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礼”与“十大碗"

沙戈

　　前些日子，我回到了几十年前下乡插队的生产队，兴致盎然地走家串户，四处转悠。转过一个田坎，一眼看见不远处三个七八岁的农村孩子围着一个躬着腰的老妇在地里劳作。一个孩子眼尖，拉着老妇衣角，怯生生地叫道：“婆婆，有人来了。”老妇缓缓地直起身子，疑惑地打量着越走越近的我。 “新媳妇！”“老沙！”我俩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她忙将我让进屋子里，烧水，泡茶。

　　眼前这个老态龙钟的婆婆，就是当年我下乡不久，从五大队“坝上"嫁过来的陈裁缝儿子的新媳妇。记忆的尘封骤然拂去，几十年前我和另一知青受聘为陈裁缝儿子迎娶新娘“过礼”的一幕幕，恍若昨天，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1969年，我们同学4人插队到了二大队梁家山生产队。很快，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片贫瘠山梁地少人多粮食缺的困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每人全年仅分得100多斤谷子，三百多天都只能以蔬菜杂粮填充肚子。大多数人只有在大年三十的中午才能奢侈地吃上一顿光巴子饭（净大米饭）。

　　贫穷，导致生产队早到成婚年龄的光棍一大串。陈裁缝家境相对殷实，一台缝纫机隔三差五可为家中增加几角钱的收入。因而，陈裁缝家能够迎娶相对富庶的五大队刘家女子为儿媳妇。

　　在当地农村，新娘出嫁时由男方家去女方家将陪嫁物品抬到男方家的过程俗称“过礼"。陈裁缝日常与我们知青关系甚好，决定聘请知青参与“过礼”，也可以在当地显摆一下。我们受聘，真有点“喜出望外"，一是好奇好玩，二是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能够享受“过礼”的贯常礼遇一一吃上五顿“十大碗”酒席和收入三角钱。

　　那时，一般农户嫁女的陪嫁物品有四至八抬不等，至少应该有四抬：一抬是铺盖等床上用品，一抬是衣物等穿戴用品，一抬是用于装粮食的柜子，一抬是洗脸架。刘家的陪嫁有六抬，多一抬柜子和一抬大木箱子，在当时不算寒碜。

　　当地的习俗，红白事必办“十大碗"酒席。但酒席上一般少有酒。因为酒是紧俏物资，不易买得到；即使有，大多也是限量的又苦又涩的“苕夹子酒”。且这“苕夹子酒”只有栽秧季节政府才供应每人半斤。

　　“十大碗”酒席即十人一席，一席十个菜，其中要有“砣子肉”和“小鱼儿”这两个菜。“砣子肉”即煮熟的猪肉切成方方正正，每块约核桃大小，每席十块；“小鱼儿"是用面粉煎的半个巴掌大小、硬硬的薄饼。酒席上，“砣子肉”的大小不仅折射出主人家境的贫富程度，还是展现主人大方与否的标志。“砣子肉”越大越肥即酒席的档次越高，主人受到的赞誉也越多。吃“十大碗"却不能随心所欲，每人有且仅有一块，绝不可“侵权”。酒席上，只有当同桌相对年长者或有威望者示意时，大家才能一齐动筷夹同一个菜。刚下乡时就听说过饥饿的知青因不懂习俗，一筷子穿走两三块“砣子肉”的尴尬事。

　　“过礼”前一天中午，我们在陈裁缝家吃“十大碗”。席间，同桌有三人沒有将自己的“砣子肉”和“小鱼儿”送进嘴里，而是小心翼翼地用一片菜叶包好，放进了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说是要带回家给饥肠辘辘的小孩享用。当时我十分震撼，至今依旧清楚地记得。以后，这现象比比皆是。

　　午饭后，笑容可掬的陈裁缝给每人敬上三匹烟叶。抽过叶子烟，领头的赵石匠亢奋地一声吼叫“接新娘哟”，我们一行人齐声应和“接新娘啰”扛起竹竿，沿着蜿蜒山路出发了。

　　“接新娘”歌谣的旋律似拉纤船夫号子，迭宕起伏，可单唱，也可领唱或齐唱。其唱词有：

接新娘哟接新娘

坡坡上的乱草草哟坎坎下水凼凼

长哟长竹竿哟抬哟满当当

走快些哟张家狗娃子周家土和尚

砣子肉肥哟光巴子米饭香

…………

　　十多里路，大约半下午我们就到了女方家院坝。这里已是十分热闹，人来人往忙碌着。有人从院坝边装有水的硕大黄桶里，取出刚用谷草擦洗过的一摞摞碗筷，摆放在十几张桌子上。堂屋门口一张桌子前，人们依次在送礼金或礼品，有人在认真地登记。堂屋里几张桌上堆积了大量黄砂糖、挂面等礼品。

那时约定俗成：酒席，送礼金五角可吃一顿，送一元可吃两顿，依此类推。如果沒有现金，送一包约一市斤的黄砂糖（类似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古巴白糖”。那时也买不到白色的蔗糖）或送一把约一市斤的挂面，也可吃两顿。我们“过礼”的成员是被请来下力的，自然不用送礼。

　　人们的注意力被坐在堂屋门侧面的一条凳子上的新娘所吸引。身着新装的新娘正在“声情并茂”“哭嫁”。她手帕掩面，用哭的形式表达对娘家亲友的眷恋不舍，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借此可收入积攒一些私房钱。新娘的“哭嫁”功夫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能收入多少私房钱，因而“哭嫁”与纳鞋垫等女红一样，成为农村少女出嫁前必须认真演练的技艺之一。

　　新娘陆续拉着前来的各个亲友，用相似的凄婉单一的腔调哭述着；亲友则根据亲疏程度赠递给新娘或一角或两角，以至五角乃至一元不等的小费。每当一元及以上“大手笔”出现时，围观人群中就会发出“啍！”的慕叹声。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挣钱不易，物价也很低。我们生产队是穷队，一个劳动日只值二三角钱，一般农户全年总收入除去生产队各项支付，现金就只有十多元，最高的两三户也不过二十多元。

　　晚餐是第二顿“十大碗”，档次也还可以。不仅“砣子肉”和“小鱼儿”都较大，而且席桌上还上了有限的“苕夹子酒”。这也折射出地势较平、种稻谷较多的五大队的富庶。

　　夜深了，人们渐渐散去，新娘嘶哑的哭声也停止了。六抬陪嫁物品己收拾妥当，只需各自捆绑在带来的竹竿上就行了。洗脸架这抬最轻，自然归我们两个知青抬，谁也不会和我们争。赵石匠三下五除二帮我俩用竹篾将洗脸架绑牢在两根竹竿上。当晚，我们十多人挤睡在侧房的地铺上，还有人饶有兴致地议论、猜测新娘“哭嫁"的成果有多少。

　　第二天拂晓，喧闹声叫醒了大家。早餐是第三顿“十大碗”。吃罢，“过礼”队伍回返出发了。抬着洗脸架，跟着新娘伴娘离开院子时，我就感受到满院子里围观人众异样的目光，觉得既好玩又有些神气。那时，我们是我公社少数生产队安置的第一批知青，知青出现在当地农村还是新鲜事物。知青的着装及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注意。知青参与“过礼”，定然会广为传播，也会成为山民们田间地的谈资。

　　那时，那里的农民都不兴穿短裤内裤，他们全都穿同一样式的长裤子。裤子前后左右对称，不仅前后可以翻转来穿，而且男女沒有区别，可以混穿。他们也不兴戴帽子，几乎所有人一年四季都用一丈多长的白布缠绕在头顶，整个头部就像一个大圆盘。如果一群人在地里劳作，远远望去，那些白色的圆盘连同脖子酷似一个个转动的陀螺。而知青的穿戴，无论好孬，皆被农民视为“时尚”。陈裁缝常询问我们知青的服装样式，这也是他和我们有着良好关系的原因之一。

　　六抬嫁妆“浩浩荡荡”地沿着崎岖山路行进。不放鞭炮，不吹唢呐，沒有花轿，新娘也和我们同样步行。我们公社不通公路，只有距离生产队三十多里的区上才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汽车也很少，不少农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汽车，更难见到小轿车。

赵石匠又吼起了“接新娘”：

接新娘哟“接新娘”

柜子里头谷子多哟箱子里新衣裳

长哟长竹竿哟抬哟心发慌

重得很哟张家狗娃子周家土和尚

砣子肉肥哟光巴子米饭香

…………

　　洗脸架不重，我们晃晃悠悠才走了三四里，谁突然吼了声“歇气啰“，队伍停了下来，主人正准备给我们敬叶子烟。有人悄悄对我说“有纸烟”，“撒纸烟啰！”我叫道。主人笑咪咪过来，打开了8分钱一包的“经济烟”，每人敬上一支，特地多给知青一支。我半要半抢又“收缴”了同行人几支，十分惬意。那年头计划经济，商品紧俏，粮食、肉、油、盐、煤油、肥皂、火柴等等全都凭票供应。我们“下力"的坐在路边石头上歇气抽烟聊天，新娘子站着，正好看清闺容。她个子修长，发髻上插一朵小花，皮肤略白，脸上挂着幸福。黑色平绒背心裹着丰腴的身段，脚穿绣花蓝色新布鞋。她神情略显忸怩，眼睛却有些灵动好奇，不时瞟一眼知青，透射出浓浓的青春气息。

　　我们又走了两三里路，我也突然吼一声“歇气啰！”大家自然知道，不是因为累而是闹烟抽，立马停步坐下来。 “知青是球闷龙！（当地俗语，意“笨"或“无用”）抬个洗脸架走这点路就没法了？”新娘笑着搭讪并开涮道。

“啥子没法哟？我们来跑一趟，看哪个快！少啰嗦，快点撒纸烟啰！”我笑着回应道。主人家连忙又一一递上“经济烟”。一包烟很快就空了。“知青都爱穿白鞋子，就是为了跑得快点？”新娘早就注意到我穿一双白网鞋，换了话题问道。

　　刚下乡时，我只有两双鞋，一双解放鞋，一双白网鞋。解放鞋快露出脚趾头了，旧白网鞋我更顾惜，只有赶场天才偶尔穿一次。

　　新娘子提到白鞋子，我有些得意道“新媳妇，你才是球闷龙。这叫白网鞋，穿起轻便，白色纯净，好看。”我半文半俗胡诌起来，末了又调侃道“新媳妇，你把昨天的私房钱抖点出来买一双白网鞋嘛，穿起好看得多！"从这天起，我就称她为“新媳妇"了。“在哪里买哟？“新媳妇认起真来，灵动的眼神露出半真半假渴求。“拿包经济烟给我，我给你买。”……一阵你来我往，欢声笑语，新媳妇早己褪去了腼腆，玩笑话也多了。

　　磨磨唧唧又走一二里，又“歇气”闹烟抽，我们不知不觉己来到生产队地界的山梁上。大家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歇气”了，都拖延着久久不动身。主人家笑容更加灿烂，又开了一包“经济烟”，并提前发放了“下力钱”一一每人三角，大家心满意足。少顷，赵石匠又粗犷地唱起“接新娘”：

接新娘哟接新娘

婆婆家大瓦房哟男人屋里柏木床

生个胖娃子哟好去见爹娘

要拢了哟张家狗娃子周家土和尚

砣子肉肥哟光巴子米饭香

…………

和着赵石匠唱腔，大家笑逐颜开，随即一鼓作气，六抬嫁妆鱼贯而入，抬进陈裁缝家院坝，在早就等候的众人嘱目中，在显眼位置将嫁妆摆放整齐，供人们观赏。

　　男方院坝比昨天出发时热闹多了。我们“过礼”的使命完成了。午餐是第四顿“十大碗"。下午是正式结婚仪式。第五顿“十大碗”晚餐享用后，我们一直待到新郎新娘入洞房后才心旷神怡离开了陈家院子。

此后，我还参加了几次“过礼”，印象却沒有这次深。

　　岁月流逝，以前的“新媳妇”早已失却青春气息，成为了眼前的老婆婆。但她眼睛仍有些灵动，向我讲述着：她公公陈裁缝己经过世，她的一儿一女分别在广东、浙江打工，她和男人在家照料三个孙辈。

　　斗转星移，许多事都遗忘了。但四十多年前，在农村“过礼”的经历和愉悦，仍然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