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时节又逢君

空山

2020.03.26，农历三月初三

中午小憩，窗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间或伴有雷声震震。上个月，也常常下雨，却是凄风苦雨，加上疫情汹汹，心境颇为一般，而现在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心情已大为不同。其实，杜甫和沙市也有渊源，至今在沙市留有杜工部巷（杜甫晚年寄寓四川成都草堂，得到当时剑南节度使严武援引，表奏为工部员外郎，所以后世称之为“杜工部”），只是难觅踪迹，大概已在城市改造拆除之列。

　　公元767年，是唐代宗大历二年，在得知二弟杜观迎得妻子同到江陵后，杜甫决定离开四川赶赴江陵，也就是荆州。那时，严武去世已有两个年头，高适也是同一年走的，这两个人作为朋友，是杜甫能够在成都安顿下来的关键。杜甫不善谋生，随着严、高的去世，因此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生活上的依靠。

　　根据杜甫《年谱》：大历三年戊申正月去夔出峡，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晚之岳州。更早之前的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于莫州自缢，唐朝官军成功收复河南河北。一旦安史之乱结束，杜甫有意北归洛阳，那里还有自己的田园，但北方时局并不稳定，终于还是放弃。这次出川之后，暂时寓居沙市，也许还有被朝廷启用的可能。《年谱》又说：流寓旧迹门巷以名，俗讹称都府巷。不过，杜甫当年居住之地不可能就是如今的杜工部巷，因为杜工部巷是直到清代才正式定名。那时，在经历了无数的战乱及灾患之后，唐代的城邑镇集早已荡然无存。

　　杜甫垂垂老矣，差不多已经来到人生尽头。作为古代文人，我丝毫不认为他只是想做一个诗人，其一生的理想与好友李白、高适等人无异，只在做官，只在实现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然而，杜甫的命运却是最最不济的，即便赶上了好时候，比如在安史之乱中追随到了肃宗皇帝，获得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官虽然不大，却算站对了队、跟准了人，然而这一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竟为一个前朝旧臣的去留问题而阻断了。多年以后，杜甫一定会想为什么要上那个反对皇帝的折子，皇帝明明就不喜欢那个旧臣，自己上折不上折其实都无法改变他的命运！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不过是自我安慰之语，具体到现实世界中，某些重大时刻的选择才是决定命运走向的关键。杜甫不适合做官，至少不如高适、严武会做官，老天爷是公平的，给了你“诗圣”的历史地位，就不可能再让你“致君尧舜”。人这一生，最多只能得到一份大礼，能够得到两份甚至三份大礼的，大概千年一遇。

　　杜甫不仅不会做官，连谋生也困难，虽是仕宦出身，却既不像李白年少多金，也不如李白那般好运。要知道，玄宗打发李白走人，居然要小心翼翼送一大笔钱才行，生怕天下人说自己小器。前些年幸亏成都有一个严武。严武算是自己的铁哥们、小兄弟，可是人家在官场吃得开混得好，早早就做上了封疆大吏，照这个速度，有一天位极人臣也不是不可能。严武念旧，收留了杜甫一大家子，并且给他谋到一个工部员外郎的官职，虽然严武早就看透杜甫除了会写诗，其它方面其实都不堪大用。诗人的命运真是奇绝，终其一生始终事业困顿，贫病交加，却总有朋友相助，是在朋友的帮助下才一次又一次度过难关。想想也对，老天爷要让你成为诗圣，一碗饭自然是要赏的。

　　严武走后，偶尔有人接济，也多是念及旧时情分，比如在夔州，就是老朋友给了一个看守园林的小活，杜甫自己又租了一片橘林，总算能维持生计，过了两年安稳日子。总之，这些年在四川的生活是惬意的，是闲适的，也是出大量作品的。有时候，星夜乘舟，感叹世间造化，于是吟哦“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兼而感怀身世，只得浅唱“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有时是读史而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有时是登夔门而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有时是身居陋屋，心念苍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又有一次，刚听说河南河北光复，不禁喜极而泣，“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脑海立刻浮现的是“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然而——生命中总有太多的“然而”，好日子总是短暂，接下来还要继续流浪。

　　如今客居沙市，毕竟还有亲弟弟杜观陪伴，还幻想着被朝廷征召起用，但显然命运不是突然之间就可以改变的，杜甫无法抱怨更多，只能以失望结束在沙市的短暂生活。那年的秋天，杜甫来到长江对岸的公安县。在公安，杜甫写下了“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的诗句。那一刻，诗人感受到了死亡的迫近，所谓“心犹壮”、“病欲苏”，不过是酒后疯言，实际上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右胳膊抬不起来不说，耳朵也早已听不大清楚。杜甫在公安未多做停留，很快顺水来到岳阳。在岳阳楼上，杜甫写道：“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心境是越发地凄怆悲凉。能想象在那年冬天，日渐衰朽的诗人凭栏眺望洞庭湖，一定是一片萧瑟肃杀之气。

　　公元769年，杜甫继续向南，想去投奔自己的老朋友韦之晋。困苦之际，还能想到的老朋友已越来越少；万不得已，凡能扯上边的亲戚也是要考虑的。年初，韦之晋尚在衡州担任刺史，到了四月间，就已调任潭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沙任职，总之让杜甫一家人兜兜转转，在地图上弯了一大圈。等终于到了潭州，却听到韦大夫去世的消息。真是天要绝人！杜甫自知定数难逃，洛阳难返，于是写下“乱离难自救，终老是湘潭”的诗句。

　　公元770年，因为湖南境内发生水患、兵乱，杜甫只能拖家带口在郴州和潭州之间流浪。韦大夫指不上，北方故园不可期，南下郴州又为大水阻隔，总该找一个临时的寄居之所吧。古时不像现代，交通只有陆路和水路，而水路要远比陆路便利。川、鄂、湘一带，恰是水系发达、交通便利，所以自出川以来，杜甫一直走水路，眼下困于湘江之上，前也不是，退又不得，人生该往何处去？所谓穷途，所谓末路，大概就是这样吧！奔波一辈子，再也走不动了，杜甫清楚地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清楚地知道自己生命之焰火即将熄灭，即将和这沉沉夜色、苍莽宇宙融为一体。有那么一刻，江湖夜雨，孤舟相伴，在这浮世的苍凉中愈发想念故人，想念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和李白、高适同游河北，真是裘马清狂，万里横行，每到胜迹，则登高怀古，痛饮狂歌，是何等快意，何等昂扬，何等的意气风发！这一切历历在目，恍然如昨！

　　这一年，也不是没有让人高兴的事，比如暮春之际在潭州竟然见到久违了的李龟年。想当年，李龟年三兄弟可是音乐奇才，词、曲、乐器乃至歌舞编排，可谓是样样精通，并且凭着一曲《渭川曲》，打动了同样精通音律的玄宗皇帝。能让皇帝看上眼，自然不是一般人，不但立时身价百倍，富贵逼人，更是成为可出入宫廷，时常与玄宗皇帝切磋羯鼓技艺的御用乐师。当年在洛阳，杜甫不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远远见过李龟年一两面，实际上两人并无深交。“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经此乱世，能活下来，已属幸事，不但活下来，还能他乡再遇，更是不幸中的幸事。毫无疑问，杜甫的诗歌是历史的见证，尤其难得的是，当历史大潮涌来时，见证了生命如同蝼蚁、陶器一般危脆不安。这是宏大叙事背景下个人微观生活的真实写照，从一个侧面补足了自开元盛世以来被忘却的历史。但是，就象征意义而言，又有什么比一个活着的、却苍老颓废的李龟年更能代表这一段历史呢！如今的李乐工虽然衰朽，技艺却越发深沉，常常是一曲唱罢，惹得所有人都掩面哭泣。正所谓：

“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弹。”

杜甫自然是感同身受，也以表面轻松、平实，然而实则深沉、哀婉的笔调写道：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大唐帝国盛极而衰，犹如大厦哗啦啦倾倒；国家的繁盛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垮掉却只在一瞬间。总之，随着杜甫的离世，一个时代也随之滑落，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无比怀念却又无力阻止其沉沦的时代！

　　邓嗣明，沙市当代学者，今已七十老翁，曾任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荆州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精于文艺美学、文章审美学、诗词美学等研究，其关于沙市杜工部巷曾填词一首《柳梢青•杜工部巷》，兹录如下：

　　“风尘胡笳，杜公故苑，柳袅烟斜。雨后寒轻，翁携幼孙，楼中饮茶。经史一梦天涯，吟咏处、诵经堪夸。笑指门外，粉墙石鼓，深院谁家？”

　　作者在词后自注道：

　　“余幼时，常随外公在此饮茶，当年市井繁盛，店铺林立，人流如梭，热闹异常。往日繁华，如今已荡然无存，唯觉清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