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的礼物～想和妈妈说的话

鸿鸿

口述：洁如，记录、整理：小鸿

亲爱的妈妈，我是您的女儿洁如。这是我五十多年前就想写给你而又沒能写成的文字。您离开我已经将近三十年，如今，我早已从少女成为母亲、成为奶奶，年少时未了的心愿也伴随我进入耋髦之年，想和你聊的事越来越多，如果再不把心里话写出来，实在对不起亲爱的母亲。

两年前，我突发心脏病，在ICU重症病房住了近一个月，死里逃生，这让我觉得，生命无常，我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想说的话变成文字。现在，我的身体在逐渐康复中，但握笔写字还是十分困难。于是，我委托我的表妹小鸿，帮我把我的口述记录整理出来，藉母亲节来临之际，完成这些给妈妈的文字，以告慰亲爱的母亲。

图中坐轮椅的是我，左一、是我二哥，右一是二嫂，右二是表妹小鸿。2019年摄于美国洛杉矶我的家中。

1961年，我初中毕业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那时，我一个少女，家里三兄妹中的么女，已经从家庭变故里，感受到妈妈的日常生活中的艰辛，以及眼神里不时流露出来的哀伤：那一年，父亲突然不知去向，过了很久才收到公安局的通知，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拘捕，在韶关坐牢，家人不准探望。

父亲到底做了什么坏事？沒人告诉妈妈。直到十八年后父亲出狱，我们才了解他坐牢的原因。原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的一个姑丈从国外来看他，不知为什么就成了“台湾特务”，连累父亲而坐牢。直到父亲出狱后告诉我，他其实只是见了姑丈一面，什么也没做过，但他十八年的生命就耗在牢里了。丈夫遭遇不测，令妈妈十分悲伤，在她已有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因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妈妈成了一个右派。

年少的我，不知道“右派”是什么意思，只是从身边同学、街坊邻居飘来不一样的眼神里，明白“右派”是一个不好的称呼。在女儿的眼里，妈妈勤劳善良，忠厚老实，热心待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不好的称呼呢？沒人能告诉我答案。

《我的妈妈》这篇作文该怎样写？写妈妈是一个右派？纠结之后，我故意“审”错作文题，把《我的妈妈》写成《我的祖国》。平时，我是班里学习最好的一个，作文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无法理解，我一个优秀生，怎么会审错题呢？按理说，这篇作文应该是不及格的，善良的老师很不愿意看到我不能初中毕业，于是给我的作文打了3分（当时是5分制），一个刚刚及格的分数。妈妈知道后非常生气，她哪里知道女儿内心的纠结，因为我也不敢问她，为什么她是“右派”。这件事成了我心中的一道坎，一直都无法越过，直到妈妈去世那天，我都沒有向她提起过。

这是妈妈五十多岁时的照片。



给妈妈的话，从哪说起好呢？说起母亲，世上美丽的词藻一大堆，我不想人云亦云。我想，把妈妈艰难的一生记录下来，给自己、给下一代、给其他人，应该是最好的方式，妈妈也会喜欢吧！几十年来，我陆陆续续从妈妈的亲人、她的学生、同事口中，了解了我的妈妈，一个坚毅、正直、善良却又很不幸的母亲。

这是妈妈和小时候的我。

妈妈名字叫杨淑华，在杨氏亲生的五兄弟姐妹里排行第二，上有一个长兄，下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1935年，先是父亲去世，1938年，广州被日军占领，母亲也在这一年病逝，国难家变一起袭来，遗下妈妈等五个兄弟姐妹，成为孤儿。那年她十七岁，最小的弟弟才五岁。当时，长兄在南洋谋生，不通音讯，妈妈是老二，自然就担负起长姐的的责任。

广州是全国受日机轰炸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图为当时广州最新马路全图上所标注的被炸点。

海珠桥附近的船艇遭日军轰炸，图为被毁的部分船艇。

当时，妈妈正在广州的一个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入读的学生费用全免），因为战争不得不辍学，几姐弟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幸得妈妈杨氏大家族的大伯父、二伯父资助，日子才能过下去。抗战前，大伯父是广州市第七小学的校长，广州沦陷时，学校停办，日子也不好过。当时，因日军的轰炸，很多人外逃，遗下很多空房子沒人住。于是，大伯父借了自己家对面的一座空房子办起了私塾，招些学生来上课，绵薄的收入还要资助妈妈几姐弟的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妈妈直到老年，都总是向我念叨大伯父、二伯父的恩情，在此，我要代表妈妈，向仲华表兄、玉华表妹等亲人再次转达她深深的谢意。

后来，妈妈找到一个在公交车上售票的工作，三妹也开始外出打零工。不久，妈妈在广州海珠东路的净慧路小学谋得一份教职，从此以后，教师这个职业伴随了她的一生～带给她荣耀和喜乐，同时又是充满屈辱的人生。

父母在1943年结婚。当时，父亲家境不错，他的爷爷考了清朝的举人第三名。父亲在一个生活优渥的家庭里长大，他自小特别喜欢音乐，吹拉弹唱样样拿手。民国时期陈济棠主政广东时，父亲的叔叔欧芳甫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父亲在叔叔的引荐下在财厅成为一名文员。1938年日本人攻占广州，父亲沒了工作。局势稍稍稳定后，父亲在本地的一个电台开始做音乐制作、编剧的工作，父母因音乐结缘。

当时，母亲在小学当教师，也喜欢音乐，两人在电台的音乐节目里相识相爱。结婚两年后，搬到广州市六榕路，一住就是几十年，街坊邻居们常常聚集到家里开家庭音乐会，这个习惯一直沿续了好几年。

1949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败走台湾后，父亲又丢了工作。不久，他凭借自己的文娱才能，在广东省党校找到一份负责文娱体育活动的工作，可是沒多久，他就因为“清理阶级队伍”，组织上认为他“历史背景复杂”，要他下放到农村。父亲受不了农村的苦，只好从党校离职，回到街道当一名会计。此后，父亲基本上就是郁郁不得志，后来还因他姑丈的原因入狱十八年。

动乱年代，父母的合照都没能保存。这是他们晚年在美国相聚时的照片，恐怕也是父母留在世上最后一张合照了。

妈妈自从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后，一直十分热爱这个职业。她当年的学生告诉我，母亲的古典文学非常好，常常手不释卷，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听她的课，哪怕是很调皮的学生，一到妈妈的课，都听得津津有味，不愿下课。

那个时代的学生毕业照。

1949年后，妈妈在广州市光塔街小学当教师。虽然爸爸因为家庭背景复杂屡遭审查，家庭境遇越来越不好，但妈妈很快适应新社会，政治上很积极。抗美援朝时，她还将婆婆留给她的贵重金饰捐出，当时，她对新政权是真诚的。

妈妈对教育工作十分热忱。她经常在学校忙到很晚才回家，她爱教育，爱学生，不仅操心学生的学业，甚至连学生的生活也无微不至的关心。有的学生家庭贫困，中午吃不上饭，她就带到家里来吃午饭。当时我们家一共八口人，日子也不宽裕，妈妈自己非常省吃俭用，但把学生领到家里吃饭，她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增加一双筷子而已。”

妈妈因为教课出色，对同事、学生都非常好，因而赢得一片赞誉，被大家选为优秀教师，学校工会主席，少先队总辅导员。

但是，好景不长。1956年4月，中共中央要求知识分子向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大家“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对学校工作无比热忱的妈妈，响应党的号召，向学校校长提了这样一个意见，她认为，教育界全盘向苏联学习，把百分制改成五分制不合适，因为五分制无法反映学生的真实成绩。

谁知道，1957年风向一转，“反右”运动发生了。所有向党、向单位领导提过意见的人都受到批判和整肃。妈妈平时工作积极，心底单纯，对人不设防，也引来某些人的妒忌。他们藉着运动，对妈妈公报私仇。反右运动到来前，妈妈看到学校一个来自农村的校工，穷得连张象样的被褥都沒有，于是在校工会里提议，资助这个校工一床新被子。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个校工被人唆使，上台揭发母亲“拉拢别人”。于是，新旧帐一起算，学校为了完成上级要求揪出5%右派分子的任务，把她和另一个老师定为右派分子。

妈妈怎么也想不通，她一心一意只想着为学校努力工作，关于“五分制”和“百分制”也仅仅是教学问题，怎么就不对了，成了右派分子呢？可是，就像后来丈夫突然被抓去坐牢，沒人告诉她原因一样，也沒有谁向她解释，响应党的号召，向学校工作提意见是不对的。就这样，“右派”这顶帽子压抑着她后半生，哪怕1978年“右派”摘帽后，她仍然心有余悸，甚至自责自己。

“当选”为右派，可不是一顶帽子那么简单。本来，按妈妈的教学水平，她很快会从三级教师晋升到二级教师，当时，在广州市，二级教师是很少的，一级几乎没有。成为右派后，妈妈从三级教师连降两级，变成五级教师，名誉不再，工资锐减，生活瞬间跌入谷底。特别是父亲突然被捕后，她那点微薄的收入，要养活我奶奶和兄妹三人。

尽管遭遇如此大的压力，妈妈对教育的热情如故。当时，学校把全校各班级最差的学生组成一个班，让她当班主任，一直带到六年级毕业。沒想到，这批学生后来大多很有出息，而且还特别懂得感恩，毕业后还时时与妈妈联系，逢年过节一定来拜访老师，甚至妈妈晚年时来了美国，学生们的节日贺卡也寄到美国。文革时，妈妈再遭劫难，但凡有点权力的学生纷纷挺身而出，帮助妈妈解困。

1965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象我们这样的家庭，爸爸是“历史反革命”还在狱中，妈妈又是右派，自然是冲击的对象。那时，我大哥已经参加工作，在工厂里当学徒，每个月只有几块钱工资，他除了自己理发，所剩的全部交家里贴补家用，我和二哥都在上学。平时，象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子女，已经习惯了被歧视的日子。文革一来，到处都是斗争的气氛，我们更加抬不起头来做人。而妈妈，愈发自顾不暇，担心随时被造反派抄家。

这是文革时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区，大字报铺天盖地。

妈妈担心的事终于来了。一天，一队造反派闯进了我们家，我吓得缩在墙角。但他们似乎表现得不那么野蛮，只是草草翻了翻我家的衣柜就离去。原来，这支造反队的头头，他的老婆是我妈的学生，当她得知丈夫要带队去老师家，便嘱咐他不要过份，随便敷衍一下就算了。

还有几次，街坊里几个烂仔要开我妈的批斗会，妈妈的几个学生，一个是工宣队长，一个是军人，都是党员，他们闻讯后赶到，阻止了批斗母亲的计划。

连续的政治运动，使人们的道德水平越来越低，所谓“革命”，成为人性“恶”的代名词。但是，即使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人性的光辉并未泯灭，还是不时看到一些人性的善。比如在危险时站出来保护我妈的学生；还有那个在反右时曾经上台揭发我妈的校工，听说晩年时也曾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后悔不已。

妈妈的二妹、三妹、小弟，也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力所能及的帮助她。二妹自己生活也不如意，但还是时不时帮大姐一把。三妹是医生（表妹小鸿的妈妈）在省人民医院当医生，条件稍好些，她常常带着三个女儿去看姨妈，接济她一些粮票和钱。

文革后期，母亲被发配到广东西部雷州半岛的农村当农民。当时，小弟是东莞县一名政工干部，他不忍心大姐被发配到那种地方，想方设法帮她迁到东莞，以便就近关照她。但后来被人举报，连累到小舅政工干部也当不成了，变相降职到县展览馆打杂。妈妈迫不得已只好去雷州半岛，直到文革结束，才平反回到广州退休。

但遗憾的是，更多参与作恶的，并沒有公开站出来道歉、反思。

文革后期，各地开始“复课闹革命”。而妈妈，再也不能继续她喜爱的教师工作了。她被发配到广东西部的穷乡僻野～雷州半岛廉江县当农民，这时，母亲已经年过半百，我大哥已结婚成家，我二哥下乡到了东莞，我也去了四会下乡。广州的家家徒四壁，妈妈把家里仅有的一件宝物～缝纫机也带去乡下，开始了她当农民的岁月。

到了农村后，妈妈唯一的经济来源，是下地和农民一起干农活，挣工分。她一辈子都没干过农活，加上年纪也大了，非常吃力。即使这样，她收工后还用自己带去的缝纫机，帮村里的农民缝补衣服。村民心疼她，也感激她，于是生产队决定不再让她下地了，在家帮村民缝补衣服，也计入工分。乡亲们看她不会自己种菜，常常给她送些瓜菜。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但村民们的善良、厚道，抚慰了妈妈那颗冰凉的心。

接下来我想告诉妈妈的，是我的故事。同妈妈不愿把她的右派经历向我倾诉一样，我也极少向妈妈谈起过我下乡到四会以后的经历。因为，那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一直没有祥细告诉过母亲。

1949年后，中国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逃港潮”，特别是毗邻香港的广东地区。由于内地与香港分属不同的社会制度，大陆和香港的生活差别很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是第一次逃港潮，第二次发生在1959～1961年大饥荒期间，第三次发生在文革后期。根据不完全统计，三次逃港潮约有二百万人逃去香港，大多数是广东人，另外还有大约几十万人从北方各地到上海一带偷渡去香港。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逃往香港的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以上这几张照片记录的都是当时的场面。

我们这些所谓“出身卑贱”的人，早已尝到了足够多的屈辱和悲情。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和我二哥，加入了第三次逃港潮，并终于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先说说我二哥。文革后期，他下乡到东莞。当时的东莞，与香港一河之隔，生活却天差地别。当地很多人在第一、第二次逃港潮时跑到香港，艰苦打拼，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这类消息传到内地，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想去香港谋生。文革中，各地处于无政府状态，第三次逃港潮爆发。二哥自然也就巻入这股潮流中。

二哥说，他逃港的运气较好，要知道，当时逃港的人，很多人逃了多次都被遣返，不少还死在半路上。七十年代末，二哥从广州到东莞下乡插队，同他一起插队的符氏兄弟共三人相约一起逃港。他们准备好地图、自制指南针，先从东莞石龙火车站坐火车到樟木头，然后在梧桐山走了七天山路，疍伏夜行，以逃避深圳边防的阻截。

七天后，三人来到靠近深圳河边的大山，大家商量，如果目标太大容易被边防抓捕，二哥于是同符氏两兄弟分路，趁边防换岗时连夜游泳过了深圳河，上岸后翻过英军的铁丝网到达香港。但他此后再也没有符氏两兄弟的消息，二哥估计，他们多半已被抓回去，或者死在路上了。

二哥上岸后，已经浑身无力饿得发慌，幸亏遇到一个姓黄的香港人，马上让他吃点面包才缓过神来。他帮助二哥在香港新界米铺村立脚，从此生活安定下来。二哥说，他忘不了黄先生的救命之恩。

当时，美国政府认定逃港的大陆人是难民，居港满七年后可以申请去美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次年，美国政府宣布取消这个政策。当时二哥在香港已经住了四年多，赶在美国“关门”前移民美国，并在美国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亲爱的妈妈，现在来说说我的逃港史了。当你被发配到雷州半岛时，我也从中学毕业，分配到四会县下乡插队。刚到农村时，我的热情还是很高的，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还自学医学知识，担任过大队的赤脚医生。

不久，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被打发回生产队种田，别人挣10分我只有8分。当时，我很迷茫，完全看不到前途。

无奈之下，我常常跑回广州，那时，生产队也不怎么管我们这些知青，少一个乐得少一份工分。我回到广州，结识了一帮打算逃港的朋友，加入了逃港的大军。从宝安（现深圳）一带偷渡去香港，渡河（海）是必不可少的。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为了达到目标，我每天去广州的三元里泳场或红楼游泳场练习游泳。那时的游泳场包括广州附近的一些水库总是人满为患，大家私下流传一句话：“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大家互相心照不宣而已。在珠三角地区，青壮年外逃，很多村庄十室九空。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我逃港运气不如二哥，从1971年起，我先后三次逃港。但我们兄妹间怕走漏风声，互相保密，不知道对方的计划，每次我和不同的人结伴。

第一次，我们从东莞去，有个人说可以带路，我和几个同学凑了钱给他。我们去到深圳大山里的边界，看到一个女孩翻跃铁丝网时，被边防的狼狗咬伤，大腿上一片血迹，我们吓坏了。这时，边防的人来到，我们被抓回广州，我还和那个受伤的女孩关在同一个牢里。那时，偷渡的人一般是强迫参加三个月的学习班，然后放人。

第二次，我想从中山去，那时抓捕逃港的风声很紧，我们在途中藏在草地里时，被农民民兵抓住送回广州，又一次失败。

1973年，我第三次逃港。因为已经有经验，成了“老卒”，总是走在同伴的前面。我们走的是中路，虽然危险，但渡河时间短。路上走了二十三天，在梧桐山里曾跌落到十几米的深渊，幸好我们带了长绳子才获救。路上挨了10天饿，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抱着充气塑胶枕头游了四个小时，渡过了深圳河，自己都不知道上岸的地方是什么名字。花了200港元找人联系二哥，直到他来接我进城。 

我也赶上了美国难民政策的末班车。二哥去美国一年多后，担保我也到了美国。千辛万苦，我们兄妹俩终于来到自由世界了！

这是我到美国后与二哥的合影。

经过几年打拼，我终于在美国站稳脚跟。这时，中国已经结束文革，妈妈“右派”摘帽，于是我们兄妹俩担保父母来美国团聚。那时候，爸爸也已经保外就医出狱，但因为他的“反革命罪”，办理赴美签证时不能通过“无犯罪公证”，无法与母亲同来。

后来，是妈妈的长兄通过广东省侨联的关系，向美方证明爸爸是“政治犯”（美国不承认政治犯），才获得赴美签证。晚年的父母，二十多年离别、磨难后，才在美国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这是妈妈来到美国后的照片。生活回归正常，妈妈的脸上也有笑容了。但是，岁月不饶人，好日子没过多久，她和爸爸就先后病重离世。父母的一生，大半辈子在不正常的年代渡过，蹉跎岁月，无比唏嘘😭😭

这是妈妈的二妹、妹父（笔者小鸿的父母亲），以及小弟、弟媳四人来美国探亲时，到大姐、姐夫的墓前拜祭。小时候，姐弟俩从小失去父母，大姐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恩重如山。

我于1983年结婚，但婚姻并不顺利，担保丈夫来美十年后，他就病逝了。此后我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很辛苦。按照美国的福利，我可以向政府申请救济。但我是一个顽強的人，还是想通过奋斗争取自已的未来。为了扶养三个孩子长大，我当过牙医，做中介买卖房子，一个人撑起整个家。儿女们终于完成大学学业，成家立业，事业有成。

这是妈妈的小妹、小弟两家人来美探亲时，我和二哥与他们四人的合照。

最最后悔的是，妈妈病重时，我自己家里家外忙得一塌糊涂，沒有多少时间去陪伴母亲，很多心里话都来不及跟她说。所以，奉劝天下的儿女，父母健在时，要多陪伴他们，等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切都晚了。

妈妈，女儿不孝，想和你说的话，只能在你离世二十多年了才有机会对你说，希望你能听见。

爱你，亲爱的母亲！

后记：

文章写好后，表妹小鸿发给了我看。说实在话，一开始我很担心，因为我的本意只是想纪念亲爱的母亲，不想谈那么多有关政治的事。我和小鸿聊了很久，才慢慢认识到，妈妈的一生，与当时的社会密不可分，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妈妈的错。如果想回避这些内容，文章是很空洞的。我明白，几十年前带给我内心的恐惧仍未散去，而我又是一个顽强的人，不想家庭的故事随着我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再说，文章还经过妈妈的杨氏家族仍健在的长辈～妈妈的二妹和三弟看过，他们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由于历史原因，本文很多旧照片只能从网上找，在此感谢照片作者。

小鸿自注：当代文坛大师王鼎钧在他的在回忆录第三卷《关山夺路》的后记里，模仿凯撒的名言，写下这段异乎寻常的话，仿佛要将胸中的愤懑倾泻一空：“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我来了，我看见了，我也说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