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1958.8.23炮击金门战斗前后 <br> 周苏闽</h3> <h3>父亲周步璜母亲匡均合影,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h3> <h3>父亲周步璜离世已经二十一年余。</h3> <h3>去年是1958年“8.23解放军炮击金门”60周年,当年参加这场战斗的老兵和他们的子女组织相关纪念活动,我与父亲当年的战友前辈以及同辈的兄弟姐妹有了联系,共同追忆共和国历史上为祖国统一而战的光辉岁月。应邀为当年的部队撰写一篇纪念文章,用于团史纪念册。</h3> <h3>从小听父亲经常讲起战争年代的事情,所以记录下来以资纪念。</h3> <h3>一、引子</h3> <h3>父亲1921年出生于苏北的一户农民家庭。我祖父家境贫寒,幼年丧父,很小年纪就承担起家庭生活重担,他虽然不识字,但勤劳肯干、思想开明,具有经商的头脑。父亲出生后,家庭条件逐渐改善,因此得以进入学堂。母亲晚年经常模仿祖父的苏北口音:“共产党神尼度厚(什么都好),就是卑把(不让)发财卑厚(不好)”!</h3> <h3>抗战初期,父亲在县城读高中,学习成绩很好。淞沪会战以后,日本鬼子占领了苏北,学校被迫解散,目睹国破家亡和日本鬼子的残暴,不愿意当亡国奴,于是毅然参加了新四军。</h3> <h3>父亲和母亲是解放初期在厦门相遇相识的,父亲当时是为部队筹集粮食的征粮队长,母亲匡均是南下地方干部,任晋江八区(当时为石狮乡,现在已经成为石狮市)区委书记。1975年有部电影“难忘的战斗”,达式常主演。父亲常说好像他们的爱情故事,他作为部队征粮队长到晋江八区区委联系工作,进门看到母亲正在审讯一名刚刚抓捕的特务。她的精明干练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h3> <h3>结婚后母亲调到31军92师政治部任党务助理员。母亲说,怀孕我的时候害口,她是江南女子,就想吃豌豆苗,福建人不吃,没有卖的。父母亲只好在散步时候,到老乡地里违反纪律,他是团职干部,穿着呢子军装到地里掐豌豆苗,揣到军装口袋,回家开水烫一下给母亲吃,想到这个场景,我经常忍俊不禁。当时条件艰苦,没有水果,母亲喜欢吃生萝卜,以致我至今一吃生萝卜就胃难受。我们兄妹就是在这样的军人家庭中长大的。</h3> <h3>二、军旅</h3> <h3>父亲大半生戎马倥偬,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奋斗。<br>父亲在抗战期间一直在苏北坚持敌后斗争,经历过了许多惊险的战斗。解放战争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南下福建途中还在浙江平湖担任过一个月的临时县长,等到后续地方干部到任后,再追上大部队、解放厦门战役、曾经作为第二梯队参加解放金门战役、炮击金门的战斗中担任主力部队的主要指挥官……。</h3> <h3>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135团是一支经历过战火考验的英雄部队,炮击金门的前期战斗就是以135团为主,在炮击金门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h3> <h3>1948.5.29在山东省泰安县石省庄,以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山炮营为基础,抽调各师迫击炮连,扩建为第十三纵队山炮团;<br>1949.2.15,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山炮团,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军炮团;<br>1953.3.18,福州军区榴炮第二团调归第31军,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榴炮团;<br>1953.8.28,奉中央军委命令,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135团。</h3> <h3>五十年代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久,解放军开始正规化建设。通过人员调整整编,保留了精兵强将,老弱病残则转业到地方工作,部队装备大批换装。正是战斗力强悍,士气高昂的鼎盛时期。<br>父亲是1957年担任135团政委,小时候我看过父亲的任命书,落款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被销毁了。当时正是大战前夕,面对金门的福建前线,部队将全军调集装备的解放战争中缴获的美制155榴弹炮,换装为苏制152加农榴弹炮。他最为自豪的是135团作为最前线的全装重炮团,兵强马壮,实力超强,而他作为年轻的部队主官,知识、体力、能力都达到一生的巅峰,是一名“少壮派”军官!</h3> <h3>解放初期在部队里高中生属于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炮兵又是技术兵种。父亲炮兵业务熟练,没日没夜的忙于部队的换装和训练工作。曾经有苏联顾问对父亲的工作大为赞赏,多次在军部酒会上,对他举杯祝酒,首先敬战争之神—英雄的炮兵!回顾往事时,父亲充满自豪和自信!<br>在我的记忆中,父亲难得回家,我小时候经常去驻地玩,印象中是一幢小洋楼,据说以前是一个有钱人的别墅。父亲很忙没时间陪我,吃饭时间警卫员叔叔给我打饭。房间里有一匹黄杨木雕马,成了我的玩具,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但是情景历历在目。父亲常说,当年的高机连长因为对授衔偏低不满,口出狂言,“政委的小楼经不起我的高射机枪一梭子子弹……”,最后犯了罪被军法处治判了刑。<br>受父亲的熏陶,我年轻时喜欢玩枪弄炮,父亲有一支双筒猎枪,我和弟弟经常摆弄,包括熔铅弹,复装底火,填充火药。父亲说在135团时,152加榴标配有三个发射药包,根据射击距离增减发射药包。一场炮战下来,剩余很多发射药包。有一个连队的炊事员耍小聪明,拿来作为烧饭的助燃剂。放一桶火药在身后,不时地往灶膛里洒一把。不料地上洒下了零星火药,突然将火药桶引燃,把炊事班的草棚烧了个精光。父亲处理了事故,严格规定,禁止使用火药作为助燃剂,而且警告我们兄弟倆,装填火药一定要小心!在他的耳濡目染下,我也学到不少炮兵知识,例如射击诸元、弹道计算、各型火炮参数,有时候与炮兵聊天,都认为我是炮兵专业出身。<br>父亲征战一生,我的家多次南北迁徙,除了公家配备的简单家具外,可谓家徒四壁,但是有两个皮箱一直伴随父亲左右。其中一个箱子里装的是1955年授衔时配发的校官军礼服,这套军礼服是蔚蓝色高级面料,宽肩挺括,领口和袖口金线绣花,配套有雪白的衬衫,领带,皮鞋,白手套和专用礼服箱,再加上肩章、奖章挺拔威武。59年他曾经穿着这套军礼服代表参战部队参加了北京的国庆观礼。父亲非常珍爱这套军礼服,这也是他一生难舍对军旅生涯的浓重情结。父亲去世后,我保存了这套军礼服,作为纪念!</h3> <p>三、炮战</p><p>金门炮战,目的解放台湾,统一祖国。1949年国民党残余部队逃到台湾,一直把金门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为了打击美蒋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在当时特殊国内外环境下,由最高统帅部制定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具体双方以隔海炮击为主要战术行动。</p><p>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人民解放军近五百门重炮齐发,2个多小时发射了近3万发炮弹,拉开了炮击金门的序幕。</p><p>父亲描述过首轮炮击的情况,计划时间到了,他在指挥所下达“三发急速射”的口令,随后连续数个“三发急速射”的口令,瞬间打出了多个基数的炮弹。成群的炮弹呼啸着飞向金门岛,他通过高倍炮兵观测镜看到岛上一片火海!第一轮炮击就击毙了三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首战告捷!</p><p>炮战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发起,国民党军队随后开始反击。炮战初期,解放军打击岛上军事目标,后期重点封锁海运线,以围困金门。</p><p>在炮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猝不及防,损失惨重,随着战事继续,逐渐恢复战力。并得到美国海军护航,维持金门补给线,甚至利用M55式203毫米榴弹炮反击及瘫痪厦门车站内的补运单位。炮战期间,双方海军舰艇和空军也多次战斗。</p><p>10月初,解放军宣布解除封锁,改为“单打双停(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单打双不打)”,逐渐减少攻势。大陆方面维持单打双停状态,直到1979年中国大陆和美国建交为止。金门炮战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的一部分,也是国共双方陆海空军迄今最后一次大较量,此后双方军事冲突局限于海上,并逐渐停止至今。</p><p>在决策炮击金门的过程中,毛泽东所面对的是台海两岸关系和中美两国关系交织在一起、内政和外交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面。炮击金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会不会招致中美摊牌,发生直接军事对撞。叶飞将军回忆:在最终定下决心的前夕,毛泽东曾询问,会不会打到美国人,在得到“无法避免”的回答后,沉默无语,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这表明毛泽东在决策炮击金门时,曾反复掂量会不会把美国拖进来。如果把美国拖进来,炮击金门作战很可能会扩大。一些沿海大中城市有可能遭受美国飞机轰炸,给中国的和平建设带来巨大破坏,甚至有可能威胁世界和平,就是说,炮击金门有很大的军事风险和政治风险。</p><p>父亲说,当年美军第七舰队为台湾的补给舰护航。前线指挥所气氛非常紧张,逐级向中央请示,静等最高领导下决心。当毛主席明确命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下达以后,解放军炮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于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美国军舰一走,蒋舰及所有运输船只孤零零地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遭受我军炮火的猛烈打击。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情急之下,连密码都不用了,直接使用报话机通话,我军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台湾问:“美国朋友呢?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大骂“美国人混蛋”。蒋舰被我击沉3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这一场惊险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宣告结束。</p><p>炮击金门前,我军没有完整的金门岛地图,不便于作战指挥。为此总部派出航测团进行航测地图,为了保证测量顺利安全,由五架航测飞机并排一次飞过金门岛上空进行航测地图。事先规定135团的全部重炮对金门岛进行压制射击,吸引守军注意力。不料开始航测以后,被金门岛守军识破了意图,全部高炮对空盲目射击。父亲说,他在指挥所看到金门岛上空炮火映红天空。结果有一架航测飞机的飞行员胆怯,将飞机拉偏航线躲避炮火,以致直到七十年代,金门岛地图缺少一条。这名飞行员因为临阵脱逃被军法处治。</p><p>在炮击金门的战斗中,父亲负了重伤。那天凌晨,结束了一天的战斗,他乘坐吉普车从云顶岩指挥所下山,由于战时灯火管制,不能打开车灯。在漆黑崎岖的山路上,迎面驶来一辆向阵地运送炮弹的卡车,发生了碰撞。一车人躺在水田里昏过去了。对面的卡车司机吓昏了,不知所措。一直到天亮才有救护车来抢救。据说那个卡车司机,因为战时撞伤主力部队的主官重大事故,被军事法院判了刑。</p><p>父亲负伤后,军里派人到家通知母亲。她是军人出身,大战之际军里来人肯定不是好消息!因此一开门看清来人,当即昏了过去。</p><p>由于厦门地处前线,医疗条件较差,伤员必须后撤。一场炮战,整整一列车伤员开往鹰潭野战医院。伤员列车途径一个小站停车休息时,受国民党伤兵印象的影响,全部车站员工都跑了。父亲是全列车军衔最高长官,又是政委,自然成为负责人。他躺在担架上,既要安抚伤员情绪,还要和站长联系工作人员。从这件事体会到,军队的军衔制在打乱建制时的重要性。</p><p>母亲带着我去鹰潭野战医院探视。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叮嘱我见了父亲不许哭,我很害怕,但从小接受军人教育,男人不能流泪,所以强忍着。</p><p>母亲回忆,医生准备给父亲左臂截肢,征求母亲意见,她坚决不同意,要求无论如何保住手臂。伤愈后,父亲的左臂就落下残疾,只能弯曲到九十度。</p> <h3>四、轶闻<br>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是父亲的老部队。他经常和子女聊起31军的一些逸闻趣事。<br>谈论最多的是当时的朱绍清军长,父亲非常崇敬朱军长。朱绍清(1913年1月10日-1989年2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湖南省华容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89年2月3日,在福州病逝,享年76岁。<br>朱军长是老红军,是一员战将。脾气暴烈,生性耿直,地道的军人性格。50年代,野战部队只有军长配备轿车。朱军长喜欢吉普车,总是把轿车当成吉普。一次去福州开会,那时路况比较差,他一路上不时催促司机加速再加速,结果在一段下坡路上,前方突然出现一头耕牛,司机急刹车,巨大的惯性将轿车弹起半空中,向前翻滚360度,落地以后继续向前疾驰。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回来以后说,吓死了,再也不敢给军长开车了!<br>一次朱军长带了两个参谋到上海开会,住在延安饭店。两个年轻参谋心想到上海国际饭店吃饭,也开开洋荤。去了以后,不会点菜,于是两个青年军官耍了一次大牌,跟服务生说点最好的菜和最好的酒。那时候军人待遇还是不错的,他俩想撑死一二百元(当年一百元也很值钱)足矣。不料国际饭店的服务生看他俩比较土气,故意使坏。菜倒也还好,上了一瓶有年份的进口红酒,价值一千多元。饭后结账俩人傻眼了,又不能违反纪律,只好一人留下,另一人跑回去找军长求救,被军长狠狠训了一顿,把身上的所有钱都给了他们,才算解了窘态。回到军里检查批评,出了一次大洋相。<br>31军前身是山东的部队,山东人很多,很多生活习惯保留了山东风俗。例如喜欢吃大葱大蒜,父亲回忆,解放后,允许干部找对象了,那时军里每周都有舞会。每到周末,为了没有口气,想在舞会上结识漂亮姑娘的年轻军官们,提前一二天不吃大葱大蒜,使劲刷牙。<br>伙食上也是喜欢山东饭。逢年过节、周末聚餐必不可少的就是饺子,官兵一起包饺子是31军的保留节目。父亲在31军练就一手包饺子的好手艺,也教会了我们兄弟姐妹,至今我在上海生活,家中的保姆大多是南方人,对她们包的饺子,我实在看不下去,都是我亲自上阵,后来索性不要保姆包饺子。记得70年代,我出差山西五台山微波站,欢度国庆时,吃羊肉饺子,照顾我吃素饺子,但是只能我自己擀皮子包,我只用了几分钟就包完了,等到我都开吃了,其他人还没包好,露了一手。</h3> <p>五、拾遗</p><p>弟弟小我3岁,童年记忆中,母亲怀孕弟弟时,父亲提前买了一只大鹅养着,我和妹妹喜欢这只大鹅,每天和大鹅玩耍,这只大鹅很有灵性,跟在兄妹身后摇摇摆摆,遇到生人,大鹅会冲上去保护小主人。母亲生完弟弟以后,父亲要杀鹅。我和妹妹大哭不许杀,后来鹅肉我一口也不吃。</p><p>我家在厦门期间,家里的保姆属于口无遮拦的人。因为父亲每次回家都是带着警卫员乘坐吉普车,被美蒋特务盯上了,经常向我家的保姆打听情况。那个特务被公安局抓捕了,将此事通知家里,母亲给家里人和保姆反复进行保密教育。</p><p>父亲负伤时,身着当时配发给校官的柞蚕丝军装。现场抢救时,医生一剪刀把左袖管从袖口剪到肩部。后来母亲为了纪念,把这件军装用其他军装布缝补好。在我二十岁时,喜欢穿着这件军装,是父辈光荣的标志。</p><p>父亲伤愈不久,解放军总部机关到基层部队选调优秀干部,他被调任总参工作。我随军从厦门转学到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小学。正值电影“英雄小八路”上映,电影描述58年炮击金门战斗中,一群少先队员冒着炮火,支援解放军站岗放哨,修电话线,抓特务的故事,在全国的孩子们心目中成为英雄。插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成为少先队队歌。</p><p>我第一天去上学时,教室里的黑板上写着“欢迎英雄小八路”的标语,同学们把我尊为厦门前线来的小英雄代表。老师让我上台讲话,不料一开口,我的闽南腔普通话引起哄堂大笑!三个月以后,我就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京腔普通话。与地道的北京话不完全相同,现在被称为“大院话”。多年以后,有一次去北京见一位新朋友,见面他就说,你不是上海人,说的是“大院话”,相似阅历和出身拉近了人之间的距离,结果凭着口音结识了朋友!遗憾的是,再过了三个月,闽南话被我遗忘了!</p><p>父亲去世后,我曾陪着母亲回厦门旅游,到了石狮市,她感慨万千,地名还在,但早已物是人非!路过云顶岩时,母亲说,当年父亲的指挥所就在上面,但是属于军事禁区,不能上去参观凭吊!后来父亲当年的警卫员叔叔,现在已经是一位退休的高级军官,说前若干年,他与主管部门熟悉,还曾经带人上去参观过。</p> <p>时光荏苒,转瞬已经过去一个甲子,父亲也已去世二十多年。</p><p>但是往事不时在心中浮现,如聆慈训。</p><p>仅以此文献给我的父母!以慰二老在天之灵!</p><p> 二零二零年二月 “新冠”疫情期间写于上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