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镗《艺途学悟行》序

鲍爷度曲

阿镗《艺途学悟行》序 鲍元恺 阿镗自述是一位天分平平，却“靠广拜明师，不断学习，同时登上了小提琴演奏、教学、作曲、指挥、文章写作这几座高山”的人。 据说，在德语里，把兼任作曲家、乐队首席、指挥和领唱者的音乐家称为“4K”全能音乐家。我没有听自嘲“鹅嗓”的阿镗唱过歌，但于著作等身的作曲家、担任过乐团首席的小提琴家和指挥过中外多个交响乐团合唱团的指挥家之外，他的音乐教学和音乐评论则绝对属于大师级别。 作为桃李满天下的音乐教育家，除在台湾高校担任教职至退休外，他创造并亲自推行的庞大的“黄钟教学体系”在小提琴教学领域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此，他担任了海峡两岸诸多音乐教育机构的教授和诸多重大小提琴比赛的评委，并先后出版了多部小提琴教学文集。 被德高望重的香港音乐学者王东路先生称为“文化大视野下的音乐格言”的《音乐之美》，是阿镗作为音乐评论家的代表作。这部以八个月的字斟句酌写就的《论语》体著作，贯通中西，深入浅出，显示了作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文字功力。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的音乐期刊争相转载。我每建立一个新的互联网自媒体，都如座右铭那样把《音乐之美》当做新平台的开篇，郑重介绍给读者。 作为作曲家，阿镗的这本以自己作品重新分类排序，把记载了每一部作品从构思、文案、创作，到演出、修订的历年日记摘编成书的《艺途学悟行》，是他艺术创作详细过程的真实记录。如他对自己另外三本书《作曲回眸》《作品演出录音记》《他人写阿镗》所说，“我不确定对一般读者是否有价值。对一个以作曲立命的人来说，这可是他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这也是作为同样“以作曲立命”的我反复阅读并向同行学子推荐这本书的缘由。 1994年4月，我和阿镗相识在台湾“后花园”花莲由台湾省立交响乐团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作曲家研讨会”上。会后回到天津，我在给他的第一封信（附一）中描述了我们从花莲、台中到台北的初见:“花莲午宴，一见如故，遂成挚友。亚士都彻夜长谈，高(信疆)公馆赏画品茗，罗兰家匆匆整谱……，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到崔(玉磐)先生处促膝谈乐，心有灵犀。可惜时短话长，未能尽兴。好在来日方长，今后还会有许多见面机会。” 那一年，我五十岁，他四十六岁。到如今已经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来，这“许多见面机会”安排我们在台北两厅院、台中雾峰，台南安平古堡和日月潭教师之家，在香港铜锣湾和鸭脷洲，在厦门大学海滨、筼筜湖畔和会展音乐厅，在深圳书城，在北京方庄，在天津音院……继续“促膝谈乐”。二十八年来，从手写书信到电子信箱，从MSN到QQ,从“爱乐人走四方”到“缪斯空间”，从微信到朋友圈……对人生、对艺术、对教育的“心有灵犀”，使我们从相识成为相知，从新朋成为故友。 我们的讨论话题都是双方的作品，重点是我的《炎黄风情》《台湾音画》，他的《古诗词歌曲集》和歌剧《西施》。 他在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四篇力挺《炎黄风情》的文章:《创意小辩》《“炎黄风情”好在哪里》《听“炎黄风情”小感》和《再谈“炎黄风情”好在哪里》。而我的《台湾音画》则是经他牵线联络，由亨利.梅哲指挥台北爱乐乐团在2000年首演的。 我高度评价他的《古诗词歌曲集》。这部作品的唱片是由我联系大陆歌手和伴奏录制唱片母带，并由我请梁茂春、陈乐昌两位好友撰写评论，发表在台湾摇篮唱片公司出版的这部作品的CD书。书中我以一篇《阿镗其人、其乐、其文及其他》表达了我对这位作曲同行的敬佩之情。 这些交往，阿镗都忠实记录在《为古人传心声》《乐人相重》和《我一生的贵人》三本书里。最近他又把我们的来往书信整理进《阿镗师友信函》。 对于朋友的赞扬，阿镗说:“明知是好友的过誉，捧场，仍然非常快乐。我偶而也纵容自己沉醉在这种快乐之中，作为一种平衡心理的手段”。这种自怜自爱的快乐，于我亦然。 “以作曲立命”的两个同行，如他《乐人相重》的书名，没有相轻，只有相重！ 我们之间，赞扬，是相重。批评，也是相重！ 《台湾音画》八个乐章，现在作为选曲演出场次最多的是纯弦乐的第四乐章《恒春乡愁》，台湾交响乐团将这首乐曲选做《台湾音画》的代表。这，不能不归功于阿镗对这首乐曲原稿友善而精准的批评。 这个乐章的旋律取自台湾屏东民间歌手陈达演唱的《思想起》。这首充满悲情的歌曲描述了两百年前大陆沿海渔民在惊涛骇浪中渡海到台湾的苦难历程。我在乐曲中以弦乐拨奏的固定音型几乎不加修饰地模拟其中机械的月琴伴奏。 2006年，阿镗来信批评这首乐曲局限于对原始民歌的模仿，刻意追求形似而欠内敛深刻，说“这不是你的水平！”建议我“推翻重写”。 我接受他的直率批评，依照自己几年来对这首民谣逐步深入的理解，删去了单调的拨奏音型，创作了两段如泣如诉的卡农式乐段，将扩展节奏时值的倒影主题分别作为引子和尾声，并重新调整了全曲结构。阿镗在认真加注了弓法指法后，于2008年4月4日指挥厦门爱乐乐团首演。这个新版本的《恒春乡愁》，以全新的境界大大提升了整部组曲的人文品格。 阿镗的作品内容上绝不应景献媚，形式上绝不迎合时髦。 他在信中对我说: “作曲家应争千秋而不争一时。” 这，是我们的共识。 一个时代无论轰轰烈烈地产生多少腾达一时的音乐作品，时间这个筛子都将会把绝大部分筛掉遗弃，而只留存极少数经典。这无关乎其资金投入孰多孰少，演出排场孰大孰小，文字说明孰详孰略，媒体宣传孰热孰冷，专家评论孰褒孰贬，也无关乎比赛名次孰先孰后，作者头衔孰高孰低。在急功近利鱼龙混杂的当下，尽管可以用权力和金钱捞取过眼云烟的一时功名利禄，但最终能保留下来以致成为流传久远的经典，靠的是“千秋”这个决绝的时间标准。 这一本《艺途学悟行》，记录的正是一位“争千秋”的艺术家在艺术之路上砥砺前行的细碎脚步。 2022年1月28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