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井院

蒲城作家协会郭

我的家乡在渭北黄土台塬地区，天井院是这里农村独有的建筑，我的童年几乎与天井院是分不开的。

父亲的舅舅家就在我们这个村子，我的爷爷和奶奶也是因此而投靠他们的，爷爷也许是处于感激，帮助老舅家挖了个天井院。这里的天井院和三门峡陕县那里的不同，他们是平地向下挖，在平地下作业，地面在地下，而我们这里是依靠几丈高的土崖，先顺着土崖钻一个长长的隧道，然后在里边挖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地面就在原来的水平面上，人顺着隧道直通里边，再在这个院子里四周挖出数孔土窑，用土坯做上窑面安上门窗，这样，一个简单地天井院就完成了。

　　老舅 家的天井院里有七孔土窑，中间有几颗洋槐树，洋槐树下有一个大大的磨盘，磨盘下有一眼几丈深的渗窖，以备夏天下大雨排水之用。老舅家兄弟三人，下边四五个叔伯，是个大家族，自然就有姊妹兄弟五六个小伙伴，所以，我就自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的童年是在天井院和前边隧道般的洞子窑里度过的，老舅家的洞子窑很长，大约有十多米深，除了供一家人进出天井院之外，同时兼作喂牲口的牲畜房、牲畜房朝里又挖了一间草房，这个不知道有多深的黑咚咚的草房，就是我们平时捉迷藏的最佳场所。

那时候没有什么幼儿园和学前班，孩子一生能下地就是疯玩，我跟着这些姑姑、叔叔、哥哥、姐姐们捉蚂蚱、玩蛐蛐、捉迷藏、玩攻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平时大多是我们家族里的几个玩，所以每到吃饭的时候，也不回家，就在老舅家蹭饭，偶尔有一些新面孔，那都是老舅家过事亲戚家来了小伙伴，或者是星期天大姑姑、大姐姐、大哥哥们放了学加入到我们的阵营，但他们是临时的，时刻都会被大人们抓去到地里拔猪草，或者说去放羊，但他们的到来，是我们这些小伙伴最幸福的时刻，他们毕竟年纪长，从他们口中经常会听到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新鲜事。

天井院和洞子窑给我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成年后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光景》，就将刘志学、刘志厚一家的生死与共、爱恨情仇搬进了我童年的天井院。

　　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们在洞子窑里玩捉迷藏，当我钻进黑乎乎的草房里，趴在草上大气不敢出，不敢发出任何响声，生怕小伙伴们找到自己。可是，等了好久，竟然没有人来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在草房窑里睡着了，等到下午黄昏时分，当我睡足之后走出洞子窑，才知道一村子人已经在村子周边的水窖里齐齐地找了一遍。

　　老舅是个养蜂人，洞子窑里经常有十几个木头蜂箱。清明过后，他会将这十几箱蜂搬到院子里，蜜蜂们就成群结队地去到外边的花草上采蜜，那时候幼小的我们，当然不懂的蜜蜂采蜜的事情，一听到那嗡嗡的声音，就感到害怕，隐约地感到一种畏惧。但到了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老舅就从蜂箱里取出封片，装在一个圆筒型的手摇摇糖机里，轻轻摇动，那清澈透亮的蜂蜜就从摇糖机下边流了出来，老舅总是用一只黝黑的耀州窑瓷碗盛出来，叫我们这帮孩子们首先品尝，当那甜甜的蜂蜜顺着喉咙咽下，那种幸福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们这帮孩子是每年首先享用新蜜的人，此时，老舅就会点上一袋旱烟，从嘴里吐出一股浓浓的白雾，飘荡在洞子窑里，和着喉咙泛出的蜜甜，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回忆。

洞子窑里，老舅养了一匹膘肥体壮枣红马，那马儿健硕的胸肌有力的四蹄，特别是深红色长长的鬃毛，每当老舅牵出洞子窑，是那么的威武。但它的性情确实相当的温顺，老舅常常会扶着我们轮流骑上枣红马，那种感受，是我有生以来最为得意的事情。

　　长大后，随着老舅的离世，人们在洞子窑外边盖了几间瓦房搬出了天井院和洞子窑，锁上了天井院洞子窑的大门，渐渐地淡化了天井院，天井院就像那远久的过去，留在我们记忆的深处。去年清明节，陕南的一位比我小一岁，但我将她叫姑姑的小伙伴回到老家，要去看看昔日的天井院，要去看看老舅当年因为她淘气，将她用绳子捆过的那棵洋槐树，我们一起走进了天井院，因为年久无人修缮，天井院与童年时的印象大相径庭，窑洞的门窗已经断裂，窗子上挂着厚厚的蜘蛛网，院子里杂草长得有一人高，脚下的腐殖质已经弥漫到洞子窑深处，大家默默地走进去又默默地走出来，我们试图找到那段尘封童年，但努力了许久，终于没有找得到了。

别了，洞子窑；别了天井院……

（ 庚子年春月写于老家）

【作者简介】

　　郭钊，男，1969年出生，陕西省蒲城县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蒲城县作家协会主席，蒲城县县管拔尖人才，蒲城县第十四届政协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光景》、《呼啸的枪声》、《金刚》等，中篇小说《迎春花》、《雪莲花》和诸多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