，他不加思索拿起笔就在我的红皮日记本上题了＂学习王老九，建设新诗乡＂几个鼓励渭北田园文学社的字，并署名落了款。等我收了笔记本要走时，陈老师将我送出门后便工作去了。在他的策励下，1994年、1995年渭北田园文学广大社员一鼓作气在各级各类报刊电台连续发稿100多篇，十多篇获了奖，这在当时媒介不多的境况下挺不容易。哪一年我也一步一登攀，使得我这个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娃，在政府部门站住了脚。走进了向往己久的西安城。

朱先生：乡土中国的传播者

按照陈忠实先生自己的说法，“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白鹿原》中其他人物都是虚构的，但唯有白鹿书院的朱先生是有原型的，其原型是关中大儒，晚清举人，人称‘牛才子’的牛兆濂。”不仅如此，陈忠实还说，他在构思《白鹿原》时，第一个浮现到眼前的人物便是这位“牛才子”。陈忠实将“牛”字下面加了个“人”，变成了“朱”字。陈忠实先生家在西安市灞桥区的西蒋村，牛兆濂先生的故居在蓝田县的华胥镇，仅隔着一条灞河，遥遥相望。陈忠实先生从小就经常听到有关牛才子的故事，家里的中堂挂的就是牛才子的字。因此牛才子深深地融入到陈忠实先生的血液和骨子里，这个人物对陈忠实先生影响很大。

显然朱先生在《白鹿原》一书中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朱先生的所作所为、所遭所遇、所感所痛，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扮演的角色、面临的处境、承担的使命、走过的道路以及坎坷而又悲怆的历史命运。朱先生是一个智慧超群，甚至是带有某种预见性和神秘色彩的人物。他自幼苦读，昼夜吟诵，孤守书案，淡泊名利。他睿智有学问，贯天通地，未卜先知，常一语道破天机。他一介书生，两袖清风，仅凭一张嘴，几句话就成功解除了从甘肃反扑过来的方巡抚的二十万清兵，救万民于水火，立下不世之功。但即便是他这样的一位先知先觉式的启蒙人物，一旦置身于一个“转折的时代”，面临革命的浪潮，无论其个人多么地力挽狂澜和自我牺牲，却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住历史的滚滚洪流，成为“漩涡中的人”，像一片树叶一样，身不由己地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下，直奔某种归宿。

朱先生是以一个圣人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小说第二章借白嘉轩之口引出这位“圣人”。白嘉轩第一次看见姐夫朱先生时竟有点失望。因为他觉得朱先生的模样普普通通，走路的姿势也普普通通。与传说中那个神乎其神的神童才子无法统一起来。所以母亲在迎亲和送嫁的人走后问他：“你看你大姐夫咋样？”白嘉轩拉下眼皮沮丧地说：“不咋样。”但是等到白嘉轩自己读书，渐明事理以后，他开始敬重起朱先生来，并从内心断定朱先生就是一位圣人。白嘉轩的认识转变正好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现实世界中往往是凡圣杂居，圣人常常是以凡人的面目出现的。所以古人才说，圣贤庸行。接下来作者陈忠实写下了一大段文字，以此来阐释白嘉轩同时也是作者自己对圣人与凡夫差别的认识。“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圣人不屑于理会凡人争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圣人的好多广为流传的口歌化的生活哲理，实际上只有圣人自己可以做得到，凡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这是圣人姐夫的名言之一，乡间无论贫富的庄稼人都把这句俚语口歌当经念。当某一个财东被土匪抢劫了财宝又砍掉了脑袋的消息传开，所有听到这消息的男人和女人就会慨叹着吟诵出圣人的这句话来。人们用自家的亲身经历或是耳闻目睹的许多银钱催命的事例反覆论证圣人的圣言，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身体力行。凡人们兴味十足甚至幸灾乐祸一番之后，很快就置自己刚刚说过的血淋淋的事例于脑后，又拼命去劳作去挣钱去迎接催命的鬼去了，在可能多买一亩土地再添一座房屋的机运到来的时候绝不错失良机。凡人们绝对信服圣人的圣言而又不真心实意实行，这并不是圣人的悲剧，而是凡人永远成不了圣人的缘故。圣人姐夫一眼便看出了白鹿的形状，“你画的是一只鹿啊!”一句话点破了凡人眼前的那一张蒙脸纸，豁然朗然了。凡人与圣人的差别就在眼前的那一张纸，凡人投胎转世都带着前世死去时蒙在脸上的蒙脸纸，只有圣人是被天神揭去了那张纸投胎的。凡人永远也看不透眼前一步的世事，而圣人对纷纭的世事洞若观火。凡人只有在圣人揭开蒙脸纸点化时才恍悟一回，之后那纸又浑全了，又变得黑瞎糊涂了。由此可见，朱先生的身上交织着神性与人性的因子，二者交替出现，呈现出一种驳杂难辨的精神面貌。有读者认为，整部《白鹿原》最不真实的人物就是朱先生了。朱先生太神了，太理想化了，太完美了。的确如此，在《白鹿原》一书中，朱先生是一个被有意拔高和神化了的，几近完美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作者陈忠实先生太多的个人情感，也寄托了他的一些美好期许，代表了他对这个世界和人生所持的一些根本看法和理解。

小说第五章写道：白嘉轩和鹿之霖联手带领村民修复祠堂，又利用三间厦屋建了一个学堂之后，两人前往白鹿书院拜见朱先生时。朱先生竟然打拱作揖跪倒在地“二位贤弟请受愚兄一拜。”两人吃了一惊，面面相觑忙拉朱先生站起，几乎同声问：“先生这是怎么了？”朱先生突然热泪盈眶：“二位贤弟做下了功德无量的事啊!”竟然感慨万端慷慨激昂起来：“你们翻修祠堂是善事，可那仅仅是个小小的善事；你们兴办学堂才是大善事，无量功德的大善事。祖宗该敬该祭，不敬不祭是为不孝；敬了祭了也仅只尽了一份孝心，兴办学堂才是万代子孙的大事；往后的世事靠活人不靠死人呀!靠那些还在吃奶的学步的穿烂裆裤的娃儿，得教他们识字念书晓以礼义，不定那里头有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呢。你们为白鹿原的子孙办了这大的善事，我替那些有机会念书的子弟向你们一拜。”白嘉轩也被姐夫感染得热泪涌流，鹿子霖也大声谦和地说：“朱先生看事深远。俺俩当初只是觉得本村娃娃上学方便……”作为前清的一位举人，朱先生从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某种程度上讲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他身上凝聚了儒家文化最精深的奥义。正是因此，他有一种人格的魅力。这种人格的魅力不仅让守旧的白嘉轩们折服，让新潮的鹿兆鹏、白灵们折服，让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军阀们折服，就连一向桀骜不驯、野性十足的土匪黑娃也拜倒在他脚下，成为他“最好的学生”。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

朱先生一生都在教育人，“学为好人”，是他一生的行事准则和做人信条。但是后来，当黑娃请求朱先生再给他指点一本书的时候，朱先生却说：“噢!你还要念书？算了，甭念了。你已经念够了。”黑娃谦恭地笑着：“先生不是说学无止境吗？况且我才刚刚入门儿。”朱先生说：“我已经不读书不写字了。我劝你也再甭念书了。”黑娃疑惑地皱起眉头。朱先生接着说：“读了无用。你读得多了名声大了，有人就来拉你写这个宣言那个声明。”黑娃悲哀地说：“我只知你总是向人劝学，没想到你劝人罢读。”朱先生说：“读书原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盗名欺世；你把念过的书能用上十之一二，就是很了不得的人了。读多了反而累人。”（第三十二章）一个一辈子都在教人读书、劝人读书的人，最终却得出一个结论——书读多了反而累人，这是多么地具有警醒意义。古人将读书分为“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朱先生奉行的是“为己之学”，强调“君子慎独”。小说第六章有这样一个情节：朱先生诵读圣贤书时，全神贯注如痴如醉如同进入仙界。门房老者张秀才来报告，说省府衙门有两位差人求见。朱先生头也不抬：“就说我正在晨诵。”张老秀才回到门口如实报告：“先生正在晨诵。”两位差官大为惊讶，晨诵算什么？不就是背书念书吗？念书背书算什么搁不下的紧事呢？随之就对门房张秀才上了火：“我这里有十万火急命令，是张总督的手谕，你问先生他接也不接？”张秀才再来传话，朱先生说：“我正在晨读。愿等就等，不愿等了请他们自便。”差官听了更火了，再三申明：“这是张总督的手谕，先生知道不知道张总督？”张秀才说：“皇帝来也不顶啥!张总督比皇帝还高贵？等着!先生正在晨诵。”两位差官只好等着，张秀才不失礼仪为他们沏了茶。在《白鹿原》一书中，这只能说是一个很小的细节，连故事情节都算不上。但正是这样的一个细节，却显示出了朱先生的风骨和气节，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道抗势”的传统和精神。

朱先生知行合一、体悟不二，将学问和生命融为一体，继承和弘扬了儒家“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精神。国难当头，他一介书生，却主动奔赴前线，欲杀身成仁，不料壮志难酬、报国无门。无奈之下，只好返回白鹿原，组织人力编撰县志，保存历史，意图走文化救国之路。不料，克服重重困难，历尽千辛万苦编撰成的县志当局竟以经费不足为由，弃之如敝履。这一结局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的尴尬境遇。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承担着思想启蒙的角色，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直想以自己的笔和口唤醒沉睡的大众。不料，在现实中他们往往遭遇一种尴尬的两难境遇——有心劝世，无力回天。知识分子因为思想的卓尔不群、行为的特立独行常常被世人目为愚妄、狂癫。他们的先知先觉，恰恰成了世人疏远他们的理由。你比如像朱先生这样的人，在我看来就是上帝从芸芸众生中挑选出来承担某项特殊使命的人。上天怜悯我们才派他们来引导我们、拯救我们，他们爱极了，也狠透了。然而，世人愚妄，名利遮眼，往往视这些人为“异类”，加以排挤甚或是迫害。悲剧由此诞生。小说写最后朱先生临去世的时候，朱白氏看见一头白鹿越墙而过，包括写朱先生去世之后，白嘉轩跪在地上说：“世上肯定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喽！”这些其实都是饱含深意的。

陈忠实老师教我写文章

原创 高五幸 曲江流饮 2017-08-04

人一生过程中，总会有三五个在工作，或事业、或进歩以至于困顿之时，给你以提携、点化和资助，让你受惠，受益，受用终生的挚友。在我的文学梦之旅，陈忠实老师对我的点化帮助，至今记忆犹新，获益匪浅而念恩难忘。

1984年5月13日，《西安法制报》刋发了我写的有半个版面的“冒牌女兵落网记”，引起了忠实老师的注意。他让俺北村的李新让给我捎话，说文字干净，挺不错。看好我，要我尽量地往文学方面靠。在他的策励下，当年一鼓作气在该报连续发了三、四篇大半版，和编辑姚乃国在书信交往中成为文友。以至于87年我在灞桥区土地管理局工作时，区委、区政府为宣传贯彻土地管理法，我把组织上的意图向姚乃国说了，得到支持搞了个专版，这在当时媒介不多的境况下挺不容易。使得我这个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娃，在政府部门站住了脚。

"小说不同于新闻报导，要含蓄，不要直白；要有意境，要给读者留下一些回味的余地；要给社会上多留下一些有用的东西。”此乃忠实老师于1984年11月间，修改我写的小小说“勇气”后复信中的一段话，（该稿后来发表在当年的12月11日西安晚报副刊头题)。其事时距今日虽然有三十多年之久，现在细细咀嚼品味起来，真乃有指点迷津，点窍之妙。 我是西安市第57中学69级初中毕业生，在那个革“文化”命的年代，本身就没有学下多少东西，返乡务农后，凭借自“喝”的一点墨水，在村里办黑板报。把村里的好人好事写成广播稿，或快板，乱投一起，歪打正着，被《郊区文艺》巜群众艺术》两家内部刋物在同月各釆用了一篇。由之激起了我的写作热情。从此与文字结缘至今而痴心不改。

提及“含蓄”，我想起来了85年的事，忠实兄和陈瑞玲到新筑采访雷学儒，午饭吃“羊肉泡”，我在说了一段荤段子笑后，忠实兄手夹着工字牌黑棒棒，咂了一口，一字一板，说着闲话：“一对青年男女热恋中，男的有情，女的有意，单独处在一起，如果直奔主题就没多大意思。在这层窗户纸没戳破的时候，也正是出戏做文章的时候。就看你怎么去拿捏，就象蒸馍的酵面使硷一样，少了馍是酸酸，多了馍是硬硬，关键是一个合适。”“老弟你文化上底子薄，要多看点书，好处是接触的人多，你就从新闻报导开始，多生活积累，避开写景抒情，就拿故事的情节去拿人------”。现在想起来忠实兄当时看似不经意的絮叨，实质上是按我的身材在“量体裁衣”，点拨路径。

后来我可惜辜负了忠实老师对我的厚爱。因困于生活奔波，忙于纷杂的人际和工作，多年的公文写作对文笔情思有所束缚和削弱，加之打工者的身份和老伴十多年来有恙累拖，这么多年在文学创作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忠实兄“多给世上留下一些有用的东西”的嘱咐，我却铭记于心，每每动笔之前，先在脑子里就“有用”还是“没用”掂量一下，己经成为我的惯性“思维动作”，“有用”教导引领我在文字海洋，如一叶扁舟砥砺飘泊，蹒跚学步，蝺蝺行走……。

　　在2015年春，我的朋友饶楚银告诉我说他家住的中医大夫给忠实兄看病，说是得了个“瞎瞎病”。怕让人知道，晚上来还戴着口罩。我想他那么好的人，根本不会，也就没有往心里去。2016年3月28日，王丁奇老兄给我发来微信，说陈忠实在你康复路隔壁的西京医院走了。我还问是不是真的？直到报纸电视登播出来了，当时我在唐都医院陪护老伴化疗，心里的那种滋味可以用悲痛欲绝来形容，想写点东西感念述怀，就是心乱如麻，提起笔来难以进入状态。后来在和作家白来勤闲谝时，来勤说真正和走的人好的就是心揪着难受，还有怂心思写东西！我想想言之有理，的确如此。

直到2016年春节我在整理抽屉时，无意中发现了忠实老师为我操刀改过的底稿，勾起了那段尘封的过往记忆。于是在手机上一气哈成，写了点纪念文字以表心情，也没有想过去发表。三月间，在246公交车上偶遇故交白来勤，他鼓励我重出“江湖”，我便把写的“毛坯子”（当时连版都未排）用微信发给他。是白来勤的古道心肠替我推了出去。于是乎，便有了今天的重拾信心，收获心情，以文会友，展示薄材的新天地。

忠实老师，和你同属马相的小弟高五幸，欣遇上白来勤、陈梅、魏韬、成鹏、王炜、王萌、建西、杨云等年轻人（以认识先后为序）的引路，尤其是陈梅女士的慧眼识“货”，将我的拙作推荐给陕西农村报网编辑，并将我介绍加入陕西乡村文化艺术群。特别感谢陕西农村网这个平台的朋友，为我设立乡村作家个人专栏。吴武刚副社长鼓励我多写接地气的稿件------

真没料到，我步入老境老了老了还有了作用。小弟向老师您汇报：专栏开办这八十天，我在农村网已发表63篇小稿。虽然不挣银子，但想到你的“含蓄”“有用”的教导，心里便有了一些慰籍，几许高兴，如果以后“见面”时，我终于可以不怕你骂我“没出息”了------

人活在世上，要懂得感恩。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乃做人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