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江乐山

耕夫

（注：这是2020年清明节写的，今年（2023年）清明节到来之际又重发，以寄托对逝世巳五周年的父亲的深深怀念）

2020年5月5日是我的父亲江乐山去世2周年，因“新冠病毒肺炎”的影响，我和老伴在武汉带着孙子“居家隔离”着，清明节也无法回到老家去给父亲上坟祭拜，只好委托在村子里的堂弟代我祭拜父亲，愿他在天堂里无病痛。

父亲因病去世两年了，但在我的潜意识里他还没走，他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他那浑厚宏亮的声音常在耳边响起一一

正是：老父去世已两春，思念不断与日增。

但愿天堂无病痛，护佑江家众后生。

一、最后的陪伴 永远的怀念

　我父亲是一位诗人、杂文作家，从事教育、宣传、文化、工会、科技工作几十年，最后担任市总工会副主席、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还兼任过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杏花村诗社主编等。他1996年退休后和妈妈一起一直住在老家县城，过着退休老人的“夕阳红”生活，他身体一直很好，无大的疾病，头发比我白得还少，八十多岁了还可以骑着电动车回乡下老家村里，他笑称争取活到九十岁。他退休后沒闲着，坚持老有所为，经常写诗作赋，有许多中青年、老年的诗文朋友，他也经常参加一些市里的社会活动，如参加“创建全国诗词创作先进县市”、“文明城市建设”、“诗词培训讲座”等，也受邀到一些乡镇指导宣传文化建设工作，如为歧亭镇的“杏花村文化”、“杏花村景区”，福田河镇的“菊花文化”、木子店的“老米酒文化”等建言献策。还帮助我们中医协会编辑出版了一本《聚医杰之歌》。

这是我的父亲母亲

这是我兄弟姊妹与父母亲的合影

这是我家四代人的合照。前排中是我的奶奶(2003年去世的）。

　　2018年初，因老母亲心脏病复发，我预约了省人民医院心内科的江洪主任为她治疗。3月5日我开车接老母亲来武汉治疗，父亲也陪同前来。3月7日母亲住进医院，3月8日江主任亲自为她做了心脏起搏器植入术，术后情况良好，父亲也很高兴。我每天开车送老伴和父亲去20多公里外的医院看望老母亲，晚上就由我和大妹子江涛和女儿江玲轮流陪护，母亲一直住到3月18日出院。

到了3月12日，住在我家的父亲一早起来小便时，突然出现疼痛难忍、小便中排出脓血样絮状物，我连忙送他到泌尿外科最权威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挂了专家号，开了一大叠检查单，我扶着父亲楼上楼下跑了大半天，直到下午5点多才作完全部检查，专家怀疑是前列腺癌，开了住院证。由于没有病床，当天只能回家住。到第三天一早接医院电话通知有床位，我马上开车送父亲住进了泌尿外科病房。住院后我找该科的专家们为父亲开了两次研讨会会诊，又做了彩超、肾脏C丅、磁共振、血液化验等多种检查，最后排除了前列腺癌，确诊为肾盂肾癌，需要做手术切掉患侧的肾脏。在此期间，我每天从早到晚一直陪着父亲，照顾他的生活，送他上楼下楼做各种检查，内心始终对他的病情充满耽忧。眼见父亲的身体状况日渐见差，形体迅速消瘦，最后连小便也排不出来，只能挂着一个导尿袋。从3月14日他自己走进医院，到23日就不能起床了，吃饭也需要人帮忙喂。病情进展很快，医院也只是每天输点消炎针剂和能量合剂作对症处理。父亲是个仁慈的人，自己非常痛苦，反而体贴我，他说我是60多岁的人了，不能太劳累，要我请一个护工帮忙，就这样，我白天在医院，晚上由护工值班。有一天中午，我正给他喂饭，他突然要求护工周师傅用手机帮拍一张我给他喂饭的照片，说是留一个住院的纪念，想不到这竟是我和父亲最后的一次合影。

　　父亲的肾切除手术原定是3月30日，医院考虑到他年龄大，术前又作了一些检查，可到检查做完后医院却通知不能作手术，原因是癌症已经转移到全身了。我不甘心，又和女儿江玲一起慕名去找汉口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一位对肾癌有研究的权威专家张广原教授咨询，张教授看了C丅片后也认为无力回天。面对父亲日渐加重的病情和医院的束手无策，我内心非常痛苦，但父亲是一个坚强和明智的人，没有流露出失望，他说同房有位病友告诉他：省肿瘤医院有位老中医擅长治肾癌，要求出院，说回家吃中药治疗。出院第二天我就送父亲到省肿瘤医院找到那位治癌症有经验的老中医开了20剂中药治疗。吃中药的开始几天感觉还好，后来因胃痛，入水即吐，不能吃喝，只能靠输液维持，病情危重，直到5月5日去世。

父亲从突然发病到去世，疾病折磨，痛苦万分，但他总是忍着，很少呻呤，是少见的坚强者，他还时常宽慰母亲和我们。4月3日，他在出院后去肿瘤医院开了中药，离开我家要求去大妹江涛家住些时还笑说：吃了这些中药会好的！为的是宽慰我们。其实他早就知道病情预后不好。他去世后，我们在他手机里发现他在中南医院出院那天（3月30日）就写了一首绝笔诗：“八十三秋梦一场，樵霜牧雨唱东腔。红炉烈火痴魂赤，村屋孤灯寒夜长。斩棘栽花清风起，申情据理日光昂。阿弥接我西天去，愧对家人泪湿裳。”每每回读这首绝笔诗，我非常非常难过，总是潸然泪眼。

在医院陪护父亲的十几个日夜，可能是我与父亲相处最长的时间，也是最后的陪伴。因我出生在农村，在我1一3岁时，父亲还在武汉读高中、上大学，当时家里困难，学校放寒暑假父亲都没有回家，只能在武汉打工挣点生活费；我4一15岁时父亲在县城工作，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也很少回家，即使回来一次也只住一两天。我参加工作后就一直住在单位，所以与父亲住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多。

　　父亲去世头一天，我为他清洗了全身。5月5日早上八点去世后，我又亲自为他清洗了全身，换上了一身崭新的寿衣并整容。遵照他老生前的愿望，魂归故里，将他送回老家村后的向阳山上安葬，并举行安葬仪式。这样父亲在辛勤工作一辈子后又回到了老家，可以每天第一个看日出，最后一个送走夕阳。让他继续阅览人间，进行诗词创作。父亲在职时很关心家乡的建设发展，力所能及地为家乡做了一些事情，赢得了乡亲们的好评和感激。父亲安葬这天，不仅是本村的乡亲们为他送行，还有周边很多村庄的乡亲们都自发来为他送行。

父亲去世后，麻城市诗词协会的许多朋友不仅前来为他送行，并且写下了许多悼念他的诗词，下面选择两首以分享：

悼江老先生（古风）

天地同悲为江公， 驾鹤西游痛伤情。

麻城科协曾为主，政绩昭昭百世功。

寻章摘句多妙韵，作赋吟诗李杜能。

先生一去众悲恸，子医麾卷大风行。

（作者为麻城诗人：王英）

悼念江乐山先生逝世

噩耗传来泪眼昏， 文坛痛失一知音。

谈诗总是情如火， 待友相酬座上宾。

磊落胸怀贞节望， 奔腾江水浪花馨。

先生驾鹤西天去，极乐仙山任畅吟。

（作者为麻城诗人：詹成中）

父亲去世时，我悲伤不已，但想到父亲一生写诗爱诗，以诗为乐。于是也写了一首诗词敬献给他：

哭父亲(古风）

天公垂泪雨倾盆，一代诗人驾鹤行。

绵绵情思心中起，日夜梦想好父亲。

毕生奉献大别山，任劳任怨勤耕耘。

留下佳作二千万，朴实精神传后人。

麻城市诗词学会还在其主编的《杏花村诗词》2018年第1期上发表了许多会友怀念父亲的诗词。

二、困境中求学 艰难中成长

父亲青少年时期是在贫困中求学，奋发有为的；后来在工作中也是任劳任怨，不图名利。一生平凡而伟大，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在医院陪护父亲的日子里，父亲向我讲述了他苦难的童年、艰苦求学的经历及参加工作后任劳任怨的故事。使我对他的经历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

我爷爷辈亲弟兄六人，老大、老二、老三均継承家传木工手艺，老四是教书先生，老六是务农。我爷爷是老五，从小过继到村西头养父母家（我称太爷爷太奶奶），靠租种地主的土地度日，所以生活很贫困。我父亲是1935年11月出生，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但他羡慕能上学的小孩，经常利用农闲时跑到四爷爷的学堂旁听。由于他勤奋好学，聪明睿智，四爷爷觉得他是一个读书的料，也热心个别辅导他。到1949年家乡解放后，四爷爷向我爷爷建议应该让我父亲上学读书。但那时父亲巳经14岁了，就直接挿班读小学五年级，由于他沒有上过小学1一4年级，学习的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但父亲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拼命补课和学习，不仅很快跟上了其他同学，而且后来居上，在六年级小学升初中的毕业考试中，考了个全县第一名的成绩。当时县教育局还向我爷爷送了喜报。父亲从1952年秋季到1955年秋季又在初中学习了三年，中考时又考了个全县成绩第一名，被录取到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读高中（当时全县仅录取他一人），1954年冬父亲巳结婚了，由于家庭困难，准备放弃高中学业，但在亲友们的建议下，爷爷还是让父亲继续去武汉读高中。在读高中期间，为了节省生活费，父亲经常只吃两餐，忍饥挨饿，但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并担任班长兼学习委员。读高二那年（1957年4月）我出生了，父亲考虑再读下去家里太困难了，所以高三开学后他就沒去学校，班主任老师见他迟迟没有返校，知道可能是因家里困难辍学，就自掏腰包寄来四元钱并写信催父亲返校读书。这位老师可是父亲的恩人啊！父亲讲到这里曾几度哽咽。

1960年父亲大学毕业回黄冈行署报到时在黄州赤壁留影

　　父亲在武汉读高中时的成绩也一直很好，本可以报考一个名牌大学，但考虑家中的困难，他选择了报考学制短、不要学费、不要生活费为国家培养教师的武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北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毕业后本可以留在武汉工作，他考虑家在农村，就申请回县里工作。1955年9月到1960年9月这几年父亲在武汉上高中读大学时实在不容易，那时家里困难，爷爷没有钱给他做生活费，学校放寒暑假他很少回家，就在武汉找一些苦力零活干，如扛码头、搬运土方等挣点生活费，既使是回家一次也是步行两百多里路，舍不得买票乘车。父亲说现在的小孩子从小就幸福，父母、爷爷奶奶要给买这买那，加强营养，可我小的时候他还在读书，自身就难保，哪有钱给我买东西呢？我2岁那年，他回家时给我买了一个烧饼，还未装进包里，就被路边的一个讨饭的乞丐抢去吃了，说到这里他双眼泪下，说我小时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最对不住的是我。到后来有了弟弟妹妹时他巳参加工作有工资了，虽然还是困难，但情况相对要好些。是的，我奶奶在世时也多次向我讲过我小时候的情况，我1一4岁时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没饭吃，我的家乡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更是严重，人们只能靠吃野菜、草根树皮、观音土充饥，饿死了不少人。大人们照顾我，能吃到一些现在喂猪用的糠料就很不错，我常常便秘挣得下血，哇哇叫，大人们只好用手指帮我掏出来。我现在的老毛病痔疮就是在那时得的，曾做了三次手术还是不能痊愈。

4岁时的我。左边是奶奶，右边是父亲。

中年时的父亲

三、积极地工作 任劳又任怨

1960年秋季，25岁的父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麻城师范学校教书，那时教师缺乏，他刚参加工作，一人干了两个教师的活，同时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和整个年级四个班的语文教学，每天背课、批改作业要忙到深夜。那时粮食紧张，加夜班也沒有夜歺，常常以开水充饥，有时饿昏了，后来还患了营养不良症。尽管如此，父亲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象拼命三郎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任劳任怨，赢得了校领导和师生们的好评，很快学校就培养他入党。1962年5月8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来麻城到他当时执教的麻城师范学校视察，学校安排父亲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参加座谈会，与董老和诗赋词，一时传为佳话。父亲当时献给董必武主席的诗词是：

师生有幸仰先尊，顿觉风和草木新。

播火一程昭日月，排灾万里问寒温。

重施教诲心心印，更赋诗章代代吟。

接铎欣为书案烛，当拼热血化光明。

到了1962年底，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国家困难，大批学校被撤销，麻城师范学校也被停办了，父亲被调到县第三中学任语文教师两年。之后被选拔到县政府（当时叫县人民委员会）工作，给县长王家存当秘书，过两年后又调到县文化馆当馆长，从事农村文化建设工作。1968年又选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给县委书记当秘书，之后又调到县委宣传部当通讯科长。1984年底，49岁的父亲又调任县总工会副主席（1987年改为市总工会）、1992年又调任市科协副主席直到退休。他工作一辈子是共产党员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过家门而不入。有件事我印象特深。1969年父亲作为县委工作组组长，在白果镇明山乡的木牌楼村住点，去了几个月也沒有回家看看。其实这个村离我家的村也只有几里路，要是现在的干部下乡住点不说天天回家，每周至少回一次是绝对的。但父亲公而忘家，过门不入，几个月未回家看看。到了7月份，麻城连降大雨，夜晚山洪暴发，把父亲住点的那个村淹没了，淹死了不少人。我全家闻讯后非常为父亲的安危担心。那年我才12岁，就陪着年迈的爷爷在泥泞的小路上慢慢步行到木牌楼村。只见村庄巳变成一片废墟，到处是哀嚎之声。费了很多周折才在附近的山上找到满身是泥，正在忙着安置灾民的父亲，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父母亲年轻时的合影。下面是少年时期的我。

　　父亲辛勤工作一辈子，干一行爱一行，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认真负责，力争干出成效。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担任县文化馆负责人时，正是农村文化落后时期，区镇（那时县下面是区镇、区镇下面是乡、乡下面是生产大队）没有文化站、电影院、广播站，更沒有电影放映队、电视、广播、文艺宣传队等，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困难。父亲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跑遍全县所有区镇及一些生产大队作调查，向县委县政府写出了加強农村文化建设的报告，并跑省文化厅找大学时的同学帮忙反应情况争取经费。在他的努力和县委的支持下，一年后全县各区镇都建起了文化站、成立了农村文艺宣传队，部分大队也成立了宣传队。父亲还亲自带领馆里的工作人员下乡指导各区镇的文化工作，白天搞指导、晚上搞会演，把全县的农村文化建设搞得红红火火。麻城县被评为全省农村文化建设先进单位，他本人因工作优秀被选调到县委机关工作。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父亲担任县委宣传部通讯科科长，他又积极工作，并向县委建言献策，使各区镇党委都配备了一名通讯干事，还成立了宣传通讯报道组。在那个信息落后的年代，由于通讯报道工作做得好，使中央、省委、黄冈地委对麻城的工作能及时了解和指导，同时又引进了外地的先进经验。父亲不仅自己亲自带头写通讯报道稿件在各级新闻媒体发表，而且还支持各区镇的通信干部、农民通讯员积极写稿。为了提高农民通讯员的写作水平，每年他要主办一期农民通讯员培训班，他亲自讲课传授经验。为了鼓励农民通讯员的写稿积极性，每年还要组织一次“优秀通讯员”评比活动，激发农民通讯员的热情和积极性。那几年父亲自己发表的文章也很多，每年有一百多篇，在湖北及黄冈地区新闻界享有盛名。麻城的宣传通讯报道工作也在全省全黄冈（当时叫黄冈专署）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父亲也是多次被省委宣传部、黄冈地委宣传部表彰为全省全区的优秀宣传通讯干部。有几次省、黄冈的新闻单位要调父亲去工作，但他甘当人梯，推荐他年轻人。先后推荐了几名他亲自培养的农民通讯员到中央、省、黄冈、县里的新闻单位工作，有的后来还成为新闻单位的厅级处级领导。在麻城也有许多他当年培养的农民通讯员后来都转为国家干部，有的还当了乡镇和市直机关的领导。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1984年），县里进行了机构改革调整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班子，父亲当时正年富力强，本应该是提拨对象，但因他耿直仗义批评过某位县委领导，遭遇报复，反而平调离开了他工作十多年的县委宣传部，调到市总工会任副主席。当时的市总工会只有一位主席和他这位新到任的副主席。主席是原来留任的。但父亲是个工作狂，不计较个人得失，到任后即学习了解工会工作的性质、内容和上级要求，与中层干部交心交朋友，调动工会机关干部的积极性。还很快向县委写出加強全县(1987年改为市）工会工作的建议报告并得到支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将全市的企事业单位和行业的工会组织恢复建立起来了，并开展创建“职工之家”、“先进工会单位”等活动，还把全市职工文化活动等开展得有声有色。使市总工会机关干部由过去无事干、无作为，变为有事干、有作为，同时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工会工作的正能量。父亲的工作有目共睹，他也被全国总工会、省总工会等表彰为优秀工会干部、还获“省级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湖北省总工会当时的主席常俊德来麻城调研工作时，在座谈会上对父亲的工作作了高度评价，说：“江乐山同志为人忠厚正直，待人诚恳热情，勤于学习，思维敏捷，努力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干出了成效，是优秀的工会干部”。父亲积极地工作，无私无畏，但因功高盖主，不仅没有被提拔，反而受排挤于1992年再次被平调到市科协担任副主席。

　　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团组织，在国家和省里的科协是好单位，但在县市级科协就是沒人愿意去的单位，因是既没钱也没权的“清水衙门”，门庭冷落，经常为发工资发愁。尤其是象当时麻城这样财政十分困难的县市，科协工作人员的工资财政就保证不了。 父亲于1992年底平调到市科协任副主席后，要是一般人就会消沉，不会再积极工作了，但他却不是这样。他去时，科协有一位主席和一位副主席，都是老实人受排挤调过来的。4名年轻的机关干部也是意志消沉，认为没前途，和父亲当初调市总工会工作时的情形差不多。但父亲是位积极进取不甘虚度时光的人，他到任后对科协工作的性质、任务、前景，及麻城 当时科技界的情况作了全面了解，并进行了认真的研讨，提出了振兴科协的几点建议：一是要建立健全各行各业的科协组织（学会、协会、研究会等）；二是要调动全市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建议开展全市优秀科技成果和先进科技工作者的评选活动；三是建议将科技工作纳入市、乡两级党委政府的工作职责，明确分管领导的责任；四是设立市级科技攻关项目。这些建议后来也争取到市委发文件在全市贯彻落实。为了建立各级科协组织，父亲亲自上门到市直机关各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去做工作，很快在全市建立了两百多个科协基层组织，使科技人员“有家可归”了，市科协机关也有人上门了，也有人交会费了，市科协组织活动也有经费了。全市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促进了全市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父亲结交了很多科技界朋友，直到他退休后仍有许多科技人员找他倾诉衷肠。

　　一个人的起点与平台很重要，我曾想过，假如父亲当年大学毕业时不回县里，能留在武汉或者黄冈工作，肯定发展比在县里好，个人前途也好些。他在大学里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而且还担任班长，品学兼优。他同班的同学凡是留武汉的个人级别待遇都比他好，大多是厅级处级干部或专家教授，而父亲在麻城工作了一辈子，把终身献给了麻城，他在基层所干出的成绩比别人付出得更多，而且有些成绩在全国全省都有影响。当时在麻城象他这样的老牌大学毕业生是很少的，但在那个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年代，特别是父亲为人耿直、作风正派，在写的文章中无意得罪了个别领导，致使受排挤得不到重用，受到委屈。他直到退休时也只是麻城的一个正局级干部（麻城是县级市，正局级也就是正科级），他虽然晋升了高级记者、高级教师、高级政工师等职称，由于是在行政单位工作而不能享受相应待遇。所以也有许多朋友为他鸣不平。如麻城文学界泰斗、父亲曾经的同事和朋友金仕善先生在为朋友出书作序中曾直言谈到“壮年时的乐山兄一身正气，写杂文用词犀利，针砭时弊纵论得失，遇不平事如鱼鲠在喉不吐不快，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某些当权者不知犯了哪门子糊涂，竟然硬要“对号入座”，且迁怒于作者，致使乐山兄仕途不顺。”（见《杏花村诗词》2018年第2期第84页）。多少年后，有一位当年的县委书记退休后请父亲帮他修改他个人的回忆录时，还为当年没有重视提拨父亲而向他道歉呢！

三、言传身教 惠及后代

父亲工作时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回家看看，但他对爷爷奶奶和母亲、对子女却充满亲情，只能把深深的爱埋在心里。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期我家在农村，我和弟弟（1961年9月出生）、大妹（1965年4月出生）都是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在乡下上的小学、初中、高中（小妹是1970年出生，后在县城上的小学、初中、师范），妈妈是农村妇女，在农村从事生产劳动还要养育我们，也是吃尽苦头。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我家是“缺粮户”（即人多劳力少，要向生产队交口粮钱的公干家庭），在生产队倍受歧视，当时有句顺口溜说“地富反坏右，外加公干家属”，可见当时干部家属在农村多受歧视，人家把你与被管制的地主、富农、反动分子、右派分子家庭一样对待。所以我儿时在农村也是受尽歧视和苦难，五岁就上了小学（因农村无幼儿园，加之弟弟、与堂妹是同年生，奶奶一人同时带不了3个小孩，故只能让我先上小学），那时上小学往返要走几里路，母亲要参加生产队劳动，经常放工晚，我放学回家了有时还得自己做饭。由于人小个太矮，就只好搬椅子到灶台边，站在椅子上炒菜煮饭。放了寒假暑假还要帮生产队放牛、捡粪，到上初中、高中时，放假了还要参加干农活。那时我家人口多，母亲劳动的工分低（那时歧视妇女，男女同工不同酬，男人干一天10个工分，妇女干一天才6个工分，）。父亲每月的工资还不够交口粮款和家庭开支，老是借钱度日。到我稍大点后，为了给父母分忧，我每年除寒暑假都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外，还利用早晚的时间砍柴草、挖草皮树根做柴火。那时农村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上无树、地上少草，农民做饭靠烧柴草（那时农村没煤炭及煤气），我家只能靠花钱买柴草。为了减轻家庭的开支，到我上初中以后基本上是自己挣学费，每年寒暑假我带着村里比我大一些的小孩走村窜乡卖桃子、苹果等，收购头发、鸡内金、土别虫、旧铜器等土特产卖，还自采夏枯草、香附子、桔梗等中药材卖，还折贴付食品商店作包装用的纸袋子卖，捉青蛙、鳝鱼等到县城去卖。从那时就养成了我的吃苦耐劳、自力更生意识，也锻练了我的组织能力。

父亲虽然在外工作，但每次回家都很关心我的学习，问寒问暖，教我要听妈妈的话，好好搞好学习。记得他给我订了一份图文并茂的《小朋友》杂志，我当时非常喜欢读。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学校的詹校长到县城开会时遇到了父亲，父亲买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和一本《毛主席语录》及几个练习本托詹校长带给我，当时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同学们也很羡慕。

我和弟弟及两个妹妹，从小学到初中高中读书都很认真，学习非常努力，成绩也很好，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可能是遗传或是艰苦环境锻练的原因吧！

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班上成绩是优秀的。由于正值“文革”期间，国家取消了高考，是好不容易才被推荐上了中专卫校。但我始终感谢父亲在我人生路上给予了正确的指导，选择让我上卫校学中医，因当时我高中毕业时只有15岁，不懂得学什么好。当然后来我也曾问过父亲，当时很多条件不如我，甚至连小学、初中毕业的还被推荐上了湖北中医学院等大学，而我上的却是中专。后来才明白这不能怪父亲，因当时的推荐权完全是在区里和生产大队，还需要有招生名额，父亲当时只是县委一般干部，又不会与区里、大队里拉关系，人家怎么会照顾推荐他的孩子上大学呢！更何况当时还有人嫉妒父亲是大学生呢！我参加工作后为了弥补“先天不足”，通过在职学习参加了中医的大专及本科函授及在职研究生学习，并取得正高级技术职称，成为全国中医界的知名专家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还兼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评审及政策研究专家和一些中医院校的兼职教授和博导。和父亲一样，我的付出要比别人多很多才能取得现在的这些成绩。

　　我中专毕业后，于1974年10月分配在县医院工作，在那个“文革”后期缺乏人才的年代（“文革”中有三年全国所有大中专学校都沒有招生），中专毕业生也是很俏的，但县医院是西医的综合医院，也是全县最大的医院，医院“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也很多，可谓人才济济，一个中专毕业生要想在县医院站住脚或出类拔萃是很不容易的，但我是在农村吃过苦受过艰苦锻练的，能吃苦耐劳，就象当年父亲刚毕业在师范工作时一样，吃住在医院，夜以继日地工作学习，别人不干的事情我干，一人顶俩，不到两年我就入党了还兼任院团委书记。那时的中医科什么病都治，我虚心向三位老中医（即赵淑炳副院长、占茂怡主任、王光润医师）学习，并拜全省名老中医赵淑炳为师，在县医院工作的10年使我的临床水平提高很快，令当时的两位西医权威医师也很佩服。特别是1976年一1980年这5年又兼任国家卫生部全国中医函授教育试点单位一一湖北中医学院麻城中医函授站的负责人兼教师后，中医教学水平、临床水平、组织能力提高很快，以致在1982年县里进行的机构改革公开选拔县卫生局领导班子成员的民意测验中，全县卫生系统180多名卫生所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投票，我得票是最多的。到1984年3月12日我被正式任命为县卫生局副局长兼任党委副书记，当时我才27岁，在三千多人的卫生系统可谓是千里挑一，当时在县里也是一大新闻，父亲也为我高兴。当时的县委组织部干部吴隆旺、杨恩金、何显田和统战部陈昌平及县委书记王双喜和卫生局的赵淑炳、朱富均、汪鲁谦等对我支持帮助很大，至今难以忘怀！

　　我弟弟江涌从小在农村跟着我参加了很多劳动，也吃了很多苦，我走后他还在农村干了几年。记得他也是5岁开始在农村上的小学、初中、高中，和我一样是在农村的艰苦环境中锻练成长，虽吃尽苦头，但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但他比我幸运，在他高中毕业后第二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即1977年他参加了“文革”后全国第一次高考，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农业大学（当时与清华、北大录取分数线是一样的），该学校“文革”中被迁到河北涿州，弟弟上学一年后学校才搬回到北京。那时上学去北京及放假回家都得从武汉坐火车往返，那时火车少，买票很困难，回来时学校可以集中订票，但去的时候得自己买票。当时在火车站是买不到票的，只能托朋友们帮忙买。父亲在武汉没关系，我刚好负责中医函授工作，与湖北中医学院的领导老师关系较好，记得为买票找过湖北中医学院的许多老师领导帮忙，还带着弟弟在张林处长家、叶洪安老师家吃过饭住过宿呢！弟弟上大学第一年放假回家时，我到武昌火车站去接他（那时穷学生买不起卧铺），见坐了16个小时车（那时武汉到北京一趟要16个小时）的弟弟一脸疲惫和苍白时我非常心痛，当时的印象至今未去。弟弟买了一盒北京的特色糕点带回，全家人是第一次尝到北京特产，非常高兴！更高兴的是北京那里有我家的人。1979年9月，我应辽宁中医学院院长茹古香的邀请，去该院为辽宁全省中医函授教师培训班讲课（当时国家卫生部向全国推广了我县的中医函授教学经验）路过北京时特地看望了弟弟。第一次去学校竟直接找到了他的宿舍，带着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了一下并照了个兄弟合影照。弟弟当时在北京虽然上了两年学但还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因周末或假期他总是在教室里学习，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弟弟在大学学习很努力，成绩优秀，毕业后又接着报考本校校长作导师的硕士研究生学习三年，三年后又考上博士研究生，到德国去学习了三年，博士毕业后又做了三年博士后。结婚后和弟媳（也是博士后）一起去澳大利亚工作生活至今（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其间，于1995年（?）接父母亲去澳洲住了大半年。弟弟、弟媳是我家学历学位最高的，也是父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常常引以为骄傲的！因寒门出才子！

　　大妹妹江涛也是农村生农村长，小时候也是受过农村的许多苦难，听妈妈讲她三四岁时，有一次生产队分口粮油，家家户户都拿着油壶去生产队库房领油，妹妹吵着要妈妈也去领油，要妈妈炸园子給她吃，那时农村生活艰苦，能用食用油炸一点小麦粉和的条条吃就很不错（我们老家把这种油炸食品叫园子，一般过年时才能吃到），排了半天队轮到了我妈领油时，分油的人却不给，理由是我家缺粮款还没有交齐就不能给油，我妈妈说等过几天父亲发了工资一定交齐，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给。只好空手回家，可年小不懂事的妹妹却躺在地上不愿走，哭泣着要油炸园子吃，搞得妈妈也伤心地哭了。这件事至今想起来令人寒心！说明当时公干家属在村里倍受歧视。要是在现在，一位县委书记秘书的家属在农村，乡村干部巴结还来不及呢！

大妹在农村读小学、初中、高中也是很努力的，门门功课优秀。高中毕业后碰上县里征女兵，当时县里有三个女兵的征兵名额，要应届高中毕业生，分配到县委机关、县政府机关、县人武部机关各一个名额，县委机关刚好只有我妹妹一人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有竞争对手，所以她就幸运地于1983年冬季当上了女兵。先在武汉的193部队医院工作了一年，第二年就考上了在河南平顶山的部队卫校学习护理专业(中专）三年，毕业后分配在河南开封市的155部队医院工作，工作两年后又被推荐到济南军区的医学院学习护理专业（大专）三年，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由于她継承了父亲吃苦耐劳的精神，在部队医院一直是先进工作者，很快就入党并提干，担任了大科室护士长，最后以团职干部退休的。她是我家几代人中唯一当过兵的，也是现在退休工资最高的。

　　小妹妹江兰是1970年出生的，她是我姊妹中相对幸运者，也是很有文学才华的。是在县城上的小学和初中。她継承了父亲学习刻苦努力的的优良传统，是个读书迷。在小学、初中时的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初中毕业后考入麻城师范学校学习（那时考县师范比考县一中分数高、难度大，因她是农村户口，考上师范就可以“农转非”），毕业后分配在麻城卫校担任文化课教师。工作也是很积极努力，特别是继承了父亲的文学特长，擅长写诗歌散文等。发表了不少的作品。父亲去世后她写了一首诗词“怀念老父”，特转录在此：

我的父亲，值得人骄傲，

文友们誉她为楚乡文坛泰斗

虽然早走的有朱长文、李明

黑发早逝令人哀伤

父亲去世更让我痛断肝肠

住进医院，你说不做切肾术

透析以苟活不是你的作风

终于等到了四代同堂

你却不禁要沉沉地睡去

您很累了么，我的老父哇！

樵霜牧雨八旬秋

您的同事仙翁先后辞世红尘

您的政德政绩巳少被人知晓

退休的诗文硕果

后辈们跟紧了才知道

杜枚的杏花村不是山西

是您提出在麻城歧亭

书记怠慢了新闻记者

是您据理力争，不畏强人

一生正直艰贞，勤奋耕耘

烛光里的父亲啊

您生我养我之恩难酬报

再任发妻怎么恸哭思念

再任儿孙们怎样槌床殷殷呼唤

拦不下您匆匆去向天国的脚步

满屋子的书籍本子

仍旧留下的是您的气息和笔迹

满园的花草也在为您垂泪

从今往后谁为它们浇水施肥

挺拔的松竹梅也在为您哭泣

我因忙而太少对您陪伴

您虽孤寂仍热情而坚韧地耕作

梦中，我想接过您的马拉松棒

开始自己的平常而曲折的奋争

継续为我的家园祖国思考和歌唱

（此诗原载《杏花村诗词》2018年第2期）

四、诗文硕果累 激励后来人

父亲一辈子生活节俭。源于他从小生活艰苦，成年立家后，小孩子多，家大口渴，入不敷出，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家风，他从不请客送礼，也从不接受别人的吃请送礼，帮人办事，尽心尽力，从不受礼，廉政勤政，两袖清风，受人尊敬，有口皆碑。哪怕是到家庭经济条件好转了也还是艰苦朴素，一件衣服要穿十几年，一双袜子穿得破了洞也舍不得丢，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没有什么嗜好，没有什么个人消费，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唯一的爱好就是笔耕。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下了是无价之宝的满书房的古今书籍和他不朽的精神财富及作品。他的精神财富主要是艰苦朴素，克难奋进；勤奋好学，不断攀登；为人正直，敢于讲真话做实事，不唯上只唯下；乐于助人，提携新秀，关心后学，真心帮教；勤于思考，勤于笔耕。

父亲主要是擅长于诗词和杂文创作。先后在全国130余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各类体裁的作品300多万字。有几十篇在全国或全省、地市获奖。编著了《守车护粮》、《星星集》、《乐山诗选》、《龟峰山诗选》、《浪花集》等书籍，有50多篇作品入选其它书籍出版。

　　父亲的诗词写得是很有特色的，既有老体律诗的韵味，又有现代新诗的流畅。著名诗词作家宗元波是这样评价的：“诗如兰花般清香淡雅，散发出一缕“灵气”；词似大浪淘沙，彰显一派“豪气”；描写农村，让人闻到一股纯朴的“土气”。作品中，体现了一个“情”，宣扬了一个“善”，讴歌了一个“美”，鞭挞了一个“丑”。写了前人未写之作，唱了前人未唱之歌，写得清新自然，唱得酣畅淋漓。”宋先生还对父亲的为人进行了客观评价：“乐山先生为人忠厚正直，待人诚恳热情，他勤于学习，思维敏捷，是位德厚才丰的好干部好朋友。他始终坚持“高格办事，低调做人”的理念，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因工作或创作成绩斐然而沾沾自喜，也不因“徒进师不进”而怨天尤人。他总是怀着一种平常的健康心态，以海纳百川般的胸襟去面对现实，笑对人生。他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干好一行，故曾受到全国总工会、省、地、市的表彰。他在父母眼里是孝子，与其夫人一道，长期侍奉着高龄的老人。在子女眼里，他是严师慈父，让孩子们在艰苦奋斗中锻练成材。他在朋友眼里，是难得的良师益友，是一盏不熄的智慧明灯”。（宋元波语原载《浪花集》第196页）

父亲的杂文写得也是很有特色的，他观察事物细致，坚持弘扬正气，针贬时弊，讴歌时代，增加正能量。他的杂文作品在全国全省都有一定的影响，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北日报、黄冈日报等媒体发表很多。著名作家、原黄冈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丁永淮为父亲的杂文汇编《星星集》作序，是这样评价的：“江乐山同志的“花边体”杂文是写得有自己的特色的。其一，是它的战斗性和尖锐性。作者爱憎分明，针贬时弊不留情面，褒扬先进饱满热情，坚持原则，针对性强，相当充分地显示了杂文的战斗作用。其二，是它的精粹性。它短小精悍，往往一事一议，一理一论，写得相当集中，篇幅不长而多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其三，是它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大都借物喻意，谈古论今，因事立题，注重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运用形象思维，尽量使每篇作品写得有艺术光彩。”（见《星星集》序言）

　　由于忙于工作，对父亲的怀念与回忆只能暂时写到这里，待以后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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