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学习日语的那些人

WJP

　　二〇一九年春节，在锦州的春饼店我突然遇到了二十多年前一起学习日语的杜江，像做梦一样，我激动得不顾打断他与别人谈话的失礼，惊呼“杜江！” 他楞了一下脱口而出“武大姐！” 我们旁若无人，用语言表达这突如其来的喜悦。小店不大，周围的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

我们学日语的那些人曾经有过怎样令人难忘的友谊呢？

　　我一九九二年开始学习日语，当时辽宁省规定工农兵大学生若要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选项之一是要有两门外语。单位恰好有一位会日语的人，就此开始了我的自学日语之路。

不久锦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刘鹤岩老师在工人文化宫举办日语学习班，我立刻报名参加了。那是刘老师从事业余日语教学的第一班。刘老师辽大中文系毕业，读研期间曾与日本留学生同一宿舍，不仅口语很好，对日本文化、风俗有较多的了解，而且视野广阔。他的日语比较新鲜生动，内容充满青春活力，又由于专攻中文，所以在中日比较文学方面有很深的研究，一九九三年在辽宁省青年外语竞赛中获得日语第一名。那期日语学习班里有锦州市各行各业的人，也有国家五十三所的技术人员，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我年龄最大，四十岁，所以刘老师上课从来不叫我读课文，可能怕我那么大年龄读不好尴尬吧。在课程快要结束时，刘老师让一直坚持上课的我读了一遍课文，从此我就成了那个班里最好的学生之一。刘老师是锦州市通过“日本語能力試験”一级的第一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举办）他劝我们也去参加这个考试。由于当时消息闭塞，在锦州学习日语多年的人甚至不知道有这个考试，其形式与当时国内流行的以文法为主的考试有很多不同。“日本語能力試験”在中国十几个大城市每年举行一次，辽宁省开始只有大连一个考点，后来沈阳也可以考。这个考试很难，日语专业本科毕业生也未必能通过一级。对于自学者来说，实在是很重要，它给了我们一个切实的方向和动力。没有这个考试及过程准备，我不可能通过后来国家的出国留学考试，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日语启蒙老师刘鹤岩，在我学习日语之初给我以指引。能遇到这样一位好老师，是我的幸运。

　　一九九四年，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派山田香苗老师到锦州工学院日语系任教。随后锦州外事办举办了一期日语学习班，山田老师授课。因是外教讲课，参加学习的人层次比较高，对于我这个离开学校多年，渴望学习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这个学习班里我认识了冯旭、付奎云、赵春学等人，他们都曾经到过日本，日语有一定的基础。我是初学者，与高手在一起学习促进很大。那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外国人，山田老师的亲切、认真和热情让我们感动。她的板书非常漂亮，竖着写。她给我们唱北海道的民歌，亲手画教学用的很多图片，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学习班结束后，我们几个初学者又请山田老师教了我们很长时间，山田老师给我们带来日本的学习日语杂志《日本語ジャーナル》，那本杂志有日本风俗文化、流行歌曲、考试辅导、阅读散文，还有世界各地学习日语的交流窗口。山田老师鼓励我们往这家杂志投稿，我和付奎云的小短文被采用，从而获得了一期免费杂志和小礼物，别提我们多高兴了。每个月我们都把《日本語ジャーナル》上的考试辅导复印下来，然后回去练习。

山田老师走后，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又派来了下出克也老师来工学院，我们又继续跟他学。下出老师很年轻也很严厉，教学水平很高，他用日本的电视剧《いもうとよ》作教材给我们上课，做场景对话练习，讲日语知识的同时介绍日本文化。

再后来我们又和锦州师范学院的外教青木老师学习，青木老师是在日本退休后自费来锦州的，锦州师范学院给他提供住处，教学是没有收入的。青木老师的父亲早年曾经在锦州水道局工作过，他在锦州富士小学（锦州中学原址）上的一年级。青木老师对锦州有很深的感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他介绍我们与他在日本学习中文的朋友成为笔友，告诉我们学习外语交流很重要。因为他是以个人名义来的，所以他比较孤单。于是我们每星期三晚上都请他到我家里来吃饭，他给我们带来知识和快乐，费用我们AA制。每次都是付奎云负责买菜掌勺，绝对任劳任怨，用很少的钱就能做出很丰盛的一桌菜。我和王彤在老师到来之前必做的事是把楼梯从一楼到四楼清扫干净，那个年代住房条件很差，卫生也没人管。在我们家三十六平方米的房子里接待外宾是不可想象的事儿，外事办如果知道肯定不可以。青木老师平易可亲、为人实在，他和我们一起去观音洞旅游，做日本的紫菜包饭给我们吃，还出席了杜莹的婚礼。回国探亲时，他万里迢迢给我们每人带来一个不锈钢烧水壶和点心。他中文不是很通，带那么多东西他在北京一个人下飞机转火车，到锦州已经是深夜，因为行李超重还被锦州火车站罚款，我们真是感动得不得了。他在锦州师范学院教日语两年，回国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和王彤去过他在新泻的家，他也到过我的家。

　　那时只要锦州有教日语的学习班我们就会去上，可谓是如饥似渴，不择手段。我们还参加过锦州师范学院日语系举办的业余日语学习班，听过于文海老师和宋凤军老师的课，两位老师日语文法讲得十分透彻。虽然是业余班，老师一丝不苟，也让我们用学校的听力设备。于老师略带大连口音的声调和宋老师的微笑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学习日语不仅使我们得到了知识，也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和文化。

　　大概在一九九五年，我们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每周在我家里学习一次。当时参加者有二高中老师吴建羽、锦州工学院李军文、医学院的张尤新，还有王彤、付奎云，杜江和我，后来又增加了武宇平。比我们高几个层次的赵春学、陈蕾蕾、鍾影也来过一两次。我们的目标是要参加“日本語能力試験”的考试。在一九九六年，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全国，学习的人真的不是很多，何况这种没有什么功利的业余学习。当时根本没有出国这件事，那是连想都想不到的。我们互相鼓励，学习中充满了快乐。我们为在纷乱的世界中能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刻苦学习进而有充实的生活而骄傲。我们从来没有闹过矛盾，大家从彼此的人生经验中获得滋润和营养。每年十二月份我们“浩浩荡荡”地去大连考试，不管及格与否，我们为每个人的进步而高兴。回顾人生几十年，那是我最值得留恋的一段时光，那是一个充满温暖的小集体。吴建羽是最早去日本的，他在千叶大学硕士毕业后，一直在日本从事IT工作，经过艰难困苦，现在是很有成绩的人。李军文当时学习最刻苦的，笔记本上写得密密麻麻，在我家学习完经常是晚上九点多，他要骑自行车五十分钟才能到位于北山工学院的家，后来他考上了北海道室兰大学攻读博士，现在已经是大学教授；张尤新是家庭和事业都非常成功的人，她从夜校毕业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以顽强的毅力读到了博士，二〇〇二年作为访问学者在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工作一年，最后成为锦州医学院分院党委书记；杜江的姐姐杜莹是第一个通过自学完成“日本語能力試験”一级考试的人，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就成为了锦州外企的翻译，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杜江年龄最小，当时只有十八岁，每天到南大坝小凌河边读日语，一帮孩子甚至取笑他。他后来在日本九州的大学读完硕士，在日本工作几年后回国创业，现在已经事业有成。武宇平考取了日企翻译，十年后成为东芝电梯北京分公司高管；王彤和付奎云也都来到了日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冯旭成为了画家，现在是西安一所大学的教授。我一九九八年来日本，学习一年后在日本就职。当时从企业考取公派的人寥寥无几，我没有参加过一天有组织的外语培训，确实是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人。

　　日语学习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虽然只要有能力在国内也会有很好的发展，但是对于我自身来说，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就职是一个适合我的道路。这一切都归功于我的那几位日语老师，归功于和我一起学习日语的朋友。

刘鹤岩老师（前排中）与日语班第一期学员（1993年）

刘老师的日本朋友（前排中）到日语学习班看刘老师上课纪念（1993年）

山田香苗老师和锦州日企驻在员山本先生在锦州工学院门前（1995年）

山田老师介绍给我们的日语杂志，我到日本以后又订了很多年，还参加过该杂志举办的活动（参观东京纸博物馆、台场彩虹桥徒步、看相扑比赛）。这是办得非常好的一本杂志。

1995年杜莹一次考试通过“日本語能力試験”一级，我考了三年。这是杜莹的一级合格证书。

山田老师回国一年后又专程到锦州看望大家（1996年）

与山田老师在一起（1996年）

与山田老师在一起（1996年）

（1996年）

与山田老师在一起卡拉OK（1996年）

山田老师给杜莹的信

吴建羽、下出老师、赵春学、武建屏在王彤家做客（1996年）

参加陈蕾妹妹的婚礼。左四是下出老师。（1996年）

与青木老师一起去观音洞（1996年骑自行车去的）

李军文、锺颖、王彤、武宇平、张尤新、付奎文在我家（1999年）

李军文、武宇平、张尤新、青木老师、钟颖、王彤（1999年）

青木老师回国探亲在锦州火车站送行（1999年）

青木老师和我在东京工业大学国际交流会馆（1999年）

青木老师、我、武宇平参加在东京举行的锦州会聚会（1999年）

王彤（左）和我（右）在东京小石川后乐园（2004年）

李军文（中）从北海道来东京，在王彤家做客。（2004年）

李军文来东京，右边是王彤的女儿。（2004年）

张尤新在日本作访问学者时与我和王彤在群马县足利市 （2003年）

张尤新、王彤和我在群马县榛名山顶（2003年）

张尤新笔友（中）从新泻赶来与张尤新见面（2003年）

我、张尤新、青木老师、张尤新笔友在群马县榛名山（2003年）

钟颖、王彤、青木老师和我在东京（2004年）

2009年3月15日与王彤一起去新泻看望青木老师。

我和张锦霞、王彤是刘鹤岩老师第一期学习班上的同学。来日本后，我们自称“锦州三姐妹”，保持亲密的联系。（2014年）

锦州三姐妹2015年在千叶车站。

画家冯旭

冯旭国画作品

2019年春节杜江召集在锦州的老朋友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