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季里话樱花

大道至简

　　今年的樱花季，在国内新冠病毒疫情大消退、国外疫情大爆炸的非常时刻，已然决然的如约到来。樱花季的到来，还真应了疫情期间一句曝光率很高、文化味十足、深受大家喜爱的“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这句话，真诚的祈愿还真迎来山河无恙，花该开则开，鸟该鸣则鸣，雨该下则下，风该刮则刮，水该流则流。春风不语，樱花依旧，冬去春来、季节更替，一切都来的那么自然而然。

山河虽然无恙，然而这世间还真的让人不安，国人刚刚走出疫情肆虐的严冬，试探性走进烟花薄雾的大自然，想呼吸鲜花吐露的芳香、倾听嫩叶绽开的声音时，国外则被日日过万的几何增长式爆炸疫情搞得焦头烂额，这疫情爆涨的速度不亚于樱花绽放的猛烈节奏。因此今年的樱花节，从日本到国内，显得冷清了许多。前几天看到一则“武大”樱花还未等到人山人海，就在一场风雨中落幕的消息。想想那空荡荡的校园、人影稀疏的街道和那静静爆放、又独自飘零的樱花，还真让人有些许酸楚。

　　如今这三月烟花季节，北方家门口的杏花、李花、桃花、海棠花、油菜花和樱花，次第开放，不用下扬州也能欣赏到花团锦簇、春风十里，也许这短暂而飘零的烟花，能让我们那仍存惊恐的心情得到宽慰，特别是那团团簇簇、色彩斑斓、正在怒放的樱花，更能转移我们的视线和心情，把我们带出疫情的阴霾，走进山河无恙的美好春色。

提到樱花，人们自然会想到日本，世人皆知日本是樱花之国，他们对樱花的喜爱和狂热近乎痴迷，据说早在日本平安时代（1151—1192），樱花取代梅花，成为日本国花。尽管樱花在日本的地位如此之高，而日本却说樱花源于中国，这种原产于中国喜马拉雅山脉，经过人工载培后，逐步传入长江流域、西南地区以及台湾岛，这是日本权威著作《樱大鉴》的描述和记载。至于樱花从何时传到日本，就不得而知。目前最可信的说法是盛唐时期，从宫苑廊庑到民舍田间，随处可见绚烂绽放的樱花，烘托出一个盛世华夏的伟岸身影，当万国来朝时，日本使者深慕中国文化之璀璨，喜爱樱花之洒脱，于是樱花随着大唐建筑、服饰文化一并被日本朝拜者带回，从此传遍日本大地。

　　樱花源于中国，也可以从很多古老籍册、文献资料和诗词歌赋中觅到它的点点芳踪。据考证，秦汉时期，樱花就在宫苑中栽培，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唐代时樱花已普遍出现在私人庭院和寻常人家。

南朝宋人王僧达有诗曰：“初樱动时艳，擅藻灼芳辉，缃叶未开蕋，红葩已发光”。樱花盛放带来艳丽春日，令诗人无比喜悦，表明南北朝初期，赏樱已成为百姓喜爱的悠闲幸福生活方式。

唐代“诗魔”白居易诗云：“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掘山樱满院栽。上佐近来多五考，少应四度见花开。”还有“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诗中清楚说明诗人从山野掘回野生山樱树植于庭院观赏的事实，引无数游人墨客竞折腰。

唐代孟诜所著本草纲目，对樱的定义为：“此乃樱非桃也，虽非桃类，以其形肖桃，故曰樱桃”。对山樱的释名为：“此樱桃俗名李桃，前樱桃名樱非桃也”。

宋代成都郡丞何耕对垂枝早樱的主要特征描述的非常真实，为后人留下宝贵依据。他在《苦樱赋》中：“余承乏成都郡丞，官居舫斋之东，存樱树焉，本大实小，其熟猥多鲜红可爱。其苦不可食，虽鸟雀亦弃之”。这里他描述的本实大小，而果苦不可食者决不是樱桃，而必定是观赏樱无疑。

明代于若瀛的诗中提到樱花：“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可见当时樱花多以白色或粉色为多。

　　据说全世界樱属植物有150多种，中国目前发现的有50多种，可以说中国的野生樱花资源远远超过日本。

这里有人肯定要问，既然这么多诗词歌赋和日本的《樱大鉴》表明樱花根源在中国，可为什么成为日本的国花，而且提到樱花，世人都自然把它当作日本的代名词呢？我想主要是以下原因吧：

一则樱花虽然原产于中国喜马拉雅山脉，从秦汉开始，中国就开始栽培，但中国古代可能更重视使用类樱桃（毛樱桃）的培育，对观赏类的樱花并不注重。而日本引进樱花后，恰恰与我们相反，培育出了很多观赏性更强的新品种，发展成为一个丰富的樱花家族，特别是樱花成为日本国花后，更加受到关爱，使得日本培育出了更多冠绝世界的观赏性高等品种。现在我们看到的樱花，主要是日本观赏樱花。

二则樱花成为日本国花后，被赋予更深的文化内涵。樱花在日本有两种精神象征。一种说樱花是爱情与希望的象征，代表着高雅、纯洁质朴的爱情，樱花宛如懵懂少女一样，安静的在春天开放，满树的白色粉色，是对情人诉说爱情的最美语言。另一种认为樱花还象征武士道绚烂而短暂的美学。日本人认为人生短暂，活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既使死，也该果断离去。日本人用“樱花七日”来比喻人生短暂，开则轰轰烈烈，毫无保留，落则义无反顾，随风而去。樱花千百年来被日本人赋予了太多的精神寄托，所以深受喜爱。而中国人更爱梅兰竹菊，特别喜爱牡丹和梅花，把牡丹视为富贵的象征，而把赏梅看作文人雅士的高雅象征，而恰恰忽略了樱花的轰轰烈烈和潇潇洒洒。

　　樱花在日本不仅被赋予精神象征，而且已被发展成为樱花经济。日本从九世纪就有赏樱大会。1598年3月15日，在京都醍醐寺举行的赏樱会，以其奢华而名标史册，历史上称“醍醐∩花见”，花见一词甚至被纳入英文专有名词，意为日人赏樱盛宴。现代日本政府把每年3月15日至4月15日定为“樱花节”。在这个季节，日本人群聚于各地赏樱名所，席坐樱花树下，举杯高歌，谈笑春日。由于日本樱花节搞得热闹浓重，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樱花季前去体验，近年，中国赴日观赏樱花节游人激增，为此，日本媒体为中国人赴日赏樱发明了一个新词叫“爆花见”，可见中国游人之众。

国内现在看到的观赏性樱花，大部分都是中日建交后栽种的，是从日本引进或日本赠送的樱花。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代表两国人民把“一衣带水”、“永不再战”的愿望凝结在这盛开的樱花里，从此樱花在中国大地也逐渐绽放。鉴于我国的气候特点，近年来北京、西安、武汉、青岛、南京、南昌等城市栽培已小有规模，而且还有一些历史故事和历史渊源。

　　武汉是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心，今年的樱花季，武汉封城令并未解除，再加之这个受伤的城市，才正在逐步恢复昔日的正常生活，所以今年武汉大学的樱花在三月中旬虽已盛开，却只能在游人缺席的情况下，静静凋谢。但武大校园内樱花的历史，还是值得一提的。据说，武大校园的樱花最早由侵华战争时期占领武汉大学的日本军人所种植，武汉三镇光复后，武大师生又引进了更多的樱花品种。周恩来总理也曾于1972年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送的大山樱中的50株，转赠武汉大学，经过多年培育已形成规模。不同时期的樱花虽然有着特殊的历史印记，但它们在樱花季里共同绽放，构成了武大校园那令人向往的樱花世界。

西安做为盛唐文化的中心，在唐代对日本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又是中日友好城市，如今在细雨熏风的阳春三月，樱花随处可见，青龙寺、西安交大樱花大道、高新二路樱花大道、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以及东郊白鹿原上的西安思源学院等处，均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樱花观赏热点，这其中以青龙寺樱花最为著名。

唐代的长安城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其国际地位如今天的纽约。唐王朝又是一个极其开放包容的王朝，各种宗教可自由传播，尤其是佛教，在唐代得到了空前发展，前来长安学习佛教的外国留学生趋之若鹜，其中有一位日本留学生，就是在青龙寺学习佛法的，而且回国后创立了日本真言宗，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祖庭，这个人就是空海法师。

　　青龙寺建于隋，唐朝改名青龙寺。今天的青龙寺遗址位于西安城东南乐游原上，唐时为长安延兴门内新昌坊。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登乐游原”这样写到“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里的古原就是乐游原。1973年青龙寺遗址进行发掘，并进行唐风格的复员建设，青龙寺建造结束后，由于与日本佛教和空海法师的历史渊源，八十年代起，从日本引进了千余株樱花树，植于寺院，现在已颇具规模，每年三月，单瓣山樱在寺院次第开放，白如云朵，红似彩霞，薄雾飘过，若隐若现，蔚为壮观，是西安观赏樱花最好景区之一。

西安看樱花的景点不少，不论是受规模的视觉冲击，还是文化内涵挖掘的精神吸引，以及景点周边的系列配套设施，尚未形成经济效应，可以说西安赏樱处于农家乐的模式和水平。青龙寺虽然山樱烂漫，但受规模限制以及乐游原周边环境和相关条件限制，难以形成樱花经济。西安交大等其它赏樱景点，更是处于原始观赏状态，与樱花经济相去甚远。

小小樱花在日本成就了樱花经济，除了规模，主要是日本人给樱花赋予了精神象征和精神寄托。我想，一朵樱花特别渺小，但樱花团结一致共同绽放，成就了它的美感和它的冲击性，这种团结一致、同步奉献的精神，也许就是它成为人们争相观赏的精神内涵所在，也能勾起人们内心对当下社会团结奉献主流文化和主流精神的呼应。

如果把团结奉献精神赋予樱花，用樱花这个载体来弘扬新时代价值观，并对赏樱规模和配套设施进行打造，也许有一天，西安樱花节也能成就樱花经济，具有国际范儿，吸引更多文人雅士和“雅”文化的观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