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小鸟依人

能收集到的最早一张父亲照片，当被有心收藏的大姐发现，那时是惊讶地叫了一声，倘不小心，便湮没在滚滚红尘。粗布上衣，泛黄颜色，今天看来，土得掉渣，可是它却真实反映了一个来自临川流溪村农村小伙，在贫瘠土地上，不甘命运安排，通过读书改变人生轨迹。南丰潘家几代，始于这张照片。

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眸清澈，鼻直口方，玉树临风，英气逼人。即使放到今天，父亲也算得上美男子，这是一张儿女引以为豪的照片。更值得我们骄傲的，是父亲这辈子忠诚于事业，忠诚于家庭，忠诚于母亲。他把俊朗外表的基因留给儿女，把斯文儒雅的血脉传承给了我们。做您的儿女，是我们的福气！

中间位，一定是身份显赫，或者德高望重的人就坐。我的父亲，无权无势，家境贫寒，在一干优秀的金融工作者中，端坐中央，靠的是业务娴熟，是品德兼优，还是儒雅醇厚，抑或兼而有之吧。

年代久远，加上素来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父亲的单人照极少，当我们在照片里与他相遇时，父亲虽然眉目安祥，却已病容满面。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这辈子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病魔为什么不放过这个好人，那些日子父亲怎样挣扎煎熬？最后一次在手术台，我亲眼目睹了父亲腹中可怕的病灶，父亲临终前在医院的最后一个晚上，是我和二嫂在病榻钱侍奉，父亲轻声呻吟，不想打扰我们睡觉……想着这些，满满都是痛。

甲子过后，父亲英年早逝。丢下相伴一生的母亲，丢下恋恋不舍的儿女，飘然而去。留下与如意同年的记忆，留下对孙子问世的期盼。贵龙不在，良堂永存。自二十多岁开始，父亲母亲就像两粒生命力顽强的种子，在南丰这片土地生根发芽，蔓延开去，伸展出五股茁壮的枝桠，结出一串串琳琅满目的果子。如今，潘家人的足迹遍布天涯海角，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记住父亲母亲两个慈爱的老人，他们是潘家永远的根。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干净整洁的平凡女人，记得母亲为我洗从学校带回来的被子，是在盛夏时分，河心中间洗的，特别清爽，白的更白，蓝的更蓝，烈日下暴晒，无论多久拿出来，都带着阳光的味道。我们没穿过名牌服饰，但每件都特别合体，穿在身上，新有新的模样，旧有旧的好看。文如其人，字如其人，而对于不识字的我的母亲而言，衣如其人。干净，能干，爱子女，爱潘家，是母亲这辈子最好的概括。

这张照片看不清面庞，但是两只大手很清晰，甚至连手上的骨节都看得见。一双劳动妇女的手，一双勤俭持家的手，从这双手里走出来五个争气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几张母亲老年，晚年的照片。衣裤鞋袜清清秀秀，白头发纹丝不乱，家里家外井井有条。邻居眼里，伶俐能干的潘嫂，孩子心中，爱洁如命的母亲。无论年代久远，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母亲，永远都是那个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干净明朗的母亲。如果说，五个孩子有一些良好生活习惯，比如大姐二姐风格大方实用，角落里一尘不染；二哥把那时的一条新裤折好，放枕头底下压着，第二天裤线分明；大哥和我，喜欢书桌前端坐，看书写字，一小时，一上午，一整天地任时光飞逝。这些都归功于母亲心血的浸润，手把手教导。感谢生我养我的父亲母亲。

父母亲的合影，仅此四张，一张在照相馆，一张在索桥旁，两张在南门老屋，他们的生存空间永远都在南丰，陪伴在五个子女身旁，从来没有携手到过哪儿旅游，拍摄过一张异地风景，如今想起，五个子女抱憾不已。母亲前排，两手相握，父亲后排，双臂垂下，没有任何秀恩爱的表情动作，尽管靠在一起，却中规中矩，如同舒婷《致橡树》里写的“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的情形，把儿女带大，把家庭搞好，是父亲母亲最浪漫的事。

这张照片摄于下放前夕，全家去东门照相馆合影留念。那是一个天色昏黄的下午，气氛有些压抑，即使脸上带着笑，也是挤出来的。我好像是想吃什么东西，遭到婉拒，心中不甘，又不敢吵吵，嘟嘴表达不满，儿时任性永远留在相片和历史里。第二天，我坐在担着的箩筐一头，另一头是潘贵良堂的箱子，比今天的胡司令还要好玩可爱的二哥，懂事地扛着比自己高的家伙什跟在队伍后面，我们一家翻山越岭，来到石界，再次转型为农民，开启一段潘家不可磨灭的农村岁月，我和二哥那时很小，虽然没有品尝太多稼穑之苦，但看到了父母谋生计的艰难，哥哥姐姐成长的苦涩，也有自己掉进池塘的冰冷………这里，有我童年悲凉的记忆。

七八年春节，文革结束后第二年，洽湾杨家港插队的大姐，经母亲百般努力，进入银行学校，并与班长李安华永结秦晋之好，记得很小的时候我跟着父亲到银行学校蹦蹦跳跳地玩，就曾见过当年英俊潇洒的李安华。老李忠厚老实，待人和气，来南丰总把我带在身边，我很喜欢他，那年中秋，老李有事没来，妈妈给我一个月饼，我把它藏好，等着姐夫回南丰，给他一个惊喜，老李过了很久才来，打开包装时，月饼上面长满了毛，我失望极了，老李却摸着我的头，笑得眼睛都眯缝起来，很是开心。

这张照片装满林业局的故事。那时大哥凭借出色的写作能力，扔掉付坊林场垦荒植树的锄头，到林业局写材料，一家三口蜗居在二楼的一个房间，二姐当时有什么好东西就从窗子往里扔。善良热情的大嫂总是叫上全家过来玩，在小小的厨房做出一桌丰盛的饭菜。四楼顶层，有一个闲置的小屋，我在里面复习迎考，科学家很小的时候，受大嫂委托，一手拿着煮熟的鸡蛋，一手扶着墙，一步一挪上来送蛋给叔叔吃，这是我与科学家从小亲密而不可分割的交集。大学暑假的一个晚上，我们三兄弟聚在二楼平台喝酒聊天，酒菜没了就让大嫂不断添加，四面竹树环合，暖风吹送，竹影婆娑，微醺薄醉，人生得意须尽欢的一顿酒，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顿酒。

就在我结婚后不久，五兄妹特意选择单独和父母合影，看岁月沧桑，看潘家变化。狂妄陶应珊欺负父亲老实，抛下愚昧无知的一句话“你们家要穷一世”，潘家儿郎奋发图强，早早将谬论粉碎，扔进太平洋，不仅五兄妹个个进国家单位，旱涝保收，还培育出优秀的下一代，比如科学家，不仅是潘家的骄傲，更是南丰人民的自豪。相片七人，是潘家这棵大树的主干，是大家庭的核心力量，父母走后，五兄妹大事小事，有商有量，共同拍板，亲如一家。半戏谑半当真的“五常委”称谓由此得来。

金秋时节，薄衫不冷，斜阳西照，面含微笑。我们一家来索桥合影，身后是七层塔和南台寺，原以为，可以慢慢陪着父母过几年好日子，不曾料想，父亲体弱，先行告别，这张相片竟是最后与双亲同框！若干年后，两位老人一并安葬在宝塔旁，青山下，隔江而望的“对面山”，今天的曾巩文化园里。索桥成为每年清明冬至我们探望父母的必经之地，每次经过索桥，南台寺的钟罄，满大街敲打纸钱，声声敲击在儿女心扉，旴江的粼粼波光浮现出二老慈祥的面容。

高堂之上，唯余老母。随着天意出生，潘家人丁兴旺，愈发呈现生机活力，有儿女们悉心照料，母亲一改往日暴躁脾气，性情温和起来，母亲随同我一家生活在南门老屋，更加亲近我，倚赖我，我们夫妻在两个乡下上班，她为我看家，照料如意天意，“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每个星期六下午，母亲焦急地等我回家，登上楼梯一瞬间，都会迎来一道惊喜温暖的目光，她做最好的饭菜给我吃，给我铺最舒适的床铺，偶尔我到母亲房间坐坐，母亲高兴得手舞足蹈，似乎有很多话想对我说。细细想来，在我的儿子，丈夫，老师，甚至外公等诸多人物身份当中，儿子的角色最是舒心惬意。可惜不再有了。

最后一次与老母亲合影，还是在南门老屋，潘家词典里永远不会抹去的一个地方。这是城建局工作的父亲，泼辣机智的母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占”到的一套宿舍，刚刚搬进去时，楼下左手边纺织厂机器还成天“哗哗”地响着。山明水秀，阳光普照，空气新鲜，潘家三代人在这里幸福快乐地生活，并以此为开端，踏上人生的光辉顶点。谁出远门，回来第一站是南门老屋，逢年过节，南门老屋是主战场，二哥最喜欢吃妈妈用泥炉炭火炖的萝卜骨头汤，越吃越想吃；大姐二姐，无论多晚，都点亮马灯，提着衣服到南门河里洗濯；大哥，几十年如一日，下午五点半左右，准点过来看望父亲母亲，抚弄侄儿，一年四季，宽阔的阳台上，有亲人的笑脸……父亲母亲，先后辞别，五个子女，至今怀念。南门老屋，太多潘家人的故事，南门老屋，潘家人永远的精神家园。

我的父亲母亲

文：潘正中

清明节快到了，本该是要收拾行囊，回老家祭奠父母的，可今年的疫情，阻挡了千里迢迢的脚步，只有委托老家的大弟二弟，将我的思念和叩拜，置于父母墓前，让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诉说我的衷肠，燃一柱清香，给长眠于地的父母些许安慰，捧一把清新的泥土，给天人一隔的二老丝丝温暖。

我的父亲出生在抚州临川上顿渡流坑村，母亲是和父亲相隔不到十里地的城陂村。我的爷爷是一个个头矮小的农民，村里人都称他“福生爸爸”，奶奶细高个，缠着小脚，被称“长秀娘娘”。奶奶生育了三个儿子，老大海龙、老二川龙，父亲排行老三，称贵龙。流坑村常年缺水，土地贫瘠，尽管爷爷善农事，精耕作，家里仍一贫如洗，爷爷就把勤快的老大送去学做生意，懒惰的老二留在家务农，国民党政权有“三丁抽一”政策，规定一家生有三个儿子，务必抽一个当兵。旧政权同时又很尊重读书人，凡是中了秀才的，家里做房子都可以高过别家三尺，以示高贵。有一个读书人，可抵一个兵差。为了逃避兵差，爷爷只有送聪灵的小儿子读书。私塾先生看到孩子长的聪明伶俐，给他取了一个大号，名曰“仁安”，希望他长大后仁义安好。贫困的农村家庭要养一个读书人不是容易的一件事，爷爷就在年初用小钱买小牛崽，饲到冬季，养成了可耕地的壮牛，送到集市上再换别人的小牛，自家种田就用人拉犁，但可得一笔差价，再东拼西凑，攒作小儿子读书的盘缠，如此往返。会读书的小儿子总是在年终怀揣着学堂第一或是免交半年学杂费的成绩交到爷爷手中，饱经风霜的爷爷明白小儿子是个读书的料，终归不会是个久蛰农门的人，尽管艰辛，还是倾尽全力，悉心培养。加上做生意的老大的些许资助，父亲终于如愿以偿的从私塾读到中师，相当于现在的中专毕业生了。书读完了，小儿子回到老家。一天，一支国民党军队驻扎在村里，有一高级医官，相中跟在爷爷身边种田、聪明伶俐的贵龙，想带去部队，把满身的医术传给他，家人惊慌失措，把小儿子藏在村外的草垛里几天几夜，躲避了医官的寻觅。有一次，临川区一共产党的区长来村里访贫问苦，了解到有这么个青年才俊，便动员他到区政府工作，分不清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的爷爷，硬是把小儿子拖回家来，不干那种公差。直到银行招考，爷爷认为是这是正当职业，亲自送儿子参加考试，小儿子没有辜负爷爷的重托，在众多考生中拔筹，考上了抚州银干班，分配到南丰银行工作，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夙愿，摆脱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厄运，从山沟里走了出来，成为吃皇粮的公家人。

父亲是潘家祖辈里唯一的读书人，在方圆几十公里出了第一个吃皇粮的小儿子，爷爷光彩万分，倍受尊重，他置了一只周正的竹篾箱，请当地最有名望的先生写上“潘贵良堂”四个大字，送给即将远行的小儿子。“良”者，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解释为善良诚实， “堂”即为房屋，居有所屋。“潘贵良堂”饱含着爷爷对儿子潘家贵龙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过上有粮有房生活的全部希望。“潘贵良堂”，寄托了一个世代为农老人的最扑素情感，成为了潘家祖辈的家训。一九五0年七月的一天，在泥泞不堪的乡间小道上，清癯文弱的父亲牵着母亲，赤脚挑着写有“潘贵良堂”四个遒劲有力大字的竹篾箱和简陋行囊，一头挑着父辈的嘱托和期待，一头挑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带着从农家少年到国家干部“凤凰涅槃”般的成功兑变，走出了生他养他的小山村。

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外公万赤米住在隔壁的城陂村。母亲从小娘就去世，外公娶了后妈，有了同父异母的三个弟妹后，就成了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苦命人，十四岁那年，外公相中了家庭贫穷、但会读书的父亲。当时十里八村的都知道潘家贵龙读书的名声，日后是肯定会有出息的，于是把母亲嫁到了潘家。父亲会读书，但不会种田，家里所有农活都落在母亲一个瘦弱女人的肩上。娘家人的轻视，丈夫的文弱，两个伯伯和妯娌便联手经常欺负她，把最差的田，最瘦的牛，分在父亲的名下，还时不时的在谷仓里挑走赖以生存的稻米，只有年迈的爷爷偶尔伸手帮母亲一把。性格倔犟，脾气火爆的母亲，总是把父亲护在身后，只身一人劳作耕种，维持着两人最基本的生存。吃亏了，眼泪躲在人后流。终于，父亲用文化把握了命运，用智慧唾弃了贫穷，用努力摒弃了落后，用知识叩开了幸福的大门，母亲和父亲一道，洗净了裹满泥巴的双腿，牵手走出了穷山沟，来到了南丰，翻开了人生的崭新一页。

父亲在南丰银行工作二十多年，担任过太和、桑田营业所主任，六七年下放在市山公社梓和大队石界小队，也曾辗转县农机厂、城建局等单位，八零年，父亲提前病退，让尚在高中读书的二儿子顶职上班。退休后，继续在县文明办借用，为潘家操劳了一生。

父亲是一个谦谦君子，长的清瘦儒雅、俊朗飘逸，一口浓浓的抚州乡音，一副彬彬有礼的好脾气，一身干净整洁的中山装，一声轻言细语的君子态，总给人以文文弱弱的读书人之感。父亲多才多艺，“以书言志，以画寄情”，丹青书法、诗歌文墨、以至捕鱼捉虾，中医草药，集邮唱歌的爱好，让人觉得充满着无不通晓的睿智。

父亲体弱多病，饱受病垢。在桑田、太和工作期间，身体不好，经常被人用轿子抬回南丰治疗；五十年代，患过耳瘤，又被送往南昌开刀住院；六十年代下放石界，上山砍柴又摔断了腿，在缺医少药的农村经历非人的治疗；九十年代，不幸患上不治之症，九二年十二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父亲凭借聪明才智改写了人生，为儿女们谋来了幸福，母亲靠着勤劳贤惠，温暖着这个家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社会物质极其匮乏时代，全家仅靠父亲一人的微薄薪水，艰难的维系着七口之家的生存，母亲用勤俭的双手，哺养着孩子的成长，如同母鸡，把五个嗷嗷待哺的儿女护进自己的双翅之下。尽管自己目不识丁，但她崇拜父亲，崇拜文化，她从父亲的身上懂得了文化改变命运的道理。她用宽阔的胸怀，对待五个儿女的文化教育，尽管生活窘迫，却毫不吝啬，借钱赊债，全部送进学堂，为子女们的前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丰的日子是清贫快乐的，母亲性格急躁、脾气火爆，父亲安祥谦和；母亲目光远大、遇事果断，父亲安图清闲；母亲善良豁达、乐于助人，父亲黙黙奉献；母亲目不识丁、无知无畏，父亲满腹经纶、才学兼备；母亲掌管家里的一切大权，父亲乐得当甩手掌柜；母亲喜欢热闹，父亲总是陪着笑脸；母亲对儿女挑着喜爱，父亲总是一视同仁；母亲有点任性，父亲总是宽容。两位老人，以他们鲜明的个性，构成了这个家庭的全部生活乐章，清贫而幸福的相孺以沫，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而他们的五个儿女，秉承了父母的基因，像父亲那样忠厚诚实，为人本份，像母亲那样勤劳善良，热爱家人。如今，五个姐弟已是知天命、花甲之人了，大都跟随子女分散在天南海北，儿孙满堂，可还像当年父母在世一样，一大家热热闹闹，时常小聚，时常旅游。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源于我的父亲母亲，所有的幸福，都是父亲母亲所赐。父亲母亲，如有下辈子，我们还做您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