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喜洲

骑青牛出幽谷

骑青牛出幽谷作品

大理白族自治州

　　在很早以前就想写一些关于喜洲的文字，那是在儿子读初二的时候，那时儿子跟同学在公园里面荡秋千玩，从秋千里荡出去摔伤了手，而后我便每天带着他横穿整个喜洲古镇到江尾的段飞龙骨科医院去治疗。每次去都会在古镇中流连忘返，感受一番古镇的钟灵毓秀。倘佯于雕梁画栋、斗拱重叠、翘角飞檐，或照壁、山墙的彩画装饰绚丽多姿的艺术之中，我们父子二人不止一次的惊叹此地曾经财力的雄厚及文化的发达。每次华灯初上，也是我们离开的时候了，总不会忘记路边的喜洲粑粑买两个带回下关。

人类学家许烺光曾在抗日战争期间考察过这片世外桃源。许烺光在喜洲这个乱世中的天赐宝库中，汲取到的灵感和材料书让他写出了两部人类学界的经典名著《祖荫下》和《驱逐捣蛋者》。他将这个滇南洱海边的小村镇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样本。在许烺光的笔下，喜洲又是怎么样的存在？为何喜洲能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样本？

从南诏国到大理国，喜洲经历过怎么样的前世今生？喜洲这个喜气洋洋的名字又是如何得来的？为何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如此辉煌灿烂？在明清，喜洲商人为何能够崛起？为何作为一个西南地区的偏远村镇，喜洲能够在数百年来文风昌盛，出了许多进士？在抗战的乱世中，喜洲为何能成为一片学术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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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囍”字可能是最容易的剪纸。把一张正方形的纸对折两次，用剪刀横竖剪上几下儿，再展开，一个“囍”字便可轻轻托在掌中，像一只红色镂空了翅膀的蝴蝶，在春日的微风中轻盈地扇动着翅膀。

此刻，它正停在一个扎着粉红头绳的小女孩儿手心里。从蝴蝶翅膀上撒落的红色纸屑，调皮地在行人的脚下钻来钻去。但这个小女孩儿毫不在意，还在用剪子修剪着一只新的囍字蝴蝶。市声仿佛在她的周围凝固了，只剩下墙上悬挂的许多带有民族风情的靛蓝花布，在悄悄地挥动着布角。

“四方街在那个方向”，她停下剪刀，抬起头，用手轻轻一指，仿佛瞬间戳破了空气中的宁静，欢快的市声重新涌入耳鼓里：穿着汉服的青年男女，摆出夸张的姿势嬉笑自拍；花团锦簇的廊亭里，老人们热烈地谈着天；青筋暴跳的游客和永远是微笑着的当地商贩，为一个蓝染花布的手袋激烈地讨价还价；大汗淋漓的食客正埋头在一碗热气腾腾的耙肉饵丝里；老板把刚出锅的破酥粑粑铲出来的声音刷拉作响，油水滋滋的声音把焦香味一起送到饥肠辘辘的旅行者那里。

对于第一次到喜洲的我们父子两人来说，眼前的这幅戏剧般的场景，会让人不由得承认古人用“喜”来命名这个地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目之所及，四处皆是洋洋喜气，但这喜气却绝非让人头脑嗡嗡作响的嘈杂，而是一种让人放松愉悦的欢快，让坐了近一个小时车的疲惫身体瞬间觉得放松起来，颅腔里的那一小坨灰质，也被这弥漫在空气中的欢快所感染，忙不迭地从记忆库里翻检让人愉悦的歌曲小调儿，指挥鼻腔把它哼唱出来，一边踏着石板路，一边分开那些拦路拍照的汉服男女，向着古扑的青石路面进发。

“无论是步行还是骑马，喜洲距滇缅公路仅一天的路程。喜洲一面临湖，一面靠山。山高海拔14000英尺。喜洲的平均海拔约6700英尺。整个地区以农业为主，大米是主食……喜洲是一个农村集镇，在大约一千年前的唐朝，它首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人类学家许烺光，以一位学者严谨专业（同样也很枯燥乏味）的语言，如此描述这个村镇。那是1941年底，中日战争的烽火已经绵延到滇南地区，在昆明，日军不时的空袭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在喜洲，战争却似乎远在天边。

对这位人类学家来说，这里宛如一片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古老的传统如呼吸空气般周而复始，千百年岁月积淀的礼俗俯拾皆是。对一位人类学家来说，喜洲可谓乱世中的天赐宝库，无怪乎他在这里汲取的灵感和材料足以支撑起两部震动学界的经典名著《祖荫下》和《驱逐捣蛋者》，将这个滇南洱海边的小村镇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样本。

这两本书我也曾看过，但现在的喜洲，现在的白族及回族……！这不由得让人愿意想象，假如许烺光先生从书中走出，重返喜洲，这座小镇带给他的感受，是否和七十多年前一样呢？

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不会迷路。在他的《祖荫下》里，他绘制了一张简要的喜洲地图，并加以解说：

“喜洲没有围墙，镇容看来并未经过规划。镇内仅只一条大道，由北到南贯穿全镇。其他东西方向的小街与大街交接，间距不等、几年前，喜洲修建了四道镇门，大道两端各修一道，一道修在东边的一条街尾，另一道修在西边一条街尾。这样，夜深人静，更夫打更时分，镇门关闭，镇内与镇外便不能通行了。”

除了那四座在夜半时分隔绝交通的镇门如今已然形同虚设之外，喜洲的城镇街道几乎与许烺光所述别无二致。只是大街和小街都已修整拓宽，变得更宽阔，更易于行走。但有时，蜿蜒曲折的小街仍会散发出它悠远古老的魅力，让人踏着欢快的脚步，不知不觉地被引向某个默默无闻的历史深处，给路盲的旅行者带来突如其来的惊喜。

阴谋、背叛与战乱：不那么欢喜的喜洲过往

如果说喜洲最古老的历史见证者，当属环绕着喜洲的苍山洱海。千百年来，它们看顾着怀抱着的这座村镇，无言地记录下它的历史。之所以说“无言”，是因为它虽然如许烺光所言，自唐代以来便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但在过去的千年岁月里，却近乎天赐一般神奇地逃过了文人雅士的笔墨染指。就像一位苍山下遗世独立的美人，安静地在洱海畔倒映自己的靓影。在古籍中穷尽爬梳，也不过寥寥数字，还好耗费学者的考据之功，才能把它从历史的深渊中钩沉出来。

喜洲现存最早见诸文字的记载，出自9世纪一位名叫韦齐休的官员之手。823年，他奉命出使南诏王国。他记录行程见闻的笔记《云南行记》，在岁月流转中消磨殆尽，如今只剩只言片语。“（南诏）有十睑，夷语‘睑’若‘州’……大釐睑亦曰史睑”，除了“大釐睑”和“史睑”这两个喜洲的古老地名外，再没有更多的信息留存下来。四十年后，另一位叫樊绰的文士，作为镇守安南地区的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前往云南。他的《蛮书》很幸运地因为被抄录在《永乐大典》中而保存至今。

根据樊绰的记述，喜洲-大釐的历史开端，是一个背叛和野心的故事。它和周边的大和城原先都是一支被称为“河蛮”的部族所居。南诏的开国君主蒙归义（即皮逻阁，因在734年派使臣前往长安，向唐玄宗朝贡称臣，而被皇帝赐名蒙归义）原先是云南的六个独立王国六诏（诏即王之意）之一蒙舍诏的首领，他野心勃勃先后征服了三个诏。

到737年，他又将双手伸向了河蛮的领土。他与自己的外甥，邆赕诏的首领咩罗皮联合对河蛮发起进攻，成功地将他们逐出了自己世居的土地。蒙归义得到了太和城，并在它附近创建了阳苴咩城，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而咩罗皮则获得了大釐城，他显然很喜欢这个新的战利品，“多在此城”。

但短短数月后，蒙归义便对自己的外甥发动袭击，逼迫对方逃亡，将大釐城吞入腹中。蒙归义在大釐城以南二十五里的地方筑起了龙口城作为屏幛。使大釐城、大和城和阳苴咩城成为他三个最重要的统治重镇。到738年，蒙归义征服了全部五诏，唐帝国为奖励他野心勃勃的成就，册封他正式成为帝国认可的“云南王”。

尽管蒙归义作为南诏的创建者大名鼎鼎，但他的身后声名却未必如他生前那样烜赫。比起他南征北战一统南诏的赫赫战功，人们更愿意记住他背信弃义狡诈的一面。14世纪出现并被后世广为引用的云南史籍《白古通记》中，记述了一则蒙归义如何用阴谋诡计一统五诏的传说。其来源很可能就是他背叛外甥夺取大釐的史实。

在这则传说中，蒙归义为了吞并五诏，用易燃的松明建起了一座松明楼。然后假意猩猩强迫各诏齐聚松明楼宴饮。识破蒙归义诡计的，正是被他夺取大釐城的外甥咩罗皮的妻子，一位叫慈善妃的聪慧女子。她苦苦劝说丈夫不要参加这场鸿门宴，但丈夫慑于蒙归义的强势不得不往。临行前，慈善妃将一枚鉄钏套在丈夫的手臂上，作为相见的信物。

结局果然不出慈善妃所料，蒙归义趁五诏首领在松明楼上宴饮时，纵火焚楼。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五诏首领，一统五诏。被烧成焦灰的遗体无法辨认，唯有慈善妃凭借那枚鉄钏认出了丈夫的遗体，将其载回归葬。但她的机智遭到了蒙归义的垂涎，逼迫她嫁给自己。痛失丈夫的慈善妃决定与这个残暴狡诈的屠夫对抗到底，她闭城坚守，但结局是悲剧性的，她最终绝食而死。

这则传说中唯一真实的部分，就是蒙归义残暴狡诈的性情。翻阅南诏史料，就会发现，这个以狡诈立国的政权，对自己的宗主国同样叛服不常。其中的原因，既有南诏扩张领土的野心，也有唐帝国派驻云南官员暴虐苛政的刺激。南诏与唐帝国的第一次冲突爆发，距唐廷册封蒙归义为云南王不过十二年的时间。

根据南诏在766年所立的《南诏德化碑》的说法，这起冲突的原因是唐帝国的云南太守张虔陀的苛待和无礼。张虔陀勾结吐蕃、爨人和其他力量图谋南诏领土，侮辱南诏国王，蒙归化的儿子阁罗凤。

唐代官方史料也支持这一观点，甚至还给张虔陀的诸多罪名加上了一项：与南诏国王的妻妾通奸：“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尽管阁罗凤向唐廷一再遣使陈诉衷肠，但唐廷却派出大军加以镇压。最终，被逼无奈的阁罗凤在751年与吐蕃结盟，联合对抗唐军。

这场战争以唐军大败告终，但战败的消息却遭到刻意掩盖，甚至当皇帝信任的宦官高力士向他进谏“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皇帝却只是回答说：“卿勿言，朕徐思之”——帝国没有任何改过反省的迹象。

这场不必要的战争对普通百姓来说，代价更加惨痛，他们被朝廷强行拉为壮丁，送上前线充当炮灰。多年后，一名叫白居易的诗人见到了一个右臂折断的八旬老翁。他好奇地向老翁打探手臂折断的缘由，听到了一个令人鼻酸的故事：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为了逃避这场驱将必死的兵役，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老翁，用石锤亲手砸折了自己的手臂。虽然这条折断的手臂“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但他却“终不悔”：

“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到《蛮书》的作者樊绰抵达云南的862年，南诏与唐廷的关系几经战和，再度破裂。此时已是晚唐末造，河北藩镇割地自雄已经让帝国应接不暇，南诏王世隆也趁虚而入，进攻安南。863年2月28日，安南都护镇守的交趾城陷落。樊绰记述了唐帝国在安南统治的最后一刻。

主帅都护蔡袭已经四度身中石矢，此刻右胳膊中箭，身边随从已经战亡略尽，但仍在徒步战斗，最终蹈海身亡。蔡袭的家口七十余人都被南诏兵士所杀。他剩余的四百名部下一路奔逃海边，却发现没有船只。

眼前汪洋滔滔，身后追兵迫近。可以想象，这群遍体鳞伤的将士，已然陷入任人宰割的绝境。但绝望中却发出一声怒吼‘都虞侯元惟德、管都头谭可言，军判官傅门对将士们喊道：

“诸儿郎等！水次无船，入水必死！与诸兄弟每一个人杀得两蛮贼，我辈亦得便宜！”

于是他们转身，抱着必死的信念反攻回去。

唐军誓死反抗的勇气让南诏大为震怒，下令屠城。只有樊绰虽然右手腕中箭，但仍然把安南都护的印信绑在身上，泅水脱逃。他也成为了这场惨烈血战的唯一幸存者和见证人。在《蛮书》中回忆这场战事的最末，他写下了四个字：“行坐痛心”。

没有证据显示樊绰曾经到过大釐城，那里毕竟是南诏统治的核心地带。尽管在后世看来，他对大釐城的记述算得上是一手史料，但在当时，他也不过是对搜集军事情报的整合而已。尽管他意识到这个地区的重要意义，但他当然不会预料到，当时气焰汹汹的南诏王国，最后的终结者，居然就来自这个地方。

在这场恶战仅仅四十年后，南诏王位就被它的宰辅清平官郑买嗣篡夺，南诏王族八百多人悉数被杀。郑买嗣所建立的大长和国同样国祚不永，仅仅立国26年，便三世而亡。他的孙子末代君主郑隆亶被东川节度使杨干贞弑杀，后者建立了一个更短命的政权大天兴。推翻他的人，就是被认为出生于喜洲的段思平。

关于段思平的出生，在喜洲有众多神话，其中一个是他的母亲是喜洲赤佛堂院旁一株梅树结出的李子所化。937年，段思平率兵击败杨干贞，建立起自己的王朝，称为“大理国”。

段氏家族的统治超过三百年，云南也由此享受了三百年的太平岁月。由于段思平将佛教奉为国教，上行下效。人们相信这里是观音菩萨格外垂爱的地方，以至于十八次化身来教化这片土地。这个奉佛甚笃的国度也因此被称为“妙香国”。13世纪来访大理的名士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写道：

“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至其处者，使人名利之心一时俱尽。”

直到蒙元帝国忽必烈大军南征，尽管大理国被蒙元帝国吞并，但大汗却格外施恩，任命大理国的末代皇帝段兴智为大理总管。也是从元代开始，这个过去被称为大釐，又被唤作史睑的地方，突然被设置为“喜洲”，在《元史•地理志》又作“喜郡史城”。喜洲这个名称，由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就叫“喜洲”吧！喜乐时代的开始

“喜洲”这个地名莫名其妙地在元代突然出现，然后旋即消失，之后又不知何时成为了这个地方的固定地名。在明清时代云南的方志和笔记中，这个地方至少有“大釐”“大利”“史睑”“喜郡”“史城”“喜州”等多个名称。

一部17世纪初期的佚名云南史志著作《滇纪》将“喜州”作为对“史睑”的误称：“史城，即太和县喜睑村。元初尝置喜州，旋废，盖讹‘史’为‘喜’也。”而“史城”的来源，根据同一时期的万历《云南通志》所述，是因为“隋史万岁巡西洱河驻此”，因此称为“史城”。

这个逻辑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20世纪语言学和民族学的传入，彻底推翻了古人这些想当然的臆测。但由于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以及中华文明的交会之地，人种与语言的混杂交融在这里也相当频繁，因此各种推测也层出不穷。它被认为是羌语、白语等等，但始终莫衷一是。

直到2013年，两位青年语言研究者赵云和王育珊发现，喜洲的所有古称的语源可能只有一个，就是梵语“śri”的音义结合的汉译。早在公元七世纪，佛教就已经经由印度、缅甸和西藏三条路线传入云南。从南诏到大理政权，一直有使用梵语汉译人名、地名或是物名的习惯。譬如将君主称为“摩诃罗嵯”（梵语Maharaja，意译为“大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śri”在梵语中的意思是“喜福吉祥”之意。根据语言学的对音法，“史”和“釐”都可以是“śri”的对音。而更加奇巧的是，“釐”在中国古代，本身就是“禧”的通假字。由此，喜洲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古称，都被统一成了同一个意思。就是喜洲地名里想要传达给到访者的意义：喜乐吉祥。

那么，喜洲人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呢？诚实地说，如上所述，喜洲的历史并不那么喜乐吉祥，它以背叛和强夺为开端，中间点缀着叛服不常的暴君、刀光剑影的战乱和野心勃勃的政变和弑篡。这或许可以在喜洲人崇奉的“本主”那里找到答案。“本主”是白族人崇奉的地方守护神祇。祂们中既包括那些民间神话传说中的神灵和英雄、佛道神祗，也包括众多历史人物。

在喜洲崇奉的十六位本主中，以机智和贞烈对抗残暴的南诏王蒙归化的慈善妃，被尊为“柏洁夫人”备受尊崇。神祇中还包括大理国开创者段思平的祖先，担任南诏清平官的段宗榜，他的后代开创的大理王朝，带给了云南地区长达三百年的和平，被尊为“中央皇帝”，统摄云南五百本主。

这些本主的神像都被供奉在喜洲市坪街的九坛神庙中，享受着喜洲人虔诚的香烟和祷告，在祭神赛会上跟百姓们一起载歌载舞。南诏历代君主和那些狡诈、背叛和暴戾的历史被轻轻抹去，不见一丝痕迹。唯有那位敢于用机智和勇气对抗南诏暴君的柏洁夫人慈善妃的传说脍炙人口——这传说自然并非真实，但这或许正是对真相穷追猛打的历史学者的一个善意的点醒：最终能从历史中脱颖而出的，仍然是那些带给人们喜乐的传说和英雄们。

贫瘠的馈赠：追名逐利造就的喜乐之地

在喜洲，除了美好得让人怀疑是幻象的蓝天白云外，最能让人感到惊喜的，就是由白墙灰瓦构成的古老建筑。虽然它们的年龄至少也在百岁以上，但翘起的檐角在蓝天中一路快活地跳跃，就像是艳阳下从海水中伸出鼻子的海豚一样，哼唱出无声的欢乐小调儿。

即使墙壁连成的大片白色，在正午的阳光下也毫不刺眼——岁月赋予了它一种独有的深沉，但却没有深沉到孤寂的地步。白墙就像是一张蛋壳样的画纸，让人跃跃欲试，心生一种想要在上面涂画一些什么的冲动，但又担心自己的拙劣画技会不慎毁了它。所以，还是把它留给更有自信的人罢。譬如，那些匠人们，单是白色，他们就能配出亮白、牙白、黄白、乳白和灰白等等不同的颜色，让它们在墙壁上和谐共生。

石青、石绿、蛋青、赭红、土黄、丹朱，这些国画中一着即俗的颜料，一旦施绘在斗拱梁栋之上，立刻就给那些木雕的鸟兽草木，赋予了活泼泼的灵性。在一幢古宅的大门前，我看到了两匹臀部很翘的木雕狮子，但因为通体涂成了土黄色，如果不是狮子脸上搞怪的表情出卖了它们，乍一看，还以为那是两只真的小猫要从斗拱里蹿出来，直扑怀里。

不过，给人眼睛海啸般冲击力的，当属那些复杂到匪夷所思的斗拱，雕刻精巧，彩绘绚烂，重重叠叠地架构在一起，简直是一场视觉的狂欢，只消直直盯着它五秒钟，就足以把人拖入一种美学的密集恐惧症中。

“看，镇外的牌坊，高大，美丽，通体是大理石的，而且不止一座呀！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进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牌坊，字是贴金的！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栋。有许多祠堂，也都是金碧辉煌。”

连用了如此多个感叹号，再加上小学生优秀作文般的表达，实在让人不敢相信这段文字竟然出自文学大家老舍之手。但这多少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有时，突如其来的惊喜会剥夺灵感，尤其是对那些生性敏感，易于动容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这就像是面对世界顶级艺术品时，人所能做的只有尽力不让自己的下巴脱臼，不让自己的眼球从眼眶里掉出来，平时里再如泉涌的文思在那时很可能只能吐出一句脏话。为了避免这种言辞上太过夸饰引起的尴尬，还是让我们倾听一些比较理性冷静——或者说是比较枯燥乏味的叙述：

“多数民家（即白族及回族）住宅系两层楼结构。墙壁多用砖石垒砌，然后再抹上白灰或是黄色的石灰。屋顶用瓦覆盖，室内地面或铺以砖石，或为地板。住宅正门（与中国，甚至与云南的大部分其他地区不同）的雕琢工艺十分讲究。门楼由砖石砌成，高约七、八英尺，而且像其他几面墙壁一样垫了石脚。门楼和与其相连的过梁都经过精心雕琢。屋檐过梁上画有各种各样的几何图案，或画有一些山水风景画。人们先将图画彩色，然后在上面刷以清漆。住宅的屋顶为串角飞檐状，看上去很像北京的故宫。”

这段描述当然还是出自许烺光之手。不过，这位人类学家眼中的喜洲建筑所蕴含的意味并不仅仅是美学和实用主义的——事实上，许烺光对喜洲建筑的实用性颇有微词：

“第一，所有的住宅对于主人家来说都显得过大，不仅一些小间房屋空着，甚至整排房屋都闲置无用。第二，由于房屋的前廊檐很宽，因而一楼的大部分房间（使用率最高）都很黑暗。院子四周都是房屋，造成院内日光照射时间短。第三，除了二院式住宅中间的一排房屋以外，一楼的其他房间通风很差，室内非常潮湿，二楼的房间，虽然通风较好，但避风雨。屋顶的瓦片没有很好地粘接。雨季来临时（大约从五月到九月），二楼的室内很难找到一块干地。”

可以说，这些住宅在赏心悦目的美学方面达到的成就，大大挤占了房屋本身的实用性。但诚如许烺光所敏锐指出的那样，“房屋住宅与其说是众家庭成员用以栖身的舒适之地，还不如说是整个家庭——包括死去的，活着的，未来的家庭成员——社会威望的象征”——房屋的装饰越是雕梁画栋、踵事增华，闲置的建筑面积越大，无用的空间占据得越多，这些所谓的无用之物的用处就越能显示出来：住宅的主人拥有足有的权势、财富和威望可以耗费在这些无用而华美的装饰和闲置的空间上安然处之，而不是那些每天为栖身片瓦和果腹食粮奔走的升斗小民。

由此，也就不必奇怪喜洲那些古宅中鱼鳞般重叠悬挂的各种匾额，大门之上，房厅之内，有时可能会同时悬挂三四块写有功名官职或是荣耀恩典的匾额。让人眼花缭乱，深深叹服这家不愧是书香门第、世代簪缨。但就像许烺光有些刻薄地揭露的那样，这些炫耀家族功名荣耀的匾额里面的水分很大：

“有些匾额上刻有‘大夫’（一种适合于多种级别的官职。这一头衔可能授予曾担任县或是地区政府第三助理的老父亲。）字样，标明此家庭乃‘大夫’之家。但匾额上既不说明属于哪一级的‘大夫’，也不指明得到这一荣誉的人的姓名。有些匾额上刻有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说明家族‘深蒙皇恩’。这样一块匾额可能仅只说明家中一成员系光绪皇帝时府学中的一员而已。他要么可能已经通过了初试，要么就是用钱买到了这个学位。这样的荣誉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是没有人刻匾张挂的。喜洲镇也有将这种荣誉刻匾为‘初履仕途’。”

这里需要为喜洲辩白一二，这类夸饰家族荣耀的匾额实际上俯拾皆是。追名逐利是人性本能，就像飞虫追逐灯光一样。而喜洲人悬挂这些匾额也并非都是沽名钓誉，研读这个村镇的历史，就会发现喜洲完全当得起悬挂在它头顶的那些匾额。

明清两代，喜洲共出过34名进士和180多名举人和贡生。作为一个西南地区的偏远村镇，数百年来文风之昌盛，即使目的是对功名利禄的渴求，也值得称道。喜洲人对文化的崇信之深也随处可见。那些粉白墙壁上经常会题写韵语格言或是诗词歌赋。

这些文字不仅出现在白墙上，也写在照壁上、砖雕上，甚至在参观一座古宅时，一抬头，就发现连廊的梁柱上居然都镶嵌着一则治家格言。在喜洲游览时，你很可能会看到一家父母领着牙牙学语的小孩儿指着墙壁上喜洲先辈留下的诗词格言，不厌其烦地教他识文认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喜洲镇就是一本语文教科书。

在这些写满诗文格言的建筑装饰中也有异类。许烺光就在一户人家的墙壁上，看到一幅难以形容的有趣图画：“画中有四种交通工具：在画的左边是一幢五层摩天大楼修建在海滩上。海上有一艘轮船，空中有两架飞机，岸上还有一列飞驰的火车。大楼前面，一个车夫赶着一辆马车”，由于画面安排的缘故，这一奇趣景象更像是一场大型交通事故现场：“那艘轮船似乎要冲上海滩，空中的两架飞机眼看就要相撞，赶车的车夫看起来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的马车就要被飞驰而来的火车撞得粉碎”。

但这幅画其实并没有特殊含义，它只是表现了一种新的时代风尚，但却用传统的手法绘制出来。如果一定要说它背后有何深刻寓意，那应该说是，尽管地处西南边地，但这个村镇并不闭塞，而是愿意以开放的心态拥抱这些外来的新鲜事物。

图绘这幅有趣壁画的宅邸，属于喜洲四大家族之一严氏一族。今天，严家大院依然保存完好，是喜洲观光客们打卡必去的网红景点。比起那些古老的世宦门第，严家大院的历史很是年轻，它兴建于1919年，创建者严子珍也并非考取功名或是仕宦为官，而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在喜洲，商业和仕宦是个人和家族发迹的两条大道。尽管在刻板的印象中，传统社会官与商是两途不相交汇的分径歧途，但对喜洲人来说，官与商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当朝高官与巨商大贾同样会受到乡人尊敬。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却并非是因为喜洲是一片丰饶之地，恰恰相反，这是一片“土瘠水寒，物产至啬，五谷所纳，不足岁贡”的荒僻贫瘠之地。

随着明清时代人口增殖，本身就匮乏的资源更无力滋养当地民生，一如《大理县志稿》中所叙述的那样：

“清雍、乾、嘉、道间，人口繁重，生计日艰”，因此喜洲人不得不“穷极思变，于是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远则永、腾、顺、云。又或走矿厂，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暨些许资金，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

从这一角度来讲，喜洲的商业发展可谓“贫瘠的馈赠”。严子珍历经坎坷的商业发迹之途，尤为堪称一部励志加商战的经典连续剧。童年丧父，母亲改嫁，被迫将原姓杨氏改为严氏。十五岁便独立门户，以微薄的借贷资本起家，终于在1903年创立了云南最重要的商号之一“永昌祥”。

业务领域囊括从鸦片、白银、茶叶到生丝、面纱、机器。其中以沱茶名声最著，几乎占据了云南沱茶的半壁江山。这家商号也广泛地投资工矿、金融产业。到1950年公私合营进行清产时，永昌祥在国内拥有总号两个，国外分号六个，国内分号70余个，仅流动资本就折合黄金1.5万两，其中还不包括他的3000余亩田产和私宅地产。总资产折合旧币人民币324亿元。按照购买力来折算，相当于今天4.53亿元，而这还是1947年后永昌号资本受损，辉煌不再时的资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严家大院壁画上描绘的火车、飞机和轮船，可以说正是严氏家族商业帝国扩张的主要方式，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将商品与资本扩展到全球各地。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商人，应该是对时代风向最敏感的人，也是最容易建立起开放包容心态的人，为了获得利益，他既可以依从于传统，也可以接受新鲜事物。

货物与资本的流动也让他的足迹必须踏遍天南地北，去寻找投资和牟利的市场。而传统文化的乡梓宗族观念，又让这些喜洲商人们将在外面收获的财富输回家乡。就像喜洲当地俗谚所云“外面挣钱，回乡撒钱”。

这些注入的资金，除了修建气派华丽的私宅之外，大量投入到家乡的建设之中，其中很大一批都流入到公共教育资源之内。严子珍独立捐资10万元创办了喜洲两级小学和女子小学，与其他富商一起捐资倡建喜洲五台中学和苍逸图书馆，慷慨资助乡人子弟向外求学，甚至是留学海外。

而这些海外归来的学子，拥有更广阔的眼光，将会以自己的所学获得更多的财富，服务自己的乡梓。

从某种意义上说，喜洲这座辟处西南边徼的小镇，可是说是那句老掉牙的俗语“知识即是财富”的经典样本。在名利心的天秤上，喜洲人将知识的价值衡量得一清二楚。这也是为何这座小镇，在乱世洪流中，竟然可以以一己之力支撑起一座名扬海内的高等学府。

战乱时代的世外桃源：将喜乐进行到底

战争像手握镰刀的死神四下收割生灵，恐慌如瘟疫一般在逃难的人群中传染。1938年那个战火焦灼的夏日，华中大学在日军战机的轰炸下，被迫踏上漫漫逃难之路。这样一座地位煊赫的高等学府，就像一个散发着诱人芬芳的标靶，有着强烈的吸灾能力。从武昌到岳阳，从岳阳到长沙，从长沙再到衡阳，这座学校在楚江湘水之间颠沛流离，几乎每到一处，战火就追逼而来。这一年冬天，学校终于暂时落脚桂林，恢复开课。但一个学期尚未结束，桂林也陷入了频繁的空袭之中。

“那时日本人扔炸弹，都是燃烧弹，落地一爆炸，就是一片火海”，一名叫桂湘云的华大学生多年后，仍然对空袭时的恐怖记忆犹深：“每天上午9、10点钟左右，警报就响了，我们就从教室拼命地向防空洞跑。家里给我们每个孩子背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

疲于跑警报的华大师生，不得不在次年2月再度踏上流亡之路。这一次，他们打算寻找一个读书声不会再被轰炸打断的地方，彻底安稳下来。但很遗憾的是，他们最初的选择，是昆明。当时的昆明，是名震中国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所在地。这所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是名师荟萃，学生云集的战时学术中心，至今它的赫赫盛名仍如神话传奇般熠熠生辉。

华大的校长，出色的教育家韦卓民也是看中了西南联大卓越的师资力量和昆明作为云南省会的地位，打算将华大迁至此处。但就在他筹谋迁校昆明之时，他遇到了喜洲严家大院的主人严子珍。华大迁校云南的消息，对严子珍来说，就像是一笔数额巨大的商务投资。他力劝韦卓民放弃将华中大学迁往昆明，改迁喜洲。面对韦卓民的犹豫不决，严子珍向他保证华大的师生会在喜洲得到非常良好的帮助和照顾。

不得不承认，将华中大学迁到喜洲，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就在华大迁往喜洲后不久，1939年10月13日，一百多枚空袭炸弹落在西南联大校舍上，在之后的三年里，身处昆明的联大学生遭受着当初华大学生在桂林的困苦，在密集轰炸最严重的时候，联大学生不得不每天都疲惫地奔波在跑警报的路上。可以想见，如果华大迁往昆明，定然也难逃此劫。

联大的学生们也发现，昆明人对这些学术难民们最初并没有表现出友好的态度。一名联大学生抱怨道：“云南人相当真诚朴实，但他们的仇外心理十分强……他们从未愉快地帮助过我们，却似乎存心跟我们过不去。”昆明人与联大师生之间的磨合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才算相处融洽。随着战事升级，物价也跟着飞涨，许多联大学生不得不典衣当书，吃一种混合着沙砾、石子、棉絮和老鼠屎的联大特色美食“八宝饭”勉强果腹。

与之相比，迁往喜洲的华大师生却发现，自己几乎可以说是来到了一片梦幻般的世外桃源。他们刚一到达，就受到了喜洲当地以严子珍为首的严、董、尹、杨四大家族和几乎全部镇民的友善欢迎。他们将宽敞的大慈寺洒扫出来，作为华大的临时校舍。学生们则住进了喜洲各家的祠堂和住房。日军的战机从未对这座偏远的小镇产生过任何兴趣。这里就像是一片时间被摁下暂停键的遗忘之地，与战火纷飞的外界处于两个互不干扰的时空。阅读华大师生的喜洲求学回忆，就像是看一篇暑假游记。一名叫尹尧举的学生兴致勃勃地描述了喜洲怡人的气候和风景：

“云南喜洲四季如春，一套西服我们可穿四季，只要一件毛衣就可以过冬了。在喜洲的西边是苍山，东边则毗邻洱海……这是一个比较安静、山清水秀的小镇，大家都很喜欢它。很多从沦陷区或广东、香港来的同学都感到很舒服。到过大理的外国人称喜洲是‘小瑞士’。”

他也描述了夏天他们“躺在洱海之滨细软的沙滩上睡觉，就像野鸭子一样”，每到假日，学生们便出外郊游野炊。当然，对学生们而言，除了学业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填饱肚皮。喜洲的华大学生们惊讶于当地低廉的物价和新鲜的美食，一名学生回忆道，洱海“水很蓝，很漂亮，湖里有很多鱼，有一种鱼叫弓鱼，很好吃”。喜洲的回教徒，“每天杀一头牛，熬一锅汤，肉都切成一块块的”，肉虽然要钱，但对那些贫寒学子们来说，免费的醇厚肉汤却可以喝个饱。除此之外，“喝牛奶加乳扇和鸡蛋，买来晚上的宵夜，还要放糖。他们还买一种用核桃仁的糖来吃，也不贵。当时一种雪梨（火把梨），是红的、酸的，另有一种绿的雪梨，是甜的”，而且纯朴的喜洲人卖梨几乎是买一赠一，使价格更加低廉。最令这些总是饥肠辘辘的华大学生们感动的，是喜洲人的热情好客可以充分满足这些年轻学子们贪食的胃口：

“喜洲当地的四大家族以及一般住户，只要举办红白喜事，总不忘邀请华大师生入席三天（男同学毫不客气成了连续三天的当然客人，趁机‘打牙祭’。多数女同学只去一次表示祝贺）。许多当地女孩都想找一个华大女生做她的干姐妹。我的干妹妹结婚时请我为她化妆，送上花轿，依依不舍，很重感情，还请了本镇的乐队吹打唱跳，非常热闹……我们走出校门不管多远，只要到了吃饭的时候，就有人主动拉我们到家里吃饭。他们有饵块，干巴牛肉，牛奶烧鱼，牛奶烧白菜，等等，都非常可口，在学校是完全没有的，吃完还不肯收取分文，真不好意思白吃白占。”

喜洲人的热忱帮助，华中大学也投桃报李。喜洲当地士绅兴办的五台中学，成了华大学生的教育实践基地，解决了困扰当地的师资问题。华大在生化理工学科的国内领先地位，也让喜洲商人找到了投资机会，他们资助学生在喜洲创办酒精化工厂和制革厂，设计了花溪水电站。

喜洲也因为华中大学的所在，成为了众多流亡云南的学术大师们纷至沓来的考察之地。西南联大的教务长、历史学家郑天挺就在1944年7月从昆明抵达大理进行访古考察，特意前往喜洲，他称喜洲“风景绝佳”，从某种程度上说，喜洲之行与他跟华大师生的接触，多少也对他倍感焦灼的内心是一种安慰。此时的西南联大正处于激烈的内讧争斗之中，北大与清华之间因为拨款分配问题争执不休，联大几乎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

几乎可以想见，如果抗战没有在1945年结束的话，那么西南联大很可能会步上当初西北联大的后尘以解散告终。这与华大在喜洲遗世独立的纯粹学术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作者当成旅游指南而大量引用的人类学名著《祖荫下》的作者许烺光，同样也是一起学术内讧的落败者。他原本受同门师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邀请，到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工作，但因为和同事，也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龃龉不断，遭受排挤，只得离开。华中大学及时聘请他任教本校，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完成日后这部引起学界瞩目的人类学名著。

在战争肆虐的乱世中，喜洲成了一片学术净土，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奇迹。但这个奇迹从某种程度上说，又顺理成章。这是一个以商业和功名两条腿走到今天的西南村镇一笔富有远见的文化投资。每一名热情接待华大师生的喜洲人都是投资人，他们以数百年来投资商业和功名的眼光看到了回报之优厚，在于将这座古老传统的小镇，引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

我好像记得在大理市的某一个博物馆看到过一份特殊的文字：1941年4月23日的《云南省政府公报》（密党字1796号）《令为据呈大理县已故绅民严子珍遗嘱献金为个人冠军请予褒奖一案仰即知照》。三个月前去世的严子珍特意在遗嘱中为“抗战七七献金运动”捐赠一万元国币，这是这位华中大学迁校喜洲的邀请人，喜洲商帮的领袖人生的最后一笔投资。

可以说，财富与文化在喜洲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循环。名利之心也成为了这座城镇在时代中驱动向前的马达。文化是它的机芯，而金钱则是它的齿轮和润滑油。

这个马达隐藏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当你走在喜洲的大街小巷时，完全嗅不到一丝金钱铜臭的气息，只会觉得满眼都是书香逸趣。纯洁的天空，洁白的云朵，倒映在洱海的波光粼粼之中。

青瓦白墙下，绚烂繁复的斗拱小心地潜藏着逼人的富贵气息。匾额上光宗耀祖的金字在深褐色木纹里日渐斑驳，壁画上的诗词歌赋和格言警句始终吸引着那些牙牙学语的孩童的眼睛。阳光如此温煦，就连小贩和游客的讨价还价都变得如此安宁。镇外成片油菜花田，吸引着观光客在里面拍照留影，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喜气洋洋的笑容——他们的眼前是一片财富的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