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饭店打工的那些日子

唐唐

　　也不记得是那一年的寒假，我拣了位于闹市中心一家炒饭馆实行我的打工生活体验。出乎意料，那家饭馆老板并没有从头到脚打量我，他关心的是我会干些什么。我说我从没干过餐饮这类工作。他也很直接说让我先进厨房做些杂活，试工两天，然后双方自定去留。

老板领我进厨房，让一个叫阿成的大概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教我切菜切肉。当时厨房里还有一男一女。男的姓石，他们叫他“石师傅”。女的叫阿玲，三十多岁，他们叫她“玲管”。(开始我不知道这样叫的意思，后来他们不说我也明白了。)阿成教我把红萝卜，菜椒，洋葱等等一些蔬菜切成丝和粒，各备一大盆，并示范所切成丝和粒的规格，叫我别切走了样，要不就等着被责骂。我不知道将会被谁责骂，但见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也只能按他说的去切。厨房里的四个人都在忙碌着，也没说什么话，像特别勤快的各忙各的。

　　不知什么时候厨房里多了一个人，进来也没说话，只在一边看，后来他终于叫开了：“切好了没有?磨磨蹭蹭的！阿成，你这兔崽子一上午只切了那么一点东西你干什么吃的你！”阿成支支吾吾，不敢辩白。一旁的那个阿玲倒是像放鞭炮似的在那里说开了：“大哥成就是大哥成，九点半才来。现在倒好，来了个助手，这下真成了大哥了哈哈”。

“他以为自已真是大哥呀，十一点前不把料备齐就别想吃饭。”

“恶人就是恶人，整个从恶人谷出来的！”

“没见过恶人吗，就让你见识见识。”

“厉害厉害，总管大人！”

“客气客气，玲管，哈哈……”

他们就是这样在那里一唱和，分明是“唱”给我听的，我装作没闲工夫听，低着头专心地切东西。后来他们见我不理会，就把话题转到骂老板和老板娘上面。他们骂人的伎俩可真够绝，特别是那个阿玲，我从没见过像她那样骂人的，什么“变态”、“发瘟”、“全家死光”等等一些恶毒与肮脏的说话从她嘴里口吐芬芳，像全世界的人都与她有深仇大根似的。他们小声说大声笑，故意把锅盆碗磲弄得“嘭嘭”响，痛快而又快乐地骂着摔着。

　　这间饭馆主要经营的是炒饭、烩饭以及一些小食，主厨是石师傅还有那个凶神恶煞的大师傅。这一天下来我看到他们骂归骂，牢骚发完了后，他们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去完成好每一份食物，毕竟他们得靠老板发工资。

试工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厨房时已经见到“玲管”在那里忙着。出于礼貌，我向她打招呼，她没理我。于是从那刻起从没再主动与她说话。她在早上要干很多的活，熬汤、洗菜、煮饭，手脚麻利的她干这些活时脸部肌肉异常麻木，而且她会把拿到的东西又扔又摔，恨不得它们都烂在自己的手上似的。

后来，其他的几个人相继来到。别看大师傅只二十多岁，正式有客人的时候，他们俩是掌勺。阿玲则做洗菜、煮粥、叫单守。阿成则负责切东西和送外卖。等到开市时，楼面的服务员把单子送进来，整个“系统”就运作起来。除了两个掌勺的，所有的人都在厨房与楼面之间来回跑。跣碗、传菜、煎蛋、烧粥、备料，所有的人都忙开了。掌勺的两个是最累的，他们站在“呼呼”作响的火炉旁，一手拽锅，一于抓铲，什么扬州妙饭黑椒牛肉炒饭、冬菇鸡粒炒饭，还有什么椒盐鸭舌三丝肉片烩饭等等，在他俩的一颠一抛下一碟碟地应运而生，那累劲也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清楚。所以如果单子多了，他们就会在那里骂骂咧咧。

　　大师傅其实也就二十多岁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油滑”之辈。尽管年纪不大，却有着副领导般高高在上的样子。每天他照例巡视了下我们所准备的东西，如有什么还没准备好便大声嚷嚷。接下来，他就开始和阿玲先是言语上的“调情”，然后便是假装气愤而有了身体上的接触。先是互相打闹，然后大师傅抓住阿玲的手按倒在水池或案台边，口里说：“看你还敢不敢，傻婆娘！”阿玲则装出一副反抗而又不能的软弱样子，痛快而放荡地尖叫着，任由大师傅的摆布。所有的人在一旁装作十分专心地干自己的活那样，没理会他们的那些勾当。我就更不敢正视他们，只能眼着正切着的东西，脑子里想象着他们奸诈且淫荡的嘴脸，想象着他们身手接触的密切程度。

他们在窄小的厨房里“大动干戈”，使我无法专心去用好我的刀，一不留神，异常锋利的菜刀割到了我的指头，刚开始没什么知觉，但其实割得很深，指甲也被切去了一小片，鲜血冒了出来。怎么办，我下意识地捏住伤口，第一反应就是我慌忙跑出去，跑过马路对面的一间药店里买了一瓶云南白药倒下去。血慢慢止住了，但痛才刚刚开始。

　　我回到厨房继续干我的活。至于手被割破的事，除了当时正在一旁的阿成外，我尽可能不让他们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希望他们知道。尽管手指头又麻又痛，我还是尽量不让他们看到我那包扎着的手。

当晚差不多打烊时，老板把我叫到过道外面，我知道他要和我谈工钱的事。他先说我工作强度不大，也没其他员工的速度，说了很久就说只能给我一百五十元一个月。我惊讶地看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看他严肃的脸，我知道一场讨价还价战开始了。我虽然不想为那一百几十块钱而与像他那样的人理论，但对他如此贬低与否认我的劳动能力与价值，我不甘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从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最后他一锤定音，说：“算了，就跟那做钟点工的“捞仔”一个档次，二百块一个月。”我不出声，本来还想说点什么，这时阿玲在厨房里“怒吼”，老板只好叫我进去帮忙，我也只好不再说什么。

老板此时像吃了定心丸似的走了出去，我是从他脸上胜利的表情看出来的。第三天、第四天，我感到时间过得很慢。我从上午九点半就开始干活，先是切东西，然后传菜洗碗，有时也要烧粥和煎蛋等等，其间几平没有歇歇的机会。接近除夕，逛街的大特别多，所以生意特别好，然而这却把我们累坏了。等到每晚搞完卫生已经是九点钟。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有时连吃饭的时间也搭上。那活儿，真正叫又脏又累。然而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对于像我这样新来的员工，他们叫我干活的方式很少存在着友好的成分，有的只是呵斥。特别是那个阿玲，叫我做什么总是“喂，去抬蜂窝煤进来。”甚至连“喂”也省了，就硬邦邦的一句“出菜”或者“把外面的脏碗给我弄进来。”被她如此大声命令式的使唤，心里着实十分气愤。但随着次数的增多，我也慢慢“适应”了她的目中无人的态度。如果她语气客气些我就照她的意思去做，否则，我就装作没听见。正因如此，有时她会气得在那里乱嚷或者又拿东西撒气。我在一边暗暗好笑。

　　毕竟受他们的气受多了，一心想我跟他们同样那么干活，凭什么我的工钱要比他们的少。于是，我向老板说出我的想法，并提出每天给我十块钱工钱。老板不答应，他生气了，尽管声音不大，但他用“做人原则”及“为人处世”等言语来秤击我这一要求足以证明他内心是何等的气愤与无奈。我说如果他答应我的要求就再打电话给我。要不我每天就不来了。我带上我的工作围裙，大踏步地离开了。我知道我是走不了的，因为我断定他会叫我回来的。但这一刻我却有着异样的轻松感。不是明天不用在这干活，而是我战胜了他！

第二天一早，我十分不情愿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又踏了上班的路。昨晚老板电话里又一次可笑的讨价还价话语还回响在我耳边，什么“十块就十块吧，不过前两天不算！”天那，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可以那么吝啬，难道凡是干这一行的都这样的吗?因为昨晚打算不再干下去，所以当时阿冷叫我洗碗我也没洗。令天我一出现，她就在那里指桑骂槐，说是对阿成说，其实是在笑话我。

“不是说不干了吗，怎么回来了?昨晚叫你洗碗也不洗，”那语气響张且狡猾，把阿成弄得莫名其妙：“说计么呀你，没有呀我！”后来阿成也不笨，领会在那女人的用意，也在一旁打哈哈，满以为我会辩白些什么，但我没有，因为我知道对付有心机、胡扯是非的人是最好的办法是沉默。

　　饭馆又来了个人称“捞仔”的男孩，是来自南宁宾阳的中专在读学生，这个寒假他没回去，呆在这里打工。在这里他年纪最小，与他说过话之后我知道他为人真诚，干活不偷懒，不怕吃亏，能吃苦。与阿成相比，老板更喜欢他。阿成在厨房里呆多了，自然在里面那些人的“熏陶”下变得嚣张，怕吃亏和爱拍马屁，并像个女人一样爱凑在他们中间讲别人特别是老板他们的坏话和是非。他干活慢吞吞及目中无人。相反“捞仔”（他叫禹年)他常跟我讲他学校和家乡的人和事。除夕那天中午我又被大师傅无缘无故骂了几句，心里憋得难受，便又一次想到不再干下去。但后来听老板说放我三天假，这心里才轻松下来。因为是除夕，这天我们只做半天，但下班时已经是下年三点多，禹年说要逛街买些东西，我决定和他一起去。大年三十大概是购物高峰期，所有的店铺都能在这一天赚上一大笔。人们穿梭在店铺间，大包大包地拎回家准备过年。我看到禹年有些茫然和失落的样子。可能，生活在这里每个人在几小时后都与家人一起吃年夜饭，而他，则还在异乡受苦受累。

　　跟我一样休息了三天的“大师傅”回来后不几天，先是说因胃痛请假，再后来干脆不干了。我心里暗暗高兴。但这却愁煞了一个入，那就是阿玲。看他一改往日的快乐、每天愁眉不展或又拿东西出气的样子我心里暗暗好笑。大师傅不干，正好又来了个年轻小伙子来顶替他的位置，还有一个专跑外卖的肥仔。

在这里干活的人就这样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新的。或许是这而的工钱太低，也或许又其他原因。而我的离开，则是因为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学习和工作中。这是一次令我自己也无法相信的尝试。我体验到了辛苦、疲累，感受到了被人呵斥的滋味和一整天也见不到日头的苦闷。但我战胜了自己，原来像我不可能挨过去的。当我最后一次让阿玲叫着洗完最后一堆碗，最后一次冲洗干净厨房。当接过老板娘付给我的一百五十块工钱，我有些自豪地走出了这家我呆了整整十七天的小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