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人穷志不穷。1963年，我刚刚七岁多，是一个特别贪玩调皮的孩子。这年夏天，母亲让四哥带我去报名上学，我说啥也不去，是我四哥硬把我拉到学校的。到学校后，老师让我数数，我从1数到39就不会了，数了两三遍，还是过不了40这个坎，给我哥气的鼓鼓的，使劲瞪着我。后来老师说不用数了，明天来上学吧。第二天，我背上书包跟哥哥一起上学。书包是母亲给我缝制的，书包里没啥东西，只有语文数学课本和两个练习本，一个文具盒。不像现在的孩子，书包里全是教材和各种辅导书籍，上学还要背双肩包，拉上拉杆箱。所有家庭作业在自习课上就做完了，没有什么压力。迎南机械厂是由从沈阳机械厂抽组建成的，子弟学校的孩子都是随父母来到迎南机械厂的，天生就有一种大城市的优越感。我上学时，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破衣服，有的同学叫我小要饭花子，让我心灵深处受到了极大创伤，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边哭边擦眼泪，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心里在想，我的命咋这么苦？回家后，母亲看见我眼睛红了，问我是不是受欺负了？我说没有，是我自己揉的，不想让母亲为我难受。因为我知道家里很穷，买不起新衣服，我把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里。我暗自发誓，一定要刻苦努力，用学习成绩和良好表现，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每天早上我提前来到学校，擦桌子扫地，打扫教室卫生。后来，赵淑媛老师知道这件事后，跟全班同学讲，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都是兄弟姐妹，同学之间要相同尊重，相互爱护，相同帮助，不能随便起外号，更不能侮辱他人的人格。同学之间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大发同学遵守纪律，学习刻苦，工作主动，表现非常好，大家都要向他学习。老师的话给了我自尊和勇气，给了我前进的动力。打那以后，同学们对我都很热情。赵淑媛老师，性情温柔，待人善良，总是关心呵护我，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恩师。</p><p> 63年夏天，要从迎春火车站修建一条到东方红的铁路。为养家糊口，母亲去修建工地劳动，家务劳动都落在我的肩上。放学后，我拿着镰刀绳子上山砍柴割草，回家后开始做饭。那时候，我就会贴面饼子，蒸馒头，还会做土豆炖豆角。童年时代的娱乐活动很单调，除了弹玻璃球，打跁基，就是跳方格，推轱辘圈。有时也会惹点事。我家旁边有一个采砂场，冬天要用雷管炸药崩。有一次，我们在沙场玩，有个小朋友捡到半个雷管，以为是鞭炮，几个小朋友围起来让我点，突然间雷管爆炸了，有两个小孩脸上流出了血，我的双手也流出了血，都吓哭了。回家跟母亲说是玻璃扎的，结果到现在手心里还有两块小铁渣。</p><p> 1966年5月，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迎南机械厂分成了两大派。刚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车间里，教室里，大街小巷全都是大字报，攻击矛头主要是厂长、书记。他们被污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常开批斗会，挨打受骂，有的还戴着高帽游街示众。有一次，854农场造反派要揪斗牟德昌书记，我大哥偷偷就把他领到我家，藏在顶棚里，躲过了一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发展，机械厂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由抢占广播站，到文攻武卫。学校全部停课，中学部成立了红卫兵造反团，开始革命大串联。小学部也成立了红色少年造反团。为印臂章，我和马丽萍、那海明两位同学一起，坐火车去一趟虎林县印刷厂。在县城招待所遇到机械厂的关科长，他问我们来干嘛？我们说来印臂章，他看看我们说，你们不用管了，我给你印吧。其实，我们小学生根本不懂事，就是跟着大人凑热闹。</p><p> 1967年6月，我离开迎南机械厂，告别了七年的土坯房，搬到854农场场部，住进了新的砖瓦房。新房靠近公路和水库，每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风水特别好。我转学到854农场中学，继续读五年级。当时，班级许多同学年龄比较大，也很调皮，但他们对我特别好。五年级毕业时，学制改革，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五年，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六年级没上，直接上初中。1969年3月，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4农场改编为四师三十三团，学校各班级也改成排，班主任是排长。经过同学选举，我和另外一名女同学王凤琴当上了五排副排长，全班有56名学生。我们班主任是宋耀生老师，也是我们排长。副排长是老师的助手，既要抓管理抓学习，还要做同学的思想工作。因为表现突出，1969年11月25日，我刚满14岁，在王凤琴入团介绍人的推荐下，我光荣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入团后，我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69年12月，为加强战备，培养吃苦耐劳精神，学校组织了一次野营拉练，路线是从学校出发，经先锋水库、马鞍山、十二连，最后沿公路返回，全程约20多公里路。计划晚上23点出发，可是同学们非常兴奋，早早来到教室。拉练队伍沿着冰雪路行军，刚开始大家有说有笑，又打又闹，走了两个多小时后，说笑打闹声基本没有了，只听见嘎吱嘎吱的脚步声。进入白雪覆盖的树林后，只能在膝盖深的积雪里行走，一脚深一脚浅，每走一步斗特别艰难。凌晨两三点钟，树林深处静悄悄，除了咳嗽声外，听不到任何声音，非常可怕。为预防野兽，有几个同学把锄头打直，作为武器，其他同学手里拿了一根木棍，既可以当拐棍拄着走路，又可以防身壮胆。有的同学走着走就着睡着了，摔倒了才被惊醒。为了振奋精神，给大家鼓劲，李茂富同学带领大家高喊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这高昂的口号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在深林里阵阵回荡。第二天早上6点多，大家原地休息，负责做饭的同学把锅支好，用雪水做了一锅疙瘩汤，可能是又渴又饿的原因，大家吃的非常香，没一会就露出了锅底。上午11多安全返回学校。这次野营拉练，许多同学脚上磨出了血泡，有的被树枝划破了脸和手，但是每有一个同学叫苦叫累的，表现的非常坚强。</p><p> 12月底，初中毕业。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同学，离开学校走向工作岗位。我和其他年纪小的同学继续读高中。高中分成三个排，有120多名学生。经过老师推荐和同学们投票选举，我担任三排副排长。大部分同学来自连队，互不认识，但同学之间关系很融洽，也很团结。读高中时，除了正常上课，完成教学任务外，每年农忙季节，要带着行李脸盆到连队参加农业劳动，住的是大仓库，睡的是大通铺，蚊子小咬特别多，条件非常艰苦，半个月下来，脸和手晒的漆黑。夏锄季节，早上五点多就起床，踩着露水下地干活。早饭午饭都都在地里吃。一垅地有几千米长，一眼望不到边，一天只能锄一垅地。中午，烈日炎炎，热浪滚滚，每天汗流浃背。没过几个月，又要参加麦收和秋收。最苦最累的活就是割大豆，每天弯着腰，一干就是八九个小时，大豆荚非常尖硬，戴着手套也被扎出血。参加农业劳动虽然很辛苦，但是锻炼了我的意志，培养了吃苦耐劳精神，为人生奋斗打下了坚实基础。</p><p> 1972年8月，我们高中毕业，成为建场以来第一批高中毕业生。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给每个同学颁发了毕业证书，并拍了合影照片，团领导到场祝贺。虽然高中毕业，但大部分同学未满18周岁，等了半年后才分配工作。我被分到步兵连，主要任务就是训练执勤，养护公路，每月工资24元。在步兵连工作三个月，我被调到团机关文艺演出队工作，这让我感到惊喜又诧异。后来恍然大悟，原来在毕业之前，有朋友带我去过演出队，实际是去面试。他们看我长得挺精神，身材比较好，是跳舞蹈的好苗子，那时就把我看中了。演出队有30多个人，大部分是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的知青，本地青年就我和孙红兵两个人。队员年龄都比较大，有的比我大十岁，大家对我都很关爱。陶天福、贾江田是我们的指导员和队长。本以为演出队是个俏活，蹦蹦跳跳肯定比较轻松，没想到演出队的活更累。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踢腿、压腿、弯腰，练习基本功。然后练习劈腿、大跳、平转、旋子等，每次一身大汗，腰酸筋痛，同时还要学习表演技巧。真可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演出队很受全团职工家属的推崇和欢迎，每年下连队巡回慰问演出一至两次，有时一天演两场，每次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但是大家很快乐，也很自豪。演出队的人都很有特点，一专多能。张理健是上海人，长的瘦瘦的，个子矮矮的，大家都管他叫小猴子。他既能搞创作又能表演，是演出队的骨干。李增安是鸡西人，小眼睛，有点驼背，脾气挺倔，经常犯横，但他的扬琴演奏水平却是一流的。陈本范从小就吹单簧管，曾经是上海青年乐团的首席演奏员，也是我的师傅，但自己不专心学，到最后也没出徒。唐燕华是舞蹈演员，功底非常扎实，人长得也漂亮，是男士们追求的偶像。张文熙是老大哥，长得白白净净，有点鹰钩鼻子，天生有一个好嗓子，《挑担茶叶上北京》是他拿手曲目。75年初，演出队归到粮油加工厂，我在大豆出口站当搬运工，这是我人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每天要扛100多斤的麻袋，走跳板，装车皮，劳动强度非常大，一般人很难承受。</p><p> 1976年1月，征兵工作开始，我第一个报了名。经支部推荐，群众评议，部队政审，身体合格后，2月16日，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终于实现了我人生梦想！</p><p> 欲知当兵后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p><p><br></p><p> 大发哥</p><p> 2020年4月6日凌晨2点38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