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时光

疯野

陈年旧事，没有远去，如昨日在眼前，不曾离开。

——缅怀我的父亲母亲

文革初期的“清理”运动中，父亲因曾经的国军身份，被单位指定完成上级指标。父亲的档案记载：法院定性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判刑二年，下放劳动改造二年。

一些事情，父母极少提及，也许是“交心”的教训，孩子们不知道最好。父亲被下放之前已有先兆，经常被要求交代过无数次的历史问题。父亲要好同事，支援内蒙古的无线电专家，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被诬为日本特务，关进大牢。两家只隔一墙，父母家的地板被撬开，寻找隐藏的敌特电台。据父母讲，他在狱中不卑不亢，腰板依然直挺，坚持锻炼，颇具武士精神，言语里露着钦佩。

父母并未在这些事情上吸取教训，引起警觉，甚至没当回事，仍一心工作，也许没有选择。父亲从解放军河北军区文工团转业，母亲从歌舞团转业，以为只要专业出色。

父亲的身份背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并非复杂。父亲年少时参加国民党军队，随国军驻扎绥远、河北、天津等地，是吹小号的文艺兵。他们编排节目，去前线劳军演出，也有执行师部任务。在驻防天津时俱乐部举办舞会，他服装笔挺，靴子擦锃亮。父亲说一张相片没敢保留，全都烧了。

当时天津情况复杂。城外解放军围困，傅作义已经准备和平解决，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不知内情，依靠他坚固的城防工事拼死抵抗，等待援军。工事虽坚固，却无人把守。父亲说，解放军进城，听说他们是文艺兵，问他们：如果想回老家给路费，愿意继续留在部队的把军装换了。就这样，父亲参加了解放军。影视剧中常有这些的情形。

父亲参加解放军六十六军河北军区文工团。因为上述身份，常被要求“汇报思想，交代历史。”也有无形排挤，父亲感到厌烦。多次要求转业，常请假去北戴河疗养，实际上是“泡病号”。转业后到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台，从事音乐编辑。在此期间，档案里有反复被要求汇报历史、思想，每次都说，已经多次交代清楚。

父亲做什么事都特别投入和认真，甚至忘我。做事情的时候，身边的一切已经不存在，直到手头的活完成或自己满意。父亲在广播电台文艺编辑时，录音制作、演奏各种乐器、无线电技术、照相洗印、汽车修理和驾驶，什么都津津乐道，不知虚心，“只专不红”。

父亲喜欢打猎，经常和最要好的朋友开着二台唯一的汽车去打猎，他们的枪法特别准，每次都有收获。很久以后一次无意的闲聊，才知道，父亲常挂嘴边一起打猎的那位老同事、好朋友的儿子，是我的朋友，我们常一起钓鱼。

父亲在广播电台时已经开始研究音乐配器、作词作曲。举办舞会时，父亲最乐意的还是拿着乐器伴奏。学习也在前面，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选集已经读过几遍，新蒙文书上标注了密密麻麻。这些书籍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不扔掉，装在一个广播设备的箱子底下，那些书跟着他几十年没见过天日。那个长条的设备包装箱，多少年里是我家唯一像样的家具。

父亲自己的词曲在广播节目里播放，送省外去交流。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届音乐大会，父亲和全国各地音乐工作者，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叶剑英、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合影时林彪没有在场，照片在文革时得以保存。

父亲没有把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在毛主席身边合影作为护身，险些死在那些看上去老实巴交，父亲叫他们“土包子”的皮带之下。父亲应该能想到利用，也许想到的更多。许多事情，我不知好好追问，得到的也多是沉默。

父亲和母亲经常一起去全国各地进行广播业务和节目的交流。每次出去，他们都找机会去古迹、去旧地重游，找各种好吃的，直到兜里干净的几乎没有回来的路费。没有一次像其同事那样，从大城市带回尽可能多的糕点糖果、稀罕的花衣布料给领导和领导的孩子们。父亲以为给领导家大人小孩治病打针已经是很大显示，关系不得了。台长夫人笑着点拨和敲打过不止一次，父母就不觉悟。后来父母谈及这些，彼此埋怨不会来事死心眼。看那架势，如果他们再出去，还那样。清理“坏人”的指标一下来，自然给了父亲。这算不上摊事的借口，那样的历史背景，一切情理之中。

落实政策期间，父亲找到已是高官的老上级，他夫人也是父母曾经的老同事，一脸风轻云到：“难道我家老头子都整错啦？”

父亲终于等到了乌兰夫的信函批示，才有了对父亲历史问题的从新调查。负责外调任务的是我的前辈，正气又耿直倔强的陶志伟，还有孟颂华两位老师，档案里有陶志伟先生的外调的笔录。他们去了很多地方，尽可能查访了能找到的知情人。当时这些人有的仍在工作岗位或有所成就，有些人务农，有些人已经不在。调查结果最终没有证据父亲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冤案得以迅速纠正，父亲得到的是一纸平反昭雪通知，一张荣离证书。这时距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已经过去五年。

父亲最主要的历史问题是被怀疑在国民党三师新华剧团、暂编六十师政工队期间参加了国民党国军统组织国防部二厅东北绥查大队情报组。（国民党三师、暂编六十师，简单百度，相关极少。只是在父亲档案中的他人整理的汇报材料和中院的刑事判决书里有这些记载。）

父亲从小喜欢摆弄汽车，在国高上学时，大多心思放在汽车和文艺演出上，不是和同学们编排节目就是跑去汽车修理厂去鼓捣修理汽车。父亲对无线电、钟表修理和行医也在行。在农村，批斗没消停几天，已经忘了自己的特务地主坏分子身份，培养了一名赤脚医生和一名兽医。那两个青年人除了“根红苗正”，紫药水、二百二是嘎哈滴真不知道。父亲愣是让他们背上了印着红十字的牛皮药箱子。那个兽医在另外一个生产队，人忠厚，他帮我家买过一头漂亮的尖牛。他们都神气了好一阵。

父亲对医学，特别是西医研究的多。从外科、内科、妇产科到儿科、针灸学甚至药理学都要研究。能买到的医学书籍，反复仔细着阅读，并付诸实践。儿女们的接生也不用去医院，一是地处偏远条件所限，父亲不信任就近的医院医生，对接生婆更是摇头。

谁有头疼脑热或牙疼，父亲不是给人家下药就是针灸。其实那些人并不太相信，可牙疼起来要命，父亲一顿针灸，又反复追问：疼不疼了？还疼不疼？再三追问，那人摸着腮帮子吸溜着，直到说不疼为止，父亲才将信将疑着把所有的针灸放进有一块白色纱布的小饭盒子里，用开水蒸煮认真消着毒，显然没完全过瘾。

我从小磺胺类药物过敏也是父亲发现的。给我打青霉素，每次都在胳膊上做皮下过敏实验，针灸时从我脚一直麻到大腿根。我最怕吃药丸子，吃的时候，父亲就把大药丸搓成无数个小药丸，汤勺放些平时舍不得吃的白糖和药丸一起送进我嘴里，最后我还要赖一口不加水的白糖，不需半分钟，我全能给吐出来，一粒也不剩，结果只能挨针。

这类实验好像在我身上做的特别多，好长一段时间，一干活大拇脚趾头就抽筋，屁股上注射青霉素留下的大疙瘩棒老硬，我说这是后遗症，遭到坚决否认。

文革后期，同村的孩子得了封喉的病，父亲眼看着孩子憋的上不来气，急的团团转。回来和母亲说：把气管割开，孩子就能呼吸，能活过来，然后再送医院。父亲不止一次给来的医生这样建议。说的时候在狭窄的屋地中间搓手转圈。母亲没等听完已经变了脸色，语气坚定的责怪着。父亲确实碍于自己的身份，抑制了给孩子手术的冲动。也许是没把握，借机杀害贫下中农子女，罪轻也是手铐脚镣。

驴的外科手术

驴右边眼睛底下长个越来越大的瘤子，已经有鸡蛋大。父亲约来那个带着药品兽医，让他亲眼目睹了一次外科手术。伤口缝合处愈合良好，没有转移也没有后遗症，瘤子是良性的，好运的毛驴！



解剖

农村经常闹猪瘟，父亲想方设法治病救猪。买不到兽药就用人药加大剂量，没有针剂就把药片碾碎了往猪嘴里灌，弄的猪滋哇乱叫。解剖时父亲直摇头，猪的肺里全是药片碎末。一次邻家的半大猪死了扔在河边，父亲转悠半天，明显不好意思解剖别人家的猪。结果还是没忍住，猪的每个器官都被反复研究着，细致的让同村人莫名其妙。回来后我说：都在看你。反问：“都谁看咱们了？”那会儿父亲眼睛里只有那头死猪。

一次我把喂饱的猪往山上赶，猪没走几步突然晕到抽搐，父亲闻讯冲过来，双手不停按压猪胸部，猪还是断气了。当然也是解剖，猪脑子有病，猪脑梗，远处沟里深埋了。那是我第一次见着人工呼吸，只差一步嘴对嘴。

崩鱼

父亲下放的地方叫查干础鲁，蒙语：“白石头”，盛产雪白坚硬的石头。秋收过后最累的农活，是分到采石场打石头。开采石头要打眼放炮，常有亚炮。不是炒制的炸药迟钝就是雷管安装不到位，或是导火索燃烧不好。将并联的燃导火索点燃，人们便躲老远数炮的响声，如果少一响，就原地等着收工。一次少了一响，有人不听劝阻，结果先是找到那人撕碎了的白茬羊皮袄。

同村年长者，是八辈子的贫农，一病醒来，扶着自己的棺材转圈，说想吃肉。他的儿子和哥哥要父亲帮忙，父亲在瓶子里装满炸药沙子，插进连着尺余长的导火引线的雷管，再三叮嘱使用方法注意事项。他们在大河里找一水深水平稳处，使劲将呲呲冒烟的瓶子扔进水里，没一会，水下一股翻腾上来，紧接着河面一片漂白，大大小小的鱼浮出水面，几条大鱼拼命在河面上扑打着向急流处窜去。

河水很深，涨水季节河面宽阔，到河对面供销社是我最大的难题，总是梦到那条过不去的河。河里的鱼也多，哥哥给我用大头针做的鱼钩能钓到好多鱼，或者用竹圈铁网的筛子去小河里捞鱼，回来后妈妈收拾的干干净净，放在锅里用慢火煎了，满嘴醇香。

母亲一生贤惠，对孩子们更是百般呵护，操碎了心。母亲和末代皇后婉容是姊妹。随父亲一起下放后，在农村小学里当教师。我一二年级时，听妈妈讲美术课。妈妈用白色蓝色红色粉笔在黑板上笔画暖瓶、苹果、花卉的静物，那是我唯一上过的美术课。后来高年级红卫兵把画着孔丘林彪的大字报贴学校墙上，反复的看。

学校距离住的村子大约有二三里地或更远，每天来回四趟，冬天中午不放学，老师和学生带饭。

没上学的时候，站在房子东边山坡上能看到村子尽头拐个弯的土黄色沙石路，妈妈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最后一个学生的后面，一溜烟跑过去接，跑急了，一个前趴子弄满身灰土也不管，衣服扣子也少了。妈妈笑着把我揽在怀里，牵着妈妈的手，回家就可以吃上爸爸做好的饭，肚子已经咕咕叫了一个上午。

妈妈忽然想学骑自行车。妈妈个子小，自行车是二八永久牌，能驮一百多斤土豆。父亲鼓励全家支持，可车座放到最低还是学着不方便。父亲想了办法，让哥哥重新做了个扁平的木头车座。那时候哥哥已经学会木匠，开始有人请去帮忙。哥哥从小吃苦最多，和木匠师傅一起去修建水库几个月回来，竟然吃胖了。

后来我也在父亲的诱导和坚持下学会了修理钟表和无线电。修表我可以整个上午不动地方，吃午饭也被叫过好几次。父亲像是自言自语说让你学修理对了，因为能坐住。我也发现了自己有这优点，连续三天不出门，一点不觉着憋得慌。父亲想让孩子们尽量能有个一技之长，以后谋生。

哥哥第一件像样的作品该是父亲设计的药箱子。药箱子几乎正方形，左边一排小抽屉，右边一个门，里面有距离不等的间隔，装满各种常用药、血压计、绷带胶布、各种毫升的注射器、手术刀、长短粗细的针头，小儿头皮针，几乎什么医用品都能从里面找出来。那个联合制造的药箱子摆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也觉着精致。

有了高矮合适的车座，加上我们为妈妈左右的把持，没几个晚上的功夫，妈妈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了。前前后后看笑话的跟着赞叹，用几乎羡慕甚至嫉妒的眼光奇怪的看着。妈妈骑自行车的样子特别坚定特别美。那时候妈妈每月工资四十八块两毛钱，在农村在当地是不敢想象的高工资，比校长的还多。红本本上还有供应的大米和白面。开始的时候哥哥骑车驮着我去三十里开外的公社粮店领回来，知道怎么走了我也敢单独骑着自行车来回。

那时村里的农民一年见不着几毛钱，更不要说大米和白面。

小时候不管我们谁过生日，妈妈都要在吃饭之前给每个孩子做一大碗的面条，每个碗里都有两个一点也不破皮的雪白的荷包蛋，满满的高出碗边一大截，让妈妈吃，总是说，一会饭就好了。

有些记忆忘不了也抹不去，反而随着年龄的增加，越发深刻。兄弟姐妹的记忆，会有不同，也许完全是另外一些，总有些美好或难忘留在深处；后来晚辈也许不曾知道，也许不想知道，他们忙着应对眼前，无暇顾及已经远去的事情，甚至自己。

适逢清明，是为缅怀，也是对之前《一碗鸡蛋酱》的补充。

想父亲母亲的时候，无法抵住心底涌出的眼泪，索性就让泪水尽情流淌。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奥斯托洛夫斯基

这是父亲留下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的一段话，厚厚一本暗红色布面笔记本，里面没有其它内容。

愿所有的人生，都能从容不迫，不被捉弄，不被虚度。

愿所有的人生，多有珍惜、少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