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信天游人

　　

2020年1月17日早六点天还未明，窗外一团漆黑。早醒了，闭眼躺在床上心乱如麻。忽然床头搁的手机铃声大作，心里不由一惊，一把抓过手机，见电话是在医院陪护父亲的大哥打来的，直觉事情不妙，心“通、通”直跳。大哥嗓音沙哑话语急促：爸爸情况危险，医生正在抢救。挂了电话，一骨碌爬起，赶紧边通知家人，边手忙脚乱地穿衣。起来用毛巾抹了把脸便匆匆出门。

外面天气阴冷，天空被雾霾笼罩眼前一片灰暗，喘气都有些困难。街上赶早出门的人，有的戴着口罩，有的用手捂着嘴和鼻子。伸手在路边拦了辆出租车，对师傅说：到省医院，咋走都行，越快越好！

当家人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几乎同时赶到省医院西院五层重症监护室时，父亲的心跳已停止了，监视器显示屏上是一条直线。母亲俯下身，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捧着父亲的脸失声痛哭：老贺，我看你来了。你咋不跟我说句话呀？我搀扶着母亲，望着眼前已声息全无的父亲，顿时悲从中来泪流满面。

前一天轮我在医院陪护。上午国伟去家里拜年，母亲想坐他的车来医院看望父亲，被我发微信劝阻了。我告诉母亲：爸爸病情没有变化，现在路上到处堵车，省医院停车也很麻烦，您就别来了。为了安慰母亲，我用手机拍了张父亲躺在病床上吸氧、输液，神态比较安详的照片微信发给她。由于我的“阻拦”，母亲没能在父亲临终前再和他见一面说几句话，这让我一想起，便痛悔不已。

听大哥说，那晚后半夜，父亲总想坐起来并不时望向窗外，脸上流露出焦急、期待的神情。父亲应该是在盼望快点天明，因为他知道，天亮后母亲会来医院探视。父亲直到临终，心里都是明明白白的。在那个漫长的寒夜，父亲一定是“预感”到了什么，他与衰老和疾病做了最后的较量。然而，在黎明即将到来时，父亲耗尽了身上仅有的气力，他怀着对母亲和儿女以及所有亲人的牵挂与不舍与世长逝。

父亲走的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眼看再有几天就过年了，两个月前，已在饭店订好年三十全家人吃团圆饭的大包间，菜单都确认过了。好想仍能像往年那样，一大家人欢声笑语围坐在父母身边，举杯共祝新年快乐并和父亲“喝一口”。真想再给他老人家理一次发、洗一回衣服或扶着他下楼在院里散一会步。要是父亲能和全家人再拍一张“四世同堂”的合影，那该多好啊！可是这些心愿，今生今世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了。

1924年11月4日，父亲出生在陕北清涧县大马家山村一孔窑洞里。祖祖辈辈都是在山峁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受苦的农民。父亲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他是家中的“独生子”。父亲家有两孔窑，七、八亩坡地，一头驴。在父亲口述的回忆里，陕北老家就像一幅充满亲情和浓郁乡土色彩的油画。春寒料峭的早晨，父亲跟随老爷爷去山上放羊，临出门，疼爱他的母亲悄悄将一颗温热的煮鸡蛋塞到他手里。秋天的垴畔山坡上，几棵结满脆甜红枣的枣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正月里，盘腿和家人坐在热炕上，喝一老碗热腾腾的黄米酒，再美美吃几片香喷喷的炸油糕，与村里要好的伙伴相跟着，追撵“闹秧歌”的队伍。年少时的困苦与艰难，慢慢都淡忘不记得了，但对家乡和已故亲人的怀念，却始终珍藏在他心里。

父亲儿时家中的光景，说不上丰衣足食，至多是五谷杂粮能填饱肚子。我爷爷生于清朝末年，年少时读过私塾，能识文断字，虽受“四书五经”旧式教育，但很早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爷爷通情达理是非分明，在村里说话能令众人信服。邻里乡亲遇有纠纷争执不下，常会请爷爷出面说句公道话。民国年间，大马家山村集资办“冬学”，众人推举他任校长。爷爷一生爱看书，可惜他收藏的书籍，在“文革”中被“抄家”的红卫兵当作“四旧”全烧了。爷爷七十年前用毛笔写的信，被父亲细心存放在卧室抽屉的牛皮纸袋里，至今平平展展字迹清晰。

1928年春，陕北大旱民不聊生，因参与组织清涧“抗粮运动”并加入共产党，爷爷被国民党县衙抓捕入狱严刑拷打。老爷爷为救狱中长子，变卖了辛劳一生积攒的家产，花一千块银元赎回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爷爷，家道由此衰落。自三、四十年代起，爷爷的“家庭成份”，先定为“富农”后又改为“中农”几番变更。“家庭成份”问题，曾困扰父亲许多年，直至改革开放后，才终于“烟消云散”。

三十年代初，土地革命在陕北渐成燎原之势，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此建立了根据地。随着抗战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延安成为全国救亡青年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

父亲生长在一个有“革命基因”的家庭，从小就受父辈的进步思想和行为的熏陶与引领。他在《自传》和口述回忆中，记述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缘起和过程，主要是受他父亲和叔伯二叔（大革命时期，陕北地下党员）的教育、影响。在他尚未成年时，就曾于1936年至1937年春，跟随我爷爷在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四科（位于安塞县谭家营，爷爷时任副科长）做过勤务员。当他成年后，在二叔的鼓励和支持下，终于下定决心去延安。对二叔在人生的紧要处，指引自己迈出关键的一步，父亲一生都心怀感念。

1941年是父亲人生的“分水岭”。这一年夏天，17岁的他告别了家乡与父母，背着铺盖和干粮，步行五天到达延安。在边家沟“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补习班”，一边接受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一边投身“大生产运动”。由此，他从一个淳朴、勤劳、一腔热血的山村后生，向有志于实现理想社会并以此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目标的“进步青年”转变。

1942年冬，学校放寒假，父亲回老家过年并与母亲成亲。那年父亲18岁，母亲16岁。母亲的老家在解（念hai）家沟乡王家洼村，距父亲家约七、八里山路。王家洼与大马家山村一样，也是远近有名、人口较多的山村。外爷人精明，善做生意，家境较宽裕，是王家洼村小学校长。深受父亲爱戴的二叔，曾在这所小学任教员，二婶子的娘家也在这个村。父母亲的结合，虽然是“媒妁之言”，并非自由恋爱，但两家不仅“门当户对”，而且“门风”和“名声”，在当地有口皆碑。他们年龄相仿、长相般配，有相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共同语言”。这些因素构成并奠定了父母亲携手人生七十八载，历经漫长岁月感情始终如一的婚姻基础。

1944年，父亲加入共产党。同年元月，母亲跟随父亲离开老家奔赴延安。从此，他们既是相互关爱相伴终生的夫妻，也是一对有共同理想志同道合携手并进的革命伴侣。

全国解放初期，父亲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从事干部管理工作。五十年代中，受组织选派，先后赴天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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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父亲即在陕西兴平408厂工作并任厂领导。这家军工厂是“一、五”期间，由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建我国的156个大型项目之一。厂址位于陕西关中腹地，西宝公路由东至西，将厂区和家属区一分为二。全厂有干部、职工五千余人，骨干大多来自东北地区和南方沪、皖、苏、浙等省市，大人们的口音自然南腔北调。厂里幼儿园、子弟学校、医院、食堂、派出所、粮站、副食店、商店、澡堂、俱乐部一应俱全，像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小社会”。

从1954年参与筹备，至1958年开始建厂，到1979年正式调离，父亲在408厂工作、生活二十余年。筹建之初，他刚三十出头胸怀壮志，调离时，已年过半百满头白发。他对408怀有特殊的感情，因为那里有他和全厂职工一起流淌的汗水和付出的心血，有他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也有在“文革”中被打倒、挨批斗，关“牛棚”的苦涩记忆。

六十年代初，父亲正值年富力强，除了工作日正常上班，他还把大量休息时间投入到工作中。父亲上下班总是早出晚归，节假日也常去办公室，要么是开会，要么是看文件。厂里下班的广播喇叭经常都响完了，却迟迟不见他回来。按我家吃饭的“规矩”，父亲没下班回家，孩子不能动筷子。那时，城镇居民口粮按月定量供应，“粗细搭配”凭粮本购买。我弟兄三人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纪，加之菜里油水少，吃粗粮又不耐饥，所以肚子饿得快。一见饭菜端上桌，我便迫不及待，忍不住嚷嚷：肚子饿了，吃饭吧？母亲总是说：等你爸爸回来再吃。见我和弟弟老围着饭桌拧次，母亲便指派我们下楼：去看看你爸回来没？我和弟弟闻声便一溜烟往楼下跑，如远远看见父亲的身影，又赶紧扭头跑回去给母亲“报信”。从1965年起，我家就住在31栋2门二层，楼西侧有条马路正对着厂区西门，是父亲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小时候，我们常在这等候父亲下班。逢年过节遇上家里包饺子吃，更是在此翘首以盼父亲能早点回家。

有时，父亲下班刚进家门，饭还没吃到嘴里，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不论中午还是晚上，厂里的干部和工人，隔三差五就有人来家里找父亲汇报工作、反映问题或要求解决困难，我们家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不论来人是何身份，问题是大是小，言语态度如何，父亲都耐心倾听，从没有拉下脸不高兴或不耐烦，更不会将人拒之门外。对这些“不速之客”，母亲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热情招呼从无怨言。那时，父亲已进城多年并身居领导岗位，但他身上没有盛气凌人的“官气”，接人待物和言谈举止，始终保持着陕北人特有的质朴与热忱。父亲常爱说一句话：“人不能忘本”，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做到了这一点。

我年少时，尽管父亲工作繁忙，但他总会抽空过问子女的学习情况。周日或期末考试结束，如果厂里没有会议，晚饭后，他会检查我们的作业本或考卷。当然，这也是我上小学时，常感到紧张和心虚的时刻。我那时贪玩，学习粗心大意，不用功，作业本和考卷上的“红叉叉”经常出现。父亲一看就气不打一处来，责问我最多的话是：就这么混日子，你将来能有啥出息？说实在的，父亲对我并未疏于管教，然而他的教诲，我是在许多年后才有所觉悟。我小学还没毕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而那时，我对读书的兴趣仍在“昏睡”中。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动荡年代，个人的幸与不幸，都会留下那个时代的痕迹。

当席卷全国的“文革”洪流蔓延到408厂时，父亲受煎熬的日子来临了。他先后被扣上“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和“走资派”的帽子，受冲击、挨批斗、关“牛棚”。自顾不暇的父亲，再也没时间和精力，检查我的作业了。起初，我并未感到有啥不一样，但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在我心里添了一团“阴影”。

1967年秋天的一个早上，早操时间，408子校厕所发现了“反动标语”。校园里，弥漫着让人略感紧张的气息。课间休息，同学们三三两两在悄声议论；老师和校长都绷着脸，神情显得异常严肃。放学时，班主任让我留下，并叫我去教导处。我心情忐忑不安，在教导处门外喊了声：报告，听见里面有人应声说：进来。推开门，见屋里除了教导主任，还有一位中年男人，自称是厂保卫科的。他先是对我一番“盘问”，又让我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和“打到刘某某”两行字。那时，大人们心里都紧绷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小学生被视为怀疑对象不足为奇，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被“审查”的原因。放学回到家，母亲觉察出我的神情有些异样，又比平时回来的晚，便感到奇怪，于是问我缘由。我把在学校发生的事学说了一遍。母亲听完，难掩内心的屈辱和气愤，当时就落泪了。她对父亲说：咋能这样欺负人？凭什么怀疑我孩子？我要去学校问个究竟！这事显然也出乎父亲的意料，他眉头紧锁沉思了一阵说：咱又莫做啥亏心事，怕啥呐？不要去找人家，让他们查去。这番话主要是说给母亲听的。父亲的态度，体现了他做人处事，但求光明磊落，遇事坦然面对和一贯忍让的秉性。

后来得知，那天被保卫科人员“审查”的学生，父母都因种种原因被“打倒”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不少人以揭发、检举身边的领导、同事、老师和同学，来表达自己的“忠诚与革命”。几乎身边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隐藏的“坏人”，连未成年的小孩也不例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