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子女入学 （2012）

牛头超人秦继东

　　这是摄于1978年10月的一张照片，那年我考上复旦大学，小姐考上华东石油学院，临行前爸爸妈妈带我们进城照相。徐州照相馆的师傅知道我们的来意，也很高兴，大笔一挥，给这张照片取了题目——送子女入学。

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像我们这样的农家子弟有了通过“知识”、“科学”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机会，都是全力以赴的。

我们家的高考是以小姐为主的。妈妈说：“俺闺女、儿子一样疼。”小姐已经高中毕业几年，也有人上门提亲了，女儿的未来成了妈妈的心事。1977年第一次高考，踌躇满志的小姐初考就没过关——她把试卷做了一面，不知道反面也有题目！

我从乡中学回家，见小姐把自己关到后屋里大哭，爸爸不声不响的在干活，妈妈做好饭，让我端进去给姐姐吃：“以后家里的活你多干点，让你姐姐好好复习。”

我们高二是提前毕业的，3个月，学校里没有高二了，只有文科班、理科班，复习迎考。那时有不少往届生和我们一起复习，姐姐名气大，上了理科班，我想想弄不过他们，又喜欢写作文，就报了文科班。

地里、历史、政治（哲学）说起来是复习，其实我们根本没学过，连教材也没有，也不知老师那里弄来的材料，他们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记，再利用晚上和早晨的时间把记下来的东西背下来。记得我早晨在背东西，被一位年轻英语老师看到，她是另一个班班主任，在他们班上表扬我“是有为青年的样子”。我听了很茫然，不知道自己就是“有为”了。

我和姐姐能同时考上大学，妈妈常说是“你们遇到了好时候。”但在复习迎考的几个月里，我们家确实遇到了“最不好的时候”。爸爸、妈妈是手艺人，修秤的。在农村，有个手艺就有点活钱，生活会好一点，比如我，就没有挨过饿，吃的还都是“好面”，就是小麦面。那时候“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爸爸被叫到乡里给公家干活，每天去上班。每当夜深人静，爸爸会偷偷起来干些私活，不料，这引得乡里来人抄家。爸爸趁黑翻墙过河走脱，夜奔40多里来到铜山县法院，找到他认识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来自首了。”人家赶快给倒杯水，说老秦你别急，慢慢说。当知道不过是在家偷修秤时，法院的人说：你这不够抓的，回去吧。爸爸不敢，人家又写个纸条给他，“谁要抓你，你就把纸条拿给他们看！”爸爸认不得上面写的什么，离开法院又在外面住了还几天才回来。

乡里人到学校要我们家的一块钟山表和一辆自行车，他们威胁：不老实，就不给你们考大学！姐姐给他们争执起来，学校领导挺身而出：“任何人都不能阻拦我们的学生考大学！”

我对发生的这些事并不知情，姐姐只是告诉我，最近别回家。当我隐约知道这些的时候，晚上回家把我们家的菜刀、斧头磨一遍，第二天回学校去了。妈妈告诉我：“天塌下来都不要管！”

姐姐显然压力很大，她担心家里，担心不给考大学，担心我的安全。常常半夜惊醒，一身冷汗。这样延续到大学一年级，不得不休学一年。

高考分数下来的时候我们都在离乡中学十来里路的家里，先是有人传话：老秦家的孩子考上啦，可是谁考上了？我想是姐姐。接着又有人从乡里回来，说两个都考上了，一个390多分，一个340多分。我想那个考的多的是姐姐，我可以上徐州师范了，很激动的！到晚上，老师的确切信息传来，我是那个考395的。姐姐知道后，高兴的追着我打：“你这小家伙，暗藏头啊，考那么好也吭一声！”

34年过去了，再端详这张照片，惊奇的发现，爸爸这么年轻！他袖子故意卷起，露出那块钟山表，旧皮鞋和裤脚上粘满了泥巴。算一算，那年他50岁不到，比我现在的年纪还小。前面站着的小女孩是大姐的三女儿，那年6岁。大姐在酒泉工作，把她生下来就留在我们家养了。这孩子和我最亲，前年回徐州相见，拉着我的胳膊说：“舅舅，你老了我养你！”

妈妈笑的不太自然，她左手抓着外孙女儿，嘴抿着。其实准确的形容那时的妈妈，应该是“笑得嘴都合不拢”。记得临走前晚上，我睡了，妈妈还子灯下给我缝衣服，半夜醒来，见妈妈坐我身边在看我、摸我，迷迷糊糊听她说：“孩子，可随了你的心愿了！”

我上大学放假回家，我的大爷爷还郑重问我：“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他是生产队干农活数一数二的好把式。

母亲显然是我们老秦家的另类，她身上保留着重文崇教的古风。去年，92岁的母亲生病住院，还给我谈这事：“你爸是什么人？卖馒头出身。我是什么人？学堂出身！”爸爸连忙说；“我读过书：黑狗赶黄狗，黄狗满地走！”两个老人的拌嘴，把病房里的人都惹得哈哈大笑。

母亲常给我们讲她读书的事：外公外婆给人当长工，地主家开私塾，妈妈就趴在窗外听。先生提问，里面的学生不会，妈妈在窗外就回答了。先生喜欢，就叫妈妈到里面听，没有课本，先生就用毛笔给妈妈抄。大一点，妈妈就闹着要上教会学堂，那也是不要钱的。1年后，外公嫌教会学堂“男女混杂”，坚决不许妈妈再读书了，算起来，妈妈该有小学4年级的水平。

妈妈体弱多病，实际上是从这次“送子女入学”以后才开始过上舒心的日子，身体也渐渐硬朗起来。这两年妈妈身体不够好，会给我谈她的后事，她说：“我走了你们不要哭，这辈子我过得值----你们姊妹4个3个上了大学，你哥哥碰到文革没学上，当兵也走上社会，我值了！”

读书是妈妈的理想，她把自己定位为“学堂出身”，可见学堂在她心中的分量，她自己没能读多少书，但一生坚持，孩子上学是最大的事。在日本鬼子的炮楼下讨生活时没有放弃，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没有放弃，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饥荒中没有放弃，在文革的动乱中也没有。

我们完成了妈妈的理想，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谢谢妈妈的坚守与远见，也谢谢爸爸的勤劳与辛苦！

(此文在曾刊发于2012年新华日报副刊，现以此纪念我的妈妈，她于2012年8月仙逝，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