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忆大山》作者：习近平（附铁凝、李春雷回忆贾大山散文）

天涯客

前言——天涯客

两年前，我在一本散文集中偶尔读到一篇习近平总书记的散文《忆大山》，从此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记，这是我首次读到习总书记的散文，为之一振，耳目一新，读后感到这篇回忆散文文风朴实，情真意切，篇幅虽不长，但不仅仅记录了总书记曾经在河北定县工作时期与作家贾大山工作交往的心迹，也从一个侧面领悟了做人的深刻道理，读来令人动容。其中有一个“叠罗汉”的故事，读来生动传神，这段描写至今想起来历历在目：“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贾大山因小说《取经》而在1978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他一同获奖的还包括王蒙、刘心武、贾平凹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 的文学界，他与贾平凹一起被称为短篇小说“二贾”。

铁凝的回忆贾大山的文章是一篇序文，写到了她到贾大山家中的一次约稿，也是贾大山去世多年以后的追忆文章，也写得朴实真切，细腻感人，其中写她到贾大山家中约稿子，大山为铁凝做菜的一个细节饶有意趣，非常精彩，故深刻难忘，可惜网上如今铁凝的这篇散将文贾大山做鸡蛋汤的细节处给删节了不少，我手头又没有了以往从图书馆里借来的那本书，因此感到实在有些可惜了，现在的文字就非常简练了：“他亲自为我操持午饭，烧鸡 和油炸馃子都是现成的，他只上灶做了一个菠菜鸡汤。”（就是这里网上文章删节了贾大山做鸡蛋汤的动作细节）

从这篇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铁凝记忆中的贾大山，看到那个时代里那位充满着正义感和人性尊严的贾大山。

第三篇文章是河北作者李春雷2017年写的纪实性文章，记录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工作时与贾大山的工作往来与深厚友谊。

记得我的朋友志训先生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看一个人的人格，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看在他地位发生了变化之后，看他对待以往的故交的态度如何，还能不能做到贫贱之交未可忘！

读了这三篇文章，我对志训先生深的话深以为然，由此也使我想到鲁迅过去也说过类似的话，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这里，我将以上谈及到的这三篇有关怀念贾大山的文章一并收入美篇中，以供朋友阅读和欣赏！

《忆大山》一文发表于1998年，文章深情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与贾大山历久弥新的深厚友谊，对贾大山的人品和文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贾大山的英年早逝表达了深切缅怀。三千多字的文章，字字情真、句句意切，是一段总书记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与文化人才真情交往的动人历史，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文情怀、人格魅力、人性光辉，其精神内蕴与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脉相承，是河北文艺事业、中国文艺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

（一）忆 大 山

——习近平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

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3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此文发表于《当代人》杂志1998年第7期）

1997年2月9日，习近平和贾大山（右）合影。

（二）回忆贾大山（序）

——铁凝

贾大山是河北省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一九八○年，他在短篇小说《取经》获奖之后到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 坛惹人注目。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但已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

　　当时我正在保定地区的一个文学杂志任小说编辑，很自然地想到找贾大山约稿。好像是一九八一年的早春，我乘长途汽车来到正定县，在他工作的县文化馆见到了他。已近中午，贾大山跟我没说几句话就领我回家吃饭。我没有推辞，尽管我与他并不熟。

　　我被他领着来到他家，那是一座安静的狭长小院，屋内的家具不多，就像我见过的许多县城里的居民家庭一样，但处处整洁。他亲自为我操持午饭，烧鸡 和油炸馃子都是现成的，他只上灶做了一个菠菜鸡蛋汤。后来他的温和娴静的妻子下班回来了，儿子们也放学回来了。贾大山陪我在里屋用餐，妻儿吃饭却在外屋。 这使我忽然想起曾经有人告诉我，贾大山是家中的绝对权威，甚至有人把这默契加些演义，说贾大山召唤妻儿时就在里屋敲墙，上茶、送烟、添饭都有特定的敲法。 我和贾大山在里屋吃饭没有看见他敲墙，似乎还觉出几分缺欠。

　　那一次我没有组到贾大山的稿子，但这并不妨碍贾大山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这是一个宽厚、善良，又藏有智慧的狡黠和谋略，与乡村有着难以分割的气质的知识分子，他嘴阔眉黑，神情的持重多于活跃。

　　一九八六年秋天我又去了正定，这次不是向大山约稿，是应大山之邀。此时他已是县文化局局长。正定是河北省著名的古城，曾经，它虽以粮食“过江” 而大出过风头，但最为实在的还是它留给当今社会的古代文化。面对城内这“檐牙高啄”“钩心斗角”的古建筑群，做一名文化局局长也并非易事。局长不是导游， 但得是一名熟悉古代文化的专门家。贾大山自如地做着这专门家，他一面在心中完整着使这些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重放光彩的计划，一面接应各路来宾。即使面对再 大的学者，专家贾大山也不会露“怯”。这时我作为贾大山的客人观察着他，感觉他在这片古文化的群落里生活得越来越稳当妥帖，举止行动如鱼得水。

　　几年后大山又任县政协副主席。他当局长当得内行、自如，当主席当得庄重、称职。然而贾大山仍旧是个作家，可能还是当代中国文坛唯一只写短篇小说 的作家，且对自己的小说篇篇皆能背诵。在和大山的交往中，他给我讲了许多农村和农民的故事，这些故事陆续地变成了小说。比如一位穷了多半辈子终于致富的老 汉率领家人进京旅游，当从未坐过火车的他发现慢车票比快车票便宜时居然不可思议地惊叹：“慢车坐的时候长，怎么倒便宜？”再比如他讲的花生的故事：贾大山 当知青时花生是中国的稀有珍品，那些终年不见油星的百姓趁队里播种花生的时机，发了疯似的带着孩子去地里偷花生种子解馋。生产队长恪守着职责搜查每一个从 花生地里出来的社员，当他发现他八岁的女儿嘴里也在嚅动时，便一个耳光打了过去。一粒花生正卡在女儿气管里，女儿死了。死后被抹了一脸锅底黑，又让人在脸 上砍了一斧子。抹黑和砍脸是为了吓唬鬼，让这孩子在阴间不被鬼缠身。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读贾大山小说的时候，眼前总有一张被抹了黑又被砍了一斧子的女孩子的脸。我想，许多小说家的成功，大约不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孩子 因为偷吃花生种子被卡死了，而在于她死后又被亲人抹的那一脸锅底黑和那一斧子。让我永远怀念的，是与这样的文坛兄长那些不可再现的清正、有趣、纯粹、自然 的文学“闲谈”。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这尤其难得。

一九九五年秋天，当再见到他时，他已是食道癌(前期)手术后的大山了。他形容憔悴，白发很长，蜷缩在床上，声音喑哑且不停地咳嗽。那天我的不期 而至使大山感到高兴，他尽可能显得轻快地从床上坐起来跟我说话，并掀开夹被让我看他那骤然消瘦的小腿——“跟狗腿一样啊”，他说，他到这时也没忘幽默。我 说了些鼓励他安心养病的话，他也流露了许多对健康的渴望。

　　贾大山是自尊的，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着外人他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尊严和分寸。小梅嫂子(大山夫人)告诉我，只有背着人，他才会为自己这迟迟不好的病体焦急万分地打自己的耳光，也擂床。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贾大山。经过石家庄和北京两所医院的确诊，癌细胞已扩散至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 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样，见到我们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这时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样子，他的病态使我失去了再劝他安心养病的勇气。以大山审时度 势的聪慧，对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于是我们不再说病，只不着边际地说世态和人情。大山讲起某位他认识的官员晚上出去打麻将，说是两里地的路程也要乘小车 去。打一整夜，就让司机在门口等一整夜。大山说：“你就是骑着个驴去打麻将，也得喂驴吃几口草吧，何况司机是个人呢!”说这话时他挥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着 一个什么地方，义愤非常。我未曾想到，一个病到如此的人，还能对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如此认真。可谁又敢说这事真的与他无关呢?作为作家的贾大山，正是这种充 满着正义感和人性尊严的情感不断成就着他的创作。他的疾恶如仇和清正廉洁，在生他养他的正定城有口皆碑。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正月十四）大山离开了我们，他同疾病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留给文坛、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独具气韵的小说，还有他那令人钦佩 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谨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说中借着主人公，一个鞋店掌柜的嘴说过：“人也有字号，不能倒了字号。”文章至此，我想说，大山的 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号也不倒。

（三）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

——李春雷

初次见面并不顺

农历癸巳年末，河北作家康志刚在其博客上贴发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1998年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忆大山》，记述了一段尘封的往事，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文章经《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后，引起国人强烈关注。腊月二十三，我赶到正定，拜访了几位当事人。旧事重温，感慨良多……

“来了个嘴上没毛的

管我们！”

1982年3月，习近平到正定县任职后，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贾大山。

当天晚饭后，习近平请李满天陪同，一起去寻访大山。先是去家里，不遇，后又赶往其供职的县文化馆。

李满天不是他人，正是经典歌剧《白毛女》故事的第一位记录整理者，时任中国作协河北分会主席，在正定县体验生活，是大山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彼时，大山正在办公室里与几个文友讨论作品。李满天是常客了，不必客套，而习近平穿着一件褪色的绿军装，虽然态度谦恭，满脸微笑，但毕竟年轻啊，像一名普通的退伍兵，又像一个青涩的文学青年。或许正是因此，当两人进来的时候，谈兴正浓的大山就没有停止他的演说。

近平悄悄地坐下来，静心地听，耐心地等。

等了一会儿，趁大山喝水的间歇，李满天上前介绍。大山这才明白，面前这位高高大大、清清瘦瘦的青年，就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

接下来，贾大山的反应让习近平印象深刻。2009年7月号出版的期刊《散文百家》，整理发表了习近平2005年回正定考察时的录音：“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大山同志扭头一转就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尽管这话是大山对着满天压低声音说的。

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聊天至半夜

踩肩翻墙

贾大山1942年7月生于古城西南街，说起来，他的出世颇具传奇。父母连着生产八个姑娘，直到第九胎，才诞下这个男丁。他爱好文学，中学期间便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他发表短篇小说《取经》，震动文坛。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贾大山走进了习近平办公室。

坐下之后，他们互通了年庚。大山属马，近平属蛇。大山年长11岁，自是兄长了。然后，开始一边喝茶抽烟，一边聊天。聊天的内容由远及近，先是古往今来，国外国内，后来便集中于正定的历史和现实。

两人分手时，已经凌晨三点了。

县委大院已经关闭，大门两侧是两个高大威武的砖垛，中间是两扇铁门。铁门下部是生硬的厚板，上部是空格的栏杆，足有两米高。

两人面面相觑。夜半天寒，实在不忍打扰熟睡的门卫。这时，近平蹲下身去，示意大山上去。大山不知所措，却又别无选择，只得手把栏杆，小心翼翼地踩上肩膀……

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约见一次。有时是在近平办公室，多数是在大山家里。

他们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不知不觉就聊到午夜两三点钟。

为什么总是这么晚呢？他们都是“文革”的过来人，开会到凌晨是家常便饭，而且当时也没有别的娱乐形式，读书，或与好友聊天是知识分子最好的消夜方式了。出门后，大山会执意相送。于是，他们便接续着刚才的话题，一路边走边聊，直到县委门口。如果大门关闭，大山会自然地蹲下去。这时，近平也不再客气，踩上肩膀，轻手轻脚地翻越过去……

大山连升三级

上任文化局局长

1982年12月23日下午，近平打来电话，约大山见面。

“好啊。但是，今天你就不要去机关食堂了，在我家吃晚饭吧。”大山说。

近平如约而至。陪同者仍然是李满天。

李满天半开玩笑地问：“大山，如果让你当局长，能收拾这个摊子吗？”

大山从小与这个圈子打交道，现在又是文化馆的副馆长，自然深知其中矛盾根蒂，于是，借着酒兴，脱口而出：“当然可以，只要给我权力，让我说话算数。”接着，便豪情万丈地谈起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这时，近平果断地说：“好，就让你当局长！”

大山惊呆了。

原来，针对文化局的乱象，作为县委分管领导，近平一直在暗暗地寻找和选择。正定作为一座历史名城，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文化系统都需要一位硬邦邦的领军人物。考虑多日，他和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何玉想法形成一致：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贾大山。那天晚上，他就是前来通报的。

第二天上午，非党人士贾大山，从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副馆长，连升三级，直接上任文化局局长。

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全面评价了贾大山此后几年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

相识三年后

因工作调动分开

1985年5月的一个午夜，大山已经休息。突然有人敲门，近平请他去一趟。

原来，近平要调走了，第二天早晨7时乘吉普车离开。白天交待工作，直忙到半夜，送走所有同事，才腾出时间约见老朋友。好在，这个时间，正是他们最畅快的时光。

关于这一次离别，大山后来从未提起。倒是在近平的笔下，有一段清楚的记载：“……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两人分手时，正好又是凌晨三点。近平最后一次送他到县委门口，四目相对，心底万千话语，口中竟无一言。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县委大门敞开着。

采访时，大山妻子告诉我，那天晚上，大山回来时，怀里抱着两尊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他一言不发，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中午。起床后仍是呆呆地发愣。

妻子以为他病了，催他吃药。他摇摇头，慢慢地说一句：“习近平总书记调走了。”

49岁那一年，大山辞去局长，功成身退，回归文坛。

大山已经完全醉心于文学。如果说早年的他曾有过文人孤傲的话，那么后期的他，则十足是佛面佛心了，慈眉善目，与世无争，笑看风云，其乐融融。

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惊叹：大山名闻遐迩，却从无一本著作出版。那些年，文学市场清凉。虽然出版界和企业界不少朋友主动提出帮助，但他笑笑说，不要麻烦你们了，还是顺其自然吧。

贾大山，肯定是当时全中国惟一没有出版过任何图书的著名作家！

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两句自题诗：小径容我静，大路任人忙。

大山患绝症

习近平专程到正定见面

近平在南方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了，但他没有忘记正定，没有忘记大山。每遇故人，都要捎来问候。每年春节，都要寄来贺卡。

但大山却鲜有回应。他知道，他的年轻的朋友，肩上有着太多太多的担负。除了满心的祝愿和祝福，他不忍心有任何打扰。

1995年底，大山不幸患染绝症，近平十分挂念。1996年5月，他听说大山在北京治疗，便特意委托同事前往探视。春节之前，近平借去北京开会之机，专门去医院看望。近平后来写道：“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近平没有食言。仅仅十多天过后，1997年2月9日，正是大年初三，他专程赶到正定。在那个他们无数次晤谈的小屋里，两人又见面了。

还是那张桌子，那个茶几，那一对沙发。只是眼前的大山，枯槁羸弱，目光暗淡，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红光满面和言辞铿锵。

近平强作笑颜，佯装轻松，提议合影。大山说，我这么难看，就不要照相了吧。话虽这样说，他还是努力地坐起来，倚靠在被垛上，挺直身子。近平赶紧凑过去。

11天后，大山走了。

这是大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张留影。陪同他的，是他的朋友，他的好朋友。

（本文有删减。作者：李春雷，男，1968年2月生，河北成安县人，国家一级作家，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