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的人

若川

一

昨天看到微信群里有人发的一个视频，一位女士在街上走，突然被几个戴红袖箍的拦住，有人厉声质问她：“你为什么不戴口罩？”那女士也不是个善茬，不耐烦地回答：“我不想戴！”结果这几个人一直跟着她，边走边大声斥责她。路上总有看热闹不嫌大的人，一会儿就围过来很多人，他们跟在戴红袖箍的那些人后面，义愤填膺地大声喊道：“找警察！找警察！快把她抓起来！”

果然，一会儿就过来三个警察。在警察面前，这位女士依然嘴硬。警察问她为什么不戴口罩，她照旧还是那句话：“我不想戴！”

三个警察一拥而上，把她的手背在身后当场摁倒在大街上，给她戴上了手铐，推搡到警车上鸣着警笛呼啸而去。

不出所料，这个举动赢来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问了两个问题：

这位女士错在哪里？

如果她买不起口罩、或者买不到口罩怎么办？

这个群里的人，文化水平跟我都差不多，即使上过大学，知识体系也需要更新了，况且还有很多党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一句话还真说不清楚。而第二个问题则明明白白。且不说偏远乡村的农人，即使那些生活在城市里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疫情当前也是一罩难求。而我们，恰恰是最需要出门的人。

让我们出门的，不是可有可无的生活习惯，而是生存之必需。“口罩正义”不管有多大的正当性，它也不能碾压一切。

那个因买不到口罩而用半个桔子皮做口罩的老人，已经快一百岁了。他的作为对我们冷冰冰的政策而言不仅仅是调侃和嘲讽。中国的口罩生产能力和极大的需求之间的缺口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而隐藏在那个缺口里的，大部分是没有社会资源的穷人。

二

何不食肉糜不是一句荒唐的历史典故，而是生活的真实。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家还在偏远的农村。那时候总想着考个近点的学校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分数出来后，我并没敢报考省外比较好的学校，谁知最后竟被西南政法学院提前录取了。我没填报这个志愿，只是在志愿表上填了“服从分配”一项。而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所重点政法学院，它的法律专业属于特殊专业，可以从高分考生中提前录取——那年我高出重点线近五十分——阴差阳错地我来到重庆，这个大西南燠热的山城。进校之后才知道，有人说它是“稀烂政法学院”一点都不过分。这么跟您说吧，反正在这个学校，最好天天有胶鞋穿。到处是泥水坑，出了宿舍门就是沼泽，估计当年的西南联大也就这副德行。后来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占据中国法学界的半壁江山，估计跟这种励志的环境有关。

其实我没说远，学校的烂，跟我的穷有很大关系。那时候学校只有一台电视机，放在学生宿舍大楼入口处的大厅里。每天晚上，我们跟打着赤膊的民工一起挤坐在楼梯上，看《大西洋底的来客》和《加里森敢死队》。电视或者露天电影，是学院仅有的娱乐活动。

为了丰富同学们的业余生活，学校组织了歌咏比赛。并要求我们统一穿着白衬衣，蓝裤子。我跟着参加了两三次我们班的合唱训练，有一次结束后班干部找到我，让我跟他到班级办公室去一趟。当时我感到既兴奋又惴惴不安。兴奋的是，干部还能注意到我；而不安的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注意到我。

走在路上我想，估计还是我的声音让他不安。他曾经好心地私下提醒我说，今后我站在合唱队里只张嘴别发声，或者轻轻发声就行了。因为——感谢他给我留了一点时间，让我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你唱歌的时候，就像火车轮子摩擦铁轨时发出来的那种声音。其实那天我控制得还好，基本没怎么发声。但因为唱的歌跟爱情有关，在高潮时情不自禁地吼一两嗓子，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到办公室后，看到我们班的两个女生在旁边的桌子上抄东西。干部看看她们，压低了嗓门跟我说话。但他并没给我谈声音的问题——毕竟还有好几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的嗓门和我差不多。干部说，今天找你，主要是谈谈你的着装问题。然后，他关切地问我：

“你怎么不按规定穿白衬衣呢？”

我愣了一下，说：“我穿的就是白衬衣啊！”

班干部露出迷惑的神态，他亲切地摸了摸我的衬衣，又看看自己的衬衣说：“你这是白衬衣？”

我这才抬头看他。与他身上的白衬衣做了比较后，便又垂下头不再说话了。我的衬衣确实曾经白过，但我就那一件，晚上用肥皂洗了，第二天早上再穿上，它已经在岁月更迭中变了颜色。

我害怕被那两个女同学听见，便小声地央求他：“我退出歌咏赛算了。本来我就不会唱歌。”其实当时我想告诉他，如果让我再买一件白衬衣，我实在没有能力。但我羞愧得说不出口。

他好像洞穿了我的心思，沉吟了一下，微微颔首笑了笑说，我的衬衣多，回头借给你一件！

我羞红了脸，唯唯诺诺地退出办公室。刚刚关上门，屋里两个女生刺耳的笑声便击打着我的耳膜，她们又补了致命的一刀。

她们说，咱班还有这样的同学？真没用！

真没用！对一个未满十六岁的孩子，说出这种六十岁的老人也未必能承受的狠话。

但她们也的确没有小看我，我是真没用。几十年前，我买不起一件衬衣；几十年后，我没能力买到口罩。

但这句话，成为我后来几十年奋斗的动力之源和噩梦渊薮。我一直想用事实证明我是个有用的人。

三

在习近平总书记开列的长长的书单中，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赫然在目。这个深目高鼻的家伙，对世界的影响不可小觑。他是美国的体制之父，世界上最早提出自由民主的人。而由于他将社会与政府的极端对立，又被认为是美国“白左”的鼻祖。潘恩认为，“在任何状况下，社会都给人带来很多好处；而政府即使是在最佳状态下也不过是一种必要之恶。”彰显这种“必要之恶”的，是军队、监狱、警察等国家公权力。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公权力的依赖，自然成为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标尺——对公权力越依赖，公民社会发育程度越低。

公权力的确很好用，尤其是用于弹压异见。前一段时间网络江湖上闹得沸沸扬扬的“227事件”，最能诠释这个问题。其实不过就是一个耽美文的作者，在国外AO3网站发表了一篇小说，有点贬损并女性化肖战。而肖战的粉丝们就不依不饶，大批量地向我国相关管理机构举报这个网站。管理机构响应民意，直接就把这个网站在国内禁封了。与这个网站的利益相关者和义愤的吃瓜群众，又把怒火发泄在肖战身上，一股脑地把肖战给灭了。从国外网站被封到最当红的明星肖战被灭，仅仅只有几天的时间。

在最近发生的类似事件中，因群众举报而被公权力封禁的，从偶像到大学老师不一而足。这种方式已经成为发泄某种情绪最直接、最粗暴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这些被愤怒情绪牵着走的粉丝，以及上面那个视频中一直叫喊让警察抓人的，和在文革中高喊打倒的人，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因自己的某种偏好而对公权力的过分依赖，虽然能逞一时之快，但最终不断削弱的是自己的权利空间。本质上，他们也是受害者。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上面我问的第一个问题了：视频中那位没戴口罩的女士是在大街上行走，而大街不属于公共场所，这是一个严谨的法律问题。2019年4月修订的国务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所列举的七大类公共场所，显然不包括大街和通行道路。

这也就意味着，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的“对于公民，法无禁止既可为；对于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制理念尚未落在实处。毕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或地方规章，授权警察可以在大街上抓一个没有戴口罩的人，即使在疫情期间也不应该有例外。

四

1993年，美国联邦国土局为了保护一种名叫莫哈韦沙漠龟的种群，颁布了限制在内华达州东南部的维京河谷60万英亩联邦土地上放牧的规定。随着环境的变化，莫哈韦沙漠龟急剧减少。根据美国濒危物种法案，该物种被列为“受威胁”物种，同时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视为“脆弱”物种。

此后的20年间，该州的牧民邦迪一家一直不顾禁令，在这块土地上放牧。经民众举报，联邦法院两度做出对他不利的判决。根据法院判决，邦迪总共欠下联邦政府100万美元的放牧款。但邦迪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他认为他的家族从1877年起便在维京河谷放牧，那时土管局还远未成立，莫哈韦沙漠龟还未被宣布为濒危物种。他还认为，根据美国宪法，内华达州才拥有维京河谷的主权，对他的行为，联邦政府无权干涉！

美国联邦土管局决定围捕邦迪的牲畜。但这种政府行为除了遭到邦迪一家持枪暴力抵抗外，大批持枪的人权主义者也从美国各地赶到内华达，和邦迪一起与联邦执法者对峙。他们在邦迪带领下持枪占领了联邦大楼，甚至有人宣布要独立。最后，美国政府认输，宣布撤出国土局人员，返还围捕的400多头牲畜，从而以和平方式结束了对峙。

美国公民的拥枪权来自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第二修正案提出之时，一些议员和政治家在国会辩论和公开演讲中就明确提到过“让公民拥枪以便反抗暴政”。这个提法来自于《五月花号公约》中“政府需经被统治者的同意方可实行统治”的契约精神，因此该法条写明的“人民持有及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应受到侵犯”从立法意图上看，个人拥枪权天然包括了个人自卫权，以及反抗暴政两层意义。

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宪法赋予人民的这种权利，是通过手中的枪而具象化的。公民也同样通过“持枪”这种仪式性的行为，不断世俗化政府的权力，并最终形成公民社会的共识和基石——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包括你我他在内的所有公民的授权，它敢胡作非为滥用权力，你可以像邦迪那样朝它开枪，推翻它！

不可否认，持枪是一种极端手段，在实践中副作用也不小。况且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没有允许全民持枪。但他们立国的基石其实是一样的，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并矮化它，就是为了让暴政的阴影不再笼罩社会上的每个人——无论你手中有没有枪。

对公权力的极度不信任，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松对政府的警惕，是民主国家自小学开始的公民教育里最基础的课程。

五

许多年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与骂我没用的一位女生有过亲切交谈。不像我一样混迹于江湖，他们始终不忘初心，一直活跃在法律界。她已经是中国数一数二一所法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我喜欢她，经常看她为民众呼吁权利的文章。她确确实实是一个有正义感并且敢于发声的人。

我一直没闹明白当年她们为什么那么说我，是因为我穷还是因为不会歌唱呢？但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她们。我想，如果是因为我穷到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我真不怕，毕竟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如果因为我不会唱歌，我确实有话说。恢复高考那一年，我初中毕业上高中。在此之前和之后，我都没上过音乐课，因为没有教音乐的老师。曾经上过几节体育课，也是语文课老师教的。

但她们的话确实刺激了我半辈子。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做一个有用的人，不过始终没有实现雄心壮志。深夜醒来，每念及此我都辗转反侧，再不能成眠。

这一次在北京同学的聚会上，我还是借助酒劲把藏了几十年的心事说了出来。

“真的有这事儿？”她开心地笑着，“有可能啊！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

她的话并没让我释然，但她的笑打动了我。那样的笑，清澈而简单。一瞬间，突然有一种纵马由缰般的解脱涌上我的心头：她们有用，是因为她们承担了对社会的那份责任，她们一直在成长。而我，却仅仅以为一句无意的话，陷进去几十年没有挣脱出来。我一直坐井观天，看到的只是自己的不幸。

最后她笑着安慰我说：

“不过，还是要感谢你给我分享这个故事呢。”

“分享”这个词，更是让我熨帖。如果当时我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分享出去，还有这么多年的郁闷吗？而且我突然觉得，自己因为学会了分享，已经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我真的要特别感谢张小龙，感谢微信。是微信让我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因为有了朋友圈，我可以天天为他们的成功点赞，为他们的作为喝彩。我知道，我的赞赏，不管力量大小，也都是他们所看重的。同时我还在更多的朋友圈里分享他们的文章。他们对法律的敬畏和热爱，他们对人民权利的看重，他们对弱者的襄助，他们对不公的鼓呼，都常常感动着我，鼓舞着我，也鼓舞着看到我转发的那些人。那些人可能和我一样，一辈子都活得没有多大用处。但因为被他们所倡导的权利意识所照拂，会活得更自信，更滋润，也更有尊严。也可以换一句话说，如果每个人都天然地拥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力，那这个社会上就没有无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