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北故事之他从雪山来

拂尘（朱）

年华正好从军去，此经一去天涯路。

五月天山即飞雪，万里寒光水声绝。

大漠茫茫风沙急，戈壁沉沉少颜色。

胡杨红柳沙拐枣，野牛野马野骆驼。

雪域冰原接天外，戍客孤影伴日落。

普兰班卡在云端，此地不关风与月。

纵马千里追贼寇，野营万里无城郭。

舍身守边忘生死，自此不做异乡客。

十八年后返故乡，英雄揾泪泪沾裳。

春来秋去人已老， 仍留忠魂思报国。

　　1982年3月，潍北大地春寒料峭，树木光秃，麦苗尚未返青。王维堂骑车走在通往五分场的泥土路上，他环顾四周、心情舒畅，多么平坦而美丽的土地！这里没有冰雪覆盖的天山，险峻崔嵬的青藏高原，没有戈壁险滩，没有青稞骆驼刺，更没有成群结队的藏羚羊……。

“我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奔赴新疆

　　王维堂1964年到济南军区26军33师当兵，四年后济南军区成立陆军五师，王维堂调入十五团一营一连当班长，他当兵仅一年零八个月，就因表现出色光荣入党，当年入党的新兵只有两位，他就是其中之一。同年，他所在连队奉命调往新疆乌鲁木齐。

他们坐着“闷罐车”走了六天七夜。要遇到兵站，他们就能下车吃点饭、活动下筋骨，其余时间全待在车上。便桶也只能趁停车时倒掉，车内空气污浊。他们到达新疆的第二天恰好是八月一日，在陌生的军营他们过了一个简单的建军节。

当了回演员

　　王维堂曾任新疆五师十五团一营一连的班长、排长和副连长。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到新疆天山拍摄《万水千山》，王维堂所在十五营的官兵全部参演。

　　新疆天山平均海拔约4000多米，常年冰雪覆盖，雾浓霜重，山顶终年积雪不化，巉岩冰窟，地势险绝。电影中两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的镜头就在天山顶上取景拍摄。营里接到任务，安排各连自行捎带行军装备、伙房用具，全体向天山进发。

四千多米的雪山爬起来绝非易事，他们每爬到险隘处，为防雪崩，就先用机枪把积雪扫射下来。白碜碜的雪层在阳光照耀下，如镜子般反射着刺目的光芒，大家眼睛发肿、红涨疼痛、视物模糊，人人患上了“雪盲”。

山高路远，步步维艰。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行李，忍受着刺骨的冰寒，稀缺的氧气令他们喘不动气，他们的心理和身体都受到极限挑战。

　　身体强健的王维堂扛着军旗，背着行囊，左搀一个右扶一个，嘴里呼出的热气又在睫毛上结成冰粒。身体孱弱的战士好不容易爬到高处，一脚踩空又滚下来，如是三番，好不艰难！

　　他们到达雪山山顶，在地势平坦处，架起锅炉，用高压锅做饭。晚上，他们刨开厚厚的积雪，撑起窝棚，铺上雨布，上面再铺层毛毯。两人一个帐篷，不脱衣服，分头抱住对方的脚取暖。王维堂说，早起打背包的时候，冻得直想哭。

　　 王维堂在片中的角色是扛军旗，他冲在最前面，指挥战友们爬雪山。拍摄是艺术也是磨练，这群硬汉感同身受，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影片拍摄成功后，大家聚在一起观看，虽然没有声音，但是非常精彩，战士们看着自己的表现，都激动万分。一个多月的雪山生活，永生不忘的青春记忆。当他们沿着茫茫学海滑下山脚，歌声欢呼声不绝入耳。

王维堂除了训练、巡逻、站岗还种稻子、烧窑、打孔道。五年期间，王维堂只探亲一次，除了路上费掉的时间，他在老家只待了十天。父母思儿心切，又记挂着他的终身大事。在一次探亲期间，由媒人牵线，他认识了邻村姑娘王洪美。两人认识后的第二天便匆匆登记。1971年，经组织审核后，王维堂回家完婚。

　　在新疆，王维堂记忆最深的是在“穷荒绝漠鸟不飞，万碛千山梦犹懒”的戈壁滩巡逻的情景。在戈壁滩巡逻，似乎进入了原始荒野，满目苍凉，毫无生气，那杂乱而顽强生长的骆驼刺、白刺、沙拐枣等少数植物横卧在粗砂砾石中，静得令人窒息。偶尔一股旋风卷起一柱黄沙，斜卷着飞去。王维堂骑马行走在风沙连天鬼见愁的戈壁滩上，那烈日烘烤下的荒漠升腾起一股股热浪，他觉得呼吸都很困难。空旷的苍穹之下，刺目的阳光影里，只剩他和马儿在奔驰。

进驻西藏阿里

1973年，王维堂等三十名干部奉命从新疆军区调往西藏阿里军分区普兰边防站，两年后又调往班卡边防站。阿里是青藏高原中最高寒的地区，青藏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那么雪峰林立、万仞从中百川突奔的阿里，就是世界屋脊中的“屋脊”了。它只在盛夏解冻，神秘莫测，是全世界探险者向往的地方。

1950年8月，136名官兵组成进藏先遣连，凭一张四百万分之一的英文地图和一块指南针进驻阿里普兰。从此，在荒凉得如月球、火星一样的普兰边防，有了人民的军队。

青藏高原海拔四千米以上，白天气温也在零下30度左右。初上高原的人基本上会出现头晕脑胀、心慌恶心，眼球像要蹦出来等反应。

　　普兰边防站是阿里三个边防站中的一个，终年高寒缺氧，自然环境艰苦，气候恶劣，百里不见人烟。班卡边防站海拔四千二百多米，比普兰边防站还要艰苦。不管到哪个边防站，进山的路尽是直上直下的盘山土路，崎岖难行，底下是深不见底的大山沟。王维堂骑着马，顺着山沟绕着盘山路行走，稍有不慎，就有坠崖的危险。他的一名同事就是在换防途中，不幸坠入无底山涧，被流水冲走，一个月后尸体才被牧民发现。

几年后有了汽车营，王维堂和战友们就可以坐着汽车上山，六七天后方到达营地。汽车行驶在狭窄的山路上，两边净是万丈悬崖，每到拐弯处，半个轮子就得悬空。大家胆战心惊，替司机捏着一把汗，直到看到边防站，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下。

投身边关

　　投身边关，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与奉献。王维堂到普兰边防站后，一年一轮岗。大雪封山后，至少半年他们便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他们的食物以罐头类为主，肉类还好说，蔬菜从罐头里倒出来，黏糊糊的一点味道也没有。食物稀缺的时候，他们根本添不饱肚子。如果运气好，有时巡逻时会碰到几只冻死的野马、野羊，他们把这些野味拖回来，晒成肉干贮存起来。吃饭的时候，加上几片压缩饼干，着实是一顿美味。封山日久，物资无法运送。蔬菜罐头早已吃完，他们只好就着咸菜吃点米饭或饼干，咸菜吃完了，他们就吃盐，盐也吃没了，就喝酱油。他们忍受着寂寞和孤独，相思和牵挂，在最偏远最荒凉最严酷的雪山边防训练、站岗、执勤。

　　王维堂牵着马，穿着皮大衣、厚棉裤、长筒靴，戴着皮帽、风镜、口罩巡逻在雪山、隘口。积雪不深的路段，他就骑上马，有的地方雪层深达3米以上，他便和马深一脚浅一脚的一起跋涉，马儿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真真是“马毛带雪汗气蒸”。

王维堂靴子进水，从裤腿湿到膝盖处。他和三两位战友顶着凄厉的寒风，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酷寒巡逻。一个月下来，王维堂的脸颊被紫外线严重灼伤，直至发黑，几乎两天就要脱一层皮，耳朵被冻裂出血。

兄弟情深

王维堂在巡逻途中经常被牧民热情邀请至毡房。他们皲裂的双手黑乎乎的，衣帽油亮亮的，茶杯上附着厚厚一层油皮。藏民知道汉族人讲卫生，就从毡房外抓一把牛粪放到茶杯里揉搓揉搓，而后扯起穿的皮袍衣角擦拭一番，再倒上热乎乎的酥油茶，双手递给王维堂。他们亲如兄弟，王维堂偶尔会留下来吃些半生不熟的羊肉（那时的牧民没有高压锅，肉煮不熟），喝上几杯青稞酒。带着藏民暖暖的情谊，王维堂继续前行。

有年，王维堂奉命带着一个排的兵力去剿匪。那些不法之徒肆无忌惮抢掠藏民的牛羊马匹，甚至杀死牧民。贼匪们迂回往复，骑着马兜圈，王维堂采取围追堵截战术，整整和他们周旋了三个多月。

　　此间，王维堂和战友们带着窝棚，捎着炊具，饭经常做不熟，吃下去胃里搅着难受。当时气候非常恶劣，每行十米八米就得躺下喘口气。夜晚他们在帐篷内住宿，冷气逼人，从脚底一直凉到头顶。

期间，王维堂患了严重的感冒，在无法坚持工作的情况下，他只好下山到牧民家治疗。牧民拿出老羊皮铺在地上，身上再为他盖张老羊皮发汗。在牧民兄弟地精心照顾下，他的病情大有好转。在身体未愈之际，他接到上级命令，安全撤回。自此，匪徒再不敢公然抢劫了。

轮岗回家

　　普兰地处西藏西南部、阿里地区南部、喜马拉雅山脉南侧的峡谷地带，位于我国、印度和尼泊尔三国交界处。王维堂说，当年的普兰县就像一个小村庄，连个像样的建筑都没有，但它却是高原边卡官兵们向往的地方。

阿里军分区的边防营，留守处设在新疆叶城。每次轮岗回家，就像是一趟探险旅行，也是一件最头疼的事。从西藏阿里，坐上汽车颠簸六七天后到达叶城留守处，从阿里到叶城那段路没有汽车，王维堂不得不耐着性子等运输货物的卡车捎带，这样往往又会耽误不少时间。每次急切回家的喜悦，于路上消耗殆尽。那光秃秃毫无生气的土路上，扬着厚厚的尘土，跑一天都不一定见着个人。王维堂思忖着当地人那句“风吹石头跑，天上没有鸟”的话，黯然神伤。

1978年，王洪美带着两个孩子随军来到了阿里军分区留守处。王维堂从西藏阿里到留守处万般不易，等他换防下来，小儿子已两个多月了。孩子因患了麻疹住进了医院，王维堂到家扑了个空，知道儿子住院，急匆匆赶去。医生关切地问他几个孩子，男孩还是女孩，然后委婉地告知他要做好心理准备。王维堂看着脸堂发紫奄奄一息的儿子，抑制不住伤心，大颗的眼泪就滚落下来。 王维堂在西藏，王洪美带着三个儿子在新疆，她一人承担着整个家庭的重担，什么脏活累活都得自己干。新疆缺水，吃水要到很远的井里打水。过月子期间，老乡过来帮忙挑水，王洪美过意不去，抢着把水倒进缸里。一个月下来，她的胳膊酸痛肿胀，好长时间不能干重活。

　　王洪美回忆说：“大六月天的，他从山上下来还穿着皮大衣、大棉裤、大头鞋，脸乌黑乌黑的，他要穿上件藏袍，再赶上群羊，就是个地地道道的牧民！

每次他上山、下山，我都提心吊胆。一到上山的日子，我的心里就没个着落，恍恍惚惚的，什么事也做不下去，直到听到他的电话悬着的心才放下。下山的时候也一样，数着日子天天盼，直到见着人才松一口气。”

从西藏到新疆尚如此艰辛，更不必说回趟老家，那简直是一种考验耐性与毅力的折磨。不管是刚入藏时的独自探亲还是以后携家眷回家，都令王维堂苦不堪言。

王维堂先独自历尽数日，一路风尘赶到新疆留守处，再带上妻、子搭上各边防站配备的吉普车，满心喜悦向老家奔去。即便是下午三四点钟到了一个兵站，也得耐着性子挨上一夜，因为错过这个兵站一是没地方吃饭，二是下个兵站不知还有多远。离家越近，王维堂的心情越好，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眷恋涌荡在眼前，心儿好似长了翅膀，早已飞回了父母身边。

调入潍北

　　1982年，王维堂转业到潍北农场。王维堂的老家就在农场附近，他回家了，回到了日思夜梦的故乡。

八十年代初的潍北，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但对于王维堂来说，已是心满意足。五分场拉面粉的“泰山12”拖拉机路过总场，王维堂一家人坐在高高的面粉堆上，刺骨的寒风吹得他连帽子也戴不住。坑洼不平的道路颠得孩子们哭丧着脸，下车时一身的细沙土。他们被接进所谓的“招待所”--两间破旧露风的青砖房。床是罪犯用过的，铺着棉槐条子绑成的床板。床上一条褥子，两床薄被。屋内没有炉火，窗户上堵着泥坯。王维堂面带笑容，从容的搬下包裹。他驻守边关近二十年，经受过千锤万凿的磨砺，栉风沐雨的洗礼，无数次生死考验，这眼皮底下的一点穷酸算得什么！

潍北的三场、五场、打石山，有“三五九旅”之称，是潍北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三个监区。王维堂先后在五场、三场、打石山任副大队长、教导员。身份转换的如此迅速，让王维堂有些措手不及。他虽是个急脾气，但这管教的活可急不来。为了快速熟悉业务，适应工作，不管遇到谁在班上，他都虚心求教。不久之后，工作中的困难迎刃而解，他说改造这活没什么捷径可走，就是抓上、靠上，明察秋毫，按规定、按制度办事就差不了。

　　他带领罪犯下坡劳动，经常挽着裤脚浇地，拔草；场院里收了玉米，必须当晚就得剥完皮，不管到几点，他一直陪着；罪犯睡了觉，他必得查一遍岗，回办公室学一会习才回家……

1984年春节前，王维堂调入三场。他接到命令的第二天就催着赶紧搬家，因为前几天三场的一位罪犯在关禁闭期间，竟然捅破了禁闭室的屋顶，罪犯情绪很不稳定。他上任后，意识到改造形势的严峻性，苦苦寻求解决的思路。他一根根地抽着烟，眼睛死死盯住办公室的屋梁，就连董政委进来也没有察觉。等工作进入正轨，董政委再见到他，就打趣他说：老王，现在不用愁得再瞅屋梁了吧？

　　1986年底，王维堂调往打石山。打石山人员成分非常复杂，罪犯多是三两月就要出狱的短刑犯。正因如此，他们存在着混天熬日头的想法，加之打石山条件艰苦，又有生产任务的压力，思想工作比较难做，给监管改造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打石山整日机器轰鸣，尘土飞扬，大块石头被劈下来后，大的切割成石料，小的粉碎成石子或烧制成石灰。带工民警衣服上、脸上全是石灰面子，帽檐上的汗渍覆着一层石灰。民警们连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开会也没个地方，罪犯都是在满是白灰的院子里吃饭。如果到机关开会，民警尽管提前洗了衣帽，擦了鞋子，还是一眼就能辨认出是从打石山过来的。

　　王维堂说起往事，心如潮涌。他无法忘记天山极颠的悬崖冰雪；无法忘记戈壁滩上遍地生根的红柳，倔强不屈的光棍树；无法忘记青藏高原上奔驰的野马、藏羚羊；无法忘记战友和藏民亲如兄弟的情谊；无法忘记那透入肌体的酷寒、射穿皮肤的阳光、难以忍耐的寂寞、无边无际的荒凉……

一切都过去了，像做了一场梦。梦醒时分，他却是如此幸福。在祖国需要他的时候，趁年华正好，他毅然奔向遥不可及的远方！明知前方凶险莫测，但他义无反顾、无怨无悔。王维堂说，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他还会做同样的选择！他笑笑说：“那里太苦了，总得有人去……我还得去！”

摄像：张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