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r></p><p> 凌晨七点，我们三个已经从南广场出发去往北广场，与来接我们到机场的大巴车汇合。我，建三江的王志新老师和双鸭山的崔志梅老师。</p><p> 四月的哈尔滨虽然已是春意待发，但吹在头顶的风仍带着微凉。圆圆的太阳悬挂在半空，硕大，散发着明亮却不刺眼的光。</p><p> 路面上的积雪一点儿都看不到了，但周边的树木却还是光秃秃的，不见一丝生气。</p><p> 从哈站乘车，每一次我都是要经过南广场的。因此，对这南广场，我并不陌生。过去，尤其是清晨，这小广场可以说是热闹非常的。遛鸟的，锻炼的，摆小摊做买卖的，哪儿哪儿都是人，哪儿哪儿都是热闹。</p><p> 可是现在，这热闹的南广场一改往日的风格，格外寂静冷清。</p><p> 唉！都是这疫情给闹的。</p><p> 路上的行人也少得可怜。也是，没有特别着急的事情需得赶紧处理，谁还出来呢？偶尔看到那么一两个，也都是远远地，戴着口罩，溜着边儿，谁也不靠近谁，急匆匆地过。</p><p> 从南广场到北广场的这条甬路，放眼望去，只行走着我们三个人。</p><p> 走在最前面的是高高瘦瘦的王志新老师。他拉着一大一小两个拉杆箱，背上背着装有笔记本的黑色背包。</p><p> 走在中间的是文文静静的崔志梅老师。她拉着一个大拉杆箱，背上背着鼓鼓囊囊的深色背包，浅色格子条纹手拎包斜挎在左手上。</p><p> 我呢，走在最后面。左手拖着小拉杠箱，右手拖着大拉杆箱，大拉杆箱上放着已经饱胀得拉不上拉链的棕色手提包。</p><p> 真是着急啊，我被越落越远。拉杆箱在平坦的地上还好，可偏偏这段路坑洼不平，路上的地砖一块有一块没有的。拉杆箱的轮子陷进到没有地砖的地上，就一动不能动了。于是，放下这一个，用力地拎起另一个。拎完另一个，再咬牙拎起这一个。一会儿功夫，便已折腾得满头是汗了。</p><p> 抬头看看前面，王老师已走出很远了，崔老师也和我一样正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带俩箱子后悔了吧？一会儿上桥就更难走了！”崔老师冲着我喊。“没事！天早着呢！不着急，慢慢走呗！”我装出轻松的样子回答着。随即，再用已经发麻发酸的手，拎起来，放下去，如此这般，踉跄地挪。</p><p> 当再抬起头来时，王老师已返了回来。容不得半句推辞，拎起我的和崔老师的大箱子快步向前走去。</p><p> 卸下了重载的崔老师和我紧跟在后面，高喊着“王老师，太沉了，你停下来，我们自己慢慢拎吧！”但他就像没听见似的，反而加快了步伐，远远地甩开了我们。</p><p> 阳光下，我们紧盯着那拎着两个大拉杆箱匆忙行进的高高瘦瘦的身影，转进天桥的拐角。</p><p> 沿着台阶一步步艰难向上爬，我和崔老师缓慢挪移，似蚂蚁搬家。那高高瘦瘦的身影则上来下去，送完自己的，再接过我们的。</p><p> 终于下了天桥。真好，那北广场已近在眼前了。</p><p> 顺利找到接我们的大巴车，放下行李，一头钻进去，一句话都懒得说了。</p><p> 两天之后，我的这拎过行李的手臂还酸痛得抬不起来。每每酸痛感涌起，便不自觉得想起那个帮我们分担重量的高高瘦瘦的王老师：他怎么样了？手臂一定比我的更疼吧？</p><p> 我不再知道他的消息。因为，飞机飞过阿勒泰后，我们就分开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