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腰上的人家

殿君

当年下乡的农村生产队位于一条山沟里，属公社一大队六队。 虽是山沟，但山不是很高，不像川西那种大山，是川东地区的丘陵。山沟湾湾曲曲的延伸几公里，尽头被一面山坡档住了，山沟在这里呈现一个U字型。 　　一九七五年七月下乡那阵，我们生产队里共有三个知青：一个重庆六九年下乡的老知青，一个镇上的回乡女知青，我是县城的插队知青。听本队农民告诉我，原来队里有四个重庆知青，但在我来之前的几年中都陆续回去了三个，现在只剩下一个了。所以，我们队算我曾来过六个知青。 这个剩下来的重庆知青姓姜，社员们都叫他老姜，矮矮胖胖的，满脸胡子拉碴，看起来有点老。他很少在农村呆，大部分时间都在重庆，听说是在活动关系，想努力调回重庆去。当年他们一共四人下乡，现在只剩下他一人了，可以理解他的心情。队里的农民跟我说：他们四人中就数他最笨，做工分不行，懒；家里关系也不行，工人；连走路都不行，胖。我和他一起走过一回公社的路，走不了多远就喘气。他与我和镇上那个女知青说话时总是有种居高临下的口气。特别是对那个女知青，只要她一搭话，他总是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因为我们聚在一起说话多半都是吃饭时间，女知青一说话，他就把手中的大洋瓷碗一敲，喊声"空了吹哦！"头一扭就回屋了。女知青也从不冒火，仿佛早就知道他会这样一样。 　　就这样，时间一下就混过去四个多月，到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天气入秋，该挖红苕了。 我们队到了这个季节都很忙，挖红苕要挖二三十天，每天挖不同的地块，分给居住在这些地块附近的社员，这样可以减少运输工作量。 我作为知青被分配做过称员。农民说知青不沾亲带故，过称公平。这样我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公平的象征，担负起了过称的重任。女知青因是回乡知青，队里有亲戚，她也就落选了。 　　那天轮到挖U字型地形附近的地块了。有人跟我说：“这个地块的红苕只有一家人分，是家地主，成分高”。 后来挖红苕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家只有三人在挑运，不像其他户，挑运红苕的人一大帮。两女一男，其中老的一男一女显然是夫妻，年轻的姑娘是女儿。我暗想：他们全家可能就三人吧，姑娘应该是独女。 三人的红苕量不算多，在我们生产队每人可分一千多斤红苕，三千多斤一会就挖完并称完了。 称完重量的红苕有些还没来得及运回屋，堆在地里等待运输。我本来想帮忙挑运一下。不过这家人的男主人说没必要，叫我去洗手，说是先休息休息呆会吃饭。哦！忘了交待：我们队挖红苕分红苕的时候，过称员是吃派饭的。也就是说，给谁家过称分红苕，过称员就在谁家吃饭。 他们家建在半山腰，墙是石头砌成，瓦是农村生产队自己的窑烧的。房子的四周全是坡地，一公里之内没有其他人家，显得孤零零的。 　　 　　一会儿饭就做好了。当男主人叫我上桌时，桌上的饭菜让我大吃一惊！ 桌上摆了一大碗腊肉，一碗抄红苕尖，一碗烧土豆，一钵老南瓜汤。 腊肉的脂肪部分泛着金黄色的亮光，瘦肉部分泛着紫红色光泽，格外引人食欲，我下意识地吞了一下口水。插队落户几个月来，吃肉的次数屈指可数，基本上是咸菜加米饭。给前面的几家人过称吃派饭，多数人家是请我吃红苕稀饭，大不了加两个素菜，最客气的也就是吃白米干饭，炒个韭菜鸡蛋顶天了。 今天，居然有人请我吃肉，而且是老腊肉，而且在地主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地主是下等人，被人瞧不起的。然而，肉的诱惑力太大了，那个香味真的让我不能自持。 说实话，我很感动！ 　　我诚惶诚恐地坐上桌子，等待着好好打场牙祭。男主人来了和我对坐，拿上筷子点着菜碗说：曹知青，请！ 我一看这么大一桌子就我们两人，还有女主人和姑娘没来，就说：她们两个还没来呢？谁知男主人说道：她们两个不来，别管他们。看我大惑不解的表情，又补充一句：有客人女人不上席！ 我晕！我长这么大还从没听说过家里来客女人不上桌的规矩。 我跟男主人说：我不是客人，让她们一起来吃吧。说着，就往灶房走去，想当面劝娘儿俩上桌吃饭。 然而让我想不到的场面是：母亲花白的头发蓬乱地搭在面颊上，灶里的柴草燃烧着的红光映在脸上，显得劳累而苍桑，左手端着吃了半碗的红苕稀饭，右手还在操弄灶火，灶台上放着半碗泡江豆；姑娘见我进来，忙转过身去，手里也端着吃了半碗的红苕稀饭，脸微微红着，显得不好意思。 　　我心里有点难过，特别提高了嗓音：别讲这些旧规矩，出去一起吃吧！ 女主人站起身，满脸皱纹推着笑说道：曹知青莫客气，我们农村就是这样，你快去吃，菜不好，莫冷了。这时男主人也进来拉我出去。姑娘一直低着头没正眼看过我一眼，也没说过一句话。 但她始终保持着漠然，而漠然又始终掩盖不了她的俊俏…… 饭吃完了，但这顿"丰盛"的午饭却有种说不出的味道。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忘不了这顿饭，忘不了灶房里娘儿俩手中的红苕稀饭…… 　　吃完饭我与男主人坐在桌子旁抽烟。我递给他一支《经济》牌香烟，他举举手里的叶子烟杆说：我抽这个。我坚持让他抽香烟，他勉强接了下来。 接下来东一句西一句的聊着，不知不觉男主人打开了话匣子： 曹知青，我一看你就和他们不同（我明白"他们"指的是其他知青）。啥子不同？你对我们说话就看得出来，从来不训人。对我们家平等。他说：其实，我这个地主划得真冤枉，四九年之前我们一直很穷，出去做小生意赚了几个钱，四九年初刚好买了几亩地，主要是自己做，农忙也请人，但五二年就被划为地主了。唉，真的没剥削人呀。 　　我看他一脸忧伤，便想转换话题。我问：你家一直住在这里吗？他说不是，他家原来在公社旁边的四队，现在的龚家院子就是他解放前的家。 那地方我知道，一个全砖瓦房的中等四合院。应该是一个小地主的规模。我问什么时候又到六队来了呢？他说是五八年分来的。四队地势平坦，水田多。六队山多水田少，穷！但四队有两户地主，六队没有，就把我分来了。但我发誓我真没剥削过人，庄稼主要是自己一家人亲自做，很少请人。 说到这里，姑娘给我端来一搪瓷缸子开水，低着头说了句曹知青喝水，我扭头看着她说了句谢谢。 男主人说：曹知青，不怕你笑话！我屋头这姑娘今年都二十岁了，硬是放不出去，家庭成份高了，没人要哇！"哇"字音拖得很长，充满了无奈。听到这里，我又扭头去看，但她已经回灶房了。 男主人说：自从七一年她哥哥被打死以后，她就没读书了，本来可以读初中的。 我很吃惊，下乡几个月来从没听人说起过这事。于是我问是怎么打死的？ 　　原来这姑娘有一个哥哥，七一年十月男主人被押去公社陪斗，我队的四个重庆知青去家里抓男主人，走到五队小石桥附近，路上踫见男主人的儿子回家，儿子见父亲被知青押着，便与知青发生了口角。当年，地主崽子敢如此猖狂是少见的。不由分说便被四个知青一顿狂揍，结果就失手把地主娃打死了。据说四个知青后来一点事没有，只被公社革委会叫去录了口供。没过几年，这几个知青都陆续调离农村回重庆了，听说是三钢的。剩下这个姜知青也在办理回城过程中。 摆谈之间，女主人出来插了一句："莫跟曹知青摆这些伤心事……"我台头望她，她正用围腰擦泪水，看来她一直都在灶房里听…… 　　后来有一天，老姜从重庆回生产队了，我想起打死地主儿子之事，便问他：老姜，听说地主娃是被你们打死的？他一听便火冒三丈：哪个说的？老子挨都没挨拢去，是赵ⅩX他们三个打的。结果几个狗日比老子还先回城。你说这社会公平不公平嘛？ 我不知道他话的真假，但我听农民说那三人都比老姜要狡猾聪明。 再后来，凡在队里出工，我特别留意地主姑娘。因为我们队知青是跟着妇女组干活。 她总是留着两条长辫子，刘海在额前总是很整齐，穿一身浅色花布衣服，脚上是一双黑布圆口布鞋。干活时脚上穿一双统靴，爱往边上去，从不与大嫂大妈聊话，只偶尔与同龄的几个妹子说几句。我发现她偶尔也会和她们笑，但总用手背去捂口。 七六年底我参军走了。七九年十月，我打完越战又回到我插队的生产队看望乡亲，在我住过的知青点我问本家嫂子（认的曹姓哥哥），地主家姑娘放人了吗？当听说该姑娘终于嫁人了，我不知怎么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说："终于有人敢要了！这么漂亮的姑娘，不可能没人要！”本家嫂子开玩笑说：万一没人要你敢不敢要？ 我说：敢！ 二O二O年四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