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辉煌：北安庆华往事

抑扬

　　

庚子之春，是一段让中国老百姓焦虑而又寂寞难耐的日子。新冠病毒肆虐，全国协同抗疫，一场没有硝烟的阻击战，进行得艰苦而胶着。

终于，在武汉封城两个多月之后，抗击“新冠疫情”渐渐有好消息传来：湖北防治新冠肺炎取得阶段性成效，已有几日新增病例为零；黑龙江也解除了省内城际之间的交通管制；再加上临近清明，民间的祭扫活动渐次开始，流动返乡、访亲旅游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目睹这些稍许让人欣慰的变化，居家封闭了两个月的我，再也按捺不住出行的冲动，在咨询并确认了外地宾馆旅店恢复营业的信息后，便驾车离家，踏上了外出观光之路。

4月5日，自瑷珲返程，心中一直惦记着昔日的那个明星企业，趋使我在北安停留一晚，打算亲眼目睹一下现今仍保留遗址的著名军工企业一一一国营北安庆华工具厂。

　　国营庆华工具厂，座落在北安市乌裕尔大街尽头处的庆华路上。自上世纪50年代始，“庆华”一直是这座龙江小城最声名显赫的国营军工大厂。

庆华厂的前身是张作霖于1921年在沈阳创建的东三省兵工厂。日伪时期1932年改名为奉天造兵所。“八一五”光复后，1946年初兵工厂被民国政府接收，同年更名为联勤总司令部兵工暑第九十工厂。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企业由解放军接管，成为人民军工企业，后更名为沈阳五一兵工厂。

新中国成立后，庆华人不畏困难，艰苦奋斗，使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工厂生产的枪械，曾武装了几百万人民解放军部队，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尊严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庆华工具厂，也称军工626厂，曾经是中国枪械行业当仁不让的龙头老大。它生产的带有“三角66”标的枪械，在军人和运动员中是口碑极佳的品牌。自建厂之初，共累计生产枪械9006116支，可以装备800个步兵师。这些枪械，在多次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决定将辽宁部分重工企业进行战略北迁。当时的沈阳五一兵工厂一分为三：枪械厂搬迁至小兴安岭脚下的北安；炮厂搬到松嫩平原西部的齐齐哈尔；弹药厂搬到大兴安岭余脉雅鲁河畔的碾子山。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就是沈阳五一兵工厂的枪厂北迁落户北安并扩建后形成的。

　　1950年冬天，1631名原沈阳五一兵工厂职工奉北迁之命，携800余名家属来北安安家落户。紧随其后的，是1358台套机器设备以及3000多吨材料、工具。

一时间，原本偏僻安静的小城北安喧闹起来。从火车站到东大营，到处都是拉爬犁、人抬肩扛搬运货物的工人。除了东大营而外，城里的西岗、北岗、南大营等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房屋全被征用。马厩和仓库等大房子被间隔改造成大走廊串起的南北屋，搭上火炕、垒起炉灶成了职工宿舍。再加上周边百姓腾出来的民房，两千多名沈阳兵工厂的职工家属总算有了落脚之地。

工厂里，不分昼夜地点炉生火，把冻土烤化，打地基、和泥垒砖建厂房、安装设备。北安“土著”对此特感奇怪：在零下四十度的北大荒冬天，自古就没见过有谁在寒冬腊月抹墙、盖房子的！

　　在庆华人的记忆里，那是人生中最繁忙的一个冬天。职工们冒着北国隆冬零下30多度的严寒，将机器、物资从北安火车站搬运到厂里，没日没夜地连续奋战了45天，安装调试设备，全力恢复生产。

职工们顾不上正常吃饭休息，许多人经常累得直不起腰。但为了尽早给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提供适用的枪械装备，大家还是坚定地提出这样的口号：“宁可后方多流汗，不让前方多流血”、“支援前线，保家卫国”。

至1951年2月初，兵工厂新建和维修临时厂房三万多平米，安装调试设备1400余台（套），设立了第一批8个生产车间，一条完整的枪械生产线初步形成。

　　庆华厂从沈阳辗转到北安，一切皆因朝鲜战争。军工人也都清楚当时志愿军的装备水平，前线部队急需一种射速快、弹量足、适应性强、携带方便的单兵枪械。

“立即着手试制50式7.62毫米口径冲锋枪”，这是上级下达给庆华厂管理层的命令。所以，如何尽快恢复生产，把新枪、好枪送上前线，庆华人倍感压力、责任重大。

　　50式冲锋枪的原型是波波沙一41冲锋枪，由苏联设计师乔治.斯帕金设计，1941年以后大量在苏联装备部队。波波沙一41弹量足、射速快、适应性强，结构又相对简单，便于快速大量生产。

庆华厂的前身五一兵工厂曾仿制生产过这种枪，后来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其命名为50式冲锋枪的。当年许多抗美援朝的宣传画上都有该枪的身影，就是枪管上有方孔、配有弹夹的木柄冲锋枪，即50式冲锋枪。

　　虽说沈阳五一兵工厂曾仿制过，但在短期内实现大批量生产，难题还是不少的。原五一厂的设备一大部分被苏联接管时运走，还有一部分毁于东北解放战争的战火，工装工具不配套，产品图纸也不完整，原有的生产班底人员结构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度生产几乎等同于重新试制。

1951年4月，从冰天雪地中走出来的庆华厂召开誓师大会：一切为了前线，只要能把美帝打回老家去，就是用“刀”削，也要把50式冲锋枪生产出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工程师赵瑞之领导的设计团队夜以继日满负荷工作，绘制、修订图纸1200多份。

生产一线人手短缺，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就重返生产车间。“后方不多流汗，前方就得多流血”、“车间就是战场”、“生产最好的工具、加工最好的零件”……一时间，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之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

　　经过庆华人的艰苦努力，1951年6月，第一批2628支50式冲锋枪经驻厂军代表严格检验后，插上优良产品的小红旗，装上开往朝鲜前线的军列。

　　下图为抗美援朝期间，50式冲锋枪在庆华出厂时的模拟场景（军工遗址博物馆）。

　　该枪在朝鲜的实战中，表现出特别适合运动穿插、近战夜战的特点。志愿军战士们曾为它编了歌谣：“50式冲锋枪，我的好战友，打近战、打夜战，杀敌是能手。”至1953年12月，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里，庆华厂向朝鲜战场供应50式冲锋枪35.8万支。

　　下图：朝鲜战场上甘岭阵地，高举50式冲锋枪庆祝胜利的志愿军战士。

　　下面这段视频，是1950年朝鲜长津湖战役美军王牌部队与中国志愿军交战后录制的档案资料，再现了美军与志愿军枪械装备的对比情况以及美军战地实况。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视察庆华厂，充分肯定庆华枪械生产对抗美援朝作战的重要贡献。

质量，是产品品牌的生命线。对于兵器来说，产品质量，实实在在地关乎血肉生命。因此，严格把控质量关，是庆华从立厂就开始执行的铁律。他们从50式冲锋枪研发试制开始，就一直追求适应性好、耐用可靠、使用期内低故障率的质量目标。

庆华厂将枪的使用寿命定位在1.5万发子弹，即测试时连续射击1.5万发子弹不出任何故障才算合格。枪支还要应对各种不同的气候环境，在雨中测试，在模拟沙漠的风沙环境中测试，气温高达50摄氏度时要能正常使用，低温零下40度时也不能卡壳。

工厂测试结束后，还要经过驻厂军代表的抽查和验收。如果有一支枪发现存在毛病或达不到使用寿命，那么整批枪都要入库封存。直到查明原因，进行工艺修正调整后，再度测试合格才能出厂。因此，打着“三角66标”的庆华枪械，一直在装备部队享有良好的囗碑。

　　朝鲜停战后，50式冲锋枪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庆华厂开始试制转产新型冲锋枪。新枪试制，仍然参考了波波沙一41型枪的升级改良版，在没有原枪图纸和资料的情况下，依实物仿制成功。后来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定型上线并批量生产，新枪被命名为54式冲锋枪。

　　雷锋这幅英姿飒爽的挎枪“标准照”，所佩枪支即54式冲锋枪。

　　庆华厂除了生产冲锋枪外，还大量生产手枪等其它品种的枪械。

54式手枪，曾经是中国军队和警察配备的近距离战斗及防身装备，50米内可杀伤有生目标。该枪的原型是苏联的托卡列夫TT30/33式手枪。这款枪生产配套的工装设备比步枪、冲锋枪更多，用料也更特别。

经过庆华厂半年多的攻关，该枪在1954年实现量产。至此，庆华厂成为我国首家冲锋枪与手枪两条生产线并存的枪械兵工大厂。

　　在庆华造枪史上，曾大量仿制并自主改进研制了诸多型号的枪械。这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对一代“枪王”AK一47的仿制。

AK一47是苏联著名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本是一款突击步枪，但在我国习惯性地称之为冲锋枪。AK一47的实战表现优异，至今依然是许多国家现役部队的首选步兵装备。

1955年8月，由苏联提供AK一47的全部图纸和技术资料，并由苏联专家入厂全程提供指导帮助，开始试制生产这款突击步枪。量产后，这款枪被中央军委命名为56式冲锋枪。

　　下图：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和他设计的AK一47。

　下图：庆华厂领导同苏联专家合影。

　　56式冲锋枪的成功试制与量产，同样终结了54式冲锋枪的生产和使用。此后，通过庆华厂的多次改进，最终成为一个子孙繁多的枪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该枪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评为优质武器。

56式冲锋枪和54式手枪，是庆华厂的生命之魂。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和国防装备需求的变化，庆华厂研发的许多产品，试制后投产，投产后又停，只有54式手枪和56式冲锋枪一直扮演着主角，昼夜不停地生产，成为主宰中国军队大半个世纪的武器装备。

　　下图：1964年，叶剑英元帥视察庆华并试用626厂生产的五六式冲锋枪。

　　除了制造枪械，庆华人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也积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创造了享誉全行业乃至全国工业企业的管理经验和“庆华精神”。

1957年5月，庆华工具厂为贯彻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规定每周干部参加半天劳动。起初由打扫环境卫生、修路、参加生产过程的运料、送铁屑等辅助劳动开始，后来发展到参加劳动与解决生产问题相结合，让干部在劳动中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这实际上是我国工业企业在制度层面规定“干部参加劳动”的起源。

　　下图：庆华厂管理干部深入车间劳动，同班组工人座谈。

　　同年同月，与庆华同属兵工系统的黑龙江齐齐哈尔国营建华机械厂在贯彻党的“八大”会议精神过程中，全厂干部职工就如何落实中央提出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问题进行探索，提出了“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的口号，并实行了把班组日常管理工作分配给工人的新管理办法，成为“工人参加管理”的制度雏形。

　　下图：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生产一线职工的班组会，讨论如何改进班组管理。

　　之后，庆华和建华两厂在推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实践中，又发现有些既有的企业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已不适应生产发展和企业管理需要的情况，于是进行改革，进而形成了“两参一改”的经验。

　　1958年3月，同属兵工系统的另一家企业，与庆华同样自沈阳五一兵工厂搬迁至碾子山的黑龙江齐齐哈尔国营华安机械厂，在推行“两参一改”经验中，又对其内容和做法进行了拓展和丰富。黑龙江省委将这三个厂创立和推行的经验进行总结，并依据三企业厂名中均带“华”字，便将“两参一改”经验简称为“三华”经验，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1960年，庆华厂武振东代表“三华”在黑龙江省管理经验推广大会上，做“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体制报告。

　　1960年3月，经毛泽东主席批准，把“三华经验”连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创造的“三结合”经验一同纳入《鞍钢宪法》，就此拓展成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之后，中央下发文件，《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在全国贯彻《鞍钢宪法》，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经验。1981年6月，党的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写进了毛泽东思想。

　　“三华经验”是人民兵工企业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经验。它的推广，对协调企业劳动关系，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完善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随着“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不断推广，庆华厂的各项工作蓬勃发展，成为全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下图：庆华厂劳模大会主席团合影。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专家撤出庆华厂。如何走好自主研发这条路，很现实地摆在庆华人的面前，这也是整个兵工企业乃至“一五”期间所有苏联援建企业面临的一道课题。

说到自主研发，就不能不提到庆华厂这位枪械设计名师：赵瑞之。他自庆华建厂始，经历了从仿制、改进到自主研发的全过程，是中国枪械研发史上的代表人物。他的很多巧妙设计、改进的加工工艺、研究的替代材料，都曾颠覆了苏联人的原创设计。他的一些设计思路，如更改枪膛莱复线加工工艺，曾被苏联专家连连称道，并把这些改进技术带回了苏联。

　　下图：中国著名枪械设计师赵瑞之。

　　赵瑞之，四川德阳人，1918年生，早年加入民国军工企业工作。他精通英语，能阅读德文，又自学了俄语、日语。赵瑞之是一位十分敬业的知识分子，他以厂为家，一心扑在事业上。工作紧张时，夜以继日，每天很早就进厂，很多时候早饭都由老伴儿从家送到厂里来。50式冲锋枪就是由他牵头仿制成功的。之后他又组织了54式冲锋枪与手枪、56式冲锋枪、57式信号枪的仿制和制式化。

在仿制和改进的基础上，以赵瑞之为代表的庆华研发人员，根据装备部队的需要和步兵武器发展的新趋势，进一步研发推出了64式微冲和64式手枪，并开辟了研发运动手枪的先河。同时，不断地探索枪械生产的新工艺，努力向更加先进的高精准度枪械领域进军。

1974年以后的10余年间，我国共有13名运动员使用庆华生产的运动手枪在世界大赛上夺冠获奖，比如：公众熟知的著名运动员许海峰、李对红等等。

　　庆华厂生产的部分运动手枪。

　　著名射击运动员、教练员许海峰在博物馆参观庆华厂生产的枪械。

　　纵观庆华造枪史，共研制生产了8个系列40多种枪械。在我国生产的制式步兵武器中，有近一半是该厂设计定型的。全国共有17家兵工厂生产56式冲锋枪，庆华是第一原始底图厂。有6家军工厂分别生产54式、59式、64式手枪，57式信号枪，11毫米信号枪，其设计图纸最初都是庆华厂提供并扩散出去的。

　　庆华厂生产的枪械，还对外援助、出口到亚、非、欧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世纪70年代，国家大力调整工业布局，加速进行“三线”建设。做为行业的龙头老大，庆华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出人、出技术、出设备，包建和支援了五个部属新厂的建设，向外输出人员达三千余人。“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庆华厂在冲锋枪、手枪的生产上，依然是我国年限最早、生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兵器生产企业。

　　然而，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洪流中，军工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战略选择的关键时期。

在国家倡导军工企业军转民、军民结合的年代，庆华厂犹疑彷徨，走入了一个两端骑墙的尴尬境地：既没有守牢军工企业的“纯正血统”，走上一条追求高精尖产品的创新之路；也没有真正地融入市场，成为北国的“长虹”或“嘉陵”。

庆华厂在那些年里办过砖厂、养鸡厂，还生产过小四轮拖拉机，但终因不了解熟悉市场，突破不了体制与机制的掣肘，转民项目日渐后劲不足。与此同时，军品价格长期在低价位徘徊，企业重产出、轻投入，轻科创研发；重生产、轻生活，轻人才培养和储备，企业发展日渐衰落。

　　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国防与军事形势的变化，有关北安是否适合兵工企业常驻这一话题再度被提出。历史上，有关庆华搬迁的议题，曾八次被提出论证，但八次均悬而未决，工厂长时间处于维持生产、准备搬迁的状态。

　　1988年6月，庆华厂随同北方工业集团下属的另外12家兵工厂，连人带马重组，一并划归首都钢铁公司。至此，一个中国枪械制造历史上的龙头老大，结束了长达38年的军旅生涯，退伍转业。而“三角66”标，一个中国兵器史上的名牌，也随同那些兵工往事，一道沉入历史。

　　2006年，几经沉浮的首钢庆华厂正式宣布破产，如此结局，成了庆华建厂耆宿们心中永远的遗憾。

　　下图：已经拆扒、即将消失的庆华老厂区

　　结束了庆华军工遗址的参观，伫立在博物馆大厅这组英雄的庆华人雕像前，内心感慨万千。

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共和国军工企业，一个曾经创造无数辉煌业绩的枪械行业龙头老大，何以在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日渐萧条，最后竟消声匿迹？其中的缘故，值得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人的认真反思。

　　在我看来，庆华的没落，起码有以下几点，是不能回避、需要总结的：

　　第一，庆华厂的地理位置，束缚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活力，使其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持久经营，做长寿企业。

首先，人力资源的配置，就让庆华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为继。早在1935年，地理学家胡煥庸，就提出了“瑷珲一一腾冲”分界线，揭示了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而黑河市的小城北安，恰恰就处在胡煥庸线的最东北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域里。

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人口不断外流，特别是地理位置最靠北的黑龙江省，地市级以下的行政区划里，人口流失更为严重。至2010年，全国39007个乡镇街道的人口平均密度为977人/平方km，而黑河全市的人囗密度<100人/平方km，甚至远低于东北地区500人/平方km的平均水平。

在一个超低密度人口的地区，大型企业人力资源的补充，很难获得数量足够、素质较高的新生力量。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位原庆华厂老职工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庆华厂招收一个正规院校的大学生都十分困难，它的发展，何来人力资源的支撑？

其次，企业的融资条件和能力，也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在和平年代，军工企业普遍生产能力过剩。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无论是原有产品和工艺的升级改造，还是面向市场的民品开发，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没有巨额资金投入的话，县一级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是难以支撑庆华厂这样的枪械“巨无霸”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研发的。

据此，八十年代以后的庆华，就再也没有新产品问世，也没有对老产品进行升级改进。面向市场的民品项目，也只能是小打小闹地建个砖厂、养鸡场，仿制小四轮拖拉机等等，并没有像南方军企那样，瞄准“长虹”、“嘉陵”等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项目。

同样，技术和信息资源的获得，也会受到地理位置的掣肘。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北方小县城，技术与信息的数量及流动速率怎么能同沿海开放的大城市相比？并且，这两项资源的获取，与资金、人力资源等要素密切关联，因而，技术人员对国内外最前沿的技术信息情报的了解掌握、经营管理者战略思维的眼界，都必然会受到影响和制约。

　　第二，缺乏持续创新能力，使庆华失去了升级转型的机会和自主发展的动力。

庆华是靠仿制起家的。其主打产品，都是源自前苏联的研发设计。这对一个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创建的军工企业，是完全必要的，是一条“多、快、好、省”的经济之路。但长期吃别人“嚼过的馍”，跟在别人身后进行技术继承，是永远也不会建立起自主品牌，获得企业的长存之实力的。

　　纵观世界上的名牌枪械，无一不是在自主创新设计的基础上，反复升级改进，不断提升其质量和性能，才获得市场信誉和持久生命力的。

上世纪初诞生的比利时名枪勃朗宁，30多年坚持不断地改进升级，先后有M一1906、M一1910、M一1911、M一1922、M一1935等多款型号问世，得到多国军警的认可，以至扩散至法国、德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被仿制并投入使用。还有意大利的伯莱塔92FS，德国的马卡洛夫和瓦尔特PP、PPK，毛瑟98K，苏联的托卡列夫TT一33，著名的柯尔特“马牌撸子”，也都因其独有的创新特性和高品质而被世人认可。

　　而回顾庆华的造枪史，除了五、六十年代在仿制的基础上对产品有所改进并后续研发生产了运动手枪而外，几乎没有自己真正的独创产品。几个系列的仿制改进新品，也都因后续缺乏持续改进升级，没有得到用户认可而被迫停产下马。还是建厂初期仿制成功的五四式手枪和五六式冲锋枪，历经考验且三十年一贯制，坚持生产并装备部队使用。

如今，在世界各国枪械生产持续创新、不断有高精准产品问世的大背景下，庆华的没落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庆华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再也没有培养出象赵瑞之这样的设计开发人才，研发的“后赵瑞之时代”，无人能挑起持续创新的大樑，庆华的创新与发展，自然也只能望洋兴叹了。

最近，为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形势、新任务，我国部分特警部队，陆续换装了新型枪械格洛克G43，国产的64式和最新的92式枪械被淘汰，也给现存的枪械军工企业，敲响了改进创新的警钟。

　　第三，企业高层经营管理者的战略眼光和决断能力，限制了庆华厂在关键时刻的战略选择。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经营管理者难免养成等、靠、要的习惯。军工企业的领导者，也是习惯于“服从命令听指挥”，缺乏自主经营意识。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企业很难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这种管理惯性，自然也会在企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延续下来。庆华厂在军工企业军转民、军民结合、走向市场过程中的犹疑彷徨，正是这种陈旧的企业管理文化在新时期企业经营战略选择上的典型表现。庆华厂在搬迁问题上八次论证均无果而终，证明了企业领导者经营战略眼光和决断能力、主动作为精神的欠缺。

回顾国企改革历程，但凡在企业重组、技改升级、调整经营方向上有大作为、后续发展较好的企业，无一例外都是企业经营者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条件，积极争取、主动作为，做出正确战略抉择并果断付诸行动的结果。坐等上级给指路、拿方案、获得资金支持，只能贻误时机、坐受其困。这样的教训，在国企改革改制、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不乏其例，实在是太深刻了。

　　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北安庆华军工遗址博物馆，留下的是无尽的惋惜和感叹。

与此同时，内心深处也涌动出一股热切的期盼：但愿今后，在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再出现类似于庆华厂这样的遗憾。让所有国企，都能焕发青春、蓬勃发展，其过往的辉煌与光荣，不再尘封。

抑扬 2020年8月结稿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