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画作——小时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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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如今已退休在家的我生活闲暇，有大把的时间回忆过往，小时那些事儿就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

　　1952年我出生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那时年轻的父亲已是青岛国棉五厂的八级钳工（父亲的手艺是解放战争期间在潍坊兵工厂学的），我出生时母亲做了个好梦，随后父亲被提拔成科长，母亲后来常说是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好运。

　　1954年为支援北京建设父亲从青岛调到北京，是国棉三厂筹建组成员，一年后全家搬到北京。开始我们住在国棉二厂宿舍31号楼，后来三厂宿舍盖好就搬到了304楼，在这里住了将近半个世纪。

 

　　家庭成员：父亲、母亲、姥姥、哥哥、姐姐、我、弟弟。

　　父亲先在国棉三厂供销科工作，调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供销处工作几年后，便到纺织供销公司做一把手直到离休。他负责组织北京纺织系统全行业的原料采购、调配以及产品销售，工作兢兢业业、成绩显著，还以身作则几次放弃加薪机会。如今父亲96岁高龄，是见证北京纺织行业兴衰历程的少数健在老人之一。

　　母亲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直在国棉三厂细纱车间皮辊室上班。她工作认真、勤勤恳恳，多次获得厂级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她待人热情、办事公正，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她孝敬老人、相夫教子，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现年94岁的母亲仍陪伴着我们，实属不易。

　　听姥姥说原来她家境殷实，雇有密汉（长工）还有骡马，但生下我母亲后就丧夫家境败落，她带着几岁的母亲闯关东在旅顺给日本人家做过佣人；回家乡后当过妇救会长，打过日本放过土枪。姥姥只有我母亲这一个孩子，所以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把我们四个孩子带大。

　　在二厂住时，四岁的我趁姥姥不注意，费力地拧开和我差不多高的门把手悄悄开门溜下楼，和小朋友玩起球来。为接一个高球，我倒栽葱摔在了花池边上，额头被开了个大口子，顿时血流满面。闻讯赶来的姥姥不由分说抱起我就往医务室跑，真难为了小脚的姥姥。医生给我缝了五针，白色的绷带缠满了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爸妈下班回来坐在床边关切地看着我，姥姥在一旁流着眼泪。

弟弟是我们到北京的第二年出生的，母亲从医院回来把弟弟放在床上，我和哥哥看包着被子的弟弟像个小包裹，就分别坐在床的两头把弟弟滚来滚去开心极了。

　　秋天一日，哥哥姐姐领我出去玩。我们发现楼下不远处有一大片蓖麻地，玩耍中哥哥姐姐摘了不少蓖麻，剥出籽后哥哥说蓖麻子可以吃，我们大快朵颐，共享后哥哥叮嘱我俩回家不要说。晚饭时我们三人坐在饭桌前都不吃饭，爸妈也问不出结果，一会儿我们就开始又拉又吐，爸妈赶紧叫车把我们送到儿童医院。多年后司机班马师傅见了我还说起这事呢，当年就是他把我们送医院急救的。

　　三厂宿舍盖好了，大屋顶的三层红砖楼房很气派，我们家从二厂搬了过来。记得当时楼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家，楼层和房间随便挑，我家选了二层。不知为啥厨房里没有置办煤球或蜂窝煤炉子，却砌起了烧柴火的炉灶，还配有风箱，我们孩子觉得风箱一推一拉挺好玩，特别喜欢摆弄它。到了秋天哥哥领着我们在院子里收集干树叶、松枝什么的存起来烧火用。那时我们过着都市里的乡村生活。

　　上幼儿园时的事儿我还能记起几件：

幼儿园在三厂礼堂演节目，我们班演完后老师领着一帮孩子谢幕，我突然发现爸妈就站在台下，便径直冲到舞台前边，一头栽在他们怀中。

有次外宾要来参观，我们正在吃饭，我刚好把桌上盛好饭的小碗打翻了，还撒了一身，老师来不及收拾急忙把我塞进旁边的小屋，我从门缝看见黑脸的外宾走进班里。

从小我们就受到尊老爱幼的教育，幼儿园阿姨告诉我们要与家人分享美食和快乐，我就每次把发的点心糖果留些带回家给姥姥吃，她高兴地夸我是好孩子。

一天午休时我不睡觉老说话，谢阿姨怕影响其他小朋友就把我带到她休息的小屋里。不一会儿她就睡着了，鼾声如雷，可我正好坐在她的脚边，一股股臭脚丫味儿熏得我够呛。

　　我是看着家里的挂钟学会认时间的，姥姥在厨房蒸馒头就让我们随时报告钟表上大针和小针的位置，一来二去就会看表了。多少年过去了，挂在墙上的那座老钟依旧时时浮现在脑海里，那清脆的钟声常常在心中鸣响，不免又想起姥姥的音容笑貌和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岁月光景。

　　有年“十一”国庆节，我们全家去长安街观看群众游行，人山人海中我走丢了，眼前看到的全是大人的腿，我害怕得哭起来。好心人把我交给执勤的民警，问过我住在哪里后民警拦了一辆国棉一厂的大轿车，托司机把我带回家。上车后我就不害怕了，坐在一位阿姨的腿上，周围的人逗我还给我好吃的，我的兜里塞满了糖块儿。看到叔叔阿姨脸上化着妆，我也给大家表演了节目。到一厂后不知叔叔阿姨怎么联系到我爸妈的，他们到一厂大门口来接的我。

　　济南的五姥姥是个心灵手巧的人，有一年她来北京玩，住在家里。那是困难时期，家家都在楼与楼之间的空地上养鸡鸭和种些蔬菜聊补食缺。有次我赶鸡回家，刚进楼门一只鸡就掉进墙边一个足球大的管洞里，管洞通向地下室。眼看着鸡没了踪影，闻讯下楼来的五姥姥仔细查看了地形，回家做了个工具。她把一块布的四个角各拴上一根细长绳子，中间放上米，顺着洞口放了下去，不一会就听见鸡啄米的声音，这时五姥姥慢慢地提起布块四边的绳子，把正在吃米的小鸡拎了上来，周围的人都佩服她的智慧。五姥姥要回济南了，我舍不得她走抱着她大哭。回去后不久五姥姥给我们寄来一大包她自己做的棉鞋，孩子每人一双，我们都喜出望外。

　　记得那一回，我们三个大孩子和邻居孙大哥结伴出游，目的地是离家五公里的北京农业展览馆。我们从生活区后围墙缺口爬出去，沿着鸭子河岸边走边玩，当我们在一处水流湍急的地方玩水时，姐姐脚上的一只鞋不慎被水冲走，没办法，个子高的孙大哥背着她走了一路。好不容易走到农展馆，一块挂在门口的牌子让我们傻了眼：今日闭馆，敬请谅解。我们顿时像一只只撒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至于后来怎么回的家，已经想不起来了。

　　那时物资匮乏，像布匹、粮食、肉类、食油、豆制品、芝麻酱、肥皂、火柴等生活用品副食品都凭票证计划供应。有些东西虽不要票证却很稀缺，家长就经常指派我天不亮起床去排队，冬天排队可是很冷啊。排队的人们怕有人插队自发组织发纸号，也有的人干脆就用粉笔把号码写在衣服袖子上。有一次我去排队买带鱼，好不容易挨到开门，拥挤的人们一窝蜂往里冲，把合作社的门都挤倒了，编的号码作废队都白排了。还有一次我去买食用油，回来的路上脚跘到马路边排水沟沿儿上，一个马趴手中的油瓶子飞了出去。我知道闯了祸，油是凭票供应有钱也买不来呀，无奈之时我仍不忘捡起立在地上的瓶底，提着里面的些许剩油回家了。

　 我曾用两条热带鱼和附近村里的孩子换了条小狗，白天玩得挺高兴，可没想到这是只没断奶的小狗，到了晚上它叫个不停，吵得全家人睡不好觉，我只好在厨房里抱着它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把它送人了。

　三厂宿舍北边是条小河，因河里常有鸭子游荡我们叫它鸭子河。河边有户人家养了群鹅，鹅非但不怕人，还常把赶撵它们的小孩追得屁滚尿流的。河对岸有个村子，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常带我们去那儿，用大磨盘把玉米和豆类磨成细粉，我们在推碾子的过程中也体验了生活的滋味。

　　楼下古叔叔在三厂理发室上班，除理发外还有推拿按摩的好手艺。有一次我在游泳池和小伙伴追玩打闹，不小心跌下尚未放水的池子里，胳膊肘错了位肿得厉害，连衣服都脱不下来。父亲领我到理发室找古叔叔，经过他的推拿复位，我的胳膊很快就消肿痊愈了。

对门韩叔叔家二三岁的小女儿挺淘气，一次老人没看住，她踩着椅子上了窗台，她姥姥眼看着她翻身掉下楼去，这可把老太太吓坏了，急忙跑到楼道里大喊救人。当众人心急火燎地跑出楼门时，只见小姑娘自己从楼拐角走了回来，大伙儿都惊呼：“神了。”打这以后韩叔叔给小女儿改名叫了“小仙”。

楼上姚阿姨的爱人许叔叔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逢人总是笑眯眯一幅谦逊的模样，他早出晚归，不声不响，我们很少有机会碰到他。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在铁道部设计研究院工作，任总工程师，曾主持参与了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的设计与施工，为首都十大建筑的落成做出过贡献。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经常临摹孔子像，我们单元门里几乎家家都贴着我的“大作”。楼上的姚淑华阿姨是个知识分子，她认为我有画画特长应该好好培养，就抽星期天休息的时间专门带我一人去美术馆看画展。楼下的徐奶奶据说是徐悲鸿大师的亲戚，她常让我到她家玩，我看见满墙的徐悲鸿大幅真迹，可算是开了眼。她还送我一小幅画着五匹马的画让我照着画，那一阵儿没少临摹。我把自己的画都当成宝贝，一次刚画好的画就被姐姐碰洒的墨汁给毀了，顿时火了，平时乖巧听话的我竟和姐姐扭打成一团。我有绘画爱好却没能继续深造，是件遗憾的事情。

　　我们楼下小二头的姥爷也是个文化人，很会讲故事，夏天的晚上单元里的孩子都会搬着小板凳到院子里，围坐在他周围听他讲《聊斋》。小二头的姥爷还手把手地教我们孩子下象棋，哥哥总喜欢跟在他身后问这问那。

我参加了隔壁王叔叔和江阿姨的婚礼。一间不大的小屋挤满了凑热闹的人，屋子角落堆放着脸盆暖水瓶一类的礼物，摆满糖果瓜子的桌子上方吊着一根绳子，绳头上栓了一个大红苹果 ，主持人让新郎新娘同时去咬苹果，这时吊着苹果的绳子猛地被人升高，两个人的脸被起哄的人按到一起，大人们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小孩都看傻了。

掏鸟窝是我难忘的经历，三厂大屋顶的构造给麻雀搭窝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这秘密被大孩子发现，他们顺着顶层天窗捷足先登，我也跟着上去逮过麻雀。不过麻雀虽小却性情倔犟，被俘后肯定是绝食，知道养不活它们后来我也就收手不干了。

　　结伴而行去墙角瓦砾下捉蛐蛐，是我们孩子喜爱的活动之一。天一黑就开始行动，我们手里拿着事先做好的小纸筒，循着清脆的叫声而去，发现蛐蛐先用手电筒光照着，捉到后按大小个儿分类塞入纸筒，回来放进罐里进行比试。

挂在屋檐下和树上的马蜂窝，也成了我们袭击的目标。记得有次捅马蜂窝前好朋友金朋年告诉我：不要怕，如果马蜂追，只要趴在地上双手合十撑在头上就不会被咬。我信以为真，按他说的做了，结果被马蜂蛰得满手大包，惨不忍睹。

　　那时候物资不丰富，但我们玩的东西也多着呢，推铁环、打弹弓、弹球、盯杏核、拍洋画、掷沙包、耍拐、跳皮筋……有的“玩具”是自制的：弹弓有铁丝弯的有树杈做的；沙包自己缝制，里面装上沙子或豆子；有人动心思把杏核掏空灌上铅，有了重量在盯杏核时就容易百发百中。要说我还是觉得弹球最刺激，记得有次我混入一群大孩子的比赛，精准的弹技让他们刮目相看，最后我竟把他们的弹球都赢光了，能干的哥哥听说后惊讶不已。

　　国棉三厂礼堂其实是个带舞台的大食堂，平时吃饭用，晚上有演出时就成了剧场，经常有一些专业剧团来这里演出，包括马连良程砚秋等名角都来过。记得有一次演出的剧目是《三岔口》，演员武艺高强，对打精彩，令人眼花缭乱。大家正看得忘情时突然听到“哐啷”一声，演员失手的刀飞到了前排观众的头上，唉呀妈呀，人还伤的不轻呢！

　　那时过春节，爸妈都会给我们添置新衣服，有年春节我穿着新衣服到大礼堂（大食堂）去看节目。演出进行中，食堂里的炉灶失火了，火越烧越大，最后来了消防车。我站在围观人群的前面，看见一名消防队员从坍塌的房顶上掉下来，就落在冒烟的油锅边上，大家惊叫：“好险啊！”于此同时，在围观者的前面有人在鼓捣一个干粉灭火器，他似乎不会使用半天就是不出沫。可当灭火器喷嘴正对着我时，突然白花花的沫子一股脑地冲出喷了我一身，我这身新衣服顿时布满了白沫。真倒霉，我怕回家挨骂，就在大礼堂的厕所里蹲了一夜，所幸还有个蔡姓小伙伴陪着我。

　　露天看电影是难忘的美好记忆。只要听说晚上有电影，三厂的孩子们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球场上早早就摆满了占座位的板凳。天擦黑人们陆续进场，不一会儿那期待已久的电影就开始了，当然正片前还要先放映加片《新闻简报》。

三厂生活区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周末和节假日经常在这里举行足球赛，场内龙腾虎跃，场外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国家足球队主力队员陈家亮就住在二厂，有一次我有幸近距离看到他在比赛中凌空抽射，球应声入网，全场轰动，这精彩一幕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上小学时，正是中国乒乓球队连续拿下多项世界冠军，全国掀起“乒乓热”的时期，记得我们孩子围坐在家里的老式五灯收音机旁，收听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比赛的实况转播，听得热血沸腾。学校课间休息时，大家冲出教室争先恐后地在楼道大厅的水磨石地面上对垒起来，放学后就在校园里新砌的水泥乒乓球台上摆擂台。一天晚上我和小伙伴终于等到了在二厂俱乐部正规台子上打乒乓球的机会，好家伙，玩得连时间都忘了，直到深夜被找来的哥哥拧着耳朵押送回家。正是小学练乒乓球打下了基础，使我在成年后拥有以球会友、切磋技艺的底气。

　　黑河在三厂南面不远处，我们经常结伴去那里玩。我就是在那儿学会游泳的，先是在水边练憋气，再下水从狗刨式开始慢慢长本事，后来扎猛子摸鱼捞蛤蜊螺蛳样样都行。当然也经常能看到危险情况发生，有一次眼见两个楞小子从树上往河里扎猛子，扎到淤泥里差点没上来，幸亏救助及时要不后果不堪设想。

我还常跟哥哥到离家不太远的农村稻田地里去玩，扑“驾排老杆”（配对大蜻蜓的别称），钓田鸡，边走边玩，不亦乐乎。有次哥哥还下水捉住了一条漂亮的大花蛇，把我惊呆了。

　　小学同学李燕军是我的好朋友，我俩同在一个学习小组，放学后经常在一起写作业。暑假有一天，燕军来找我去“松树林”玩，燕军说的地方是三厂宿舍北边一圈围墙围起来的王爷坟，因院子里面种了很多松树我们孩子管那儿叫“松树林”。我跟他下了楼，姥姥发现后喊我：“回来，把作业做完再去玩！”燕军就一个人去了，这一走他就出了大事。事后听他哥哥燕生说，那天刚下完雨，“松树林”又没开门，燕军就爬上门口的铁栅栏门，当他站上门边的水泥垛子准备往里跳时，脚下一滑身体歪向铁栅栏门，被栅栏上的尖刺扎破了肝脏。燕军是怎么从铁栅栏尖上拔出自己身子的我不得而知，只听说他跳下来往家跑，最后跌倒在单元门口。从此我失去了一个要好的小伙伴，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的死亡。

　　学校要组建足球队，爸妈怕影响学习不同意我参加，体育老师李征带着球衣登门家访，爸妈终于让步，我穿上了9号球衣，当上了足球队队长。我们八里庄三小和八里庄二小的足球队经常比赛，各有输赢互不服气，为了取得荣誉老师常自掏腰包买西红柿犒劳我们 ，听说二小队员经常有西瓜吃，让我们好生羡慕。一次与二小足球队比赛，我防守对方时，他带球从我身旁过去，我一个转身倒地，伸脚把球踢出场外，总结会上齐大志老师表扬了我，说这叫铲球，属于高级动作，小小年纪能做出来不容易，后来大家都练起这个动作。我们三小足球队还出了个人物，即后来成为北京足球队队员的谷大泉。从小学初中到大学，踢足球的快乐伴随我成长，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挚友。

　　小学时我功课不错表现也好，三年级第一批加入少先队，被班里同学选为中队长。我还是个活跃分子，兴趣爱好广泛，参加过不少学校组织的活动。图画杨老师让我在全校同学面前扮演《我是一个小画家》中的小画家，我举着大大的油画笔和画板从表演的一排人身后挤出头来搞怪，台下一片笑声。我和一名高年级同学参加过朝阳区少年之家举办的朗诵选拔赛；参加过学校暑期办的航模组，学习制作弹射式航模飞机；音乐陈老师教我打三角拍子指挥小合唱；还有少不了的足球训练和乒乓球比赛。少年的我尽享其中的快乐。

　　班主任荻静园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去北海公园游玩，顺便也去了景山公园的儿童游乐场。游乐场里边有一处天梯，其高度和长度是一般滑梯的好几倍，站在上面往下看有种从天上俯瞰大地的感觉。更刺激的是从梯子攀上天梯之后要走很长的桥才能到达滑梯，而桥的两侧没有扶手，只是在与桥面平行的两边安装了用粗绳结成的安全网。好多喜欢探险的孩子到景山游乐场就是冲着天梯去的，那天我们全班同学都上去了，但上去之后我就后悔了。我从小有恐高症，在天梯上我两腿发抖不敢往下看也不能站起来，女生都过去了我还不敢走，最后是跟在大家后边爬过去的。真丢人，与生俱来难以启齿的高度恐惧症。

　　学校开展学雷锋活动，我积极响应，经常在放学后扫楼道，擦楼梯扶手，把牛奶分送到各家，帮助残疾同学家里做家务，扶老人过马路……赢得邻居的夸赞。我们几个孩子还自发组织厂区宿舍楼前的歌咏活动，唱《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宣传勤俭节约的好风气。有一次我去工体游泳在路边捡到一个很大很重的橡胶救生圈，把它交给在岗楼里执勤的民警，拾金不昧是我们那时崇尚的美德。

　　姥姥善良开朗，明事理待人大方，和邻里关系很好。她不仅常常跟我们念叨些基本的立世做人道理，还手把手教会我们生活的本领，像洗衣服洗被子、包饺子擀面条、缝被子补衣服等家务活，就连我们几个秃小子都会干。每到过年过节，姥姥会变着法儿的给我们改善伙食，永远忘不了姥姥做的那些好吃的美食，浓浓的山东家乡味道。

　　我家三个秃小子就一个女孩，姐姐可是爸妈的掌上明珠。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姐姐和同学相伴去上学，路过铺设煤气管道的工地，刚下过雨的土坡湿滑，她们不小心一起跌下沟，摔在尚未填上土的管道上。姐姐的左手还放在衣兜里，同学重重地压在她的胳膊上。姐姐被紧急送往积水潭医院后确诊为左肘关节粉碎性骨折，英国红医师给她做的手术很成功，只是在后期康复锻炼时姐姐怕疼而失去左臂完全伸直的可能。尽管如此姐姐仍十分能干，后来曾徒步串联去过兰考焦裕禄故乡，瞒着家里与同学一起去山西农村插队，终因干活不便被人送回北京。

　　小学五年级“六一”儿童节那天，我跟着荻老师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北京市少年先锋队成立十五周年庆祝大会，并观看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参加这个活动对我来说可是一种荣耀，因为学校六个年级只选出了两名学生代表参加全市这么大型的活动。第一次进入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我特别激动，刚进大厅就情不自禁在光滑的地面上来了个侧翻。开会时我们就坐在大会堂一层观众席的前几排，前面就是乐池，可以清楚地看见指挥叔叔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据说这是《东方红》的第二场演出，彭真等北京市领导也来了。

　　我哥哥1965年初中毕业，作为特长生直接被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录取，当时全北京3000多考生中只录取300名，学制为六年一贯制，他接到通知书时高兴得从床上蹦了起来。哥哥入学后先是学体操，后改学武术，他的班主任是原国家拳击队主教练王国钧，大名鼎鼎的首位全国拳击冠军。我去过哥哥在北太平庄路的学院，跟他同一宿舍的李志国是打篮球的，个子很高。我在那儿学会了滑冰，还看过冰上芭蕾舞《白毛女》，遗憾的是主角大春因为高难度动作多摔了不少跟头，倒是地主黄世仁滑得更出彩。

　　哥哥上大学后，得到的家庭奖励是一辆自行车，这可把我们几个小的羡慕死了。他住校每周六下午一回来，我们就围上去争着擦车，然后趁他不在的时候学起车来，一来二去我竟会骑了，那感觉太爽了。哥哥有时会骑车带我出去玩，当然也有我偷骑自行车撞大树的经历，还有我骑车带着弟弟在楼群里穿行，被晾衣服的铁丝兜住脖子摔下车来的惊险时刻。哥哥也曾带我们畅游颐和园，永远忘不了我们四个孩子泛舟昆明湖上的情景，太美了！

　　那时小学升初中要经过两次考试，一次是毕业考试，另一次是升学考试。毕业考试两门功课我考了198分，算术100，作文98，我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学校观摩展示。班主任荻老师很高兴，亲自帮我填报志愿：四中、二中、八十中，尽往好学校报。升学考试开始了，监考的荻老师总在我身边停留，我有些紧张。考试结束后荻老师把我叫到她办公室，不无惋惜地说：“孩子，你最后一句怎么能说‘今后不论在任何岗位上，我们都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呢？。”我懊悔地低下了头。考砸了，我上了八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