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老红军

欣可儿

　　小时候爸爸在我眼里就是个大英雄，他个子不高，身材偏瘦，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周围的人都亲切的称他“老红军”。我为有老红军爸爸感到无比自豪。

　　我的祖籍四川南充，这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地方。是一代伟人朱德、张澜、罗瑞卿和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的故乡。 在中国近代史上，南充更是演绎了元帅与士兵的佳话——朱德元帅和“天下第一兵”张思德同出生于南充仪陇县。直到今天，仪陇人仍骄傲地称家乡为“两德故里”，自豪地告诉世人——当兵，要么当“天下第一兵”，要么就当“元帅”。

南充还是红四方面军兵员的主要来源地。也是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1934年底，红四方面军壮大到5个军8万人时，仅南充地区就有5.2万人参加红军投身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有3.8万南充籍红军战士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英勇的南充儿女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上演了一段段红色传奇。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父亲张良先，1921年5月21日出生在南充仪陇县柴井乡（原南部县），一个叫陈家湾的贫穷小山村。在他4岁时我的爷爷去世了。因为家里穷，只有7岁的父亲，去地主家做了放牛娃，经常被人欺负。

1933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经过我的老家，在那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父亲听说红军宣传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受压迫的穷苦人，12岁的父亲在红军到达第五天，瞒着家人跑去报名参加了红军。

从此，跟着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走离开家乡就是20年，而且越走越远，靠着两条腿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直到1953年底抗美援朝回国后，才与家里已经70多岁的老母亲（我奶奶）取得联系。

　　父亲参加革命时因年纪小，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的第红30军模范营。这个营全部都是18岁以下的小孩（四川话叫小鬼），去了以后，每人发给一支红缨枪，每天轮流站岗放哨，逐渐也参加一些小型战斗。

1934年3月，父亲调入红四方面军的红4军医院（红4军曾二次翻越雪山，三次走过草地）。

　　由于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致使红军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红军被迫退出了根据地，实行战略性转移。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里是北川马槽乡红四军总医院遗址。红四方面军曾在这里打响了千佛山战役。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为迎接转战北上的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封锁，从苍溪、阆中、南部一带，以强渡嘉陵江拉开了长征的序幕。为摆脱不利处境和争取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在西出北川峡谷时，打响了千佛山战役，红军和北川人民与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几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战士受伤。红四方面军就将北川县马槽乡的邱家大院，作为红四方面军临时总医院。千佛山战役最后红军大获全胜。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突破重重包围，到达岷江峡谷后，为夺取松潘，经茂县松坪沟翻越了“红军棚子”。这座因群众口碑而得名的雪山垭口海拔4097米。而后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又相继翻越了虹桥雪山（海拔垭口4556米）、巴朗山（垭口海拔4484米）、鹧鸪山（垭口海拔4243米）。也就是说，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之前，红四方面军已经翻越了4座雪山。

长征期间，红四方面军翻越的雪山就超过了20座，累计翻越雪山次数根本无法统计，其中红军棚子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党岭山是长征中遇到的海拔最高、翻越条件最困难的雪山。

党岭山，垭口海拔4810米。是红军长征中翻越最高的雪山，也是自然环境最恶劣、红军付出牺牲最大的雪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红4军翻越党岭雪山是在1936年3月，白天气温都在摄氏0°C以下，到了夜晚，气温更是降至零下30°C，红军战士大都身着单衣，不少战士只穿了一双草鞋，为御寒红军战士只能靠吃辣椒，喝些烈酒、姜汤抵御寒冷，而越往上爬，越憋得喘不过气来，严重缺氧导致很多体质差的战士，一坐下来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父亲年龄小，是靠拽着首长的马尾才爬过了雪山。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接连翻越4座雪山后，与红一方面军在西康的懋功会师。之后，横跨黑水河，到达毛儿盖一带集结，准备进入草地。

在进草地之前，红军要想尽一切办法筹集粮食。当时要搞到粮食非常困难，因一无根据地；二无后方；三无群众基础；加之国民党对当地人的反宣传，人都跑光了。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庄家（青稞麦子）有的刚放黄，有的还在扬花，战士们只能到地里捡青稞麦，回来用火将麦芒烧掉，然后再用手搓（包括当天的口粮）。父亲是一边搓一边吃，一天下来搓不到2小碗麦粒，搞了一个月搓的麦粒也不足10斤，这里还包括为伤员准备的粮食。因粮食的不足，太多的红军战士没能走出草地。

　　爬雪山、过草地，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两军混编，共同北上，开始进入草地。茫茫草地一望无尽，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跳到另一个草甸，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每年的5月至9月是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进入草地的。

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越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被污泥吞噬；二怕下雨，草甸本来就难走 ，如果下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有不慎就会摔倒，掉进泥沼；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流，草丛河沟交错，河宽流急，不下雨还好，遇到下雨，河水暴涨，瞬间就有被洪水卷走的危险。

草地气候十分恶劣，一日三变，雨雪、冰雹来去无常。中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往往就会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冷雪、冰雹轮番降临。红军过草地时正值盛夏，白天温度高达30°C，夜晚气温又会骤将至0°C，非常寒冷。最难的是没柴，尽管草地满眼都是草，可那些草就像红军战士身上的衣服，罩着寒气，湿漉漉的，甚至到了夜晚宿营也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皮，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战士们只能挤在一起背靠背以自身的体温相互取暖。

草地还没走过半，粮食就吃光了。在漫无边际的草地里，只能靠吃野菜、草根、树皮维持生机，甚至皮带、皮鞋也煮着充饥了。父亲进入草地时带了点盐，肚子饿急了，就喝2碗盐水充饥，也就是靠的这点盐救了他的命。即使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还要一边行军，一边打仗。

父亲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和第30军，由于受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的影响，长征历程更为曲折和艰难，单是草地就过了3次。每一次的过草地都是在与死神打交道。

第一次过草地是开始北上。1935年8月，张国焘故意延宕阻挠，致使红军丧失了消灭胡宗南部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只好决定红军改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编入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0军，于8月底前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于此同时，左路军先头部队也开始进入了草地，但受张国焘错误影响，不久即被迫停止了前进。

第二次过草地掉头南下。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占领了包座，可本应向班佑靠拢的左路军却迟迟没有动静，张国焘又耍起了延宕北上的把戏。9月8日，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15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称这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随后，又命令左路军先头部队和右路军之第4军、第30军等分别从阿坝、包座南下，向大金川流域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开始南下。这样，红4军和红30军就不得不第二次进入渺无人烟的草地。二次过草地，使红军又付出了巨大牺牲，仅30军就由原来8个团变成了6个团。

第三次过草地再次北上。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即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宣布另立“中央”。突然南下的红军，趁国民党军没有防备，取得了绥崇丹懋战役的胜利。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张国焘，要求部队继续向南推进。11月19日，在百丈地区遭遇到国民党军十几个旅阻击，经7昼夜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撤出战斗，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也标志着张国焘南下创建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告破产。 1936年7月1日，红2、红6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2、红6军团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两军会师后的共同任务就是迅速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1936年7月初，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开始了北上。

这又是一次极其艰苦的行军，为此，那些已经二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0军不得不第三次穿越一望无际、满目苍凉、绵延数百里的大草地。再次面临过草地的行路难、御寒难、宿营难和饥饿等生死考验。这次过草地，粮食更是严重不足，大家以野菜、草根以至马皮、皮带充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于1936年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的重大胜利。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三大主力会师向全世界宣告长征胜利结束。

在两年中，红军辗转14个省 ，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史上，红四方面军是红军长征历时走的时间最长，一年零七个月。许多红军战士牺牲在漫漫征途上，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

　　红军胜利会师陕北后，为抗击日寇，部队进行整编。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下辖385旅和386旅。

父亲随红4军整编为385旅第769团，在团部给首长当勤务员，团长是大名鼎鼎的陈锡联，769团由129师直接指挥。1937年9月底，部队东渡黄河，父亲跟随主力部队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一部向太原发动进攻。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率领下，向山西省原平东北山区挺进，部队到达山西省府_太原市郊代县，距太原90里待命。19日夜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部队隐蔽地进入阳明堡附近（飞机场），夜里11点左右，769团以一个营的兵力突袭飞机场，经过1小时的激战，击毁飞机24架，歼敌100余人。

这一仗，削弱了日军进攻忻口的空中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不久，又在沙黎公路上伏击了日本鬼子，将满载军火的180辆汽车全部炸毁。

　　1938年129师奉命布防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129师进入该区域后，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看到队伍不断壮大，认为培养军事指挥人才成为紧迫之事。1938年2月，129师为培养军事人才，在山西省黎城县组建了随营学校。学校所招学员都在17-28岁，级别以连级、排级干部为主，其中也有少数营级干部。学员所学科目有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和习用各种常用武器，利用地形设伏击战，以敌强我弱情况下应用游击战、运动战等。在学术上，学习由刘伯承在1937年底为教育和武装部队所编写的《抗日游击战四个基本任务》、《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和论文《论游击战与运动战》等军事著作，及对日军、蒋介石作战的研究。随营学校的开办，为年轻干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军训场所。

随营学校在入校前，对学员审查把关比较严格。由旅团军政首长及司政后领导机关核定，再经各级党组织部门严格审核后，限一个月内选送到随营学校。1938年4月，父亲由团首长推荐进入129师随营学校学习。父亲从小是放牛娃，12岁跑出来闹革命，能进入学校学习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因此父亲特别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学习上非常刻苦用功，在文化学习和实战训练中表现都很出色，受到随营学校的物资奖励和嘉奖。并于1938年8月经随营学校李鱼彩同志介绍，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候补期）。这一年父亲17岁，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战士。1939年9月父亲学习毕业后，分配到385旅第2团任测绘员，并参加了粉碎日军对晋冀豫的大“扫荡”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作战。

测绘员——战时的特种兵。为保障指挥和作战需要，为中央军委总部和八路军、新四军千方百计收集资料，冒着炮火硝烟调查兵要地志，精心绘制军事地图，为党中央、军委总部和作战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测绘保障，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1940年5月，父亲调到冀南军区司令部，在司令员陈再道身边担任测绘员。测绘员要保证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带在身边不能损坏、不能雨淋，要向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军事地图。父亲经常背着地图跟着首长跑，首长每天要看几次地图，都要随叫随到。行军打仗时给首长看地图，要准确标会出抗日根据地、作战态势和作战部署，要保证军事要图的准确性，要为战场上的指挥员提供及时有力的测绘保障。1940年8月，父亲跟随司令员陈再道率领的冀南部队10个团，参加了百团大战。

　　1941年5月，父亲奉命调入冀南六军分区司令部一股。1942年敌人大肆进行“扫荡”，使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这一年的3月，父亲所在的部队在河北省枣强县遭到日军的突袭，正在工作的父亲与8名战友不幸被俘。在狱中父亲经受敌人的数次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保持了革命气节。一个半月后，日本鬼子将父亲一行9人押送到东北抚顺煤矿。

同年6月，父亲和战友们一同逃出了抚顺煤矿，为了躲避敌人追赶，大家都跑散了。经过2个多月的艰辛万苦，最后父亲一个人终于在当年8月回到了原部队。由于被俘期间和组织失掉了联系，后经组织的严格审查，经冀南军区政治部和六军分区政治部的调查，2个月后父亲恢复了党籍和工作。之后，派往冀南陆中和太行陆中学习。

　　抗日战争结束后，父亲先后调入东北合江军区司令部任参谋；东北六纵16师教导团团部任政治指导员；东北野战军炮兵一师测绘大队特种兵任政治指导员；武昌特种兵政教队学员；中国炮兵一师后勤处任政治指导员。直至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保家卫国的脚步并没停歇。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8月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师入朝参战。父亲在炮一师后勤处任政治协理员（正营级），负责炮一师的后勤保障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立体战争，没有前方和后方之分，仓库都是野战仓库，会经常受到敌机的“光顾”。物资运输线经常被炸毁，每一场战役能否取胜，靠的就是后勤保障。父亲在朝鲜战争中，为抗美援朝的胜利作出了英勇贡献，2次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到部队嘉奖。抗美援朝胜利后，父亲于1953年10月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直接进入军委炮校工作。

　　我的父亲母亲，相识于抗美援朝期间，他们的结婚也可以用闪婚来形容，父亲大母亲整整15岁。

听母亲说，1952年12月，父亲第一次从朝鲜战场回国进行休整，当时部队驻扎在母亲的外婆家，一个叫代仟的小乡村。父亲刚回到部队驻地，他的老战友赵秀峰连长就跑来给父亲说媒，说是房东的外孙女（我母亲）。当年我的母亲年轻漂亮，大大的眼睛，梳着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还在读高小。父亲约定要和母亲见面时，母亲还不知情。当时外婆让母亲去学校请假，也没说相亲的事，只说是带她进城买衣服。母亲很高兴，跑到学校请好假，跟着我外婆出了门。但是出门后并没进城，而是去了母亲的外婆家（母亲的家与外婆家是邻村）。一进门母亲瞧见一位首长坐在屋里，转身就出来了，拉着我外婆就要走。这时太外婆问父亲，“这是我外孙女，你看怎么样啊? 如果同意你就陪着进城去逛逛吧！”父亲听了太外婆这么一说，起身就去追赶我的母亲。到了城里父亲给母亲买了二套衣服，其中一套是红色衬衣。第一次见面，这就算定亲了。父亲与母亲见过面后，不久跟随部队又返回了朝鲜。

1953年3月父亲第二次回国，奉命回来接电话班去朝鲜，这也是父亲与母亲的第二次见面。3月19日部队为他们举行了隆重而简单的婚礼，此时父亲32岁（军队干部28岁前不允许结婚），母亲芳龄17岁。新婚后的第2天，父亲就告别了年轻的妻子，再一次踏上了朝鲜战场。

1953年5月，母亲和一些志愿军家属作为祖国慰问团，前往朝鲜去探望父亲。部队派人前来接她们，事先换好了志愿军军服，由警卫员负责带队，先从沈阳乘火车到达安东（今丹东），然后再换乘军车，经鸭绿江进入朝鲜。听母亲说，在父亲炮一师后勤驻地，敌机轰炸是常有的事，经常能听到战场上的枪炮声和敌机扫射的轰鸣声。母亲曾二次去朝鲜，有过一次最难忘的经历，讲起来像电影一样。

朝鲜自开战以来，就进行过几次和谈， 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谈不下去了就打。一段时间敌机的轰炸非常激烈、频繁，部队驻地和运输线经常被炸，父亲在一次敌机轰炸中也被埋在了废墟中，是警卫员把他从废墟中救了出来。部队首长怕志愿军家属有危险，决定派人护送她们先行回国。当时母亲她们一行有十几人，有的还带着孩子，大家坐在伪装的军用卡车上，卡车沿着盘山道行驶，道边就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悬崖，大家都不敢睁眼往下看。为躲避敌机，车子也是经常走走停停，但还是被敌机发现了，美军的敌机贴着地面疯狂轰炸扫射，子弹像下饺子似的，敌机追着你的屁股跑，炸弹就在车子前后轮番爆炸，孩子吓得不敢出声，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越过一座山后，白天不敢走了，护送人员决定让大家先住下来，晚上再走。警卫员去找当地高丽人与他们协商，看能不能在防空洞里躲一躲，可是他们就是不同意，怎么协商都不行，最后气的警卫员拔出手枪，问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帮助你们我们才来的吗”? 他们这才同意让大家住进了防空洞。

傍晚天刚黑，大家就赶紧上车赶路。一路上到处断壁残垣、硝烟弥漫。就这样，白天找地方住下，夜晚星夜兼程，经过几个昼夜的赶路，终于到了鸭绿江边，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车子一进入安东，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到家了！到家了！回到了祖国终于安全了。

1955年5月父亲母亲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哥哥在部队出生了。

　　父亲12岁参加革命，从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先后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为革命出生入死，立过功、受过奖。在1947年的南下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3次荣立三等功。

1955年1月，军队干部由供给改为薪金制，父亲工资级别高干13级（准师级）。

1955年9月军队授衔时，因父亲正接受肃反委员会的审查，受此影响，授衔级别不升反降。父亲革命了一辈子，生性好强，心想在哪里不是干革命，一气之下要求到地方。此时正直全国支援军工建设，父亲响应国家号召，到东北支援军工搞建设。1956年10月父亲转业到沈阳黎明航空企业，当时叫410厂，是前苏联援建中国156项工程之一，中国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三个完善的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美国、苏联、中国）。五十年代410厂干部配备的级别都很高，车间主任都是正团级，父亲担任410厂基建处党总支书记，行政级别:仍是国家高级干部13级。

　　父亲戎马一生，作战勇敢，不怕流血牺牲，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为中国革命事业取得最后的胜利，做出了英勇贡献。荣获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华北解放纪念章”、三级“朝鲜国旗勋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等......可惜，因搬家和二弟的原因，父亲的很多证书、奖章和照片都遗失了。

　　如今翻看爸爸的遗物，看到那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枚枚奖章和军功章，我的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五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父亲，心里还是那么痛，那是因为我的身体里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勋章证书。

　

　　“三级八一勋章”证书

　　三级 “八一勋章”， 是父亲作为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最高荣耀。

八一勋章，是经过全国人大批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1927年8月1日_1937年7月6日）参与战斗有功人员的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奖章证书

“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证书

　“独立自由奖章” 、“解放奖章”

解放华北纪念章

朝鲜三级国旗勋章证书

国旗三级证书

　荣获抗美援朝三级“国旗勋章”。

　　中国人民志愿军胸标

朝鲜颁发给中国人民志愿军银质军功奖章。

抗美援朝纪念章

赴朝慰问志愿军“和平万岁”纪念章

　　“祖国解放纪念章”是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时，朝鲜政府授予志愿军官兵的纪念章。

　　爸爸的预备役军官证

　　我的幸福童年——爸爸、妈妈、哥哥和我。

　　全家福，一张最珍贵的照片，记载着我们儿时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快乐。

　　父亲至今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2年了，他当之无愧的称呼是“老红军”，我为自己的父亲是老红军感到骄傲，我们永远怀念他。

明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我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老红军”，纪念父亲的英灵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