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梅华失踪案纪实

孙向荣

▲失踪者朱梅华，背景是勐龙河。

《 朱梅华失踪案纪实 》

作者：孙向荣 2020年4月 清明节

摘要：
　　本文以纪实的手法叙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发生在西双版纳的上海女知青朱梅华失踪案始末。文章系统的梳理了与朱梅华失踪案有关的线索，对进一步探寻失踪者的下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为关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知青的生存状态和知青历史文化的读者留下了一份详实的资料。
　　文章配有图片30余张，全文一万八千余字，分十个章节：一、一块特殊的墓碑。二、朱梅华雨夜神秘失踪。三、兵团组织了大规模搜寻 。四、昔日男友成为重点嫌疑对象 。五、指导员蒋进杉被拘留审查。六、失踪引起的震荡和不安全感。七、二十八年后寻访陶阿妈。八、一片曾被遗漏的沼泽。九、母亲仍企盼着女儿的归来。十、四十五年后的第一次对话。

▲上海女知青朱梅华之墓 2018.11. 刁晓明摄

▲原七营三连上海知青裴丽娟在朱梅华墓前默哀，2018.12.孙向荣摄

一、一块特殊的墓碑

2018年11月18日，在西双版纳东风农场龙泉公墓立起了一块特殊的墓碑，墓的主人是失踪了四十五年的上海女知青朱梅华。墓碑头枕胶林，面向勐龙河。在大理石墓碑的右上方，镶嵌着朱梅华20岁时拍摄的瓷质黑白肖像。肖像下镌刻着涂金的碑文：“朱梅华，女，一九五三年二月生，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日下乡到东风农场七分场三队，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晚在驻地单独上厕所时失踪。”碑体中间镌刻着：“上海知青朱梅华同志之墓”，碑体左侧的碑文是：“国营东风农场立，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这是一块特殊的墓碑，为失踪知青立碑，仅此一家。立碑工作是东风农场工会主席李平亲自安排的，立碑日期定在东风农场建场六十周年庆典前夕。
这是一块记忆之碑，它使人们铭记朱梅华的失踪。这是一块思念之碑，它寄托着朱梅华的亲属、同学和战友对她的怀念。原七营三连知青黄裕茂等，早在十年前就对我说过：“即使破不了朱梅华失踪案，也应在她下乡并失踪的地方为她立一块墓碑，以宽慰朱梅华的亲属和知青的心愿。”如今东风农场采纳了知青的提议，了却了知青的一个心愿，也为朱梅华失踪案画上了一个遗憾而不完整的句号。
一个失踪者的孤魂，在飘荡了四十五年后，终于有了归宿，有了一块属于她的安息之地。如果朱梅华在天有灵，看到她失踪后农场和知青战友为了寻找她的下落所付出一切，看到数十年来知青战友对她一如既往的关切和思念，她会感到欣慰。
随着岁月的流逝，当记忆逐渐模糊时，这块特殊的墓碑会向人们诉说朱梅华失踪的始末。清明来临时，祭奠者会在她的墓前送上一束鲜花，如同她青春的容貌那样美丽。

二、 朱梅华雨夜神秘失踪

朱梅华，祖籍江苏泰兴，1953年2月出身在上海市普陀区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她父亲是上海华生电扇厂的职工，母亲在上海国棉二厂工作，是一名中共党员。朱梅华是家中的老大，下有俩个弟弟。
1970年，17岁的朱梅华在上海市新会中学毕业时恰逢知青上山下乡“一片红”，即无论是否独生子女，凡应届中学毕业生一律下乡安置。这年4月20日，朱梅华和84名初中同学一起下乡到西双版纳境内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七营三连（东风农场七分场三队）。

▲20岁时的朱梅华 ，1973年摄，该图片由陶阿妈提供。

▲朱梅华的同学，下乡时的同室战友刘桂花， 2010-4 孙向荣摄。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1970年初在云南省农垦局的基础上组建而成，隶属于昆明军区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五万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其中由东风农场组建的一师二团共安置来自京、沪、渝、滇的知青14382人。1974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昆明军区党委决定撤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恢复农场建制，二团恢复为东风农场，由王文希任场长，李秀奇任党委书记。
　　朱梅华下乡所在的二团七营三连位于景洪县勐龙镇小街附近，是个以知青为主体的新建连队。1970年三连组建初期有职工120余人，其中老职工（含连级干部与其家属）13人，知青116人（上海知青84人，重庆知青21人、北京知青11人），占全连的90%。三连指导员蒋进杉（化名，以下相同）是个四十多岁的四川籍退伍兵，连长是退伍兵张凤朝，副指导员周萍（女）和副连长董照同夫妇来自云南景谷农村，副连长易延早是湖南籍老职工。
　　和大部分新建连队一样，三连的主要生产任务是在中缅边境的沟谷雨林里毁林开荒，种植天然橡胶。除完成上级下达的垦荒和橡胶定植任务外，生活上需自给自足，要自行种菜养猪。知青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住房是土冲墙茅草顶的，喝的是井水，没有电灯和电话。

　　1974年，三连上海知青裴丽娟任班长的四班是二团的标兵。1月28日一师党委，2月4日兵团党委分别作出了向二团七营三连四班学习的决定。

▲七营三连位置图，1973-2北京知青陈叔强绘制

▲七营三连平面图， 孙向荣2014-4绘制。

三连的营房坐落在一个山坡下推出的平地上，山坡上是1972年定植的胶林。山坡下的两栋营房由南向北平行排列，中间隔着篮球场。建队四年后，两栋营房点上了忽明忽暗的电灯，但室外厕所却无灯照明。

　　厕所位于营房南端，通往八营十三连的小路旁。厕所十分简陋，是个由土坯围成的1米多深的坑，围墙上架着类似草棚的屋顶，中间一道高出人头的隔墙，将其分为男厕和女厕。

厕所距营房最近的一端约19米，距朱梅华寝室约86米。男厕所的入口面向营房，女厕所的入口朝着环境更加隐蔽的橡胶林和通往八营十三连的小路。

除入口处外，厕所四周长满了齐胸高的茅草。在女厕所入口处的深草丛中有一条不足半步宽的小道，顺小道下坡数米是通往八营十三连的泥路。

▲七营三连主入口西望 ，孙向荣摄于2009-1。

▲七营三连主入口东望， 孙向荣摄于2009-1。

▲毗邻七营三连的曼凉散傣族村寨，2009-1 孙向荣摄

　　厕所东北面20余米处是进入七营三连的主入口，向东约2公里，穿过曼凉散傣族村寨是勐龙镇至景洪县城的公路。由此向北上数百米是小街，北上48公里可到县城景洪，788公里可抵省城昆明。三连以东数公里是勐龙坝的主河道南阿河（俗称勐龙河），距中缅边界的直线距离不足20公里。

1974年4月2日，二十一岁的朱梅华同往常一样，傍晚收工洗完澡，吃完由同事帮她买的晚饭后穿着内衣睡裤在寝室内休息。晚9:35左右她约同室的上海女知青刘桂花一起上厕所，刘说：“已经去过了”。于是朱梅华拿了火柴，在粉红色带小花点的确良衬衣上披了一件由紫红色劳动布翻做的无领无袋外套，下穿橡筋裤带的单薄花布睡裤，拖着一双黑色布鞋出门，走到隔壁寝室门口，喊上海女知青杨寿银一起去厕所，杨答：“已经去过”。朱梅华便独自前往。

朱梅华上厕所时，18岁的李兴惠在二栋营房中间的篮球场上学骑自行车，她看见朱梅华穿过球场朝厕所方向走去。十时许夜空飘起了小雨，小李停止了学车返回家中。

　　10:15左右雨下大了，刘桂花见同室的朱梅华去厕所还没回来，就在寝室门口喊道：“朱梅华……，”除了雨声，无人应答。刘桂花以为朱梅华因下雨可能在别的女知青房间睡了，于是关了门独自睡了。

　　4月3日早上，刘桂花见朱梅华没回房洗漱吃早饭，直到出工时仍不见她的人影，便赶到球场对面那栋房子的重庆女知青李全英寝室，问李全英：“昨晚朱梅华是否在你寝室睡的？”李全英答：“没有。”刘桂花随即报告了连队领导。于是全连停止了出工，在各寝室和驻地附近寻找。

刘挂花在距厕所西南面约25米处，通往八营十三连的泥路上发现了朱梅华昨晚单独上厕所时拖着的那双黑色布鞋。两鞋鞋面朝上，鞋头朝着八营十三连方向，左鞋在前，右鞋在后，两鞋间隔90公分。

刘桂花在返回连队途中遇到了上海知青唐本华，由唐本华保护现场，刘桂花回连报告。连指导员蒋进杉看了现场后便赶往小街，在小街邮局用电话向团部报了案。

经清点朱梅华遗留在连队的物品有：毛料和的确良衣服11件、绒衣4件、高帮雨鞋一双、牛皮鞋一双、雨伞一把、旅行袋一只、钢笔一支、手电筒一只、现金40元和存在银行中未取的100元。除1973年朱梅华第一次回沪探亲时由父母为她购买的一只价值185元，秒针带红点的瑞士天克诺手表可能随手戴走外，其它物品没有缺少。

朱梅华就此神秘失踪。

▲七营三连原厕所位置，2009.1.孙向荣摄 。

▲厕所边通往八营十三连的小路，2009.1.孙向荣摄。

三、兵团组织了大规模搜寻 1974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正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大”精神，进一步落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路线。上海派出的知青慰问团正在兵团慰问和了解知青下乡后的情况。女知青朱梅华的失踪引起了从兵团到地方各级领导及有关方面的重视。
　　朱梅华失踪的第二天,即1974年4月3日中午，二团副政委李秀奇、副团长邹礼先、副参谋长李英顺和上海知青慰问团的负责同志赶到七营三连了解情况，并组织七营和八营的150余人四处寻找了一天，没有下落。当晚二团就将朱梅华失踪的消息电告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一平、云南建设兵团范副司令员（现役军人）、云南省知青安置办公室卢洪；同时报告了云南建设兵团一师师部和兵团保卫处，景洪县及西双版纳州公安局。
　　4月3日我陪同兵团保卫处副处长洪流，教导队队长郭长河（现役军人），一师保卫科副科长杨国荣（现役军人）、蒋泽权、赶至二团七营。
　　4月13日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局长王克忠率领州、县公安局与大勐龙派出所（所长为苏云德）的地方干部来到二团。
　　5月6日，云南省派出了由昆明军区军事法厅厅长赵培基（现役军人）、省公安厅徐洪仁、省高级法院严金明等组成的省委工作组，至此组成了由下至上，从兵团到地方各级领导、专职保卫工作人员和上海知青慰问团代表参加的联合专案组，对朱梅华失踪进行了历时五个月的集中调查工作。
　　为寻找失踪者或不幸遇难的尸体，兵团组织了历时三个月的大规模搜寻，出动人数累计2700余人次。从4月3日上午至4月7日，以七营三连为中心，在搜寻半径约7公里的范围内，二团组织了七营全营的14个连队及八营和营直机关共18个单位，出动924人次，进行了集中五天的突击搜山寻找。

　　此后以七营为主体的搜寻延续了三个月，搜寻面积达一万多亩。期间4月19日七营教导员程载德带领营干部,组织勐龙公社小街大队的社员10余人打捞了距七营三连北面1.5公里处的红堡水库。

▲七营三连北面1.5公里处的红堡水库，2013.10.孙向荣摄。

▲勐龙坝的主河道南阿河，2013.10.孙向荣摄。

联合专案组派出了以八营保卫干事杨兆升为组长的7人搜寻组，从4月15日至5月9日全力搜索了25天。期间搜寻组从距七营三连东面约2.5公里的曼咪寨附近，沿南阿河顺流而下，直至麻疯寨，沿河搜索了9公里。

　　发源于中缅边境布朗山系的南阿河(俗称勐龙河) 全长140公里，由南向北流经勐龙坝，是勐龙镇境内的主河道。南阿河在麻疯寨附近折向东面，在中缅边境的关累注入奔腾的澜沧江（它的下游称湄公河）。
　　4月10日我受专案组的委托赶到景洪县城照相馆，连夜翻印了朱梅华的一寸照片百余张，分送车站、旅馆等有关部门请求协助查找。4月13日至15日整个西双版纳沉浸在七四年度的傣历泼水节期间，我与二团的保卫干部，手持朱梅华的像片，分头在大勐龙镇、曼飞龙、小街等集会点不断穿梭在欢乐的人群之中，逐一搜寻，但未发现朱梅华的身影。
　　5月19日，联合专案组从边防部队调来了军犬，让军犬闻了朱梅华的那双布鞋，想以军犬特殊的嗅觉来寻找线索。可惜事隔一月有余，且案发当天的晚上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嗅觉灵敏的军犬此时也失去了寻找线索的方向。
　　派往上海、江苏等地的外调组报告，走访了朱梅华的父母、亲戚和街坊邻里，没有她返回故里的消息。
　　云南省军区的侦察员提供的信息表明，朱梅华失踪期间，在大勐龙地区的中缅边境未发生非法越境事件。西双版纳州公安局派遣到勐宋、打洛、孟连、磨憨边境的眼线在搜寻后报告，没有发现形同朱梅华的女人。
　　除了搜山寻找、派人外调，为了获得与朱梅华失踪有关的线索，查清4月2日晚上和朱梅华失踪前后七营三连及周边地区人员的去向与活动情况，二团和联合专案组做了大量调查工作。

据7月16日统计，专案工作人员对二团16个营的职工普遍定位三次，其中七营三连定位5次。对三连附近2公里范围内的曼凉散、曼景宰、红堡、曼养广、曼汤、曼张六个傣族村寨的成年男子500余人进行了定位调查。对3月25日至4月5日大勐龙境内的流动人员及二团外出人员作了定位调查。在七营三连周边地区的二营、三营、七营、八营、九营、十一营和附近的傣族村寨召开了数百次座谈和调查会。
然而历时五个月的全力搜寻和调查却未能找到朱梅华的踪影或不幸遇难的尸体，她像一缕青烟消失在西双版纳莽莽的雨林中，消失在中缅边境的红色土地上。

四、 昔日男友成为重点嫌疑对象

　　朱梅华身高1.62米，体重110斤，身材较好，容貌秀丽，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是个人见人爱的姑娘。三连的上海知青裴丽娟说：她性格活泼开朗，能歌善舞。有时候在田埂头，在劳动之余，她会唱《芦笙恋歌》、《卡秋沙》、《红莓花儿开》，许多民歌情歌，她都会唱。

　　朱梅华的同学喻家霖说：1973年间，她和上海女知青杨某用紫红色格子布各自做了一件背心，直接穿在外面，考虑到朱梅华性格张扬，极受异性知青的追逐，时任排长的一位上海知青对她说：“你穿得这么好看干什么？你不要穿到外面来”，说她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她回答说：“我穿出去，关你什么事”。

在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思想保守，文化生活枯燥的年代，有这样一个爱美爱时髦，能大胆地唱“靡靡之音”的女孩，许多男同志都喜欢她，所以性格活泼外向的她朋友较多。有一次劳动休息时，她的同学以开玩笑的形式频频对朱梅华说了一些荤话，她当即开骂：“操你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973年下半年朱梅华第一次返沪探亲时她格外恋家，流露出不想再回云南的念头。她对母亲说：“妈妈我不能走，这次回去我要没命的。”但作为一名五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她母亲要以身作则，不能因她女儿探亲逾期不归而拖上山下乡的后腿，谁知她女儿归队后不足半年便失踪。裴丽娟说：朱梅华失踪后，她妈妈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蛮好这次探亲回来不放她走的”，并一直为此感到后悔和内疚。

朱梅华失踪引起了人们的各种推测：私自跑回家乡，非法越境去了缅甸，自杀，奸杀，或被绑架等，众说纷纭。据当时分析，情杀或奸杀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在朱梅华失踪前与她交往密切的男友自然成为本案审查的嫌疑对象，上海知青诸为民（化名，以下相同）便是重点审查对象之一。

诸为民，原籍江苏高邮，1953年3月生于上海，是和朱梅华一起下乡到七营三连的同学。据反映诸为民平时和朱梅华来往较多，最近可能有些矛盾。案发当天，诸在朱梅华用的火柴盒上写过“火烧朱梅华”。4月2日晚，诸为民以还《大众菜谱》一书的名义到了朱梅华寝室，在她床前沉默了十来分钟后才离开。与朱梅华同室的刘桂花说，诸离开后大约一刻钟，朱梅华就外出上厕所并且失踪。

当晚在连队球场上学骑自行车的李兴惠说：那晚在熄灯号（按兵团的作息时间表是晚上9：30）响过以后，她在球场北面的篮球架处看到诸为民从朱梅华的寝室出来，穿过球场进了东面一排营房的文书室。诸从文书室出来后沿着墙根向南面的厕所方向走去。不久，李兴惠在球场上遇到了朝厕所方向去的朱梅华。李说：“朱梅华拖着布鞋，声音都能听到，下身穿着浅底色大白花的睡裤。不一会儿天下雨了，我就把车推回家。到家不久，我就听到刘桂花在寝室门口喊朱梅华，……”。

诸为民和连队附近曼凉散寨子里的傣族波几囡关系密切。45岁的波曾因生活腐化，被当地派出所拘留过，1972年又因盗窃七营二连的财物被判刑五年。

波几囡交代，诸为民在1974年2月托他购买打胎药并与他谋划偷盗七营三连的猪，因他害怕而未实施。朱梅华失踪前曼凉散寨的部分村民因修水库临时住在工地，工地负责人岩温勇说，波几囡4月2日下午6时许请假离开工地回寨子，3日上午才返回工地。对此波几囡一直否认，说4月2日至3日他一直没离开过工地。

与诸为民同住一室的上海知青曹迪林说，4月2日晚9：30以后至10：00前，诸为民从外面回到寝室睡觉。诸此日凌晨一时许出过一次门，大约一刻钟，可能是外出解手。

据此, 诸为民和波几囡具有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成了本案审查的重点嫌疑对象，分别被兵团和大勐龙派出所隔离审查。

裴丽娟说：诸为民起先被关在营部的一个大仓库里，后来他实在吃不消了，就上吊自杀，大概人快要死的时候是最难受的，他用脚踢了下窗门，被人发现后救了下来。

诸的同学黄裕茂说：“自杀未遂后诸在团部医院治疗期间，我去病房看他时问道，你真的想死啊！诸说他实在受不了了。 他说，有一次看守在七营营部的操场上打了4根木桩，将他用绳索拉成个“大”字后曝晒太阳，他只穿一条衬裤，因渴向看守讨水喝。看守用狗食盆盛水，也不给他松绑，直接用脚将水盆踢到他嘴边让他喝。最后诸全身肌肉萎缩，并伤及视神经，像植物人一般。我刚进入病房时他一下子还认不出我来，大腿细得像一根甘蔗。”

诸在营部隔离审查没有结果后，于1974年7月被转移到西双版纳州公安局拘留审查。据参与拘留审查诸为民的重庆知青阴良云回忆：看守所条件不好，阴暗潮湿，加上诸心思太重，心情郁结，身体状况不佳，患了严重的肌肉萎缩症。诸被拘留审查了十个月，除一些重大疑点仍无法澄清外，对加害于朱梅华因查无实据，1975年5月公安局只好对他教育释放。

上海知青曹迪林回忆：事隔多年后诸对他说起，是被打得实在吃不消了才上吊自杀的。押解他的是两个重庆知青，将捆绑他的绳索不小心遗留在室内，于是他找到了超脱的机会，想用绳索结束自己的生命。虽被人救起，但在他的脖子上还是烙下了一道永不褪色的紫黑色印记。

1979年诸为民在知青大返城时回到了上海。不幸的是他得了胃癌，1995年去世时才42岁。诸去世前已离婚,陪伴他的是家里养的两只狼狗。临终前他沒力气了，狼狗忠诚地给他叼起了香烟，诸抽完烟后就死了。聪明的狼狗见主人去世，便跑到他姐姐家里报信。情景悲惨，催人泪下！诸过早地去世，与他当年所受到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有很大关系。

五、指导员蒋进杉被拘留审查 据阴良云回忆，在朱梅华失踪案的调查陷于绝境时，1976年3月时任七营三连指导员的蒋进杉因奸污其从四川来连队投亲的侄女被西双版纳州公安局拘捕。
　　蒋进杉拘捕后接任三连队指导员的上海知青裴丽娟说：蒋当年40来岁，是个身强力壮，城府很深的退伍老兵，后来他奸污侄女被连队副指导员发现了，我们就开始怀疑朱梅华失踪与他有关。
　　上海知青喻家霖说：蒋既然能奸污侄女，朱梅华长得那么漂亮，难道不会把她害死吗？ 1974年11月，东风农场保卫科科长丁世琪开了部吉普，带了把驳壳枪，以到场部去开会的名义把蒋从三队带走了。当时以蒋奸污侄女这件事为突破口来审查朱梅华的失踪。蒋先被关在场部，后来关进了州公安局的看守所受到拘留审查。
　　黄裕茂说：“蒋进杉平时的表现和色迷的眼神透露出他的两面性，他做过绝育手术，根本不用担心女知青怀孕，何况正值壮年。蒋无论当时的职务、体魄、人品，时间、政治气候以及对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都为其作案提供了可能”。
　　据在州公安局参与审讯蒋进杉的阴良云回忆，蒋在看守所拘留审讯期间供认了杀害朱梅华的经过。蒋交代说：“朱梅华请了探亲假，我以带东西为名把她骗到家里。那天我老婆去了二连要很晚才回来。我从里屋拿了20元给朱，托她从上海买一件的确凉衬衫。朱拿了钱就要走，她穿着睡衣，丰满的乳房，漂亮的身材，挡不住的诱惑。我一下拉住她，要和她发生关系。她不肯并用上海话骂道‘操侬娘，懒蛤蟆想吃天鹅肉！’。那时我失去了理智，又怕她讲出去，我双手紧紧抱着她往里屋拖，一下把她掀翻在地。我全身压在她身上，一只手捂住她的嘴，一手按住她的头，没多久她就不动了。我见事情闹大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死死掐住她的脖子，见她确实死了才松开手。” “朱梅华死后我把她埋在连队的猪圈里，我担心尸体腐烂发臭，就叫连队买了水泥，把几间猪圈的地面全都铺上了水泥。”
　　蒋交代后的第二天，版纳农垦分局保卫科长蒋泽权和州公安局阴良云等，火速赶到勐龙，会同东风农场保卫科的同志一起前往七分场三队，挖地三尺把几间猪圈翻了个底朝天，结果连朱梅华的一根头发都没有发现。
　　回到州公安局再审蒋时，他改口说：“我没有办法，只好编造一套，交代了好过关。我没有杀害朱梅华。”　
　　因没有查获谋害朱梅华的直接证据，1975年底蒋进杉仅因奸污其侄女一案被判刑八年。
　　至此历时近两年调查，朱梅华失踪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后也没有发现新的线索，当地公安部门只得将它作为悬案登记备案。
　　2008年，我在参与东风农场博物馆的布展和知青纪念碑的建设期间得知，当年朱梅华失踪的办案人员大部份已退休并离场回了老家，其中年岁高的已经过世。东风农场于1988年撤消了保卫科，农场的治安和户籍已划归地方管理。
六、失踪引起的震荡和不安全感 朱梅华失踪前后，涉及知青的重大恶性事件和非正常死亡事件在二团时有发生。
1972年5月，二团七营九连上海知青陆某（男，1971年来兵团）因恋爱问题，无法忍受连队的批斗，3日下午在寝室内用剪刀自杀。下午6:30送至团部医院时死亡。此日夜，尸体被拖回七营埋于工程连菜地附近的山坡下。
1972年11月6日，二团十一营二连上海知青冯某（女，1970年4月来兵团）在来兵团后，第一次准备回沪探亲前夕去五营一连找同学，在五营附近趟水过勐龙河时不慎溺水。十五天后在距冯落水处下游10余公里的麻风寨附近，其腐烂变形，面目全非的尸体被路过河边的傣族老乡发现。在冯离开二连至尸体被发现的十五天内竟无人报告冯某失踪。
1973年4月1日，二团六营三连重庆知青江某（男，1971年4月来兵团）在殴斗中持刀行凶，致3名知青死亡。
1973年8月10日，二团四营四连上海知青徐某因重庆知青陈某向他索讨其被连队扣发的14元工资（作为在6月份发生的殴斗中，陈打伤徐的医药补偿费）时持刀行凶，当场将陈刺死，并重伤知青胡某。
　　1973年11月4日，二团八营工程连副指导员，28岁的退伍军人李某，为追求来自大城市的女知青而喜新厌旧，将年仅23岁并怀有身孕的妻子打昏后勒死。李作案后将尸体用绳索悬挂在连队的猪圈里，伪造他妻子自杀的现场。
　　1973年12月25日，在一师党委对云南兵团第一师连以上干部奸污迫害女知青的刑事处理决定中（仅这一次专题会议）就涉及到一团、二团、三团、四团、五团、六团、独立一营等团级单位的连级干部23人，营级干部3人，其中地方干部12人，现役军人干部14人。
　　正如云南省联合专案组组长赵培基厅长1974年7月19在总结朱梅华专案工作时所指出的“近期一师二团连续发生涉及知青的重大恶性事件，引起省委重视，立即派我们下来协助调查。朱梅华失踪事件仅为其中一例。”

　　二团副政委李秀奇在总结会上说：“在近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二团发生了好几起知青重大恶性事件，暴露了我们行政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和干部队伍中的问题，要认真总结教训。”
　　1974年8月，云南省联合专案组撤离二团，对朱梅华失踪的集中调查随之告一段落。朱梅华失踪在知青群体中引起的极大震荡和不安全感在短期内却无法消除。
　　8月10日，七营教导员程载德在向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局长王克忠汇报失踪案后续工作时说：“朱梅华失踪后，不仅女知青晚上不敢上厕所，就连男知青也怕得不敢去。现在知青探亲回家，逾期不归的特别多。他们的父母对子女的安全不放心，说知青到了兵团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裴丽娟回忆说：那时知青个个害怕了，闹得人心慌慌，今天是朱梅华失踪，明天不知道会轮到谁。女知青不想再在兵团扎根下去了，纷纷自找门路离开兵团。1976年到1977年间，连队有一批女生，全部嫁到了上海市的郊县和苏浙一带。
　　喻家霖说：七营三连原有知青100多名，到了1977年大概只剩下50来个，其中男知青40个，女知青只有10个，男知青大部分是光棍。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二团（东风农场）在短期内集中安置了13522名来自京、沪、渝、滇的知青，分场（营）由原来六个扩建为十五个，连队（生产队）增至191个，大部分是以知青为主体的新建连队。由于兵团疏于管理，忽视安全教育、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未能及时跟上，因翻车、溺水、殴斗、自杀，医疗和工伤事故等引起的知青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当这群热情而天真的青年，高举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牌，呼喊着“要胶（橡胶）不要命”的口号在热带雨林中战天斗地时，很少有人想到如何照料和保护自己，其中很大一部分知青还是未成年的孩子。
　　朱梅华失踪虽然是一起偶发事件，但它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知青的生存状态做了个特别的注脚。

七、二十八年后寻访陶阿妈

　　2002年初，作家刘晓航为写一部记录云南知青大返城经历的长篇纪实文学《我们要回家》来上海采访，当他得知朱梅华失踪事件后欲将此素材写入他的作品。他返回武汉后给我来电说，有人将朱梅华失踪事件改编成一部《通天大案》的小说，称朱梅华的母亲是张春桥的亲戚，因而惊动了中央，到底有无此事，请我协助核实。

我翻阅了当年的工作笔记，在1974年4月11日的一页上找到了朱梅华下乡前的家庭地址：“上海市昌化路994弄A号B室。”2002年4月2日，在朱梅华失踪后的二十八年，我下班后寻访了朱梅华的母亲陶阿妈。

尽管从朱梅华失踪的第二天至1974年8月底，我以兵团第一师（西双版纳农垦分局）政治部保卫干事的身份参加了朱梅华失踪案的调查，除在其遗物中见过她的相片外，从未见过她，也未去过上海她父母的家。时隔二十八年，特别是1993年以来上海大批旧式里弄被拆除，或许朱家早已搬迁。

昌化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北端为苏州河，南接武定路；东西走向的普陀路东端与其相交，994弄就位于这两条马路相交的丁字路口。毗邻弄口北侧街面是具有西双版纳傣族装饰风格的傣家村大酒店。大门两侧悬挂着“款款傣家美食，天天傣家歌舞”的牌子。我走近昌化路994弄口找到了兰底白字的弄牌，上面的牌号为昌化路994弄1-17号，没有我要找的A号。弄口恰好是公用电话间，我便上去问道：“此弄有无A号？”。守电话的中年妇女回答：“没有”。问：“弄内有否叫朱伯伯的住户？”。答：“早已去世”。问：“有无陶阿妈？”。答：“住弄内A号B室”，提问终于有了答案。

这是数幢东西走向的老式公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二层翻建为六层，门牌号因此作了变动。这里的居民大多为国棉二厂及国棉二十二厂（原申新九厂）职工。昌化路994弄又叫“正红里”，以纪念在上海“五-卅”运动中牺牲的革命烈士顾正红而得名。

A号与傣家村大酒店一墙之隔，为北朝苏州河的第一幢公房，我拾级而上，找到了B室。B室敞开着朝北的大门和灶间的窗户，透过窗户的栏杆，我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妈正在炒菜。我问道：“阿姨，陶阿妈是否在此居住？”。老人放下手中的菜勺，用疑惑的眼神凝视我片刻后反问：“侬寻伊做啥？”。我说：“我来看望她，近来身体可好？”。她说：“我怎么不认得侬！”。我说：“我是伊女儿下乡时在同一个农场的知青，曾经参加过伊女儿失踪的调查，侬是伊娘吧”。从她对我提问的间接回答中我已断定，眼前这位身高约1.58m，衣着简朴，留着短发的老人就是朱梅华的母亲陶阿妈。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忧伤的眼神告诉我，女儿的失踪给这位母亲所造成的巨大悲痛和几十年来心灵上的创伤。

1974年10月，因去武汉上大学，我离开了云南。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十余年，1993年才调回上海，此间从我未得到过有关朱梅华的消息。今天当我来到朱梅华母亲陶阿妈面前时，一段封存了整整二十八年的往事，一幕幕日夜企盼女儿归来的场景，触动了这位慈母的心。

陶阿妈告诉我：“当里弄居委干部前来通知我们朱梅华失踪时，我丈夫当即昏倒在地。我俩于1974年4月23日在普陀区知青办和国棉二厂及华生电扇厂单位代表的陪同下赶到七营三连。因一时不能查明女儿的下落，一个月后便返回上海。离开云南时，我们除了要求云南建设兵团对我女儿的失踪有个明确的交待外，没有其它的要求。”

“回沪后，我丈夫一直埋怨我将他最疼爱的独生女儿送往云南。我只能对丈夫说，1970年知青上山下乡一片红，我是党员，不能不带头送女儿下乡。自从女儿失踪后，她父亲日思夜想，连做梦都在呼唤朱梅华的名字。1988年,61岁的他终于带着一颗追寻女儿踪迹的慈爱之心遗憾地离开了人间。”

　　“现在改革开放已二十年了，假如女儿跑到了缅甸，也该有思乡寻母的消息。看到与女儿同去的孩子都回到了父母身边，我女儿却如西去的黄鹤毫无音讯，想起来就心如刀割。至今云南兵团对我女儿的失踪没有一个说法，今天难得还有知青朋友前来关心、看望我。”

　　当我问起：“您家和张春桥是否有亲戚关系，朱梅华失踪事宜后来与云南有关方面联系过吗？”。陶阿妈说：“与张春桥是亲戚，那纯属谣言！开始我们写信与云南联系过，但一直没有回音。后来时间一长，我们都麻木了。现在事隔二十八年也不知道该去找谁。”

　　此刻陶阿妈显得十分无奈、无助和忧伤。为了不使老人过分悲伤，我安慰了一番便告别了朱梅华的母亲。

　　离开陶阿妈家，走出昌化路994弄，已是傣家村大酒店华灯初上时分。在“泼水节期间消费者优惠”的横幅下，身穿傣族服饰的迎宾小姐正在门口接待前来的宾客。大堂内又在表演西双版纳的傣家歌舞。在芒锣和象脚鼓的伴奏下，葫芦丝吹奏的傣家乐曲悠扬地飘荡在夜空。傣家村大酒店内的“天天傣家歌舞”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陶阿妈的心，将她的思绪带往遥远的西双版纳，带往她女儿神秘失踪的那片土地。

八、一片曾被遗漏的沼泽

　　2008年10月，在1968年全国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即将来临之机，作家刘晓航的长篇纪实文学《我们要回家》出版了，该书以较长的篇幅记载了朱梅华失踪事件。

　　2008年12月，上海电视台记实频道 《往事》 栏目，分三集播出了反映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经历的 《我要回家》 ，《争取回家》 和《终于回家》 。

　　2009年2月上海电视台记实频道 《往事》栏目以《西双版纳女知青失踪之谜》为题，分上下两集向观众介绍了朱梅华失踪始末。接受电视采访的上海知青分别是1976年接任七营三连队指导员的裴丽娟，和朱梅华一起下乡的同学喻家霖、黄裕茂、曹迪林及当年专案组成员，一师政治部保卫干事孙向荣。

　　2013年10月，上海电视台记实频道《往事》栏目资深编辑冯乔，随同回访东风农场的上海知青裴丽娟等赴七分场三队实地采访。接受采访的有原七营营长张家富、副营长唐金标、原七营营部专案人员刘金凡、三连副指导员周萍、副连长董照同。冯乔深入连队，在知青的协助下拍摄了朱梅华失踪现场，走访了小街和周边的傣族，哈尼族村寨。

　　2014年4月上海电视台重新录制了该节目。同年4月播出了《上海女知青热带雨林失踪记》，5月播出了《上海女知青失踪迷案再调查》。节目的播出再次引发了社会对朱梅华失踪案的关注和热议。

　　据返城后在上海电视台工作的曹迪林说：“我守候在电视机旁，看完了纪实频道的这组节目，想起当年荳蔻年华时失踪的朱梅华，就像久愈的创口突然迸裂一样，久违的泪水突眶而出，那种痛楚让我几天都无法安睡。我想对朱梅华说，如果你能再坚持5年，会像我们一样，你也回家了……。”

▲原七营三连知青曹迪林接受电视台采访

▲原七营三连知青喻家霖接受电视台采访

原七营三连的知青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对朱梅华失踪提出了一些新的疑点和线索。他们说，朱梅华失踪后尽管兵团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但遗漏了连队附近的一片沼泽地。
　　喻家霖说：1970年4月29日，我们从上海来到连队后第一天上班，就到连队附近的沼泽地捡木柴。指导员蒋进杉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乱走，看见有草的地方才可以踩下去，有水塘的地方你们不要踩，如果在沼泽地陷下去很危险。
　　裴丽娟说：当时寻找朱梅华时沼泽地没有找，因为大家不敢去。那时我们还小，很单纯，不会把这片沼泽地和朱梅华失踪联系在一起。
　　上海知青黄裕茂说：4月2日蒋进杉的老婆袁金凤（化名，以下相同）带着儿子去二连走亲，晚上返回三连时见蒋在家。蒋半夜起床外出，回家时肩上扛着一把锄头，脚上沾了许多烂泥。这些情况是袁在蒋被拘捕后交代的。他老婆告发蒋奸淫其侄女时气愤地说：“我家老蒋不是人，连自己的侄女也要糟蹋”。

▲原七营三连知青裴丽娟接受电视台采访

▲原七营三连知青黄裕茂接受电视台采访

原三连的知青说：当年在连队人员的定位排查中，蒋的行踪没有人去核实，因他是连队指导员，不可能怀疑到他。现在看来他不仅具备作案动机和时间，而且案发当晚的行迹诡秘可疑。
　　蒋对连队周遍的环境、气候特征和知青的活动规律十分熟悉。蒋进杉的住房位于球场的东北侧，有个房间临窗摆放着写字桌，窗户正好对着球场对面朱梅华住的宿舍。从窗户的缝隙中蒋可清楚地窥视到对面一排营房知青们的动静，包括发案那天晚上朱梅华出门去厕所的走向，也听得到朱梅华呼唤女知青一同如厕的声音……。
　　1974年4月3日，发现朱梅华失踪的当天上午，知青都急不可耐，可是蒋进杉却神态悠然地蹲在自家门口抽着水烟筒，指着三连厕所和八营十三连小路的方向让知青去查看，结果刘桂花在小路上发现了朱梅华的那双布鞋。知青从朱梅华遗落在小路上的那双布鞋推断，那里不是作案的第一现场，很可能是疑犯用障眼法伪造的现场。
　　1996年裴丽娟首次回访农场时遇到了已经刑满释放的蒋进杉。她说：蒋把我叫到他家里，一人勺了一杯苞谷酒。他把我手挟起来，各自喝下去。我一直感觉我俩有点心照不宣，因为他在农场被批斗的时候，我当面对他说，朱梅华肯定是他弄死的。他朝我看看，不说话。我想，他如果还有一点良心就应该说出来。我第一次看到他哭了，他一边敬酒，一边不停地哭，给我的感觉是想让我放过他。连队的老职工在边上劝我说，蒋进杉现在老了，和我们的关系也不错，小裴放过他吧！于是我就没再追问，可是我的心里一直放不下，回上海后我心情一直很难过。
　　35年后，当知青把怀疑的目光再次聚焦在原指导员蒋进杉身上时，让我感到震惊。当年我在参与朱梅华失踪案的调查期间，从来没有听说过在七营三连附近有一片可怕的沼泽。这片当年搜寻时曾被遗漏的沼泽，极有可能吞没了一个年轻的生命。
九、母亲仍企盼着女儿的归来 自2002年4月，我在上海市昌化路找到了朱梅华的母亲后，每年中秋来临之际都要去看望她,在千家万户亲人团聚的传统佳节里给她送去一份安慰。

　　近年来，因老人住所搬迁便失去了联系。正当我为此事发愁时，2009年2月底，朱梅华的弟弟朱翔林（化名，以下相同）拨通了我的手机。2月28日星期六下午，我和原三连知青黄裕茂等在灵石路的一家茶室里与朱翔林谈了很久。

▲记者冯乔与七营三连知青座谈 ，孙向荣摄于2009年2月28日

▲2009.12.《联合时报》发表记者冯乔的采访报道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节目讲述人刘家祯 ，2014.5.11.

▲2014年4月笔者接受上海电视台《往事》栏目采访

朱翔林说：上海电视台播出朱梅华失踪的节目时，我没有让母亲看，也不想让她知道，因她今年八十多岁了，怕老人过分悲伤而发生意外。但节目的播出在街坊邻里中反响很大，有时我母亲到搬迁前的正红里走动，便有所耳闻。她以为女儿失踪有了新的消息，要我一定找你们了解情况。
　　我说：上海电视台播出该节目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

　　首先，在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来临之际，为了铭记和反思这段不该忘却的历史，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其二，电视台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首次以影视资料的形式记录了朱梅华失踪事件。有人以道听途说得来的消息和主观想象将朱梅华失踪事件编成荒诞离奇的故事流传于社会。我们真实地记录和客观地叙述朱梅华失踪事件，为了以正视听，也是对朱梅华、对知青、对历史的尊重。

第三，它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电视这一广为传播的媒介向社会发了一则新的寻人启事。它呼吁社会继续提供有关朱梅华下落的线索；热切地希望对陶阿妈多一份关切，愿老人在有生之年能盼来女儿失踪迷案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也是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我多次向编导强调的。
朱说：是否以此为锲机再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继续调查朱梅华的下落，以了却我母亲和家属的心愿。当年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对姐姐失踪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现母亲年岁已高，她委托我出面与知青联系，想取得你们的帮助。
我说：2002年5月,受你母亲的委托，我曾向云南省公安部门及云南农垦系统等单位发过书面联系函和相关资料，但挂号信寄出后既没有退回，也不见回信。

客观地讲，当年为调查和寻找朱梅华的下落，当地公安部门及农场等单位竭尽全力做了大量工作。现要重新审理35年前的这起悬案确有很大难度，对此我们应该理解。不过电视节目播出后或许会有新的线索，原七营三连的知青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疑点，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不要放过。
陶阿妈的心愿得到了原七营三连上海知青的热心响应。由裴丽娟、喻家霖、黄裕茂、曹迪林等向朱翔林提供了《朱梅华失踪案当年排查疑点的缺失》等书面材料。

　　▲知青受陶阿妈委托向有关部门写挂号信的收据

▲2010-4景洪公安局给陶阿妈的信访受理单

2009年5月，朱翔林受母亲的委托，以陶阿妈的名义再次向公安部、云南省及西双版纳州公安局等有关单位发出了书面信函。主要诉求是请有关部门“对原七营三连上海知青提出的新疑点给予足够的重视，进行必要的排查和落实；对原三连附近的沼泽地进行挖掘，以搜寻朱梅华不幸遇难的尸骨和遗物；妥善保存朱梅华失踪的专案材料并对该案的疑点和线索作一次梳理；请继续关注朱梅华失踪事件，结合某些悬案的侦破，扩大新的线索；请在我有生之年就我女儿的失踪给个说法，以了却我和我们家属的心愿。”
　　二个月后，朱翔林终于收到了来自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公安局2009年6月29日的信访回执。来函称：关于要求查找朱梅华失踪的来函收悉，“我单位已于2009年6月26日受理，……”。
　　2010年6月25日，朱翔林收到了景洪市公安局信访办的答复意见书（编号：X201003010）。主要内容为：

　　1、您2010年1月29日向公安部投递的要求查找您女儿朱梅华下落的信函已收悉，我局已批复勐龙派出所办理。

2、勐龙派出所高度重视，专门安排警力到东风农场七分场核实情况，经一个多月地毯式排摸和搜索，在辖区内仍未找到朱梅华的尸骨，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3、关于要求在三连附近的沼泽挖掘寻找朱梅华尸骨一事我局暂无法进行和完成，望谅解。

4、今后我局会继续关注朱梅华失踪案，加大排查和搜寻力度，力争早日找到失踪的朱梅华。
得知陶阿妈几十年来的信访有了回复，所有关注朱梅华失踪的知青都格外高兴，遗憾的是仍没有找到朱梅华的尸骨，也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他们说，作为朱梅华的同学和战友，希望沪、滇两地的政府和有关部门继续关注朱梅华失踪一案。如能在三连附近的沼泽地找到朱梅华的尸骨，即使查不出真凶，也可将朱梅华失踪案划上一个不圆满的句号。在她当年下乡并且失踪的东风农场龙泉公墓给她立一块墓碑，以宽慰陶阿妈和知青的心愿。
“梅华啊，你在哪里？回家吧，我的女儿！”这是陶阿妈延续了四十多年的悲痛呼唤！年迈的母亲仍企盼着女儿的归来。愿苍天显灵，愿西双版纳吉祥的孔雀能给陶阿妈带来欣慰的消息。

十、四十五年后的第一次对话

　　对东风农场七分场三队（原七营三连）的蒋进杉我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调查朱梅华失踪，我曾多次到过七营三连。早在四十五年前我就知道蒋是三连的首任指导员。说陌生，是因为我没有和蒋一起工作过。在参与朱梅华失踪案调查的几个月里，我基本上都在七营营部，和在连队的蒋进杉没有什么接触，对他不很了解。

2009年，当返城30年后的上海知青把怀疑的目光再次投向原指导员蒋进杉时我曾感到震惊。蒋身上的诸多疑点，给朱梅华失踪案披上了重重迷雾。

2019年1月，我完成了东风农场博物馆的修复工作后准备返回上海。一天上午我在去办公室的途中，在场部小康路上偶然遇见了蒋进杉。

我问他：“你去哪里？”，他说：“带老家来的几个亲戚去龙泉公墓，前几年老婆去世，葬在那里。”

我说：“我是上海知青，和原三连的知青裴丽娟、黄裕茂他们很熟。我想找你聊聊，你现在住在哪里？”

他回答：“可以，明天下午你到桃园小区来找我。”

2019年1月16日下午3时许，我到了位于原二分场学校附近的桃园小区。蒋见我来了，对我说：“家里有客人，说话不方便”，便拿了两只小板凳带我到他家对门的一位老职工家院子里坐下。蒋和我的说话声惊动了这家住户，从这户人家走出了一位来自重庆的女子，她是现年66岁原七营三连的重庆知青李全英。我问她：“你怎么会在这里？”，她说：“在重庆机床配件一厂退休后，到农场来租房，作短期度假养老。房东是原七营三连的老职工。”

李全英1971年下乡，是朱梅华同一连队的战友。在我的工作笔记中有一段朱梅华失踪时三连女知青上厕所情况的调查记录：1974年4月2日晚，“9:20，顾根宝上厕所；9:35，朱梅华上厕所；9:40至9:45李全英上厕所；9:50，高乐平、胡小英、杜小平上厕所；10:15下雨了，刘桂花在寝室门口喊同室的朱梅华回寝室睡觉，除了雨声，无人应答。”朱梅华就此失踪。

李全英见我和蒋进杉来了，给我们泡上热茶后在我边上坐了下来。我和李全英一起同蒋进杉聊了起来。这是朱梅华失踪45年以来我和蒋进杉的第一次对话。为节省时间，谈话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孙：你哪一年入伍，是什么时候来东风农场的 ，谈一下你的经历。

蒋：我今年86岁，1955年22岁时我在四川老家应征入伍，曾在解放军总参所属某部的通讯班当班长。1958年我从部队退伍到西双版纳大勐龙农场（后合并为东风农场），和从昆明步校转业的张永杰、刘清武等同在十二队。1959年我在农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谈一下你的家庭情况。

　　蒋：我1932年出生在四川宜宾农村的一个贫农家庭，父母生育了四子六女，我是老大。因家里穷，我小时候只读过两年小学。入伍前我在老家与重庆籍的卢馨平（化名）结婚。1953年及1955年卢为我生育了一子一女，她们和我父母一起生活在宜宾农村。1960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我的妻子、儿女和父母都饿死在宜宾老家。

　　1961年我续娶了袁金凤为妻，她1939年生，原籍云南景谷。1965年袁生了儿子蒋小鸿（化名）。儿子今年53岁，还没有成家，现为农场的割胶工。

　　孙：你哪一年任七营三连指导员的？ 介绍一下三连组建时营、连两级领导班子成员。

　　蒋：1969年，我从二分场九队调至七分场三队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是退伍兵张凤朝。1970年东风农场组建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二团。七分场三队组建为七营三连时我任指导员、张凤朝任连长，周萍（女，云南景谷人）任副指导员；副连长是湖南籍的易延早和云南籍的董照同。

　　七营教导员是1958年转业的军官程载德、营长是张家富；副营长是转业军官杨江水及唐金标；刘芳政任副教导员。

▲2013.10.记者在七营三连采访原副营长唐金标 ，孙向荣摄。

▲记者采访原七营专案组成员刘金凡，2013.10.孙向荣摄。

▲董照同（前）接待回访三连的知青并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第四位是蒋进杉的妻子袁金凤，2013.10孙向荣摄。

▲周萍（左），董照同夫妇2010.10.在上海，该图由喻家霖提供。

孙：1974年4月2日朱梅华失踪那天晚上你在哪里，在做什么？
蒋：那天晚上我一直在邻居周萍（副指导员）和董照同（副连长）夫妇家吹牛。
　　孙：有人反映朱梅华失踪那天晚上你并不在周萍和董照同家，看到你深夜回家时肩扛锄头，脚上沾满了泥巴，回家后将一只手表塞进墙缝里，有无此事。
　　蒋：这是我在七营营部被隔离审查时瞎说的。1975年，我奸污来农场投亲的侄女被告发。由此被怀疑谋害了失踪知青朱梅华，我在七营营部被隔离审查了3个月。
　　孙：哪些人员参加了对你的隔离审查？谈一下审查的情况。
　　蒋：审查我的有原二团保卫科长丁世琪，专案人员伍尚光、刘金凡等。看守我的是一个20来岁的云南青年，叫周进如。
在营部隔离审查三个月后我被移交到版纳州公安局。1975年底我因奸污侄女一案被判刑八年（注：据阴良云回忆，蒋1976年3月被西双版纳州公安局以强奸罪逮捕。）。我在普文劳改农场服刑期间，可怜的妻子用每月30多元的工资养活了全家。
　　孙：谈一下在景洪拘留所关押期间你交代谋害朱梅华的情况。
　　蒋：在拘留所关押期间，州公安部门没有审查我与朱梅华失踪有关联的问题。我是在七营营部隔离审查时交代了杀害朱梅华，并把她尸体埋在猪圈里，后我又翻供否认。是因为专案组搞逼、供、信，我为了报复专案组才编造瞎说的。
　　孙：你刑满释放后去了哪里？
　　蒋：我在劳改农场认真服役，被减刑一年，1982年获释后回到东风农场七分场六队。2009年农场建了经济适用房，我从七分场六队迁入新建的桃园小区。遗憾的是几年前，妻子在一次外出回家途中，因傍晚天太黑看不清路，身材矮小的袁金凤不慎一头栽进了路边的鱼塘淹死了，享年78岁。
　　孙：当年你在朱梅华失踪现场看见了什么？
　　蒋：第二天早晨（1974年4月3日），我在厕所边通往八营十三连的小路上看到了朱梅华上厕所时遗落的一双布鞋。两鞋鞋面朝上，右鞋在前，左鞋在后，鞋头朝着八营十三连方向，两鞋相距一步左右。那时连队没通电话，我赶到小街邮局向团部报了案。

▲记者在七营三连拍摄朱梅华当年失踪现场，左起袁金凤、裴丽娟、董照同。2013.10.孙向荣摄

▲笔者陪同记者考察红堡水库2013.10.刁晓明摄。

▲喻家霖（右）向记者描述原三连附近的沼泽，2013.10.孙向荣摄

▲电视台记者拍摄三队外景，2013.10.孙向荣摄

孙：原三连附近有没有沼泽地，沼泽地有多深？
　　蒋：沼泽地在原七营三连通往八营十三连的方向，沼泽地不大，面积约一个半篮球场大小，脚踩下去水淹没到膝盖处，深约1米。
　　孙：朱梅华失踪你有没有责任？
　　蒋：作为原连队的主要领导，我有管理不善的责任。
　　孙：有人反映4月2日晚你形迹诡秘，朱梅华失踪时你的去向至今没有人能证明。
　　蒋：他们不给我作证，是要我为朱梅华的失踪背黑锅。
谈到这里，一行热泪从蒋进杉的眼中突眶而出。我不清楚这是他因犯罪而忏悔的眼泪，还是他因朱梅华失踪所受到的怀疑深感委屈而哭泣。但他的眼泪是真的，神情是严肃的。我不希望他是谋害朱梅华的疑犯，但在失踪案水落石出之前，每个疑点，每条线索都不应轻易放过。
　　蒋进杉今天说的至少有三点和我以前掌握的情况有重大出入。

　　其一、2013年10月17日，裴丽娟陪同上海电视台记者在东风农场采访时，周萍和董照同夫妇说：在调查1974年4月2日晚连队人员的活动情况时，蒋进杉没有定位，因他是三连的老大。显然周萍夫妇否定了朱梅华失踪时蒋在她家吹牛的说法。

其二、蒋进杉否认了在西双版纳州公安局拘留期间对他是否谋害朱梅华的审查。这与当年在拘留所参与审查蒋进杉的阴良云所记载的情况严重不符（参阅阴良云：《再说一桩未解谜案》）。

其三、蒋进杉对原三连附近沼泽地位置和状况的描述与裴丽娟和喻家霖在电视采访中的叙述有很大出入。
晚餐时间到了，我结束了与蒋进杉还没有聊完的对话。怀着疑惑和沉重心情离开了桃园小区。
2019年1月20日，我在嘎洒机场登上了返回上海的班机。当飞机掠过景洪上空时我仿佛听到朱梅华微弱而绝望的呼喊：“不要丢下我，我要回家！”。

我定下神来往下俯视，脚下是奔腾不息的澜沧江，满山的胶园和莽莽的雨林。和四十多年前一样，澜沧江依然由北向南流经西双版纳。不同的是四十多年后景洪澜沧江两岸高楼林立，已看不到我下乡时的风情。

　　▲暮色中的七营三连，2013.10. 孙向荣摄

▲原东风农场宣传科长刁晓明（左）和三连指导员裴丽娟在朱梅华墓前，2018.12 .孙向荣摄.

▲ 我定下神来往下俯视，脚下是奔腾不息的澜沧江，满山的胶园和莽莽的雨林。

身处新时代的版纳人都在为新时期的新任务而忙忙碌碌，人们不再提及一位四十六年前的失踪者，好像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朱梅华失踪事件。城市化的进程正在边陲重镇高速运转，人们难得有心情，有闲暇，停顿下来回望过去。朱梅华失踪成了悬案，如同此刻我舷窗外飘过的云雾，一团团的始终无法解开。

　　参考文献：

　　1、阴良云：《再说一桩未解谜案》 2005.12.《勐龙记忆》周公正主编，香港文汇出版社。

（阴良云，1971年下乡，原二团七营一连重庆知青，1974年至1988年在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工作，1988年9月调回重庆。在朱梅华失踪案中，阴良云于1974年7月参与审讯诸为民，1976年3月参与审讯蒋进杉的工作。）

　　2、刘晓航：《我们要回家》2008.10.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3、冯乔(上海电视台记者、编辑):《西双版纳女知青失踪之谜》2009.12.4.《联合时报》

　　4、刘旦、李刚（广州日报记者）：《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花城出版社，2009.11.

　　5、裴丽娟、喻家霖、黄裕茂、曹迪林：《朱梅华失踪案当年排查疑点的缺失》2009.5.

　　6、曹迪林:《朱梅华失踪案之后续篇》2009.10.

　　7、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

《上海女知青热带雨林失踪记》2014年4月；

《上海女知青失踪迷案再调查》2014年5月。

（注：转载本文时不得断章取义，使用本文图片请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