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三兄弟

程风

　　周氏三兄弟都已走进历史，但三个兄弟，一个大作家，一个大汉奸，一个大干部，不同的道路，留给人们深深的思索。

【周树人】

鲁迅（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 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 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27-1936，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 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周作人】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 “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建人】

周建人（1888—1984年）字松寿，又字乔峰。浙江绍兴人。鲁迅之弟。1920年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早年从事生物学的研究。1921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妇女杂志》、《自然》杂志编辑、撰稿人。1023年任上海大学、安徽大学教授。大革命失败后，曾为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担任通信联络及掩护工作。 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任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编辑。 1945年与马叙伦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中央理事。 1946年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当选为理事。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副省长、省长，民进第三至五届中央副主席和第六、七届中央主席，民盟第三届中央常委。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1984年 7月29日病逝于北京。著有《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生物进化浅说》，译有达尔文《物种起源》。

　　在鲁迅和周作人生前文坛就常常将他们并称，两兄弟失和后比较也并未减少甚至更多。周作人的投敌叛国，使两兄弟的历史地位有了极大的差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使周作人丧失了同鲁迅相比的资格。便是有比较的文字也多将周作人尽力贬低以衬托鲁迅的高大。实际上也正因如此两兄弟之间就更有可比性学识修养相近但结局迥异，个被誉为圣人一个则成为被打入冷宫的民族败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周作为早期的杰出成就渐渐得到重视研究鲁迅绝对不能绕过周作人。周作人不但为鲁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且他本人的业绩和人生道路也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三弟周建人虽然文学上没有取得大哥和二哥那么高的成就但要谈到鲁迅和周作人依然无法将他绕开。三兄弟中周建人扮演的角色并非无足轻重。

　　说起鲁迅先生，绝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从我们上初中以来，就在学习鲁迅的各种文学作品，鲁迅先生作品对现实的批判，绝对是无人能比的，据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由于其辛辣讽刺的笔风，得罪了文艺界的一半的人，可是就算是如此，也挡不住人们对他的尊敬，后来鲁迅先生去世的时候，蒋介石还亲自给他写了挽联去祭奠，可见鲁迅的影响力之大。

其实鲁迅家里一共兄弟三个人，鲁迅还有两个弟弟，他的二弟名字叫周作人，鲁迅是个笔名，他原名叫周树人，而他的弟弟叫周作人，周作人只比哥哥周树人小四岁，周作人的文学水平也不低，曾经在多本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后来历任北京大学教授，还有燕京大学教授等职位，1903年周作人考取了江南水师学堂，后来毕业后就去日本留学了，而且是官费留学，当时周作人在东京国立大学学的希腊文，选修希腊文学，后来还短暂的学习了俄文和梵文等，所以他本人也是一个很有的文学修养的人，周作人还在日本娶了个妻子叫羽太信子，在周作人回国后，羽太信子也追随他到了中国。

但是在1939年后，随着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汪伪政权，鉴于周作人的的名气比较大，又有日本经历，加上他的老婆也是日本人，所以为了树立一个亲日的典型，周作人被日本人邀请到汪伪政权当中担任 南京国立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后来历任东亚文化会会长，以及中日文化协会理事，还专门为日本报纸撰写文章，算是当了一个汉奸文人。后来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判处了十四年徒刑，1949年，李宗仁当了国民党总统，下令释放了他，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到了北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毛泽东鉴于他会希腊文，就让他去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了翻译，专门翻译希腊文学著作。每个月领取工资。

文革开始后，由于他原来汉奸的身份，受到了皮带和棍子的抽打，最后在折磨中死去，终年82岁。

鲁迅的三弟叫周建人也是作编译工作的，但是和他二哥不同的是，抗日期间他是积极的参见抗日活动的，于是在建国后成为了我党的高级领导人，曾担任民进党副主席之职，民进党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6岁。

都说鲁迅愧对家中糟糠妻

看完许广平照片！其实他是真正大写的人

真正的爱情，是人的情感的一脉活水，有时荡漾着柔波，有时惊起阵痛；真正的爱情，是人心灵上的一场甘泉，可以滋润干涸的心田，也可以净化污浊的世风。真正的爱情，是一片严冬里的阳光，让贫困交迫的人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真正的爱情，是一股留在沙漠里的泉水，让口渴的人感到生命的再生。真正动人的爱情，并不是转瞬即逝的，他们总能相知相守，携手一生。

历来文人墨客的工笔言辞令人关注之外，他们的感情生活也为大众而津津乐道。就像我国的大文豪鲁迅先生，他的言辞激昂，令人读之心生爱国情怀，而他的私人生活也备受后人关注，在大家了解到鲁迅、许广平、朱安三人的爱情纠葛后，不禁都会叹息，认为鲁迅对集中糟糠之妻朱安有愧，但真相却并非如此。

父母之命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富裕家庭，鲁迅家中从小就家境优渥，他作为家中少爷，自然也是养尊处优，在蜜罐子里浸泡着长大的。童年时代的鲁迅几乎是无忧无虑的，一方面，他不用担心家中吃喝操劳，因为这些都有专人服侍，另外一方面，他也不用在意自己的课业，因为自然有私塾里的师傅教他文墨。他从小便过得非常幸福，这种情况一度持续到光绪十九年。

光绪十九年，鲁迅的祖父周介福锒铛入狱，集中一时间失去了主心骨，家道中落，自此，鲁迅感到了世态炎凉，从从前的吃喝不愁，到现在的步履维艰，鲁迅的生活可谓是越来越困难，对于他来说，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哥变成了要操心油盐酱醋茶的平民，这种转换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他也开始写日记记录自己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喜欢共学业，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远赴日本念书，在鲁迅出国之前，家中就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对方就是朱安。

鲁迅对于这个未过门的妻子，内心其实非常的抗拒，一方面，他作为一个读过不少书，也接受过新潮西方思想的有志青年，崇尚国外流向的婚姻自由，对于这种包办婚姻实在是十分抵触，一方面，他渴望的终身伴侣，应当是一个知书达理，能够与他谈天论地，讲说文学的女子，而父母强行安排的妻子朱安却恰恰与此相反：她大字不识，甚至还裹着小脚，对于鲁迅来说，他和朱安就是两个完全的对立面，他是新潮思想的代表，而朱安，则是封建社会的缩影。

鲁迅出国后，家中不止一次的来信催促他与朱安的婚事，但鲁迅迟迟不愿意回国与朱安成婚，甚至在家书中提到希望朱安“另寻他人”。虽然鲁迅并不喜欢朱安，但是家中长辈都对着这个贤淑的姑娘十分满意。

1906年，鲁迅接到母亲来信，说自己病重，时日无多，催促鲁迅回国，鲁迅立刻动身回国，没想到，等待他的并不是卧病在床的母亲，而是一场强制的婚礼，就在母亲的骗局之下，鲁迅与朱安成亲，婚后三日他就回到了日本，朱安也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生涯。

遇见真爱

如果说，朱安更像鲁迅生命中的一个过客，那么许广平对于鲁迅而言，似乎才是那个兜兜转转想要寻找的人。

1908年8月，鲁迅回到中国，开始了他在北京的任教生涯，在北师大期间，他对于当时北师大校长杨荫榆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认为杨荫榆霸道无能，当时对于杨荫榆非常不满的还有在北师大念书的许广平，许广平性格直爽真诚，她直接对杨荫榆发起了抵制行动，因此与鲁迅结识。

初见许广平，鲁迅就觉得她十分有意思，不同于封建社会女性的柔弱，许广平性格大胆豪放，思想进步，也乐于接受新潮知识。他们一拍即合，谈天论地，很快就发展成了恋人，而鲁迅所爱，正是许广平有趣的灵魂。

许广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人，她姿色平平，属于放在人海里一眼找不到的那种水准，许广平亦仰慕鲁迅的才华，对他而言，鲁迅的文字像是有魔力一般，将她深深的吸引住，就这样，不顾世俗的阻拦，27岁的许广平与44岁了鲁迅相恋，并陪伴鲁迅走过了余生。

虽然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恩爱非常，两人也生儿育女，真正做到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鲁迅并没有与远在家乡的朱安离婚，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鲁迅与许广平考虑到朱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深知对于朱安来说，离婚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而此前鲁迅在北京求学，家中一应起居包括母亲都是朱安在亲力亲为的照顾，所以鲁迅决定保留与朱安的婚姻空明，便于她生活。

除此之外，鲁迅也承担起了这个所谓“妻子”的生活费用，虽然他与朱安并无感情，但是朱安毕竟是他的妻子，又没有生存能力，所以每个月朱安的生活费，都有鲁迅从北京寄来，甚至在鲁迅死后六，许广平也负责起了朱安的生活费，两人共同承担直到朱安去世。可以说，除了感情之外，鲁迅力所能及的承担起了作为朱安丈夫的责任，从不曾苛待，更无缘“愧对”一说。

纵观鲁迅的一生，执笔如刀，文章无数，虽然与糟糠之妻并无感情，却也承担了照料她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一种真诚，一种用心支撑的应允领悟，这种责任，是一种涵养，是来自一个温柔的处变不惊与坦坦荡荡。爱情是美好的，也应该是纯粹的，鲁迅与朱安之间没有爱情，与许广平才是真爱，朱安的凄苦自然也不能怨恨鲁迅——爱情本无错、自由也无错，鲁迅追求真爱更没有错。有错的不过是那个吃人的封建社会罢了。

文/风吟枪啸

周作人为什么娶贫穷的日本女佣

羽太信子为妻？只因他需要关爱！

民国大作家周作人娶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相貌平常，人又长得很胖，也没啥文化，据说出身贫穷，她是周作人在日本留学寓所里雇的女佣，既然门不当户不对，又不是美貌如花可以让人放下门第观念，为什么周作人要跟她结婚？

只因为周作人从小在家缺少关爱，而信子给了他关爱，让他觉得温暖，所以他才娶了和他并不般配的信子。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可是他的母亲比较喜欢鲁迅，不喜欢他，在他和鲁迅发生矛盾时，他的母亲毅然决定站在鲁迅这一边。

据说周作人小时候身体不好，他家有个亲戚太太说他童年时很可怜，一天就吃点鸭肉拌饭，瘦得厉害，也没人关心他。

童年的周作人做了一个风筝，很得意，玩得开心，却遇到大哥鲁迅心情不好，鲁迅把风筝抢过来撕得粉碎，也没有父母帮周作人出头训斥鲁迅，周作人哭得很伤心。多年之后，鲁迅想起这件事，向周作人道歉，周作人说他已经记不起来这件事了。

鲁迅还把这件事写到散文里，成年的周作人对这件事觉得无足轻重，可是童年的周作人肯定当时很难过，认为是一件天大的大事。

周作人的爷爷晚年纳妾，小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周作人的爷爷十分喜欢这个庶子，让庶子和孙子周作人一起上学堂，如果庶子没有考倒数第一名，周作人的爷爷就夸庶子聪明，如果周作人没有考第一名，他爷爷就训斥他没用。周作人在家里很受气。

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需要一个关心他的人，在他东渡留学时，遇到了日本女仆羽太信子，信子对他的关爱让他如沐春风，于是他爱上了信子，并且和信子结了婚，带信子来到了中国。

信子的性格很强势，周作人一生都听她的，因为她，周作人和大哥鲁迅闹翻了。信子即没有才学，也没有美貌，可是周作人就是爱她，因为他认为信子是他最亲的人，比父母兄长都亲。

在现在的书籍里，信子被描述成一个泼妇，但是也有资料显示，信子是个贤惠的妻子，对佣人也很好，就是太舍得花钱了，对穷人也多有帮助。因为她是日本人，家里一切都要买日本的，可是日本货也贵。

信子不但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得周到，对婆婆也很是孝顺。周作人的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婆婆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

作家徐淦在《忘年交琐记》长文中提到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他说信子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仪，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后来她又像绍兴的老式妇女，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又勤劳又朴素。

信子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绍兴话说得很好，她病重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让周作人很是感动。

周作人一生很爱信子，只有信子这一个妻子，没有离婚，也没有纳妾，也没和女学生闹出绯闻，而且在信子病故后，他也没有续弦另娶。

其实如果周作人不娶羽太信子，他会拥有更好的人生，娶一个才貌双全的女知识分子，过着宁静安逸的生活，不用养活着信子那一大家子。信子有很多贫困的娘家人需要救济，信子的妹妹芳子和芳子的孩子都是由周作人养活，这一大家子真是负担。

虽然信子的妹妹芳子也是周作人的弟媳妇，可是周作人的弟弟周建人和芳子离婚，另组家庭，不给芳子赡养费。如果周作人不是芳子的姐夫，他也不会去养弟弟的前妻。

因为童年缺少关爱，所以周作人娶了没文化也不漂亮的日本女佣羽太信子，但是也许他觉得羽太信子给了他幸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幸福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

周氏三兄弟的婚姻悲剧及对后代的影响

【文中史实源自：南江秀一即倪墨炎的《鲁迅与羽太芳子》一文（原载《书城》杂志1993年第3期）；俞芳的《我所知道的芳子》、《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林志浩的《鲁迅传》；鲁迅兄弟的有关作品等】

　　

一

　　

　　1906年，接到母亲生病的消息，鲁迅匆忙从日本赶回绍兴，陷入了一生中最大的骗局，因为他发现，母亲的身体其实好得很，而家中可以说是万事具备，只欠新郎。为了母亲和家庭，鲁迅默默地和朱安（1878～1947）举行婚礼。当晚，鲁迅碰都没有碰一下朱安。次日，鲁迅觅屋另住，再也不曾与其共室。从那时起，直到逝世的三十年中间，鲁迅从未向朱安提出离婚，即使在他与许广平确定恋爱关系之后。

　　朱安一定很痛苦，但谁能说鲁迅的痛苦更轻呢？这从鲁迅的部分作品中就看得出来。当然，朱安更加不幸，因为鲁迅后来有了许广平，又在1929年有了爱情的结晶，朱安却只能终生做鲁迅的“礼物”，没有任何获得鲁迅之爱的机会，但她的痛苦未必比鲁迅更重。

　　不管怎么看，鲁迅与朱安的这场“奇异的婚配”都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两个人都做了旧礼制的牺牲，而鲁迅既不是有家花也要有野花的胡适，也不是翻脸比翻书还快的郭沫若，只能陷入两难境地。幸好，这个悲剧没有影响到鲁迅与朱安的下一代，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

　　

　　二

　　

　　比鲁迅“幸福”的是，他的两个兄弟（周作人与周建人）都是自由恋爱，但他们的恋爱结果似乎也没有好到哪儿去，还曾引发一系列家庭悲剧。这是为什么呢？一切还要从周作人谈起。

　　1906年6月，周作人与鲁迅来到日本。1908年4月8日，周作人结识羽太信子。1909年6月，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

　　1919年，“为了全家人能定居北京”，鲁迅用尽办法，买下八道湾的房子。房子修好以后，周作人夫妇“从日本直接到北京”，搬进八道湾，“坐享其成”。鲁迅与周建人和母亲迁来以后，羽太信子渐渐与鲁迅产生了摩擦，因为她喜欢过分挥霍，最终却遭到反对。于是，羽太信子精心炮制了“鲁迅非礼事件”，令周作人与鲁迅在1923年7月决裂，给周 家造成莫大悲剧。

　　即使如此，周作人对羽太信子的感情依然维持了许久。羽太信子共为周作人生育了三个子女，即长子周丰一（1912年生）、长女周静子（1914年生）和次女周若子（1915年生）。周作人对几个儿女非常喜欢，尤其是最小的若子。1929年，若子不幸病故，这给周作人造成了巨大打击。后来，周作人特地写作《若子的病》和《若子的死》，以志纪念。

　　有人认为，周作人对羽太信子没有爱，只有怕。周建人说，周作人曾被羽太信子一家（包括她的弟弟父亲等）骂得不敢出声。但我对此说表示怀疑，谁会甘愿承受谩骂呢？除非周作人在羽太信子手里有什么短处，可我对这一点也很难相信。据说，羽太信子有严重的癔症，在日本时就经常发作，在八道湾发作得更厉害，可以达到人事不省的地步。我想，这大概是周作人不敢轻易惹她，甚至有些“怕”她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鲁迅兄弟之所以突然决裂，不再“兄弟怡怡”，与羽太信子有重大关系。周作人的落水，或许也与羽太信子有一定关系，因为正是她和其他家累，让周作人在日本鬼子侵华时期不能离京（当然，其中肯定还有别的原因）。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说羽太信子给周家带来不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直到晚年，周作人对羽太信子的态度才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她又爱又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对羽太信子的憎恨情绪极为强烈，频频念起日本的“梦中情人”乾荣子，但那时想什么都已经太晚，因为过去是无法推倒重来的。

　　从1951年到1961年这十年，周作人夫妇经常吵架。这不但给他们自己，更给与他们同住的周丰一带来痛苦，据说周丰一曾经多次打算搬出去住，远离父母的是非。1961年4月6日到8日，羽太信子重病住院，周作人却不去医院探望，可见他对她的怨恨达到了怎样地步。8日下午，从家人的电话里得知羽太信子的死讯以后，周作人才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这里有一个巧合，周作人当初是在4月8日与她结识的，与她诀别时也是在这一天，而这让周作人感触颇深。1962年，羽太信子死亡一年后，想起她的好处，周作人又感到有些后悔。

　　总的来说，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在婚姻的早期是幸福的，在晚期却以不幸为多。他们的婚姻给子女造成的悲剧或许不算大，给家族带来的不幸却很多。

　　

　　三

　　

　　在谈到周建人的婚姻之前，首先引用一篇周作人在1963年1月20日的日记片段：

　　“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

　　这里的“兄弟皆多妻”是怎么回事呢？周作人虽不曾忘记过乾荣子，却也只结过一次婚，自然谈不上多妻，所以羽太信子的话是指责鲁迅与周建人的。我们知道，鲁迅结过两次婚，但其中另有可以理解的内情。周建人呢？他也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则是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

　　1912年5月，羽太信子怀周丰一时，因分娩需人照顾，就把15岁的妹妹从东京接到了绍兴。那一年，周建人24岁。可能是朝夕相处的关系，两个年纪相差九岁的年轻人产生了感情。周作人夫妇觉得这是亲上加亲的好事，于是进一步为他们撮合。1914年2月28日，周建人与羽太芳子在绍兴结婚。婚后，周建人与妻子的感情很好，陆续有了四个儿女，即长子周冲（1915年2月生，当年夭亡），长女马理（1917年11月生），次子周丰二（1919年5月生），三子周丰三（1922年2月生）。

　　据说，到1919年12月，周家人搬到八道湾后，羽太芳子开始跟姐姐“学坏”，从此瞧不上周建人，经常埋怨他啥也不是，不如两个哥哥会赚钱。俞芳回忆说，有一次，周作人夫妇与羽太芳子准备带着各自的孩子租车游玩，周建人以为他也该参加，羽太芳子却“不齿的”对他说：“你也去吗？”这话给了周建人很大的刺激，认为自己在家里被羽太姐妹欺负，就在1921年去了上海。

　　有人认为这回忆不实，因为据其他情况来看，周建人与羽太芳子当时的关系没有那么坏。不然的话，周建人来到上海以后，为什么要一再地劝芳子过去呢？所以，羽太芳子没去上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最后一个孩子刚出生不久，需要她照顾的缘故。



　　不管出于什么缘故，羽太芳子都没有离京，只能由鲁迅来接济。有人说，羽太芳子因为贪图在北京的享受才不肯离开，因为她从鲁迅那里榨取了大量金钱。这似乎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当时鲁迅给她的多是零用钱，后来她也多半归还了，何况周建人还在不断地给她寄钱呢？至于鲁迅花在羽太芳子孩子身上的钱，不管多少都是鲁迅愿意，更不能因此指责羽太芳子。

　　1925年，周建人与往日的绍兴学生王蕴如（俞芳的同学）在上海同居，比鲁迅与许广平同居还早两年。这之后，王蕴如为周建人生了三个女儿，即周晔（1921年生），周瑾（1927年生），周蕖（1932年生）。周建人与王蕴如的同居，大约完全是他自己的私下选择，而他在这件事发生以后，仍然给羽太芳子寄钱，所以羽太芳子与三个儿女当时大概还不知道周建人与王蕴如同居的事情。

　　

　　四

　　

　　1937年春节，鲁老太太八十大寿，周建人与王蕴如携女去北京拜寿。席间，羽太姐妹与周建人大吵，让鲁老太太感到痛苦非常。几天后，周建人夫妇悄悄返回上海。那一年，羽太芳子诸子女的年龄如下：马理20岁，周丰二18岁，周丰三15岁，基本都到了明白事理的年纪。在这件事上，他们坚决站在母亲一边。

　　当时鲁迅早已辞世，而周作人对于周建人与他人同居的态度，从他在1937年2月9日写给周建人的信里可以看到：“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做妾看……不论有什么理论做根据。”1962年11月28日，周作人给鲍耀明的信中再次提到此事：“内人之女弟为我之弟妇，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

　　这里的“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37年的家庭争吵事件过去不久，周丰二就给周建人去信，希望他能与母亲和好，不然就不认他作父亲，周建人却在回信中责备周丰二。据说，周作人写信责怪周建人以后，周建人不再给羽太芳子寄钱，也不认他原先的子女。

　　由此可见，周建人的再婚或者说与王蕴如的同居，给羽太芳子及其子女造成了永远的创痛。1936年8月至10月间，马理来到上海，却只住在鲁迅家里，在鲁迅逝世后仍住了一段时间，似乎从未找过周建人。

　　1941年3月24日，年仅19岁的周丰三在八道湾拿到周作人警卫的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有人说，那是因为他在辅仁大学附中的同学为保周作人清白前去行刺，反而使得周作人落水，于是周丰三引咎自杀。但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何况至今也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元旦行刺周作人的凶手究竟是谁。推想起来，周丰三的自杀，或许与周建人有一定关系。

　　至于羽太芳子，在与周建人离异以后，生活应该比较艰难，因为她是日本人，身边还有孩子，在中国很难再嫁。事实上，此后她再没有结婚，直到1964年病故。1976年，马理病故，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骨肉，从此只剩周丰二。顺便说一下，周建人的生活似乎很幸福，直到1984年7月才以96岁的高龄死去。

　　周作人的后代与鲁迅的后代关系又如何？由于许广平的关系，再加上周作人后来的特殊身份，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未必好。周作人逝世后，周丰一曾经通知周海婴，但是他没有去。

　　2011年，周海婴去世，终年82岁。周建人的子女，如今健在者，似乎只有周蕖。

　　周丰一、周丰二和周静子都在北京，周静子1984年病故，周丰一曾在北京图书馆任职，还曾把日本小说译成中文，1997年去世，终年85岁。周丰二曾在北京市第九十五中学教数学，1992年去世，终年73岁，据说他为人低调，生前就不愿接受别人的访谈。　　

　　钱锺书曾经把婚姻比做围城，但是走进去的未必终生幸福，比如周作人；走出来的也未必不会引发悲剧，比如周建人。比较而言，鲁迅走出来的结果更好一些。

　　顺便插一句闲话。1947年6月29日去世前，朱安表示，希望死后葬到鲁迅坟旁，人们却把她葬到了四年前逝世的鲁老太太坟旁，可见她无论生前死后都与鲁迅无缘。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过真正幸福的家庭呢？有谁知道，多少表面幸福的家庭，背后却在不断地发生悲剧？或许，家庭的烦恼及其悲剧都是随着家庭共生的，永远也不能消失，除非你独自走过一生。

　　1999-08-17 初稿

　　1999-09-26 修改

　　2019-10-15 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