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退却》背后的故事

清献书院

　　近日，获藏著名作家葛琴于1937年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总退却》，单行本，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此为稀见的民国初印本。该书的出版，颇费周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葛琴（1907—1995），出身于江苏宜兴丁山镇的书香门第，曾是华岗的妻子。

华岗（1903—1972），浙江龙游庙下人。自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历的革命者。大革命时期，他撰述了《五四运动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纲》《苏联外交史》《中国历史的翻案》等。并按照恩格斯校阅的1888年英译本，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振聋发聩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首次出现在他的这部译著中；华岗曾为中共“六大”代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经董必武推荐，出任《新华日报》首任总编辑；为了执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他只身一人赴川康和云南，做刘文辉、龙云等人的统战工作；解放战争，他冒着生命危险，曾在上海“周公馆”与周恩来同志等共事。

新中国成立后，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创办《文史哲》杂志。作为学者，其研究范围甚广，涉及历史、哲学、教育、美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学术造诣颇深。1955年，华岗被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蒙冤入狱。即使在“文革”期间，也身陷囹圄。但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他始终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

而在华岗坎坷的一生中，与葛琴曾经有过一段情感交集。

　　一、《总退却》

葛琴早年就读于苏州乐易女子中学，受过曾在该校任教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张闻天、侯绍裘等老师的启蒙与培养。1926年11月，葛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与华岗在上海结识。

1927年，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葛琴勇敢地冲上了火线，救护伤员，送水送粮，还曾持枪保卫过指挥起义的周恩来同志。

大革命失败后，葛琴以小学教员作掩护，担任中央宣传部地下党组织的机要交通员，与华岗、邵荃麟一起工作。同年5月，葛琴与华岗同居，婚后先后育有一女一子。其间，葛琴曾随华岗先后赴河北、湖北、上海等地党团机关做秘密工作。

葛琴在工作之余爱好文学。1932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收到了《北斗》主编丁玲的征稿函。于是，葛琴就用了一周的时间，写出了短篇小说处女作《总退却》，发表在《北斗》的首篇位置。

《总退却》写的是抗战中的士兵的转变及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葛琴亲自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抗战，和十九路军受伤的战士有比较多的接触，对那些战士的同情与感怀;对见死不救、卖国殃民的卖国贼种种罪行的憎恶和仇恨充满胸膛。之后，她又相继写出了《一天》《蓝牛》《犯》《罗警长》《枇杷》等小说，发表在《现代》等杂志上。这些作品都是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抗争，属于“左翼文学”。

1933年，葛琴的友人、“左联”作家叶以群在上海天马书店担任编辑，建议她将上述短篇结集出版。

葛琴于是给鲁迅写信，请求接见并为之作序。1933年12月18日《鲁迅日记》载，“得葛琴信，即复。”紧接着，翌日的《鲁迅日记》又有“午后复葛琴信”。这封信的内容大致应该是互通约见时间与地点的。

三天后的下午，葛琴与周扬、邵荃麟诸友在北四川路的内山完造书店与鲁迅见了面，受到热情接待，后鲁迅引他们到附近一家咖啡店长谈两小时。葛琴在《总退却》后记中描述了这次难忘的会见：

“他完全不像一个老人——虽然他的上唇上是留着那么一抹胡须，他更没有一丝名人的架子。那天我们在一家咖啡店里谈了两个钟头，我完全不感觉有什么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劲的说着文学上的各种问题，和不断给与我们热烈的鼓励（我们可以想起，那时上海的出版界是怎么样一个沉闷的状态中）。他的说话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当我从咖啡店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之外，更惊愕中国现在还有这样一个青年的老人。”

后来，葛琴还用这样一段话来回忆当年的思想活动：“一路上我怀着满腔的惊悦和惶惑，以为把这样幼稚的作品去请教一位当代文豪评阅，也许会遭遇轻视与拒绝吧，但事情完全出我预想。”

鲁迅先生应葛琴的要求为《总退却》作了序。同年12月25日的《鲁迅日记》里有“夜作《<总退却>序》一篇。”鲁迅对《总退却》的评价是：“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显示着分明的蜕变，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

三天后，鲁迅在内山书店第二次会见葛琴，并将序言与文稿交给了她。葛琴在《总退却》后记中写道：

“过了一星期，序文就写好了。当我第二次见他时，他很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状况，又对于私人事情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帮助。这时，从流露于他脸上那种真诚的表情，我才认识这位被人家骂为‘冷酷刁刻’的人物，才是最伟大的热情者。”

而葛琴文中所说的“令人难忘的帮助”，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二、营救华岗

1932年9月，华岗调任中共满洲特委书记。他化名刘少陵，以“皮货商人”身份，告别葛琴，从上海出发乘船去东北。在途经青岛时，与护送的交通员同时被捕。但审讯时，华岗沉着应对，始终未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最后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判刑5年，羁押于济南第一监狱。

不久，葛琴收到了“刘少陵”从狱中辗转寄出的书信：“经商途径青岛，得病住院。”葛琴明白华岗已经被国民党逮捕，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组织上一面请求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进行营救，并通过宣侠父、吉鸿昌等将领打电报给山东省主席韩福渠，一面派葛琴自找社会关系设法营救，但均未奏效。

葛琴在自己母亲的陪同下前往济南监狱探监，华岗感动地流下了泪。眼见营救华岗无望，生活处境也十分困难，她便决定暂时离开上海，到龙游庙下华岗的老家暂住。这段日子的情形，葛琴在《总退却》后记里写出了她当时的困境：

“灾祸和贫困突然把我击落到一个极困苦的环境里，而孩子苏苏又在这时死去，一切不幸都同时向我压来，我只得离开上海到偏僻的农村去，在生活鞭子残酷的挞击下，焦头烂额地奔波着，几乎把写作的兴趣完全丧失了。”

一直到1933年的下半年，葛琴才从龙游庙下乡间重返上海，一面从事地下工作，一面继续写作。

然而，葛琴并没有放弃对华岗的营救。后来，甚至连鲁迅先生也曾介入帮助。

当时监狱曾有通知说，缴三百元可赎人，但葛琴苦于经费不足。1933年12月5日，鲁迅用日文写的杂文《上海所感》发表在日本大阪的《朝日新闻》上，就将刚刚收到的一百元稿酬交给了葛琴。当时，正在旁边的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不理解为什么要把钱“借”给这位并无深交的妇女，鲁迅回答说：“有钱人帮助困窘紧迫的人，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鲁迅日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午后收大阪朝日新闻社稿费百，即假与葛琴。”

1934年3月，鲁迅将《总退却》的序文编入《南腔北调集》，由同文书店出版。

此年夏天，原来推荐并帮助葛琴出版《总退却》的挚友叶以群不幸被捕。天马书店更换了编辑，废弃了稿约，于是《总退却》一书出版的希望成了泡影。

那时，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时期，葛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又一次被迫回到了浙江龙游庙下的乡间去。葛琴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写道：“整天的躲在村屋的窗子下，望着屋角上的蜘蛛尘网，感到生命真渺小得和大海中小舟一般。”

在当时的情况下，葛琴的《总退却》一直得不到出版。所以鲁迅的《南腔北调集》出版后，读者虽然从中知道有《总退却》这本书，但却不可能读到它。以至于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10卷本的注释也出了错。注释称：“《总退却》，葛琴的小说集。这部小说集在当时并未出版过，鲁迅为该书所写的序，在收入本书以前未曾发表过。”

其实，当时在葛琴最困难的时刻，鲁迅又伸出了援助之手。1936年4月4日，鲁迅先生亲自到四川北路良友图书公司，向负责《文学季刊》的编辑靳以与年轻的编辑赵家璧推荐了葛琴的《总退却》。当时的葛琴正在杭州教书，任小学校长。她特地赶来上海，与赵家璧对接内容调整与出版事宜。正要付排时，葛琴却听到了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她说：“我打算出书以后，到上海去看望鲁迅先生，请他对后来加入的几篇批评一下，但是谁料到呢，就这样啬缘，他终于不得看到这个集子和他的序言的付印便溘然长辞了。”

1937年3月，《总退却》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单行本终于问世，当时仅印了一千册。但此书命运多舛，出版不久，就遭逢“八一三”淞沪战役。良友图书公司的大量图书遭遇战火，《总退却》一书也在劫难逃。葛琴后来回忆：“可是当集子问世不久，抗战开始了。事后得书店通知，才知十分之七的存书，如数给敌人枪弹毁灭了。”因此，初印本的《总退却》存世量已经极少，读者也不容易读到。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背景下，当时已被国民党移送到湖北武昌反省院继续关押的华岗，在董必武的交涉下，被无条件释放出狱。

两年后，华岗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并负责《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华岗与葛琴，以及葛琴后来的丈夫、著名文学评论家邵荃麟的命运都从此改变，大家都积极投入到了滚滚的革命洪流中去。

　　多年以后，葛琴与邵荃麟的儿子邵小鹰在《一段尘封的往事》一文里曾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华岗本人在全国解放之后长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我尊敬和同情他。对于这些历史材料我一直采取保守的态度，除了‘文革’中为我父母向党中央写过申诉材料之外，没有对外宣扬过。假如没有人再提到那些令我父母和华岗都心痛的往事，我是不准备披露任何有关内容的，毕竟这属于他们的隐私。”

（秋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