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平遥一中的难舍情缘

曾经沧海

不能自主选择的升学调派

公元1963年夏末，我顺利地参加完中考，到秋天快收学时，我接到了入学录取通知书，我被平遥一中高中部录取。同时还得知同被录取到平遥一中的还有张福安、李逢春、赵贵元、梁秦燕、孔庆春五个同学。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十分意外而惊诧的消息。因为我们的报考志愿都是汾阳一中，怎么又会被平遥一中录取呢？我们都满心的不愿意，汾阳有条件极好的中学，为什么让我们舍近求远离乡背井地到外地上学呢？有些老师劝我们，孩子们，去吧。平遥一中是出名的好学校，升学率最高，是全省的“小宝塔”，只要能高中毕业，就等于你能顺利考上大学。能考上平遥一中，这是你们的荣耀，说明你们都是汾阳一中的尖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满心的不愿意。

入学的日期不觉间就到了，我们一行六人乘坐汾阳到平遥的客运班车，颠簸不平地来到陌生的平遥古城，穿过城头尚有雕堡的深邃的门洞，沿着店铺林立的街肆，来到座落在城皇庙街路南的平遥一中。

穿过有四根水泥、石英石抹面立柱的铁栅大门，进入新修的教学大楼一层的教导处，记得是王蕤丽、李吉禄两位老师帮我们办完了入学手续，接着就指示我们上二楼西侧北面的48班教室找吕旭光老师报到。班主任吕老师早已在教室中等候，他三十来岁年纪，白白净净的面皮，身形比较瘦肖，头发细而比较稀疏。看到我们的到来，他十分高兴，一个一个地询问了我们的名字，之后就带我们去了大成殿东侧的一个小偏院中的宿舍。宿舍是旧民房或僧房改造的，座北朝南，里面是一长溜通铺，上面铺有蓆子。我们把铺盖卷一个紧挨一个地摆在通铺上，把牙杯、肥皂盒等洗漱用具排放在窗台上。住宿安排好后，吕老师又指示了我们饭堂和厕所的位置，告知了我们学校的作息时间，并对我们说，“你们远离家乡来平遥上学，会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既来之，则安之，一定要安心学习，争取顺利考上大学，不要辜负祖国和你们父母的期望。”就这样，我们在新的学校、新的环境中安顿下来，原希望上学后能顺利考上大学，不想，中途遭遇WG，不仅未能考上大学，还在平遥一直呆了六年，中间的蹉跎涤荡，说来就话长了。

初入平中的苦闷和烦恼

美丽的环境可以改善人的心境，而差劣的心境又使人对环境产生厌恶之心。

对于本地同学来说，考上平遥一中，那是一种无尚荣光，平遥一中那是他们求学的圣堂，在他们的眼中，平遥一中无处不美，美得无与伦比。在我们这一伙汾阳来的外地生来说，却觉得我们怎么这么倒霉，背井离乡，来到这么个破地方！汾阳一中，那是全国有名的花园式学校，整个校舍建设那是根据现代化、园林式的标准来设计建设的。学校共有教导处楼、教师楼、学生宿舍楼等七座中西合一的别墅式洋楼，全部是暖气供热；有古色古香的二礼堂，整个校园花木葱笼，四季生香，学生学习在浓荫下，花丛中，那才叫神仙待的地方。就拿体育设施来说，学校共有排球场、篮球场、体操场、田径大体育场四个操场，单杠、双杠、吊环、绳梯、体育大铁滾环等应有尽有；唯有教室是新建的，共有五排二十座教室，高大宽敞、光线明亮，整齐而气派；此外，学校还有师生分开的洗澡塘、有古色古香的大图书馆，还有专门的化学试验室楼等等，这样条件优越的学校，就是拿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不遑多让。翻转来看看平遥一中，就是个旧庙改造的，虽然新修了个教学楼，看起来像个火柴盒似的，图书馆放在孔子殿里，其余学生宿舍、教职工宿舍及其它设施大多是因陋就简，利用僧房、民舍改造的，一切都无法与汾中相比。

当晚自习时间，吕老师召集了平遥一中高48班第一次班会，吕老师逐一点名，全班仅39人，教室后面还空着很大一块地面。他讲述了学校的历史、校规和班级纪律，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等一应事宜，在平遥一中的学习生活就這样开始了。

那时的学校生活，各处都差不多，连吃的饭菜的品种、口味都毫无二致，伙食费也是一样的每月7元。可是我们却觉得一切的不如意、不遂心，觉得平遥一中什么也不好，总是心心念念想调回汾阳，我们都向学校提出过调回汾阳的请求，但都被拒绝了。理由很简单，48班人数太少了，如果我们调走，48班就不成个班级了。48班是个特殊的班，因为我们都是解放后第一届从初中就开始学习英语的，63年初中毕业后，汾阳、平遥考上高中的学生都不足一个班的人数，于是从汾阳勉强抽来6人，两个学校凑成了一个班，又因为平遥一中是重点中学，故把这个特殊班定在了平遥一中。我们的英语课本与同是学英语的其它班的也不同，如46班的课本和我们的课本就不一样。世界上的事总有例外，捱到第二年，张福安竟调回去了，我们都十分羡慕。再向学校请求，毫不济事，只能是硬着头皮捱下来。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是福安的父亲转弯吊角托了教导主任米道淦的关系，才特准调回了汾阳。

初到平遥的前一年，觉得在平遥上学就是一种煎熬。

首先是生活上增加了困难，对于艰苦的日子，我们是过惯了的，吃得不好，在我们是无所谓的，但吃得不饱，饿的感觉就使人难受。那时，国家困难，虽然高中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3斤标准，但对于十七八岁的我们来说，还是有些欠缺。年轻时，我饭量特别大，所以更容易饿，兜里就经常放着咸盐，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到茶炉上接一碗水，撒上盐，喝盐水充饥。在汾阳时，还可以每天回家在家人亲戚处填补一点，出门在外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所以，就更觉得饿得慌。1964年，我父亲在家给我送来一面袋干窝窝片和半袋炒面，可是这毕竞不是常有的事，所以，饥饿感是一种常态。每天上午第四节课和下午五点以后更饿得没心思上课了。有时候上晚自习饿了，我就对邻桌的春生说，“上厕所去吧？”春生就心有灵犀地回应，“上厕所去喽！”于是我俩就相随着出了校门，假装去对面北校区的厕所，实际是到了城皇庙街西面南侧的饭铺，一人买上一个三七面饼子。为了怕人发现，我们就边走边吃，向西走到鸡市口，再转向南街，由南门头上城墙，沿着城墙走到学生宿舍区，再过天桥，偷偷折回教室。有时候星期天，我们也会相随到城皇庙饭店一人吃一碗三七面素炒面，还有在小吃铺买三四个水煎包子。饭店的素炒面做得很有劲道，十分好吃，那时候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可是那时粮票很缺，我们兜里也不是经常有零花钱，这样的好事也不会经常有了。有好几次，我同春生去过他的老家黎基村，他的爸爸妈妈是一对和蔼可亲、待人热情大方的夫妇。见春生带我前去，就忙不迭地拿出家中最好的东西招待我，春生的爸爸是厨艺高手，亲自下厨给我炒西红柿鸡蛋梢子，做平遥地道的掐疙瘩给我吃，他掐掐疙瘩的手势和一般人揪揪片的手势完全不同，不用上案板擀开的面，只用双手将面捏成条状，飞快地将面掐成大小匀称、略带凹形的小猫耳朵，捞在碗里，浇上梢子，红、白、黄鲜艳夺目，看得人馋涎欲滴，吃得我大快朵颐，那真是我在困难时期享受过的最高级美餐啊！至今仍记忆犹新。去的次数多了，二老对待我就像亲生孩子一样，我自幼丧母，心中渴望母爱，在我的心中，他们也像我的父母啊。由于我和春生的关系，春生的爸爸和我的父亲也俨然成了兄弟关系，1971年，我父亲病重时，春生的父亲还特意远驰八十余里，到汾阳去看望躺在病搨上的我父，俩老弟兄四眼相对，哭得老泪纵横。离开学校后，我每次去平遥，无论春生在与不在，我总要去十九街去看看二老，以寄托我对二老的感恩之情。

话题扯远了，还是回到学校生活的情况吧。由于在平遥上学的不安心，更由于肚子的问题，我们每隔几个星期总想回汾阳一次，可是汾阳路远，坐汾平班车，票价2元，来回要4元，回一趟家把我们半个多月的生活费就没有了。不得已，只好借自行车回家。那时，班里有自行车的人家很少，城里的同学只有三两家有，村里的同学有些有自行车的，但他们每星期也要回家，只有他们偶尔不回家时才好向他们开口。因为车源很少，所以回家借自行车是一件很为难的事。因为在那时，自行车是一个家庭最贵重的财产了，关系不好的，是很不情愿把它借给人跑长途的，所以，张口借车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我们只能一家一家轮着借。记得，我借得最多的是赵福斌、李星元、耿芳三家，村里的同学借过雷维民、武黎光家的，可能还有几位同学家的也借过，实在记不清了。记得自行车最好的是李星元家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我借的次数不少，耿芳的是一辆老式的富士牌自行车，虽然旧，但很结实。村里同学的就十分破旧不堪，记得有一次借了村里同学的一辆自行车，那真像侯宝林说相声说的，除了铃铛不响，其它都响。在返回平遥的路上，还未出汾阳地界，就把车链蹬断了，前不巴村，后不见店，只好扛着车跑了七八里，才在香乐村找到一家修理铺，接上链子艰难返回平遥。有一次有急事要回汾阳，因为有车的人家都轮着借过了，实在不好意思张口了，只好和孔庆春相跟上步行回汾阳，那时的公路不像现在这样平坦，路是铺着石子的鼓形公路，道路不平，我们又缺乏长途走路的锻炼，在公路上左边走走，再到右边走走，起先还每走二十多里路歇一歇，到后来每走十来里路就得歇脚，我又穿着双别人给的不合脚的大皮鞋，等到快到汾阳时就脚疼得走不动了。走了九个多小时，磨蹭到晚上尽黑时才回到汾阳。

最苦莫过求知难

生活上的坎坷，并不算什么，情绪上的不愉快，很多都是因我不情愿在异地求学自找的，而最痛苦的是学习上争不上去，成了我思想上的痛苦折磨，我简直对前途失去了希望。

首先是平遥一中和汾阳一中是两座风格截然不同的学校，在汾阳自由散漫惯了的我们，都无法接受平中近乎严苛的教学管理和学习环境。在汾阳，课余作业不是很多，一般只留课本规定的重点作业，学生只要课堂上听好了，下来完成作业不是问题，学生可以有大块的时间从事体育、文艺、娱乐等课外活动，学生一般都没有感到学习的负担和压力。在平遥，老师要求学生课前要预习，课堂上看老师在黑板上的演算，下了课是海量的，无休无止的作业在等着我们。这些作业大都是教导主任梁蕴山不知从什么犄角旮旯找出来的偏题、怪题、难题。学生如果对课堂上的精神基本了解了，下来作题时还能寻到点门道，否则，面对一大堆作业，你就像进入文王摆下的八卦阵，寻不着头绪，摸不着头脑，钻得进去，走不出来，莫可奈何了。在平中，学生成了作业的奴隶，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上体育课，其余时间都被按在课桌上，虽然规定有自由活动时间，但没有多少人能用作活动，几乎全部用来做作业，即使如此，作业还是完成不了。这样的生活，我们这些外来生真是度日如年，实在受不了。我们于是不满、抱怨，怀念我们在汾阳的生活。于是，本地有些同学就耻笑我们，说汾阳家胸无大志，缺乏学习精神。

最使我痛苦的，是从初中最后一学年起，身体发现了一个毛病，就是自打早晨起床后，头部就有些眩晕，老想睡觉，整个一上午都是这种状况，觉得头顶烦恼难受，一坐下来就昏昏欲睡，由不得就睡着了。如果在外面活动，过一会儿这种现象就消失了，只要坐下来就又瞌睡了。所以到高中后，每天上午的前三节课，我都是把书本端着放在课桌上，双手把着，身体挺着就睡着了，因为思想上警告自已不要睡觉，要认真听课，所以实际是似睡非睡，迷迷糊糊，直到第四节课时，这种状况才能消失。老师讲了什么，根本不清楚，有时候老师点名让我站起来答问题，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由于上课上不好，课本上的知识接受不了，下来的作业就完成不了，可以说，整个高中阶段，我没有一次完成了作业。所以上高中后，学习成绩就一落千丈，高一第一学期我的立体几何还得了89分，全年级第一，其它数理化成绩虽不够理想，但也还未落下成，到以后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特别是数学，有一次竞得了个59分不及格，这是我上学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从小学到初中，我从来没把学习当成个事，各门功课不是满分，就是九十大几，或有一次落到第二名，思想上就对自己不满意了，而今怎么就落到这种境地了？我思想上痛苦极了，梁蕴山主任也发现了我的情绪不对，亲自把我叫到教导处谈话，教育我：“人生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不能只沉浸在过去的过五关斩六将，不能正确对待现在的败走麦城。要认真查找目前落后的原因，丢弃失落的情绪，努力奋斗，争取把学习赶上来。”班里的耿芳同学和其他几个同学也为我着急，鼓励我不要泄气，并和我一道自习，在解题上帮助我，我很感激他们，但学习上仍是毫无长进，我深知，主要问题还是在课堂上无法认真听讲造成的。

因为身体上的毛病，我曾多处求医，有人说那可能是慢性鼻炎造成的，但治来治去，还是毫不济事。这个毛病伴随了我一生，参加工作后，我不能听报告，不能开会，有时候开班子会，别人还在讨论问题，我坐在一边就睡着了。工作出差，一上车我就睡着了，不论路况多么危险，不论车开得多快，我总是照睡不误，实在没有办法呀！我一生从事文秘工作，写东西都是熬夜加班完成的，经常是熬到半夜两点以后，有时熬到天明，时或12点能睡下来，那就算早的了。

而今退休闲下来，作息可以自己安排，我每天是早饭后先睡觉，睡一个多小时，醒来就精神了，然后才能坐下来写点东西，上街溜弯，那是下午的事。

师道尊严、尊师重教的模范学校

 尽管不适应平遥一中的学习生活，但我不得不承认平遥一中是一座最尊师重教，高度重视文化教育的学校，更对老师们潜心治学，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和同学们孜孜不倦，如饥似渴的求学精神所折服。

平中和汾中有太大的差别，是两座风格截然不同的学校。同班同学刘维垣和我相处较近，他多次向我介绍平中的办学情况，讲述平中光荣的历史和传统，讲述中央有关领导陆定一等来平遥考查“平遥综合大学”以及平中的校风学风等情况。而这一切我也都深刻地感受到了。

平遥一中的办学精神是：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从严办学治校，全方位促进升学率发展，为国家输送更多的文化人才。围绕这个中心，平遥一中在办学的方针、制度、措施上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一、我体会到，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平遥一中特别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广泛收罗人才，保护人材，培养人才，提倡师道尊严，千方百计鼓励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在这方面，我体会最深的是：

1、在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极左思潮最盛行的时候，平遥一中敢于启用有历史问题但在教学上有特长的人才，把他们用在最重要的教学岗位上。储备了雄厚的师资力量。

2、严密保护教师的私人秘密，保护师道尊严，保证了教师的权威性，使学生无限崇尚老师。如我们的数学把关教师李嘉贵，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营级干部，好像五七年还被打为右派，是所谓的双料反革命分子，但他有渊博的文化知识，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艺术化的教学技能。像这样的人，如果在汾中早就屏弃不用，被打入另册，发配到农场劳改了。但平中领导却慧眼识珠，敢于大胆使用，用作把关教师。李老师不负重望，谨谨业业在关健岗位上坚持多年，他的教学诙谐多趣，深入浅出，使学生在欢笑和愉悦中获得了知识，像我这样上课打瞌睡的学生，每当李老师进入课堂，我的精神就来了，他给我们带的解析几何、三角两门课程我就学得很好。记得1965年夏有一天晚上，师生们在大成殿院观看电影《沙家店粮站》，李老师忽心有所感地对我们说，他参加过这次战役。我们于是肃然起敬，猜想他一定是一个解放军复转军官吧。直至WG开始后，我们才得知了他的真实历史。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十分深刻，大概是65年吧，初中有一个英语教师，工作好好的忽然就消声匿迹了，也不知是调动到了哪里。直至WG后，才知他是个教师队伍中的败类，竞然猥亵小女同学，事情败露后，学校对他进行了秘密的严肃处理，被发配到煤矿上劳改了。这样的事如在汾中，早就被吵得街知巷知，臭不可闻了。在平中，却被学校捂得严严实实，系毫未露出一丝消息，未造成恶劣影响。由上述两件事可以看出，平遥一中对维护教师队伍的尊严，可说是多么用心良苦了。

3、平遥一中有校办农场，有校办工厂。同学们回忆说，学校饭费很便宜，是因为有校办农场之故，其实不然，那时候各地中学的饭费都是每月7元。像汾阳一中，虽有农场，但不种菜，伙食费也是7元，饭菜质量与平中毫无二致，伙食费标准那是国家的规定。我猜想，农场和工厂的收入，肯定对教师有一定的补贴，以提高教师的积极性。这是我的猜测，具体情况如何就不敢断言了。

二、一切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提高升学率为中心，平遥一中着力打造潜心的教学精神和刻苦的求学精神，使平遥一中的学习风气达到了近乎严苛的程度。以至于像我这样在汾中被看做是最好的学生竟无法适应平中的学习环境，而被同学耻笑为汾阳家胸无大志，没有刻苦精神的人了。以我观察和同学们的介绍，平遥一中在提高教、学积极性上有以下几方面十分实出：

1、大力倡导认真教学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平遥一中遵重刻苦学习的精神，只要你是用尽全力刻苦钻研的学生，就会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和尊重。你如果不努力就会受到鄙视和耻笑，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与汾中的风气截然不同。

2、教师的政绩以全班的考试成绩为标准，学生的优劣就更不用说了。我来平中上学前，平中是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要以年级张榜公布，排出名次，这对老师和学生都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逼迫老师和学生都要做出不懈的努力。63年我们来平中后，这种张榜公佈的制度被取消了，但班主任还是会在班内宣布考试成绩，对考得年级前列的同学给予表扬。

3、大力表彰模范学生。63年以前，每学期考完，学校都会召开师生大会，给考得年级先进的学生披红花，发奖状。奖品最高的是一支金星牌金笔，其次是高级硬皮笔记本。要知道，那时候金星水笔那可是价值不菲啊，每支最少5元以上。得到金星水笔，那可是无尚荣光啊！

当然，为了提高升学率，学校还有些不宣之秘，比如，那时候学生高考是有政审一关的，为了提高学生政治素质，凡是学生学习好的，组织上就会主动介绍你入团、入党。学生政治条件提高了，就相应提高了考入好学校的比率。此外，那时候有保送制度，但学校只保送政治条件好，考试把握不大的学生，如果你学习突出，肯定能考上好学校，虽然政治条件好，学校也不保送你，而是鼓励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好学校，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升学率。

反观汾阳一中，则与平遥一中截然不同。

汾中的原则是突出政治，思想领先，在此前提下，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要为国家输送全面化的人才。

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汾中一是在使用教师上是凡有历史问题的人一概不用，统统被打入另册，或被处理，或被发配到农场劳改，使不少好的人才被白白浪费。二是学生参加社会劳动过多，从58年后到64年前，学生参加农村支农劳动几乎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时间，不仅有每周一天的学校农场劳动，每年的夏收、秋收大忙季节，都要集体到农村参加劳动。有时候不是假期，只要需要，政府也可随便调派学生前往支农，比如春种时，这就大量占用了学生的上课时间，学生在政府眼中就是一支劳动预备队。在这种情况下，教学就相对被淡化，升学率每况愈下，高中部的生源大多来至孝义、文水、交城诸县，汾阳人的高中，汾阳人能进入的却很少。

与平中相比，汾中出现了几种怪现象：

1、学风松懈。平中是把艰苦求学当作一种美德来提倡和赞扬的，而在汾中却把艰苦学习的学生看做是“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如果你刻苦学习，但成绩不佳，就更会遭人耻笑；如果你某几门课学得好，某几门课学得差，又会被戴上“偏科学习”的帽子，只有看不到你加班加点，而又各门功课都优秀的人，才会受到别人的尊敬。

2、入党、入团很难。汾中党、团组织把得很严，学生入团要求很严，入党更似登天。在我们那一届，全年级只发展了2名团员，有一名还是因为人家的父亲是县委副书记，经了其父向学校关说才被发展了的。所以升入高中后团员大多是外县来的，汾阳人寥寥无几，犹如凤毛麟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升学率的提高。

3、保送的学生必须是政治条件好，学习又十分突出的，才能列入保送之列，这与平中有很大反差。

当然，汾中也有平中不及之处。比如，汾中在文娱、体育等方面就比平中强多了。汾中培养的体育、文艺人才多，每年学校都要进行文艺演出，师生排出的活报剧、话剧、歌舞剧、歌舞很活跃，具有一定水准。学生会主办的板报，每周都要出一期，学校割制了二十余块板面，板报有图有文，形式新颖活泼，有诗歌、散文等师生文学创作，也有新闻、時事、政治等报导，还有学校动态、好人好事等等，内容丰富，是师生文化、学习交流的园地，这方面比平中强多了。十分重视体育，学校有传统的排球代表队，曾多次在省内参赛取得名次；学校的篮球代表队可以和县队相匹敌，经常和县队进行交流比赛，有时，县里和其他县比赛，还要从汾中代表队中抽调人才；学校的田径代表队更是人才辈出，在晋中专区中学体育竞赛中多次名列前茅，有些项目还在省田径运动会上夺得佳绩。所以，对学生来说学习环境比较宽松，劳逸结合，像我这样喜欢体育活动的人来说，每天体育活动时间都是玩得不亦乐乎，直至上课钟敲响，才大汗淋漓地离开操场，回到教室半天都定不下心来。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汾中学生比较活泼，身体状况比较好，起码，戴眼镜的就比平中少得多。这也算汾中差强人意之处了吧！

汾中、平中都是我的母校。我热爱它们，但对它们都有我的不满意之处，犹其是汾中教学质量上不去，我深感痛心。汾中是山西最古老的中学，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仅从师资质量上讲，比平中犹有过之，但怎么就差落到这种地步了呢？我衷心希望两个母校能互相取长补短，走出各自的误区，把学校办得更好。

抱着赤诚之心，1964年秋，我给汾中书记霍润堂写去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信中详述了我对两个学校长短比较的看法，并对汾中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了热切的希望。可能是那时汾中的教学质量受到专区的批评了吧？汾中也觉得该狠抓一下教学问题了。于是校党委就把我的来信当作激起死水微澜的石子，印发为文，分发到全体教师和各班，要求全校认真学习，用以激励师生。经过全校上下努力奋斗，1965年，汾中出现了大的变化，高考、中考取得了双丰收，升学率大大提高。可是经过WG，汾中刚刚树起来的学风又垮了，这些年来，惨淡经营，升学率连孝义、文水、交城等几个小弟弟都不如了。而平中，优良的传统传承下来，仍然展示着往日的辉煌。听说汾中去年考得不错，我心里很高兴，希望母校不要松劲，把这种势头保持下来，恢复一个老校应有的荣光。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一个行业，一个单位长盛不衰的原因，它必定有坚定正确的独特精神，并形成了一以贯之的良好风气，这才能造成“风行草偃，从化无违”的局面。平遥一中能够在五十年代末就能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中心和第一要务，这在那个政治气候比较偏左的年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葩和例外。而首创这种精神，并树立起艰苦奋斗的校风和学风的，就是那时的校党委书记邓峰和校长郝晋瑞。这两位从太岳革命老区下来的革命者和战士，把“太岳中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传承到新建的平遥一中，并大刀阔斧地把平中改造为“平遥综合大学”，这使得平遥一中奠定了良好基础和开端。1961年，高考夺得全省冠军，“综合大学通了天”，连毛主席也知道了。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平遥一中领导班子继续在这个基礎上传承了平遥一中的光荣传统，才维持了平遥一中长盛不衰的态势。

1963年我来平遥一中上学后学校是郝晋瑞书记兼校长，邓峰早在1960年就由平遥县委书记调任到山西最大最穷的临县任书记了。我和郝校长几乎没有什么接触，1965年在东郭村下乡劳动时听过一次郝校长专门为同学们作的形势报告，那是我第一次听郝校长讲话。郝校长胖胖的中等身材，和蔼可亲，操着一口浓重的左权话，抑扬顿挫地为我们讲述了全国、全省乃至平遥的革命形势，之后，郝校长又勉励同学们一定要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扬革命传统，努力学习，学成后报效国家，争取做社会主义栋梁。时隔55年，郝校长讲话的神态、语气、口音仍清楚记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我就没有见过郝校长，直至80年代郝校长调省教委后，有一次他去吕梁出差，顺便拜访他的老战友刘翰儒，并向他打听认不认得我。刘翰儒当时是吕梁地区分管财贸的副主任，那时我在吕梁财贸政治部工作，正是刘主任的手下，他立刻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办公室见我的老校长。师生见面，分外亲热。郝校长仍然身体健硕，他向我打问了离校后的经历、工作情况，并一再叮嘱我好好工作等。这是我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郝校长的近距离接触。这次会面，令我几乎感动得流下泪来。我万万没有想到，时隔20多年，老校长还记得这个不够争气的学生，关心着他的生活和成长。

对人民有功的人，人民总是记得他，而对恩师，学生更是无法忘怀。记得WG中，郝校长被作为ZZP被打倒了，但学生们都怀念他，还在WG中期，就有田志贤、邵明亮、王燕生们组成的HWB组织成立郝晋瑞专案调查组对郝校长问题进行调查，敲锣打鼓要把郝校长解放出来，他们的行动，代表了大多数同学的心声。

邓峰书记我没有机会见过他，但他的名声如雷贯耳。好人，在任何地方都会留下好的名声。1962年时，邓峰在临县任县委书记，临县是山西出名的贫困县，十年九旱，这一年又遭了百年未遇的大灾，粮食不够吃，那时粮食是统购统销，粮食调不进来，邓峰书记千方百计在外地购进大量干土豆片，帮助临县人渡过了灾荒。多年后，临县人民仍念念不忘他，说：“邓峰是个好书记，山药蛋片片救了命。”后来，邓峰调任吕梁地区宣传部长，由于工作不是一个系统，我终是未接触过他。但对于他，我是敬仰的。邓峰、郝晋瑞，这两个平遥一中的功臣，学生们永远记得他们。

终生难忘难舍的情缘

我们的青春，谁来祭奠？那些逝去的年代，是谁？还一直住在其中？

我在特殊的年代，又因特殊的原因，在平遥古城住了六年，其中，有失意，有彷徨，有焦虑，还有难为人道的心酸。我强迫自己忘记这一切，因为这是自己的宿命，人生本就是如此。然而，我终是不能欺骗自己，往日的苦闷和彷徨虽被时间的消磨而淡去，但我怎能忘却在峥嵘岁月中与众多学友结下的深厚情谊，忘却与他们在一起的欢乐时光？更怎能忘记在艰苦岁月里视生如子的老师们的厚泽深恩！

忘不了48班的同窗学友们，他们与我在一个教室里读书求学，在一个梢桶里打饭，在一个宿舍里住宿休息，一同分享在家中带来的零食；在我学习困顿的时候，耿芳、梁世庆、呼凌嵩、王燕生等同学主动帮助我，和我一同解析难题，给我鼓励与支持，给了我很大动力；当我要回家时，趙福斌、李星元、耿芳总是慷慨把自行车借给我，一次也没有为难；忘不了那个教会我下棋，诱惑我学会抽烟的王文庆，WG期间我在他家住了好久，吃他妈妈做的饭，他聪明，脑子灵活，学习很好，后来不幸英年早逝，我很为他的玩世不恭，不爱惜身体而感到惋惜；赵福斌、李星元、王丙吉是我们班的核心和纽带，他们是48班的留守处，精心组织了48班的多次聚会，虽然关山修阻，身悬异地，我常常想念他们；当然更忘不了在我一生中最潦倒苦闷的时候能够理解我、精神上支持我、帮助我的刘春生、马夏英、耿芳、赵贵元，他们与我的友情，永生难忘；48班是一个难忘的集体，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优势和特常，每一个人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记；不幸的是，这个集体中有些人已经离群而去，赵贵元、王文庆、韩自香不幸早逝，王夷典、雷维明、刘维垣、郭锦寿、刘继先近年都先后离世，尤其是雷维明，这个老实忠厚的农民儿子，一生辛苦，为儿孙鞠躬尽瘁，临了临了，用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为儿孙奉献了可怜的资助，每想起他，我就不由得伤心下泪。衷心祝愿每一个活着的同学都好好的，好好的，珍惜幸福生活，活出亮彩！

忘不了那年头我与平中同学的体育缘。

体育不仅仅是刻苦的锻炼和激烈的比赛，体育还是人际交谊的纽带，是苦燥生活的调味剂。学校的体育生活给我带来了欢乐，使我结识了众多的朋友，我与他们的友谊始于体育。我在平中的体育之路是这样开始的。

我自幼体弱多病，汾阳那个地面，从小学到中学都是重视体育教育的。所以一上小学，我就知道了体育活动对提高身体素质的重要意义。从那时起，我就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每天早晨坚持跑步，每天都是学校大门未开我就等候在校门外了，等我在操场上跑完20多圈，同学们才陆续到校了。我的体育锻炼是出了名的，为此受到了学校的表扬。由于锻炼多，参加的学生运动会多，所以对各项体育竞技的技巧、动作要领都略有所知。也由于锻炼多，所以我在田径跑、跳、投三方面都还不错。但由于体质差，体育成绩上升到一定程度就再上不去了，总是接近国家三级运动员的水平而无法超越过去。即使如此，在缺乏锻炼的同学中间还是显得有些卓然不群。

我的平中体育缘是这样开始的。

刚进平中不几天，和班里的同学还不熟悉。有一天，我在教学大楼的西南后侧碰到了我班的两个赖小子刘春生和冀连钟，可能他俩对我这个从外地来的大个子不服气，（那时，刘春生还是个未发育成熟的胖小子，个头比我小。）就突然向我发起挑战，要和我摔跤，他俩猛扑上来，一个搂腰，一个掰腿，和我纠缠在一起，纠缠半天，都摔在地上，三个人气喘吁吁在地上坐了半天才爬起来，相互一笑，这一跤摔出了几十年的交情，摔出了我在平中的体育缘，他俩都成了我体育场上的好伙伴。

到64年以后，平中的体育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记得那时带我们体育课的有马、肖、薛三位老师，马老师高高瘦瘦的个子，薛老师短小精悍，是晋南人，肖老师个子不高、微胖，操着一口四川话，教我们踢足球。那时足球没有兰球普及，国内虽有球赛，但那时没有电视，虽在电影宣传片上见过足球赛的场面，但也是观焉不知所谓，只知对阵双方各有11人，其中有一人是守门员，攻方只需将球运至对方防区，将球踢入球门便得一分。至于球阵中的中锋、前锋、后卫各自的职司、竞赛的规则、什么手球、越位等都不懂。在肖老师的耐心讲解下，同学们总算知道了一点足球比赛的常识。但进入球场就乱套了，大家一窝蜂般追着足球跑，也分不清谁是前锋，谁是后卫，该在什么位置，只要足下能逮住球，踢出去，心里就高兴了，倘能将球踢进球门那就高兴得大喊大叫，什么手球，什么越位，全不管，急得肖老师不停地吹口哨，一边大叫：“越位了！”、“手球！手球！”、“停！停！停！”足球课使我们初步窥知了足球的粗浅知识，但更重要的是释放了青年爱玩的天性，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有一次上午第四节课在北校区上篮球课，在球场上奔跑中我忽然肚里绞痛，疼得我蹲在地下直不起腰来，我知道是自己胃痉挛的毛病又犯了，这毛病老百姓叫绞腸痧，发作起来疼得要命。同学们见状，便七手八脚把我抬到校医室，校医室郭医生见状让我躺在床上，拿银针在我两个小腿的三里穴处扎了两针，我感觉好像是肚里排出了一股气，疼痛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中医针灸的神奇。郭医生胖胖的身才，和蔼可亲，他的儿子年级比我低，但和我相处得很好。可惜，时隔多年，虽还记得他父子的音容笑貌，但名字却记不得了。

忘不了与校田径代表队同学们的那段情。

记得是1964年秋，学校成立了田径队和体操队，我也有幸第一批加入，田径队带队教练是薛老师，体操队好像是肖老师。每周都有时间和队友们在一起锻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记得最清楚的有高中部的郝成亮，瘦瘦的身才，专攻中长跑，800米、1500米、3000米是他的天下，每次比赛，他都是一骑绝尘，大家叫他是拼命三郎。跳高的是范冠魁和张景仁，他俩动作都潇洒自如，腾越高度都已超过1.55米，达到了国家三级运动员水准。田赛场上的健儿是高一的程贵先和我班的赵承龙，铅球、铁饼、手榴弹雄霸校园，人称三铁大王。范冠魁与我同年，后来还一同在四小学教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家住在站马道街，离四小学很近，四小学放假时，我曾在他家吃住多时。他妈妈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待我亲如子侄。我十分想念他们，可惜离校后天隔一方，我与冠魁仅见过三俩次面，冠魁被生活折磨得沉默寡言，不再是青年时英气勃发的儿郎了，冠魁，你怎么了？子文想念你。

初中部田径运动员中最记忆犹新的，男的是王作虎，女的是三朵金花，梁雅丽、许亚玲和高全芳。王作虎是专攻短跑的，100米，200米在初中部无人能敌，跑起来像个小老虎似的，冲劲很猛。记得他脸侧有道疤痕，他告诉我是婴儿时害赤油丹病，用土法治病留下的。他和我相处甚好，WG时告我，到66年我离开田径队后，他的百米成绩已达12秒6，达到了国家三级运动员水准，如果不是后来辍学，他也可能在体育运动上有所树就。68年我离开平遥后就未见过他，也不知他现在境况如何。梁雅丽、许亚玲、高全芳三人那时正值豆蔻年华，在运动场上飒爽英姿，风彩照人，记得梁雅丽专攻短跑，徐亚玲跳高像燕子穿梭，高全芳则是短跑、中跑兼能，时隔50多年了，也不知我记得对不对。2008年我移居太原，因了春生的关系，我又与雅丽会面了，从此，与在太原的同学们常常聚会，相得甚欢。去年雅丽特带来太原的亚玲来家看我，亚玲虽年逾古稀，依稀能看出儿时的形影。全芳前天刚在微信上连上，这讨厌的瘟疫不知何时才能过去，能得让我到榆次去看看她。

　　忘不了48班的体育际会。

1965年春，学校宣布秋季要召开全校体育大会，随着学校对体育运动的逐渐重视，也因了我的关系，48班的同学们也活跃起来。为了争取在运动会上夺得好的成绩，我自发地组织了班内热爱体育活动的同学们进行了积极的锻炼。当时的形势，高二年级三个班，我班人数最少，看起来体质也没有另两个班的强。要想夺得好的成绩是不容易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根据参赛同学的各自特点，进行了分工，定出目标，提早进行了备战。记得主攻短跑和跳远的是我与刘春生，专攻中长跑的是冀连钟和赵福斌，专攻铅球、铁饼、标枪的是赵承龙，此外我还兼项了跳高和手榴弹，我带领同学们进行径道上的起跑、中途跑、冲刺等竞赛技术的研究和锻炼，田赛场上铅球、标枪的投掷动作要领和爆发力的研究、锻炼。我们天天早晨在操场上练长跑以增强体质，练人扛人的下蹲起立，以增加腿部力量，到上东门的上城坡道上进行爬城奔跑，以提高腿步的后蹬力。并把夺分重点放在集体项目4x400米接力上，着力锻炼接棒的技巧和熟练配合等等，千方百计提高同学们的竞技水平。女同学们也做了分工，记得主将是张桂兰、吴若平和张爱卿等，时间太久了，其他人实在记不清了。工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七八个月的刻苦努力，同学们的竞技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尤其是冀连钟的长跑，赵承龙的投掷，刘春生的短跑、跳越已成为全校学生中的佼佼者。那一年运动会上，我们班夺得了高中部总分第一。我们那个高兴啊！那是我在平中最高兴，最欢乐的时光。记得，那一次运动会上，安丰业老师，教育局的周兆年老师还分别做了百米和跳高的表演赛，这些场景至今都记忆犹新，好像是咋天才发生的事情。

忘不了与篮球队队员们的那段情。

我是个兴趣广泛的人，文学、音乐、美术、体育无所不爱，但贪多务得，一事无成。拿文体来说，其实我最喜欢篮球和乒乓球，虽然因自已条件有限，不能成为运动员，但却喜欢看球赛。那时城皇庙外院职工俱乐部的篮球场上几乎每周末都有县里组织的球赛，我和刘春生等几个热爱篮球的同学逢场必到，站在球场边津津有味地观看，为强者鼓劲赞美，为落后者鼓气加油，“好！”“臭！”“加油！加油！”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旁若无人，自称我们是“红旗评论员”，喧嚣怪叫，也不怕别人憎嫌。不知什么时候，学校有了篮球队，直至WG时期，还间或与农机校等社会上的球队比赛，记得刘春生、白永义、廉希贵、赵启新、杨清忠等都是球队队员，球技最高超的是白永义和杨清忠，白永义在球场上有大将风度，动作舒展大方，姿势优美，纵横捭阖，所向披靡。杨清中在球场上像只猴子，滑得像条游鱼，惯于突破，偷袭上篮。杨还和饶玉亮都是一中乒乓球队中的佼佼者。

对体育的爱好使我和众多同学结为好友，留下了终生美好的回忆！

最忘不了，我与52班的那段情

在平中二十多个班中，我对52班最熟悉，一度时期，我曾经与他们相处在一起，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与众多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说到52班，首先要从程贵先说起，是他与我最早相识，也是他把我拉进52班这个火热而温馨的集体。

我与程贵先是这样相识的。1964年時，我们班的宿舍搬到了南校区的学生食堂院，和我们相邻的同排宿舍是一个初中班的，这个班有个胖乎乎的小子，皮肤白净，虎头虎脑，双眼炯炯有神，是一个未脱童稚的少年。可能那时我这个爱体育、爱唱歌、爱文学的大哥哥在他的眼里是一个神话，他常常跑到我身边，双目闪耀着一种既羡慕，又敬畏的目光，闪耀着渴求知识的欲望。一来二去，相互间就厮熟了。于是我们常在体育场上玩耍，常在宿舍的屋檐下讲故事、论古今。我发现，这个少年不仅喜欢文学，更在体育投掷项目上有常人不具有的潜质。他臂长有力，爆发力强，很适合从事铁饼、铅球之类的运动。我于是尽己之能，悉心指导他铅球、铁饼、手榴弹的投掷姿势动作、投掷技巧和增强腿力、臂力和爆发力的方法。由是，相互间的关系更加情好日密。贵先升入高中后，身体像六月拔节时的庄稼一样疯长起来，过了一个暑假，再见面时他个子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他臂长膀阔腰细，呈长力善掷运动员的三角形典型身才。铅球、铁饼、手榴弹的成绩突飞猛进，尤其是铅球、铁饼的成绩已远超过了我，我对他的变化十分惊喜，觉得他在这方面的进步将不可限量，我们间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也就在这時，通过贵先的关系，我认识了他们班的赵启新和任顺宁。启新是一个热情奔放，乐于助人的青年，也十分热爱体育，尤其是篮球运动。顺宁年龄和我相当，比他俩都大，他为人正直，持事和平公允，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我们四人脾气相投，很合得来。

1966年年终，我从北京、广州等地大串联归来后，学校形势大变，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几十个HWB组织和战斗队。面对突变的形势，我不知该参加哪个组织。参加东方红吧？人家没有对我发起邀请。东方红是个最激进的组织，对组织的纯洁性要求很高，既不要整过人的人，也不敢收留被整的人，怕影响组织的纯洁性，为此还发生过大洗牌改组东方红的故事。虽然刘春生、马夏英等我最知心的朋友是主要发起人，但人家对我装聋，我也就装哑，我心里一清二楚，我不怪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产生的特殊思想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我毕竟有些彷徨和失落，有些自惭形秽。就在此时，刘贵先突然找到我，说他们班成立了一个烈火HWB组织，想请我这个老大哥参加，正在歧路上顾盼的我也就欣然从命，总算有了个栖身之所。

我由是进入了52班这个班集体，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烈火是一个和平中正的组织，既不极左冒进，又不甘落后，它的核心成员是刘贵先、任顺宁、赵启新等，后来又加上我。贵先虽然看起来五大三粗，但却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按他的说法，我们带着几十个同学，不能让这个组织犯错误。加入烈火后，我们创办了《烈火》杂志刋物，不定期地发布一些省、县新闻形势报道，刋登一些带有鲁迅笔锋式的批判文章和语录，并搞一些插图，刋物办得生动活泼，在校内很有名气。后来，我又将我班的王炳吉同学也拉入烈火组织，炳吉也是个热爱文学的人，我们的杂志刋物就办得更好了。烈火组织那时的日常活动就是上街贴一些大字报，偶或随其它组织上街搞一些游行示威，其余时间就多在教室里聊天、打扑克、下相棋。虽然那时期来校没有规定的時间，除了有重大活动要提前通知，但同学们还是基本每天都按时到校，农村同学回家也要报告请假，组织性、纪律性还是强的。一来二去，我与52班的同学都熟了。52班有许多下棋高手，如程贵先、任顺宁、胡成温、九儿等。程贵先多谋善虑，有大将风度，胡成温号称“小诸葛”，棋风机智多变，每出奇招取胜，九儿（我记不得名字了）小小的个头，十分机灵，下棋时机诈百出，故露破绽，多以偏师偷袭成功。

52班是一个团结和睦的班级，师生、同学间亲如一家，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的班主任，有几个能团结聚拢同学的核心成员成为向心力，所以能形成雍雍熙熙的团结局面。田振尧老师德高望重，师德高尚，待学生如子侄，关怀备至，师母王振芳曾是我们的生物老师，业务精熟，待人和蔼可亲，WG中和离校后我曾多次与程贵先、赵启新等同学去他们家里探望问候，我真为52班能遇上这样好的师长而感到他们的幸福。因为我在52班同学们的眼中是学长，所以他们对我都十分尊重，和我相处得亲密无间。时隔50多年，我还能记得他们中的很多人，闲暇无事时常常想起他们。记得他们中有活泼好动、朝气蓬勃的李仁增、耿绍常，有憨厚老实的刘守宁、霍礼林、王秀成，有捣蛋脱跳的赵文祥、邓春牛，有爱文学、善思考的青聪，有生性随和，乐于任事的郭锦旺等等，其余的同学由于违别时间太久，实在记不起名字来了。但只要再相见，我应当能认出他们。三年前，刘守宁同学曾来太原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要来家看我，我好高兴，可是等了两天，最终没有等来，后来问启新，说守宁是来看病来了，因为事出匆忙，又匆匆返回平遥。也不知守宁现在怎样？愿他善自珍摄，早早痊愈。最遗憾的是，锦旺英年早逝，贵先又天不假年，他们的走，给我留下了无尽的悲伤。愿52班活着的同学们都好好地活着，我的生命中能有这样一个集体让我常常惦记，这也是我一生的幸事。

夕阳无限好，红霞尚满天

我爱我的母校，我爱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時隔50多年，我还是忘不了你们，忘不了与你们走过的那一段路程。

2006年退休后，08年又因照顾外孙迁居省城。我与春生是至交，69年冬离开平遥后，虽与他异地相隔，但书来人往从未间断，来并后，更是呼之即至，情好弥深。因了他的关系，重新拉上了与在并校友的联系，他又常拉我回平遥，更扩大了与校友的圈子。老话说的，还魂觉，馏油糕，那是人生甘之如饴的物事，是最使人不舍得丢弃的。退休后的生活，就像是品尝蒸笼里腾软的炸油糕，像黎明醒来又睡去，那个香甜使你极不愿意从香梦中走出，这是我退休后生活的真实写照。闲暇无事，万事不萦身，心心念念只在于以下诸事。我沉浸于对往事的追忆和总结；热衷于接续因时间、空间阻断的友情、亲情；放情于山水之间，虽叹东隅之已逝，却知桑榆之可追，故誓于有生之年，遍游祖国名山大川，饱览山河，一尽平生之志；退而居家笔耕，以文字为娱，四五年间，所得将近2000篇，虽文字拙劣，然敝帚自珍，闲暇翻看，也每自得其乐。说句古话，余生也乐矣！然以上诸乐，多得春生之助而成。

因了春生的关系，我与平中失散多年的师生再拾前谊，如滚雪球般，交谊圈越滚越大。我加入了“平中太原师生微信群”，年年与同学们不定期聚会，与成义、燕生、启新、爱玲、雅丽等郊游踏青。春生又每年带我多次回平遥、介休、榆次，游故地，会旧友，陆续重见敏信、青聪、绍常、仁增、秀成、黎晓、茹荷、凤兰、天增、晋华、宝成、建明、冠魁、淑英、志宏、夏英、桂蘭、志贤等一众旧友以及我在四小学和社会上的同事、学生和旧友，并在“平中微信群”中与天增、生玉、光山、胜宇、丕江、玉兰、文祥、继明、晓平、永谦、凌峰、先玲等形成一个大圈子，有些虽尚未谋面但，但早已成为心心相印的文友。2018年春生还带我参加了46班的聚会，使我得邂逅了韩兆庆、渠源、梁显谟、庞明生等诸友。46、47两班和我班同年，曾在我最困难时支持过我，我常感念他们，以上诸友又都是WG中共患难过的同志，关系自非一般。尤其是明生，他是个大有侠气之人，重情重义，慷慨好客，乐于助人，最是我佩服之人。1984年，我在吕梁财委任办公室主任，我们单位的锅炉炉条烧断了，那是个老式锅炉，厂家早已不再生产，炉条断了配不上，天寒地冻的天气，急得我没法。听闻平遥东城有炉条厂，我连夜带车赶到平遥，找到明生。东城炉条厂也不生产这号东西，明生一面盛情款待我，一面安排厂里连夜给我做模具，第二日就铸好炉条，解决了我的大难题。这样一个嵚崎磊落的人，很多人都感念他的好，我们的恩师王树祿老师常念叨他情深意重，不忘师恩。2018年我見他时，仍是谈笑风生，豪气不减当年，不意去年猝闻噩耗，他的离去，使我痛失益友，心之伤感，莫可奈何！也因此，更使我珍惜对众多故友的思念。

更因了春生的关系，我得遂遨游祖国大好河山的心愿。自春生有车以来，春生成了我的司机、游伴，2014年后，年年春、秋凉爽之时邀我出游，2015年后更形成了春生、承义、启新、燕生、薛斌、以及我在汾阳的三二好友结伴同行，或四人，或五人，或观景，或采风摄影，诸友志趣相投，尽得其乐。春生贴车贴人，联络问路，多事劳辛；成义谦谦君子，关爱同志，乐于助人；启新正直勤勉，擦车助驾，专注后勤；唯我，体质较差，多得诸友照顾，因人成事，坐享其成。我感念春生，感念诸友，曾胡诌得三首歪诗，录于下，以搏众学友一笑。

致春生

乐山好水吾所欣，

幸得刘郎伴远程。

每逢远事必相招，

心有寂寞可诉闻。

爱屋及乌心如丝，

宽心大度能相容。

余有佳友能如此，

人间难得管鲍情。

致诸驴友

孤鸿南飞每悲鸣，

雁阵惊寒势壮雄。

人生每叹无知己，

我有诸友不羡人。

爬山涉水常相伴，

欢歌聚会最温馨。

每岁长行春秋季，

冬夏郊游放歌行。

图谋策划靠江源，

驾车万里敢逞雄。

居家三日即觉苦，

乐天好动是本能。

忠厚长者唯成义，

语言诙谐多趣闻。

吃住经济多思虑，

瞻前顾后关爱人。

更有陶城赵启新，

自号神州云霞龙。

耿介正直敢任事，

众口交赞好后勤。

组队出行或有阙，

拾遗补缺王燕生，

最佳组合最强队，

踏遍青山歌满程。

致自己

人生得意在暮年，

恰如中隐城市间。

儿成女就无拖累，

衣食无忧心有闲。

乐山好水任留去，

游遍天下不知年。

敢趁盛世好时光，

夕照江河红满天。

文字扯得远了，有些偏题。然而，这都是我与平遥古城、平遥一中、和我亲爱的同学、学友们割不断的情缘，是我六年中在平遥古城生活的体会。文中涉及到汾阳一中的一些情况，有同学建议我给于删简。我思考再三，还是觉得留下为好。平中、汾中都是我的母校，我一样都热爱她们。我爱她们，但不是一味的歌颂，而是各有褒贬。即使到现在，我也还是坚持认为，学校应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全面发展，生动活泼，为社会教育出多样化的人才，才是正确的方向。上大学不一定也不可能是学生唯一的选择，我们的孩子们太苦了，救救孩子！这是我的心愿！笔随心走，跑题了，收不住了。文字虽长，但却是我的心。诸学友或能体谅。

 2020年4月于太原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