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调查十题|2020最新农村调查报告出炉，10个方面把三农问题讲透了！

乡村与文旅规划设计院

【田丹点评】

这是一篇十分务实的文章，因为眼睛一直向下，所以对现象描述的入木三分，抛出的问题使人振聋发聩。问题看得真，痛点抓得准，趋势预判令人满怀憧憬。本文有深度，有高度，有广度，更重要的是，有温度。平时的语言中，能听出隐隐的呐喊；旁征博引的模式、路径下面，能让人有种极目楚天舒的感觉。触摸一个个文字，能感觉一直理性的愤怒。那或许是愤怒，但愤怒的另一面，一定是纯度百分百，那份沉甸甸的对乡土的爱。

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农民朋友从不怨天尤人。对我们党领导农民翻身得解放、分田分地能种粮一直充满感恩。这是一种解放精神红利、新中国制度红利。

许多农民朋友和基层干部谈到新中国推行的重大农村变革，包括解放初期土改“均田免赋”、人民公社初期互助合作、八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新世纪取消农业税、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国家困难时期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乡二元分割管理”、征收农业税费、征用农民耕地等也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对基层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大家普遍表示可以宽容。

当前农村各种社会关系比较和谐。由于取消了农业税，国家发放种粮补贴，提供养老、扶贫、医疗救助补贴，干群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

目前，如果不是少数靠城近郊农村被征地拆迁引发纠纷，以及各种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一些贪腐问题，农村稳定大局是能够持久保持的。

据多地抽样了解调查发现：八成以上的行政村近十年没有发生刑事案件，九成以上的行政村近十年没有发生重大上访事件。

在农村经济中，产业（大农业）市场环境不容乐观、盈利空间微乎其微。

虽然国家为“三农”工作给予长期持久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出台几十个中央“一号文件”专题针对“三农”发展，但由于农村经济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弱势地位决定：

农民种粮不挣钱、增产不增收；

种植经济作物风险高、销售难；

养殖业风险大、污染重；

加工业缺资金、技术和人才、信息；

乡村产业用地难等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农村经济参与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根本好转。

一、干什么能挣钱？算算收入帐

A 种植 。

黄河故道流域某镇2019年的农业成本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农民无论种什么基本都是亏损的。以下是大棚西瓜、小麦和水稻每亩每年成本调查：

大棚西瓜：投入成本4560元，包括钢架、农膜、机耕、种子、肥料、农药、水电和临时用工。土地租金1400元。产量800个折合算为5000斤。销售收入按每斤2元计算，计为10000元。由此可得毛利润5440元。

小麦：投入成本1150元，包括机耕、种子、肥料、农药、机械收割和临时用工。土地租金450元。产量1000斤。销售收入按每斤1.07元计算为1070元。由此可得毛利润-80元，即亏损80元。

水稻：投入成本1681元，包括内容比小麦多一项水电。土地租金450元。产量1500-1600斤。销售收入按每斤1.05元计算为1628元。由此可得毛利润-53元，即亏损53元。

为鼓励农民种粮，2019年国家给予农民耕地地方保护补贴每亩120元和水稻种植补贴每亩50元。

以上投入成本中，没有计算农户自己固定投入的劳动力用工工资。据调查，平均每亩西瓜大棚全年需用固定劳动力0.5个，小麦0.2个，水稻0.4个。

2018年全国农民平均纯收入为14600元，如计入这个投入，以上三项种植项目无一盈利。蔬菜种植也基本如此。水果种植、林业种植等等仔细计算下来，也无利可图。

B 养殖 。

鉴于近年来动物瘟疫、禽流感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九成五以上的村已没有规模养殖场了，只有小规模散户养殖，已经不能称之为产业。

规模养殖业已不属于一般农户家庭行为了，目前也面临市场和瘟疫、环境、用地、饲料、用药等多因素困扰。

C 加工 。

调查了某村一家板材加工厂和一家秸秆加工厂。两家厂子，用地和厂房都是村集体原有闲置地和空置小学。租金很低，多数使用本村妇女和少数男工。

板材加工厂常年用工约60人，秸秆加工厂季节性用工约30人。如按严格财务管理和工资标准，肯定不赚钱。

但因地制宜，就近打工者折合年收入2万多元，比单纯自己种东西合算。加工厂老板则年利润分别达60万元和15万元。

D 进城打工 。

某村2019年外出打工约有600人，其中大多数都住县城了，打工年收入低的净利5万元左右，高的净利10万元左右，家里的承包地多数转给本村人耕种了，没有规模对外流转承包地。

在调查中，还针对规模农场、农业龙头企业作过分析，没有具体的数字统计。但被调查的5家规模农场中，一家正在谋求转让，两家表示不赚钱，一家靠近县城的农场通过“城乡用地增减挂钩”搞房产开发了，还有一家打算增加投入、调整品种。

某县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则表明，160多家市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运转良好，正准备疫情缓解时陆续复工。

二、共同致富：如何组织起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一家一户家庭经营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分工的需要。而中国又面临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比例高、耕地面积小的矛盾。

如何把家庭经营有机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体系而尽可能保护农业、农民、农村，增强农村经济话语权和竞争力，新中国以来先后探索了互助合作社、人民公社、公司+农户、社队乡村企业、外向型经济、承包经营权流转等路径，但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

调研期间，对以下典型村请专家作了分析：

山西大寨村：

这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走集体化道路的老典型。目前大寨村上的地虽然分给了群众，但为了节省人力、物力、村里实行统一管理。

1992年成立经济开发公司，建了十家村办企业，后发展成为大寨集团。如今，大寨已转型为现代化乡村田园综合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大寨村的最大特点是村支部、村委会的集体组织一直有效保持活力，这种组织活力不是依靠政权的力量，而是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的大寨精神的力量。

虽然大寨的发展受到国家支持和帮助，但主要是依靠大寨人民团结拼搏而取得如今的发展成就，是内生性、自发性的力量在起作用。

特别是大寨模式给予每个大寨人带来的精神福利，是任何物质力量都无法比拟的，是真正的幸福指数。

华西村、南街村：

这两个村是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闻名的，通过发展工业、商业等实现工业化、就地城镇化。这两个村的经验，同样是村支部、村委会集团领导坚强有力，市场观点强烈，善于抢抓发展机遇。

目前，两个村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企业管理人才和现代职业工人不能完全从本村产生，二是负债经营形成的资产泡沫需要逐步消化。

安徽小岗村：

其突出特点是，长期坚持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当年带头“包干”的农民始终未能形成坚强有力的村级干部集体，长期依靠政府外部扶持力量输血，未能组建具有内生动力的新型农村经济体。

陕西袁家村：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偏远山村，在过去集体领导与集体管理的基础上，转变为现代市场经营主体，并成功运用市场经济规则，初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

江苏马庄村：

这个村的典型意义在于，在坚持集体领导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修复和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生态发展的新样板，是“两山理论”实践的写照。

山东烟台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2017年开始，山东烟台市委试点“村党支部领导办合作社”，将党的组织优势有效嵌入农村经济发展，创新性地走出一条梯形推进、动态优化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重点解决了发展现代互助合作股份制村集体经济谁来组织、如何组织的难题。

到2019年12月，烟台市已有1000多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入社群众和村集体双双增收。

归纳起来，解决一家一户经营规模小、竞争能力弱的问题，解决农村资源开发收益归谁的问题。

只有走互助合作之路——行政上坚持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相结合，发挥村集体中党支部和村委会两支力量的组织、动员、引领作用；

经营走市场经济之路，以承包土地、宅基地、房屋、山林河湖草、农机、运输设备、资、技术等入股，组建村级股份制公司；

组建各类专业合作社，作为村级股份制公司的子公司和独立市场主体。

三、兼顾当前和长远：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成员资格问题。

当前，中央政策和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第二轮承包期满后再延长三十年并保持长久不变，且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

对此，镇村干部和专家学者意见不尽统一。

大多数镇村干部认为中央的这一政策符合农村实际，而且有利于农村稳定。

他们的依据是：

第一，稳定的承包经营权，有利于土地流转、有利于长期经营、有利于保护地力。

第二，稳定的承包经营权，能够最大限度压缩镇村干部调整土地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减少人情关系干扰。

第三，稳定的承包经营权，有利于农民自觉计划生育，从第二轮承包期开始，特别是2006年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三胎以上的家庭明显减少，而从某镇三轮承包耕地的人数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也证明在农村人均寿命提高、死亡率下降的情况下，新增人口并没有明显增加。

第四，稳定的承包经营权，有利于激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地从事非农产业，或者进城务工、求学、创业。某镇去年的调查表明，从事纯农业的农村劳力九成以上为妇女和老人，年轻男女青年大多农忙时回乡，有的只有老人和幼儿在村里。

以温铁军、贺雪峰等专家为代表，则极力反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他们的理由，担心新增人口分不到承包地，在进城务工失败时可以返乡回乡，避免社会动荡。其实这种担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其一，如某镇干部所讲，在70年的三轮承包期内，死亡人口和出生人口相抵变化不会太大，这些年全国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不不断降低，特别是农村降低更多，城市二胎增多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在稳定的承包经营权制度下，绝对失地农民数量不会太大、不会增长过快。

第二，目前农村已经建立基本的养老、医疗保险，有稳定的低保制度，有家庭救助机制，有全民扶贫机制，极端失业无保障情况很难大范围发生。

其三，以承包地产出作为生存保障的现实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单纯种植能够解决温饱不困难，但是已经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即使人均承包地增加再多，对新增人口特别是年轻一代已经丧失保障和吸引作用。

有专家学者则从经济学角度，充分肯定中央再延长承包经营权三十年并保持长久不变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认为这将事实上承认农民的“永佃权”，通过“三权分置”，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质押物的功能。

这种类似“产权清晰”的制度设计，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更好地促进土地、山水林湖草、基础设施等资源资本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也就是说，通过分置土地等资源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管理权等，将把“死”的资产变为“活”的资本，让沉睡的乡村大地全面苏醒过来。

这将是四十年城市经营模式在乡村的复制与创新，必将成为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是利在当前、功在千秋的大事业。

还有专家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稳定承包权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避免重大社会动荡的积极意义。

赋予农民“永佃权”、集体“所有权”，从产权上约束了任何强制性力量侵犯的冲动，从制度上根除随意调整土地的腐败文化根基、根除“劫富济贫”的小农革命思想土壤。

四、 粮食安全？承包地谁种

鉴于长期以来利用承包地种植粮食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