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

玉洁冰清

作者简介

作者齐金菊，网名云雨虹，1940年6月出生，祖籍山东。1959年集体移民北大荒，在黑龙江垦区农场气象站工作38年，退休后定居大连。热爱生活，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中的点滴，近两年学习手机摄影，把大自然之美分享给大家。

一、我的怀念　　

姥姥在旧社会度过了五十多个年头。苦难的生活和多次从战火中死里逃生的经历，练就了她坚强的性格和爱憎分明的情感。

姥姥是1988年元旦零时10分去逝的，享年94岁。2020年元旦是她老人家离世三十二周年的祭日，本应亲自去墓地祭奠，但因为她安葬在山东老家路途遥远，再加上隆冬季节天气寒冷，便未成行。（本人年过八旬，行动不便。）

三十多年来，我对姥姥的感情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淡薄，恰恰相反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怀念之情越来越浓烈。姥姥生前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在我的脑海里依然是那么地清晰，我和她在一起的许多往事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姥姥面容清秀，身材高挑。她心直口快，行事果断，心胸宽广，勤劳善良。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一天到晚屋里屋外忙个不停，干起活来干净利落，处处收拾的整整齐齐，妥妥当当，好象从来不知疲倦。她是孝顺父母的好女儿，公婆的好儿媳，妯娌的好帮手，晚辈的好榜样。

姥姥虽然只生了我妈妈一个女儿，却抚养了我们三代人：我们姐弟姊妹六个和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她一手抚养大的。

解放后姥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山东老家），1959年又和我们一起来到北大荒双鸭山农场。1965年为了照顾我和我的孩子又来到八五二农场和我共同生活了十八年，为我的生活和孩子们的成长辛苦操劳，任劳任怨，没有半点怨言。她老人家不仅是我的亲人，更是我们家的恩人、功臣和无私的奉献者。

姥姥在旧社会度过了五十多个年头，苦难的生活和多次从战火中死里逃生的经历，练就了她坚强的性格和爱憎分明的情感。她对旧社会恨之入骨，对新社会无限热爱，她常说，是新社会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姥姥经常教育我们：生活的路再难也要向前走，好人终将会有好报。“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人要脸树要皮”“做人要讲良心”是她常说的话，也是她的人生箴言，践行在她曲折的人生轨迹之中，折射出一个中国传统女性伟大而光辉的人性和品格。

姥姥不爱串门，家里的孩子就是她的倾述对象。她心中古老的故事和歌谣很多，对家里的几代人讲了一遍又一遍。“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朱元璋讨饭”“珍珠翡翠白玉汤”；老太太给讨水人热水中撒上谷糠，防止饮水太急中毒的智慧；嫌贫爱富的祝员外害死自己女儿的祝英台；一个纵容儿子偷盗的母亲在儿子临刑前被咬掉奶头的故事等等。通过这些故事，从小教育我们做父母养儿女一定要行的端走的正，不能嫌贫爱富，要堂堂正正为人处事。姥姥的故事讲也讲不完，姥姥的教诲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成长和人生。

姥姥带大的第三、四代人共9人，其中医学正教授1人、中学教师2人、建筑师2人、气象工程师1人、高级农艺师1人、EMBA硕士1人，另一人虽然因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学业，却培养了一位跨国通讯公司的项目经理。

二、苦难的童年

姥姥从小生活在山东省东平县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座落在山窝窝里。土地都是山上小块小块的梯田，田边地头种满了柿子树和黑枣树。山坡上没有宽阔的道路，只有一条雨天十分泥泞的小路，种地、收获全靠人背和牲畜驮。通住山外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独轮车和驴、马、骡，一些健壮的男人则是靠肩挑背扛出山。

村子的南北和西面都是山。北面山上生长着苍松翠柏，许多庙宇座落在山中，庙中供奉着一些面目狰狞的塑像，据说那是正义之神，专治那些邪恶之人的，香火很旺，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春季庙会尤其热闹。村西面的山脚下有一条小溪，水源是从北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常年不息。溪边的山坡上长满了梨树、枣树、柿子树。溪水从村西绕到村南山脚下的水坝里，再从坝上倾泻而下，形成瀑布，非常壮观。坝下是一潭碧水，潭中有鱼虫虾蟹，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

生活在这里的人家的房前屋后种的是果树、桑树、皂角树，村子不大但环境优美，百姓生活过得平静而安逸。

姥姥很小的时候家里的日子还算殷实。虽然土地不多，可是人人都有手艺，开有染坊、粉坊、豆腐坊。一年下来，除去生活开支外还有些结余。年少的男性可以读书，而女孩子则不被允许，所以姥姥不识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

在姥姥父亲那一辈人的时候，村里遭了匪患，抢劫、烧杀不断，家里的房屋几乎被他们损毁殆尽。此时姥姥的大伯又抽上了大烟，几乎把整个家当都败光了。再加上年景不好，连续几年遭遇旱灾，土地收入很少，家里的生活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村民的生活更是艰难，家家都吃不饱饭，很多人都外出逃荒去了。那时姥姥（排行老三）的两个姐姐年纪虽小，但为了活命也相继出嫁。大姐嫁人后去了奉天（现在的沈阳）便杳无音讯。二姐嫁了个脾气很坏的独生子，他在外出讨饭时住在人家的破屋里受了潮，得了风湿病，很年轻就瘫痪在床了。最小的老六是个男丁，从小娇生惯养。为了好养活，家里给起了个女孩的名字叫什么“妮”，那时候姥姥年纪虽小，却是家里的老大，成了父母的主要帮手。

父亲把她当成儿子使唤，种地、收割、扬场、上囤，各种农活都得干。放牛、割草、拾柴、做饭、磨豆腐、摊煎饼样样都会。母亲又把她当女儿养，晚上纺线、织布、做针线，从早忙到晚。就这样，她经过几年的磨练，粗活拿得起放得下，细活也是样样精通，成了的远近闻名的一把持家好手。

转眼姥姥己经十九岁了，变成了一个端庄秀丽，心灵手巧的大姑娘。看到左邻右舍的同龄姐妹相继出嫁，有的己经做了母亲，姥姥的父母才着了急。想起自己的三女儿还没有缠足，长着两只象男人一样的大脚（旧社会的女性是缠了足才好嫁人的），便开始了残忍的折磨：他们逼着姥姥硬生生地把脚趾头掰断，踩在脚下！姥姥的脚肿了，腿也肿了，痛得只能用脚后跟走路，人瘦得不成样子。即使这样，她还是每天都要坐到纺车前，用压纺车的石头把脚压上，没黑没白的纺线。

坚强的姥姥背着人偷偷地哭了一场又一场。她恨自己是个女人，不明白为什么从出生到长大，自己连个名字都没有（只知道自己姓李）。更让她始终不能释怀的是父母不仅不让女儿上学，还要把她的脚活生生地弄成残疾！她怎么也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唉，那个时代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是封建礼教害苦了她，害苦了和她一样千千万万个女孩子，给她们的身心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屈辱和痛苦。

三、出嫁

　　

就这样，三年过去了，姥姥的脚变尖变短了，加上她聪明能干又孝顺名声在外，在25岁定亲，26岁出嫁了。婆家是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

姥姥走出了大山，来到了东平县东平湖的婆家，结束了娘家辛苦并自由的日子，开始了忙碌而孤独的婚后生活。

婆家在东平湖的一个小岛上，与世隔绝。四面是一望无际的湖水，离娘家有五六十里的路程，姥姥回娘家要先坐船到达陆地，再走上几十里山路才能回去，很不方便。

姥爷家姓候，是书香门第，祖上曾在朝廷里做大官，所以家里有皇帝御赐的德行牌匾，祖坟上有皇帝御赐的墓碑，声名显赫。姥姥的公公去世时，东平州的州官都亲自前来吊唁。只是在姥姥嫁到这个家时，家道己经衰败。那时战乱匪患不断，又加上黄河和运河发洪水，侯家的高墙大院、青堂瓦舍早就连同大门前的石狮子、上马石统统沉到了黄河的泥沙中。剩下的只有高处的八间房屋，三间正房公婆住着，三间东厢房她的大伯哥大伯嫂和三个女儿住着，两间西厢房是姥爷和姥姥的婚房。院子的南面有一个牛棚，但早就没有了牛羊，只剩下一个约三米长喂牛用的大石槽，里面堆满了杂物。湖边上停泊着一条不大不小的木船，是她大伯哥跑脚用的（运输），出去一趟要好多天才能回来。最显眼的就是那块德行匾，高高地悬挂在正房的中央墙上。

姥爷姐弟三人，姐姐老大很早就出嫁了，姥爷的哥哥长姥爷好几岁，常年在外跟船跑运输。姥爷很小就在外面读书，后来和他姑姑家的表哥一起做生意，开酒馆、油坊、酱菜坊，还开过钱庄，生意做的很大。姥爷是掌柜，到处谈生意会客户，是场面上的人。他长的帅，人品好，是四里八乡有名的精明诚实的生意人。姥爷比姥姥小三岁，平时很忙，回家很少，只是在逢年过节时回来能多住几天（每次都带些钱财礼品），婚前婚后都是如此。姥姥留在家里伺候公婆，操持家务，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同时还要帮大伯嫂照料孩子，家道虽然不济，但名门的礼教规距一点都没少。

出嫁的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姥姥就起床了。本来是打算回娘家的，但遗憾的是当天水路不通没有回成。她没有说什么，直接跟着大伯嫂去厨房给老人做了早点，送到房间，向他们请安，然后再去做全家人的早饭，待全家人都吃完后自己才吃。收拾桌子，洗涮锅碗，喂鸡喂鸭，纺线织布，一直忙到天黑。

三天之后，大伯嫂把这些活计都交给了姥姥，她专门管理她的三个孩子，只是做饭时帮着烧个火，打打下手而已。姥爷婚后三天便又走南闯北做生意去了。

初到侯家，姥姥格外孤独，四面湖水，如同牢狱一般。她常常独自来到湖边，面朝娘家方面轻声呼唤：“爹，娘，女儿好想你们，何时能见上你们一面啊。”然后悄悄地哭上一场，因为湖边风大，日久天长姥姥便落下了眼疾，中医称作“风泪眼”，常常会不自觉地流泪。

刚到婆家时，因为姥姥勤快能干，性格又好，任劳任怨，公婆还算喜欢。寄希望姥姥能生个男孩以续烟火，因为她的大儿子生了三个女孩，没一个男丁。两年后姥姥生下了我的妈妈，这让公婆大失所望，自此便开始折磨姥姥。我母亲是正月二十八的生日（农历），山东的这个时候天气还很冷，生孩子的第三天（农历二月二），姥姥的公婆就让她摊煎饼，她拖着虚弱的身子推完磨，坐在地上煎饼没摊完就晕倒在灶坑里了，大病了一场。娘家送的米、糖、鸡蛋等坐月子吃的营养品一点都不给吃，说什么老人吃了能壮筋骨，送人也能维个人情，产妇吃了白瞎！

姥姥命大，随着天气转暧，身体慢慢好转起来，却落下了病根，从此再没能生育，所以母亲是姥姥的独生女儿，掌上明珠。

姥姥一边照顾着女儿，一边伺侯着公婆，还帮助大伯嫂子照顾孩子（一共生了10个孩子，最后一个是男孩，那时公婆己经去世）。这样的日子姥姥坚持了10年，一直到公婆离世，姥爷才把姥姥和我母亲一起接去共同生活，住在他表哥的一处房子里。

姥姥的表嫂是大家闺秀不会做针线活，于是姥姥便起早贪晚地帮他忙活。这时姥姥的娘家连年闹旱灾，娘家人不断来家里住。吃穿不说，临走还要拿。他们因为饥荒把地都卖了，姥爷好心又花钱帮他们赎了回来。那时候世道太乱，日本占领了山东，国民党和土匪祸害乡里，天无宁日。日本鬼子在村外修了炮楼，住在里面的鬼子时常出来扫荡，烧杀掠抢无恶不作，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母亲17岁就出嫁了，婆家是姥爷的好友，也算门当户对，当时我的父亲也只有17岁。

母亲年龄虽小，但心灵手巧，什么活都会干，做饭、纺线、织布、针钱活样样拿得起来，尤其是绣花，剪花样十分精通。这都是姥姥的功劳，她没把独生女儿矫生惯养，14岁时就教她学会了所有的家务活。她也象姥姥一样特别能吃苦耐劳，知礼懂法，深受长辈们的喜爱。

四、分家

时间到了1939年底，有一次汉奸和日本鬼子勾结对村子进行扫荡，对中国人进行大屠杀，鬼子的大炮和机枪专门往人多的地方打，全村人被打死了四十多口，其中就有我的姥爷。找到他时，他死在了一个山坡上，满身是伤，年仅42岁。身上背的钱和钱庄的账目也全丢了。

姥姥家的顶梁柱没有了，天塌了下来。姥爷是钱庄的掌柜，账丢了放出去的贷款全瞎了，钱庄也倒闭了。姥姥悲痛欲绝，半个月时间几乎不吃不喝，要不是牵挂着怀有身孕的女儿，她就要与姥爷一同去另一个世界了。

姥爷尸骨未寒，姥姥的大伯哥就提出来分家，而且要马上分。姥姥心里明白，姥爷不在了，自己就成了这个家的包袱。

家里也没有什么可分的了，土地全泡在水里，唯一的收入就是那只跑运输的船，几间房子也是一年比一年老旧，除此之外再无其它财产了。

姥姥忍着悲痛回到了老家，没向任何人乞求，任凭族人安排分家事宜。规矩是财产分作两份，以抓阉为准。船归姥姥大伯哥家的小儿子（那时他只有几岁），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继承人。除此之外，几间房子被分成两份，一份是正房、东厢房，另一份是西厢房、磨房、牛棚、大门和厕所。姥姥的大伯哥先抓了一个，姥姥没抓就让族人当场打开了。没想到姥姥竟然抓到了正房和东厢房的阉。姥姥的大伯哥傻了眼，责问族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怀疑是姥姥在抓阉前找过族长，请他们做手脚），族长当场宣布了结果并告诉他：“做人要讲良心，你们不能欺负这个女人，否则对不起你刚刚死去的弟弟”！

姥姥明白了一切，她没有在分家的契约上按手印，面色从容地对大伯哥说道：“你是哥，人口又多，我怎么能让你住这两间西厢房呢？我孤身一人，活着是这家的人死了也是这家的鬼，家里的一切早晚都是你的，我连一根草儿也不会带走的！”然后她又斩钉截铁一字一句地说：“老天饿不死瞎眼鸡，我不会拖累你的，房子你继续住，手印不用按了！”大伯哥先是愣了一下神（这样的结果是他没有想到的），接着便愧疚地和儿子向姥姥深深地鞠了一躬。

分家闹剧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后来姥姥在磨房里搭了个锅灶，仍然住在西厢房，我和姥姥做伴生活在一起，直到解放后1950年的春天。

五、天灾人祸　　

我是1940年6月出生的，就在姥爷过世的四个月后。姥爷的突然离世，让我的母亲过于悲伤，整天以泪洗面，吃饭很少，所以我是在母亲的泪水里泡大的。先天营养不良使我出生时瘦的皮包骨头，小手象鸡爪子一样干枯，谁看了都说养不活。姥姥不信邪，三天两头跑过来照顾我，把我当成了心头肉，帮助妈妈把我一天天养大。

我一岁多时，妹妹要出生了。由于妈妈行动不便照顾不了我，姥姥便把体弱多病的我接到她家悉心照料。从此我便同姥姥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是姥姥教我学会了说话和走路，我在她“小老鼠上灯台”等古老的歌谣和故事里一天天长大。

那时鬼子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经常扫荡，所以姥姥抱着我四处躲藏，难得一日安宁。

　　 在我3岁那年姥姥带着我回到了那个湖心岛生活（因为四面是水，可以躲避日本鬼子），日子相对稳定下来。虽然我的父亲隔一段时间会给我们送一些粮食和生活用品，但还是过得特别艰难，过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最难的是吃水，因为村子里没有水井，只能吃湖里的污水。雨水流进湖里不说，上游的百姓洗衣、污物都倒进湖里顺流排放，脏的不敢想。姥姥吃不下这湖中的水，就用做饭的勺子在离湖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小井，说是小井其实就是个小坑，能慢慢渗进一小桶水。因为这样存下来的水是经过河沙过滤的，相当于净化，所以还是比较干净的。我和姥姥用小瓦罐去抬，姥姥让我抬木棍的大头她抬小头，重量都在姥姥那边。因为湖水经常涨退，所以姥姥便随着水位的高低挖了好多个水坑，用来储水。邻居们看到后，也跟着我们去淘小井中的水吃。

村子里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内奸，所以他们也经常到岛上活动，当然来的还有八路军。一次一个国民党兵来到家里，由于我年龄太小不太懂事，竟然拉着他的衣服叫八路军叔叔，国民党兵当即向姥姥追问八路军的下落，差点惹出大乱子。

姥姥和八路军小战士还有一段小故事。当时，曾经有八路军在姥姥家住，战士们帮助我们挑水、扫院子，十分亲民。其中有一个小战士身上长了疥疮，晚上痒的睡不了觉，只能在院子里坐着。姥姥知道后，便去亲戚家找来药给他涂上，帮他治好了病。部队要走了，小战士念念不忘姥姥的恩情，提出要认她做干娘。姥姥没同意，说算命的算她命中无儿，不收他做干儿子是为他好（保他平安）。小战士闻言后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含着眼泪随部队出发了。姥姥一直牵挂着这个小战士，一生都打听他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他的消息。

　　 时间到了1949年秋天，一场特大洪灾爆发了。黄河和运河相继决口，湖水暴涨。几天之内，湖里漂过来许多淹死的人和牲畜，最惨的是一根绳子上拴着男女老少八口人，看样子是一家人，尸体都发胀了，呈半腐烂状态。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打捞起尸体，包括动物的尸体挖坑埋了。但埋了不久，就被野狗刨出来啃食掉了。那年我9岁，亲身体会到了人类在天灾面前的无奈，真是水火无情啊。大水过后，沿岸村庄都被泡在水里，许多没有逃出来的村民被活活淹死。

　　 水灾过后传染病暴发，小岛上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得了病基本上就是等死。患病的人中年轻人和孩子居多，有的人家好几口都病死了，姥姥家不远处添了一片新坟。一时间，死亡的恐怖笼罩着小岛。我的大妹妹也病了，高烧不退说胡话。幸好有人从外乡用船请来了一个中医为村民治病，姥姥便花钱把他请了过来给妹妹看了病，还用十八斤麦子换了两付中药。医生说药要用蚯蚓做引子，我和姥姥就挖了很多煮成水和妹妹一起喝（妹妹治病，我们防病）。妹妹命大，两付中药下去身体居然有了好转，但恢复的很慢。那时候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全靠野菜和树叶充饥，哪来养病的食物啊。

　　

六、难忘的岁月

水灾过后父亲把妹妹接走了，我跟着姥姥去了她的娘家。那里是山区没有受灾，我们想在那里度过饥荒。

　　那时，姥姥的母亲己经过世，父亲还健在。姥姥的弟弟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小女儿比我大四岁（按辈份我应该叫她小姨）。姥姥的弟媳得了肺结核，病得很重，脸色腊黄总是咳嗽，天天喝中药也不见好。当时人们都不知道肺结核会传染，好象没有隔离。她脾气很坏，总是无缘无故地骂人，家里人都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她。也都知道她来日不多了，对她十分谦让。

他家的日子也不好过，粗茶淡饭，仅能维持温饱。平时总用锅蒸地瓜叶子拌玉米面，吃的时候在碗里拌上点辣椒水，味道还好。有时做点豆腐，但豆腐是卖钱的，只有豆渣可以炒着吃。能吃上豆渣就算是改善生活了，一个月也只有两三次而己。不过地瓜和胡萝卜有的是，我每天都去地窖里拿出来一些蒸着吃或煮粥喝。

从进那个家门，姥姥就告诉我要听话，千万不要惹人家生气，要勤快，懂礼貌。要知道我们是逃荒来的，这里是我们唯一可以活下去的地方。

　 我牢记姥姥的嘱咐，处处小心。吃饭时总是最后一个去端碗，躲在一边低着头吃，不敢上桌，也不敢看人家的脸。姥姥也是忙里忙外，帮着脱玉米、做饭、煎药，天天从早忙到晚。既使如此，这样的日子也没过上几天。他家的那个小女儿开始骂我：“逃到我家谁该养着你？我家可没有闲饭养闲人。”其实我每天都帮她洗菜、挑棉花、捡柴火、烧火，真的没闲过。

大人赶集卖东西一去就是一天，晚上回来后晚辈都要去打个招呼，以示问候。姥姥教我的礼数我都照做了，可那个小女儿却在背后指着我骂：“养你不如养条狗，狗是不能进堂屋的，以后不许充懂事的进去问安……”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偷偷哭了许多次，又不敢告诉姥姥，怕她为难。后来，我在看电视剧《婉君》时，深深理解寄人篱下的滋味，边看边流泪。

这样的日子也只过了不到两个月，春节临近时姥姥的弟弟终于开口赶我们了，叫我们离开。姥姥的二姐家离他家不远，但房子小没有住处，于是姨姥姥商量弟弟让我们还在他家住，饭去二姐家吃，也被一口回绝。姥姥的父亲厉声呵斥道：“你别揽事了，快走吧。”

姥姥二话没说，当天便收拾好衣物，第二天起大早带着我出了娘家的门。记得那一天是腊月二十二，也就是小年的前一天。当初我不理解为什么天没亮就走，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姥姥怕被邻居看见，被人笑话的缘故吧。（过年被弟弟和父亲撵出家门是件丢人的事）

姥姥的二姐送给我们三十斤白玉米、二两油、两把盐。她的弟弟和大儿子用独轮车一推一拉送我们回东平湖。独轮车的一边坐着姥姥，另一边是我和一些衣物。姥姥很生气，问弟弟说：“过去你们遭灾时，我为你们花了那么多钱，送了那么多东西，你全忘了吗？你的良心到哪里去了！”她的弟弟冒出一句狠话：“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现在是现在。”至此，一路上再也没人说过一句话，只听得那独轮车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响。

走了大半天，水米没有沾牙，我们终于到了封冻的东平湖边上，他们父子俩一转身头也没回地走了。

姥姥好不容易花钱雇到一个爬犁，我们坐上去穿过冰河回到了小岛上。到家时天己经很晚了，我们摸着黑进了屋。屋里连根火柴都没找到，更别说吃的东西了。在冰冷的屋里我和姥姥和衣依偎在一起难以入眠。一天都没有吃东西，肚子饿的咕咕叫，哪能睡得着啊！在叹息声中，姥姥讲起了她与娘家的一些往事。姥姥告诉我：“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知恩图报的，金马银铃无亲也随上，人穷家贫是亲戚也不亲。”她最后坚定地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不信这辈子真的会穷死！”我钻进姥姥的怀里盼天亮，只想着姥姥能早一点把玉米磨些面，摊几张煎饼，煮上一锅热粥，吃上一顿饱饭。那一夜好象特别漫长。

三十斤玉米面让我们度过了春节。爸爸知道后赶紧来接我们回家，可姥姥犹豫了。她知道旧社会女儿是不养老的，在女儿家生活是没有面子的事。爸爸看出了姥姥的心思，劝姥姥说现在是新社会了，政府给各家重新登记了户口，还发放了救济粮，不会让人饿死的。姥姥听说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府，便放下了顾虑收拾衣物，跟着爸爸回到了我家。她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结婚时娘家的陪嫁都没有拿，真的是一根草棍也没有带走便离开了那个小岛。那些辛酸、委屈、折磨还有小井，都成了她心中永远的记忆。从那次离开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去过。那是1950年2月，姥姥56岁。

我从一岁离家就和姥姥生活在一起，回到家中又有了一个妹妹和弟弟，加上姥姥，全家六口人，也算是一个大家庭了。1949年我们村是重灾区，黄河决口处距我们村最近，低处的房屋全被冲走了，但死人不多，因为村子靠山很近，水到时村民都逃到山上去了。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新中国的区政府很快开始救灾，发放救济粮，姥姥因为落了户也领到了一份非常高兴，感到自己有了依靠，可以安心地过上安稳日子了。政府发放的救济粮多是高梁米和玉米馇子，可能是从东北调集来的。山东人吃不惯，便磨成面摊煎饼。姥姥摊煎饼是把好手，做的又好又快，左邻右舍的都来求她帮忙，她没有推辞，都包了下来。一天下来姥姥很累，到了晚上便让我给她捶背捶肩。这时候的她虽然辛苦，但很快乐。

政府为了解决灾后百姓的穿衣和被褥问题，调来了上等的棉花发给各家各户，要求人们把棉花织成棉布，然后按一、二、三等收回，交够了规定份额后，剩余的布归个人，等级越高个人得的越多。纺线织布是姥姥的拿手活儿，所以每次发棉花时，我家领的最多，上交的布也是最好的。把得到的布做衣服穿，还拿出一些卖了换钱改善生活。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纺线。

七、过年

转年过春节时，我们都穿上了家里织的布染色的新衣服，用卖布的钱买了年货，全家高高兴兴地过了个团圆年。在前些年天灾人祸不断的日子里，姥姥是全家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看到现在的生活一天天地好起来，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幸福。

大灾过后，虽然政府取消了棉花放贷政策，纺线织布却成了我们家生活的常态（买棉花回来织成布再卖出去）。姥姥是家里的主力，她不仅织布还亲自卖布，经常一个人背着布去远在二十多里外的集市上去卖，当天往返十分辛苦。后来我们姐弟三人都上了学，学费虽然全免，但书本费也不少。书本费和家里的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的钱，都是姥姥卖布换来的。这样的日子大约维持了五到六年。

我清楚地记得，1954年夏秋之交全村闹传染病。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刚刚一岁多的三妹也被传染上了，上吐下泻，久治不愈，眼看就不行了，全身冰凉己经没有了知觉。家里已经找来了村里专门处理死人的村民在院子里等侯，他们蹲在地上抽着烟，等着三妹断气。我的曾祖母再三让姥姥把孩子放下，可是姥姥却紧紧地把三妹抱在怀里，说什么也不放手。夜里，我陪着姥姥坐在厨房的灶台前，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大半夜过去了，突然，贴在姥姥胸前三妹的小手动了一下，我赶紧给她嘴里灌了口热水。不一会儿，她竟然可以正常呼吸了，全家人欣喜若狂。是姥姥的亲情和坚持感动了上苍，救了她一命。

1957年四妹出生了，正赶上大跃进。山东农村搞的极左，把各村闹得民不聊生，疲惫不堪。村干部把男男女女都赶到地里，不分黑夜白天地干活，大冬天给小麦浇水施肥，在地里打孔往里面灌。母亲也必须参加夜战，连回家喂奶都不允许。姥姥便整夜把四妹抱在怀里，一直到天亮母亲回来。那个年代没什么吃的（那时候农村都吃大锅饭，连锅都砸了大炼钢铁，老百姓根本吃不饱饭），那一个个漫长的夜晚她是饿着肚子硬熬过来的，真是苦了已经一把年纪的她了（那年她63岁）。

　　八、移民

1959年夏天，因为我们和附近的村子是黄灌区，也就是黄河的溢洪区，因此被动员搬迁。有两个选择：一是搬到库区以外的村子，二是去北大荒。移民处的人说北大荒是军垦农场，地多人少有发展前途，是国营的，去了可以当职工挣工资、吃成品粮。农场的条件对我父亲的诱惑很大，只是担心姥姥生活不习惯，也担心我们姐弟三人会中断学业，犹豫不决。移民处的负责人告诉他农场有学校、医院，孩子去了可以继续上学，老人去了也有生活和医疗保障。姥姥的态度非常坚决，她说：“哪里黄土不埋人啊，你们到哪里我就跟着去那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死也不怕！”

经过自愿报名和组织审查，全村六十户二百多人于1959年7月8日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流着眼泪向遥远的北大荒出发了。

我们早上上了一条大船，在黄河上航行了整整一天，穿越了许多激流险滩，天黑时才在洛口码头上了岸。在岸边大树下的空地上，各家各户简单地把自带的被褥铺在地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又上了火车。火车车厢是大闷罐，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小窗户又小又高，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景物，走到哪里都不知道。各家各户吃了统一供应的早饭后，便把被褥铺在车厢内坐下来休息。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公家每天供给两顿饭，有大米饭、面包和各种炒菜，伙食很好。大家的情绪也比较稳定。就这样，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终于在7月11日到达了终点——双鸭山火车站。

　　下了火车后，农场派拖拉机（热特）把移民直接运到连队。我们和老家的十几户邻居被分到了双鸭山农场最偏远的连队——老三队。当时天下着小雨，道路十分泥泞，小热特拖拉机扭来扭去行进艰难。天黑了，草地上的萤火虫成群结队地在夜空中飞来飞去，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荒凉感。夜很深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十几户人家挤在一个大棚里，睡的是用木板搭成的大通铺。

那时的连队一片荒凉，沼泽遍地，根本就没有住房。我们自力更生，把劳力集中起来在老职工的带领下建房。因为盖房的木材和羊草农场早就准备好了，也因为这种房子十分简陋，搭成三角架（马架子）盘好炕就行了，所以房子盖的很快。

　　马架子搭好后，各家各户没等炕烧干，也没等装上门窗就都住了进去。苫房的草是湿的，墙是稀泥糊的，它们与烧炕散发出的蒸汽弥漫在屋里狭小的空间里，在炕上睡觉的人感觉象是在坐水牢一样，非常难受。很多人身上起了风疙瘩（湿疹），奇痒无比。蚊子和小咬成群，又咬得人片刻不得安宁。更严重的是我们初来乍到水土不服，老老少少都闹肚子，折腾的人都站不起身来。连队连个卫生所都没有，病人无处接受治疗，只能在家服用几种有限的药物，根本达不到治疗效果。医生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同来的好几个老人没有熬过去，相继去世。姥姥也病倒了，除了拉肚子外还因受潮全身疼痛，无法行走，严重时连坐都坐不住了。

为了治好姥姥的病，父亲每周都要去远在二十多里地外的农村去买中药，整整一个冬天风雪无阻，往返全是步行。第二年的春天，姥姥的身体奇迹般地好了起来，全家人非常高兴。姥姥说是父亲的努力和坚持救了她，做的比儿子都强。

从此，我们开始了北大荒的正常生活。二妹和大弟继续读书，我是姐弟中的老大，放弃了考取中等院校继续深造的机会，参加了工作，帮助每月仅有25元工资的父亲维持全家八口人的生活（60年秋最小的弟弟出生）。姥姥身体恢复后，便每天帮母亲看孩子、养猪、养鸡，忙家务。60年自然灾害时，虽然北大荒有的是粮食，但口粮也不够吃（都支援国家了），各家各户只有自己想办法搞吃的。职工家属都下地捡豆子，母亲也想跟人家一起去，但她是小脚，不能走远路，母亲在脱谷点捡些脱碎的豆瓣（破瓣豆）。她早出晚归，一天下来也能捡上几斤，才勉强解决了家里的吃饭问题。

　　 有了黄豆就可以磨豆腐、摊煎饼，还可以和捡来的冻菜和在一起做小豆腐吃。姥姥手艺好，便把前后左右的邻居带动起来做豆制品。老东北人多数都不会摊煎饼，就都到我家来向她请教、帮忙。为了方便大伙，姥姥还买了个大铁煎饼鏊子，义务为大家摊煎饼，每天邻居们都在我家门前排起了长队等侯使用。三年自然灾害全家人虽然吃的不好，但没太挨饿，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多亏了姥姥。

　　

九、十八年的相守

1964年春天我调到八五二农场，冬天去哈尔滨学习。年底回八五二农场时顺路回了趟娘家（双鸭山），探望家人。姥姥很高兴，看我脸色很差（己经怀孕），特别担心我和腹中的胎儿。此时己临近春节，姥姥舍不得我走，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和家人一起过节的。临走时，姥姥执意要把我送到车站，她一手提着一小桶豆油，冒着风雪跟在我身后，边走边流泪。把我送上车后，她还站在路旁依依不舍地目送着向远方驶去的客车。坐在车上，我看到她的身影在风雪飘摇的西北风里一点点地变小，直到消失在我泪眼模糊的视线中。那年姥姥71岁。

65年6月大儿子出生，产假没休完（56天），农场的麦收就开始了，单位便催我上班。上班可以，但孩子谁来看呢？我一愁莫展。老场长黄振荣到气象站关切地对我说：“目前各单位没有托儿所，实在不行的话，孩子先在办公室放个摇篮养着吧。”领导这样说是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但我是不能那样做的。无奈之下，我想到了姥姥，便写信给父亲想让姥姥来帮我照顾一下孩子。父亲收到信后坚决不同意，说姥姥年岁己高，己经帮家里看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不能再受累了。姥姥得知消息后却执意要来，在收到信的第二天硬是让弟弟把她送到了八五二农场。我欣喜若狂：不仅孩子有人看了，而且又可以和曾经相依为命的姥姥朝夕相处了！从那天起，我们又在一起共同度过了十八载幸福时光。

我和爱人虽然都在一个农场工作，但一直两地分居，平日里家中只有姥姥、我和孩子。在这十八年里，姥姥总是把家里打理的有条有理，日子过得生机勃勃。

姥姥来了以后，我每天下班回家时，远远地，总是能听到她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孩子不会走路，她就架着他在自己的腿上蹦，玩困了就放在怀里和腿上摇，嘴里唱着古老的歌谣：“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奶奶抱奶奶不抱，气的小老鼠嘚儿跳”，每次唱到嘚儿跳的时候，一老一小都会发出长时间的笑声。我再三劝他不要总让孩子在腿上跳，太累了，可她说这样锻炼出来的孩子，身体结实，能早走路。她让我好好上班，不用管家里的事。

孩子稍大了，姥姥就给他们讲那些古老的故事，让孩子们从故事中体会做人的道理，教育他们做人要有骨气，要与人为善。她老人家常说的几句话就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靠谁不如靠自己，求人不如求自身”“不食嗟来之食”。还常讲起过去的经历，她恨日本鬼子，因为姥爷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更恨帮鬼子残害自己同胞的汉奸。她最佩服自己的表弟，因为表弟是中共地下党员，被抓后宁死不屈，到死也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

姥姥悉心照料孩子，实心实意地过日子，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地很好。她做的饭菜很好吃，花样也多。蒸馒头，擀面条，还时不常地包顿饺子，总之我想吃啥她就给做啥。老大一周岁以后，因工作需要我经常外出开会、学习或下分场，家里的事都交给了姥姥。正是由于她后勤工作做的好，我的工作一点都没有耽误。孩子们每天都穿戴得整整齐齐，一年四季从来没有吃不上早饭上学的，更没有迟到过。学说话，学走路，背小九九都是她教会的。

姥姥与邻里关系相处非常好。我们最早住的是草房，与一户邻居是对面屋，进出一个大门，共用一个厨房，锅灶门对着锅灶门。他家生的第三个孩子没人带，大人上班时就把孩子放在家里的炕上拴着。姥姥看不过去，每天等他家大人走后，就把孩子抱到我家里来照看，拉屎拉尿从不嫌弃，都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左邻右舍的事也没少帮忙，刮风下雨天帮他们收收晾晒的衣服、被褥、柴草，是常有的事；秋天帮着收园子、腌咸菜，冬天打扫院子里外的积雪等力所能及的活，她都会尽力去帮。至今，我的老邻居还时常提起她为大家做的好事，大家都亲切的叫她老姥姥（按我孩子的口气），十分怀念她。

　　姥姥对新社会极其热爱。她经常对我说，现在社会多好啊，男女都一样挣钱养家，不用缠足，不受婆婆的折磨，也不用受纺线织布和推磨的累了。吃的好穿的好，年轻人太有福气了。也常常感叹自己总会有终老的一天，说赶上好社会活着真幸福！

姥姥对死亡有着独到的理解，她经常说：“人活一口气，人死如灯灭，如果那口气没了，就化成泥土了，那有什么神啊鬼的。等我死了就实行新风俗火化，把骨灰在风口扬了。人活这么大岁数也算享福了，死了留着灰还有什么用呢？”

姥姥和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也是高高兴兴的，和我们有说有笑。看着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更是满心欢喜。在她的心里，周围的一切都是新的，都是好的。吃的好，穿的好，铺的盖的，穿的戴的都好，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她与我们生活的十八年是操劳的十八年，也是乐乐呵呵的十八年。

岁月无情，时光到了1983年的冬天，己经89岁的姥姥身体衰老了许多，心肺功能出了问题，需要人照顾了。一是因为我要上班，没时间照顾她，二是我的弟弟是医生，住的离娘家近，给她看病方便些，父亲和母亲便于1984年春天把姥姥接了回去，精心照顾。就这样，姥姥在那里度过了她最后的四年时光。

   十、最后的日子

1987年底我在管局开完会，顺便回娘家看望卧床多日的姥姥。她心肺功能衰弱己经好几年了，但通过药物控制的很好，就是身体无力，不能下炕。姥姥看到我回去很高兴，十分关心我的生活和工作，询问了邻居们的近况，对孩子们更是十分地牵挂和想念，说八五二农场地方好、人好。

　　12月31日早晨，姥姥坐起来自己洗漱完后，又用温热的毛巾把头发、脖子、胳膊和胸前以及自己够得着的地方擦了个遍（后背是我给擦的），吃过早饭就躺下休息了。下午，我的大儿子也放假回去看望姥姥，买了好多好吃的夹心饼干、饮品和麦乳精。姥姥看见自已一手拉扯大的重外孙格外高兴，坐起来吃了几块饼干，喝了一杯麦乳精，心满意足地说:“我享到第四代人的福了！你工作了，弟弟上大学，妹妹读高中成绩也不错，都是好孩子。”说完就又躺下了，过了一会又说：“被子太重了，压的慌，帮我掀一下吧”，我急忙把被子掩了起来，没多久就听到了姥姥轻微的呼噜声。我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静静地在床边陪护着她。没过多久，我突然发现她的手指变成紫色的了，便赶紧让儿子打电话叫来当医生的弟弟，弟弟迅速赶来后一看她己经心肺衰竭，无力回天了。

姥姥就这样静静地在沉睡中离去了，走的十分安详。我用手摸着她的脉博，心脏在1988年元旦零时10分停止了跳动。她去了天堂，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4岁。

姥姥走了，全家人非常悲痛。

姥姥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艰辛，但她从没叫过一声苦，也没喊过一声累，把所有的苦痛都藏在心底，无怨无悔地为这个家辛勤操劳，无私地为我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人虽不在了，但是她勤劳勇敢、坚韧善良的美德已经成为一种无法估量的精神力量，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几代人的成长，我们要把她的谆谆教诲铭记在心，把这种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姥姥的后事办的很简单，但是我们没有按照她的遗嘱把骨灰撒掉，而是按照老家的习俗，把骨灰送回山东老家祖坟与姥爷合葬了。

　　 在姥姥去世十周年的清明节，我专程回山东给二老上坟。墓地在东平湖东岸的一个山坡上，原来祖籍陵墓旧址的左侧不远处是解放军的一个哨所，右侧是一片平地，北面山上长满了苍松翠柏。二老的墓在陵地的一角。整个陵墓经历战乱、土改和文革已经面目全非，皇帝御赐的墓碑早己丢失，仅留有姥姥的公婆、大伯哥嫂和我姥姥姥爷的三座坟墓。在姥姥姥爷墓的西北角上长出了一棵桃树，直径约10多公分，树上开满了桃花，树冠撑起了坟墓的整个天空，格外壮观。我们一问才知道，这棵树不是人种的，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似乎是神灵所为，十分神奇。

我跪在坟前，泪流满面。十年了，我好像又见到我最亲爱的姥姥，那慈祥的面容，爽朗的笑声，那曾经给我们几代人的关怀和温暖又从我的记忆中唤醒。让我万般悲痛。如果还有来生，我还要做她的外孙女，不再让她那么辛苦。要让她享受人间所有的幸福和快乐。

姥姥走了三十二年了，但是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