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后知青岁月(41)

张盛启

我的后知青岁月(41)

———沈变劳服公司

笔者/盛启

正是那次为了让配件公司党委李荫成书记改变初衷，同意批准我报考申请而不经意的一句承诺，我的整个人生的轨迹从此便与沈变配件公司(后来为了经营上的需要，沈变劳服公司的名称被沈变配件公司所取代)和下属的集体分厂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解释这个不解之缘，在这里我要倒叙一段故事加以说明。那是我在沈变职工大学毕业前夕的1986年5月，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学校计划组织我们83届职工大学的同学，准备到吉林省小丰满水电站进行一次必要的实地参观实习，并要将实习后的心得写成书面报告，做为毕业成绩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我们即将要出发时的当囗，沈变配件公司党办主任张书庆(79年曾是我们上技工学校时的团委书记张老师)拿着公司打给学校的调转请示报告找到了我。

张主任对我说:“盛启啊，听说你们马上就要毕业分配了，今后工作的去向，你是怎么考虑的啊？我已经跟学校领导打过招呼了，朱校长说要征求你个人的意见。”我说：“让我考虑考虑，最好等我实习回来后再答复你吧。"他接着说："不过，你写给李书记的毕业后一定要回公司工作的承诺书还在李书记手里保存着呢，你自己要心中有数，好好掂量掂量，千万不要言而无信啊。"

没想到李书记是位思维如此缜密且记忆力非常超强的领导，三年时间都过去了，他的日常工作是那样繁忙，可心中还仍然地惦记着这件事呢。

原来李书记一直关心关注着我上厂职工大学后的情况，听说我在校期间被选为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毕业前夕又是学校党支部在学生中发展的四名党员之一，深感为了公司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公司目前正迫切需要像盛启这样有思想，有文化的一大批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年轻人。因此便责成公司党办主任张书庆提前来到厂职工大学打招呼说明情况的，同时也预先给我下点"毛毛雨"。

再有就是当时公司的工会主席沈玉明，因患胃溃疡，刚刚做完胃切除手术，当时正在家中休假疗养，公司工会主席位置暂时空缺，一直未找到恰当合适的人选，把公司工会工作抓起来。正是由于多种因素叠加到一起，便有了上述的一幕。

说实话，在职工大学毕业前夕，是选择回总厂，还是选择回公司还真的让我犹豫了好一阵子呢。那时社会上私下流传着这样的四句话叫："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关系最重要，德才做参考"。虽说这些话拿不到台面上，但是多少在一定程度也反映出当时企事业单位在用人方面的真实现状。

在张书庆主任找我谈过话之后，经过慎重反复考虑，为了履行自己承诺，做到不食言不失信，最终还是决定选择回到配件公司。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老百姓也有句俗话叫做："好女嫁对郎，好男选对行"，而我却更坚信这样的一句话："只要是金子，放到哪里都会闪光的"。

因此，当时也没有太细想今后的理想和前途究竟如何，更没有考虑或规划今后向哪个方向发展更适合自己。总觉得既然是公司输送我跨入学校大门的，毕业后把学到的知识、掌握的本领就应该毫无保留地回馈或回报配件公司，就应该报有无悔无怨无憾的心态，返回原单位(事情来龙去脉就这么简单)。

还是言归正传，接着说83年的故事吧。第二天一上班，李书记便把铁栋书记和我一起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对铁栋说："盛启马上要报名参加厂职工大学的招考，我估计你是早就知道了，你是什么态度啊？如果盛启真的考走以后，你们团委就不能再增加人了。"

自然不用说，王铁栋当场表示：“面对这难得的机会，咱得支持年轻人求学上进脱产深造。”并马上表态说：“请李书记放心，即便是缺少一个人，我也要把公司团委的各项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李书记最后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只好就签字了。”

历经坎坷一波三折的1983年报考厂职工大学的一段人生经历，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在以失去了高压室的工作岗位为代价的前题下，在蒲云峰、王铁栋两位沈变厂和公司团委书记以及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同事们的帮助下，最终以公司李荫成书记的大笔一挥，签审同意后告一段落。从此我的人生之路也算是开启了崭新的旅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沈变配件公司的发展路径就像一条正弦曲线一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又由盛转衰逐渐的萎缩，最终以企业改制，全员买断，保留一个壳的方式来处理善后事宜，从而结束了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

从1982年至2006年的24年间，沈变配件公司团委先后选举产生了王铁栋、李志刚、金德元、李明哲和周勇五位团委书记。经历过多届的团委更新换届，但在后来历届的公司团委人员的构成中，却始终锁定在3个人以内的定员编制。

在经历了六年多的磨难和无数次的挫折之后，1983年7月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迈进了辽宁省成人高考的考试现场。当我对号入坐后，把准考证郑重地摆放在考室课桌右上角的时候，内心还是不由自主地泛起了一阵丝丝波澜。当我凝视着手中紧攥着的钢笔，回想过去，展望未来，感觉手上沉甸甸的……

“下面宣布考场纪律……”监考老师的一句话，立刻提醒了我：对呀，不要想的太多了，还是集中精力把眼前的试卷答好，可不能再出现任何一点点马虎和纰漏了。我的耳边也仿佛有人在提醒和告戒着自己：是啊，多年的积累和储备全凭今天手上的这只笔来释放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我面对着各科的试卷，聚精会神一丝不苟的做着笔试，当我完成最后一科答卷，走出考场的时候，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终于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如释重负的感觉了。

又经过了近一个月时间煎熬和等待，终于盼来了83年沈变职工大学公布入取名单的时刻了。有的时候历史竟然是那样惊人的巧合：1982年省成人高考时公布的体检分数线是300分，我的成绩是387.5分，超过了当时体检分数线87.5分；一年后的省成人高考因试题难度加大，体检分数线降为250分，我的成绩为337.5分，超过体检分数线仍然为87.5分。时隔一年两次的成人高考成绩，均超过体检分数线竟然为一个分数——87.5分，实属巧合和罕见。

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一种解释，这就是我真实的基础文化课的水平了，再想在原来基础上通过自学方式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也不太现实了。另一种解释，就是从82年到83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故，并且还要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前题下，仅靠业余和休息的时间自学温习功课，统考成绩没有下降也算是实属不易了。

(这就是83年离开公司团委时王铁栋送给我的"礼物")

　　

然而就在我查看入取成绩的同时，一连串熟悉的名字闯进了我的视线：刘敏、张曼、潘吉、孙延辉、葛景玉等人的名字也榜上有名(我没有丝毫别的意思)。这些不都是我们一同走向高压室工作岗位上的同届技工学校的同学吗？

高压室的主任不是已经在全室职工大会上郑重严肃的宣布：任何人不许参加83年省成人高考吗？这才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竟然自己把在室里宣布的决定全部推翻，这是什么水平啊？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太让人难以理解了。如果事先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何必足趼舌敞的费了这么多的周折，折腾了那么多的人，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呢？甚至让我在时隔近40年之后还是耿耿于怀，花费了这么多的笔墨喋喋不休呢。

难怪开国领袖早就阐述过："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呢。仅就这件事坦率地讲，对于当时高压室的主要领导，在这个既限制年轻职工个人发展前途，又与企业长远发展大计严重相悖的"草率决定"，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难以让人苟同。并且是如此的不加思索的出尔反尔，更是令人不敢恭维。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也没有必要去与谁论个是非曲直了。直到后来才听说，在高压室报考同学中，有的同学家长是很有背景的，其中还有的是当时的辽宁省委组织部长呢。别说是高压室主任，就是再权高位重的部门领导，你执行厂里的决定不算为难你吧。

古人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人生前行的道路上，我们平头百姓能有几个人事先就预设好自己的前程、规划好自己的未来呢？而绝大多数人总是在意想不到或层出不穷的偶然变化当中最终找到了必然。

1983年8月末，当我要告别公司团委到厂职工大学报到的时候，公司团委和工会还联合为我开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记得当时除了团委的王铁栋、徐宾、陈立杰三人外，还有公司工会主席赵伟、女工委员李艳红、公司党办的李淑霞大姐等人也都参加了那次欢送会呢。

大家对我寄予很多的希望，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语。临别前，铁栋书记打开团委的书柜，从公司团委新购进的图书中，找出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并从他办公桌的抽屉中，拿出一个用精致包装盒装着一只崭新的钢笔一同送给了我。并说：“这是我代表公司团委送给你的礼物，做个纪念吧，希望你学有所成，实现自己梦想。别的话就不多说了。"

弹指之间，三十七年的光阴岁月眨眼逝去，我也退休快两年了。当年铁栋书记代表公司团委赠送我的那只钢笔早以消失的无影无踪不知去向了，但那本《现代汉语词典》却仍然在我的书柜中珍藏着，尽管它已经显得老旧不堪了，但依然是我不可获缺的学习工具用书。特别是当我放慢了生命脚步后的闲暇之余，每当我要翻看它查找所用的词汇时候，当年那段难忘的情景便像电影一样，一幕幕的在我的脑中闪现，好似昨天刚刚发生的故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