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行政管理、生产管理和经济核算单位，具体存在的时间为1958年至1983年。成立人民公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生产队有一口大钟，每天天刚亮队长就敲响大钟。社员们听到钟声就会跟着队长下地干活。队里的社员不论性别、年龄和劳动技能，只要按时出工，都能获得相同的劳动报酬。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纯四平均”的特点。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泾阳县白王公社太和大队第八生产队。那时我记忆最深的是“饲养室”。因为我从小学到高中都跟我当饲养员的爷爷晚上住在饲养室。饲养室是生产队喂养牲口的地方，也是生产队的办公室。每天晚上全体社员都要来到饲养室记“工分”，分配第二天的活路；还有些人记完工后就在这里聊天谝闲传。另外，下雨天社员们开会也是在饲养室。我们队的饲养室有东西两个共十多间草房。牲口有牛、马和骡子共二十六、七头，这些牲口是生产队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大的财富，特别是骡子和马（高脚牲口），在当时每头就能值一两千、两三千元。 我们生产队的历任队长都想尽千方百计发展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社员收入。无论从作息时间还是劳动强度，从犁耧耙耱还是浇水施肥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除此之外，队里还先后开设过醋坊、豆腐坊、养猪场，面粉厂、砖瓦厂，还种植过许多种的经济作物。1977年队里还派出了十多个社员跟一个叫李健的山东匠人去淳化油库搞基建。但或因为管理不善、或因为规模太小，经济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我们队上开设砖瓦窑时，装窑、出窑、饮窑（把水挑到窑顶上倒在水池里让水往下渗，这是烧蓝砖的要求），送砖时的装车卸车都是队里的社员们干，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为的就是能够多得到一些报酬。基建队里的社员干活都很卖力气，早上六点多起床干到晚上九点多，像螺陀一样转个不停，一个人绝对能顶三个用。我当时也在基建队，手上的皮都磨掉了，露出了鲜红的嫩肉，还得去提水泥浆，蜇的人生疼。大家对年底的收入都很期待。但基建队的经济权掌控在李健的手里，他又是外地人，走南闯北，猴精猴精的，到最后队里也没得到多少钱。队里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棉花。社员们辛辛苦苦施肥打药、摘棉花、剥棉花、凉晒棉花，最后买到轧花厂。但扣除农药、化肥、水费等贷款后，得到的现钱也是寥寥无几。社员的收入始终没有明显的改观。一般情况下一天劳值就是两三毛钱，最好的时候达到四毛钱。百分之八十多的户分不到钱，百分之二、三十的户是连年“倒找”。 生产队给社员分钱、分粮食、分柴草、分棉花、分食用油。分钱的人家很少，分的钱也不多，只有劳动力多，家里没有吃闲饭的人家可以分到几十块钱。分的粮食不够吃，每家做的馍馍都锁在柜里或者吊在半空中，不能让娃娃们随便吃，吃一顿粘调面被认为是不会过日子，玉米面和红薯占了粮食的相当一部分，借粮食也是时常发生的事情。柴草也不够烧，到了冬天，每家都要去北仲山背柴（一般都是父子、兄弟同去）。上山时拿上铺盖、干粮和锅灶，住在“祁家坡”或者“刺咀”，这两个地方有窑洞和水源。早上起来做点早饭吃了就进山，砍够一捆后就把柴捆起来，背上往山门口走去，一捆柴一般情况有七八十斤，从柴源地背到侯家山门有十多里路，因为道路崎岖、负荷沉重，得走四五个小时。到了山门把柴寄存在侯家山再返回宿营地。第二天如此循环。等背上十多捆柴时回家把架子车拉上侯家山，一次性把柴都拉回家。我亲自体验背柴是在1976年，给队里的豆腐坊背柴，因为我手脚笨拙，不会砍也不会捆，知道情况后，本家的两位大哥赶紧先给我砍好柴捆上，让我背着先走。因为山路特别坎坷，柴在人身上有点晃悠，几次差点摔到沟里去。还有的人拉着架子车去淳化的安子哇煤矿去拉煤，来回有三百多里路，最少的拉五百斤，还有的拉七八百上千斤的，得走五六天。小孩子们也不能闲着，冬天到了就去刨玉米根、棉花根，每天必须刨够一定的数量。最热闹场面的还要算队里分食用油。离开始还有两三个小时，婆娘女子娃拿着盆盆罐罐就开始排队了。有的说，有的笑，有的敲盆，还有的在争执排队的先后顺序。大家对顺序很是看重，好像靠后了就真的分不上油了。油是棉籽压榨的，是从西苗的榨油厂用铁桶挑回来的，挑油的人可是选了再选，都是特别老成持重的人，办事不牢靠的人绝对不能担当此重任，万一弄撒了可是天大的事。一年分两次油，每次一人半斤，分到油以后大人们会小心翼翼地提回家去。 生产队的一项义务就是参与国家和地方的工程建设。我们队参与的工程有黑松林和油坊沟水库、“梅七线”（梅家坪至七里镇铁路线）、宝鸡峡（引渭河灌溉渠）、贾河滩水坝、张家山（筛珠洞）抽水站、西苗（赵家沟）抽水站、西苗抽水站二期（五级抽水）、太和抽水站、太和蓄水池（大涝池）。国家的工程人去了就行，地方的工程派了人去还要带上锅灶，带上粮食，给民工们做饭。我亲自参加的一次地方工程是修张家山抽水站的环山渠。渠是从半山腰开过去的，我们的任务是给渠底和渠岸衬贴石头。这项工程的水泥是上级供应的，但石头和沙子都要求各生产队在山上寻找，找到了就把石头和沙子背到工地上去。背负沉重的砂石，还没有路，只能从山坡上深一脚、浅一脚地爬过去。我们住的地方是张家山村里人废弃的破窑洞，没有门窗，给地上铺一层麦草就是床铺。一到晚上老鼠就出来在人们身上纵横驰骋。吃的饭早晨是稠玉米粥就咸菜，下午是汤面条。我参加的另一次工程是西苗二期抽水站。这次我们队和白王二队进行了一场“打擂台”的劳动竞赛，队员们高度紧张地挖土、铲土、拉土，汗水不停地擦、不停地流，一眨眼的功夫都不能松懈。擂台结束后领导宣布：太和八队胜！这时我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往手上一看有一个三公分的口子，原来是铲土时用力过猛摧开的。 生产队的第二个义务就是给国家交售公购粮。这可是个政治任务。不管队上的收成咋样，社员们能不能吃饱，给国家的粮食可一粒不能少。这粮可叫爱国粮。为了不影响当天和第二天的生产劳动，交粮一般都安排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出发，由精壮的男劳力拉着架子车运粮，天刚黑就拉到桥底粮站。因为大家都在赶时间、赶进度，交粮的人特别多，就在官苗村排队，一般情况下能排出个一、二百米远。如果情况顺利，赶天快亮前就可以交上，如果不顺利，第二天还得在粮站凉晒或者过筛子。 生产队让人难忘的事还有夏收，称为“三夏大忙”。夏收是生产队最隆重的典礼，但这场典礼一般要持续一两个月的时间。麦子刚黄的时候上级领导就开动员大会，队里就置办各种夏收用具，刷写标语，给打麦场周围安上一圈大功率的电灯泡，营造出浓郁的收获氛围。因为那个时候生产力水平低，工序太多。一捆麦子，由收割到颗粒入仓，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收麦-拉麦-摞麦-摊场-翻场-碾场-翻场-碾场-起场--摞麦秸—攒麦-扬场。第一遍程序叫“碾生场”下来还有第二遍程序，摊场-翻场-碾场-翻场-碾场-起场--摞麦秸—攒麦-扬场，这叫“轱辘场”。而且每道工序都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生产队几百亩的麦子，全部把这些程序过一遍，需要的时间确实不短。夏收的时候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加班加点也是常事，“场活”忙完了后都会长长地出一口气。夏收也是生产队最慷慨的时候，队里会给社员们发“清凉油”、“人丹”，发草帽，甚至还会支起油锅炸油饼，让社员们狠狠地奢侈一回（机会很少）。 开大会在那个年代是最常见的事情。开大会人们都很积极，因为开会就不用下地干农活了，还能照样挣到“工分”。大队里开会一般都在魏庄小学，公社开会都在白王中学的操场上。开会的内容最多的就是抓阶级斗争，批判地富反坏右，斗争牛鬼蛇神，还有就是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记得最清的一次是宣判“某老二”等人。执法人员把犯人们押解到台子上，把每个人的罪行都宣读一遍，然后宣判，再然后五花大绑，捆绑时还要把犯人举起来以示威风，最后押上汽车拉走。记得有一年春上在白王开大会，刚好这天风特别大，人走在路上都走不稳，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有几个人在白王兽医站的墙底下避风，结果风把墙吹到了，压死了一个人，压伤了几个人，这件事在当时也只怨死伤者的运气不好罢了。<br> 生产队时大家都头脑轻松，没有焦虑，听见铃声跟着队长下地就行。谁不笑话谁，谁不攀比谁，自然压力就小了许多。但随之出现的问题就是大家力也出了，汗也流了，但财富的增长非常缓慢，社员的生活几十年几乎没有变化，这让大家感到非常的困惑和迷茫，也渐渐失去了“共同富裕”的信心。到了1983年，生产队解体了，全国都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让村民们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钱包也一天天鼓了起来。现实使人们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回顾生产队的历史，它也许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的一个必然过程。生产队为完成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为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社员们那种质朴勤劳、忍耐奉献的精神让人至今难以忘怀。他们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的辛苦劳作，他们付出了牺牲、承受了艰难；他们平整了土地、修建了水库、交纳了公粮。他们是国家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