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黄了的印记

鲁英

<h3>　　湘江风光带是个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当你走近宽阔的江水，远望起伏的山峦，许多的往事便会浮现脑海，甚至有些故事是你平常不曾想起过的。 　　一男孩脚踏滑板直撞过来，正欲躲闪，他一个旋弧溜刷绕过，倒把我好一惊吓，“小心！莫撞哒人”，是男孩的母亲在一旁高声招呼，他并未理会，又是一个旋转竟退后滑行，动作之敏捷让人啧啧称道，“你家孩子？多大了？”，“13岁”，那母亲一脸的自豪。 </h3> 　　这不由联想到自己的13岁在做什么呢？生活在不同时代当然没有可比性，但年龄段还是一样的呀，尽管不愿回忆那沉重的往事，而恰恰想刻意忘却的又正是刻骨铭心的，稍有碰撞便会激起火花……　　准确的说，我连小学尚未唸完整，不是不想读，也不是读不进，正是那年文革阴云已铺天盖地，小学校园也非净土，老师已冠上“走白专道路的臭老九”，随时都有引火上身的恐惧。 怪事！越是教学水平高的就是“走白专道路”遭批判的老师。　　记得一位可敬的曹姓女老师家门口沾满白纸黑字，强迫她头顶高帽，胸挂牌子，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她的名子，还画上一把醒目的红叉。　　那时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押着头戴高帽身挂牌子的人满街游斗，尾随一串围观看祸兮的人们。　　在那种大环境中我父亲未能幸免于难，他的处境日渐凶险，又因与廖沐沙的关系（有过通讯往来）扣上“走资派”的帽子。硬是遭“红卫兵”摁倒在地剃了阴阳头。面对人格遭受如此屈辱，试想，那该需要多么大的精神承受力啊！　　多次遭到野蛮抄家，已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我和妹妹像小鸡一样躲在母亲身后，偎在墙角哆嗦……　　那时的我正是13岁。　　大街、广场上天天都有声势浩大的游行，也不知根据什么分成两大派，对立双方仰脖高喊着口号、左右摇晃着“红宝书”，举着的横幅、抬着内容一致的标语，不是誓死捍卫谁就是坚决打倒谁，都以势不两立仇视着对方。　　那时邻里间反目、朋友间撕破脸、家庭争吵分裂都不足为怪事；邀上几个人打到你家，相互报复也为常事。让人怅惘不解的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竟没有人能不被卷入其中，人们都那么疯狂，那么亢奋，那走火入魔的狂热程度若拿到今天讲起，有谁会相信？　　三年宝贵光阴耗费在那狂乱的年代。　　终于在68年10月复课，坐进了中学课堂的第一天发了本“老三篇”，除此没有任何其他课本。　　那时流行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常听得一群孩童们仰头齐颂一句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不读外国文”。 记得入学没几天老师通知我参加“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报到时见一“工宣队”正训斥一顽皮学生，两句话不对头，抬手一耳光，学生双手捂脸，帽子被打落在地。我忐忑不安地在后排坐下，讲台上有人作报告，听不清说些什么，诸如“划清界限”、“检举揭发”之类是反复着的。又听说下周分组挖防空洞，显然没有书可读了，再这么耗下去还有什么意义？这天回到家里见母亲在抹泪，要我去河西党校看榜，“什么榜？”，“定性公佈，还不知你爸爸会划成什么”。一早妈妈催我动身。四分钱轮渡过湘江经水陆洲再过一座长长的浮桥到了河西的荣湾镇再上通往宁乡的大道走八里就到党校，那时觉得很远很远。沿路上看到三五成群的婆婆佬佬那麻木沮丧的表情就知道与我同去一个地方。办公楼高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威严肃穆。这里关押的都是省直机关受审查对像，大门上写的是“省五．七总校”。进厅左右走道两面墙上贴满了全开白纸，上面一排排写着XXX现行反革命，XXX历史反革命，名字上都画了红X。过道挤得水泄不通，只听得抽泣声，我钻了进去，在人缝中，在腿缝间来回寻找了两遍，钻出来时已是一头大汗。听人议论“没有名字说明还没有定性”我心中石头落地，赶紧返回报信。进门见母亲在低头哭泣，李伯妈在一旁陪泪劝慰，“唉！又有什么办法，只能相信毛主席相信党，总会搞得清楚的”，我正想汇报看榜情况，“伢子，你做不得点事，别人已通知我了啊……”看到母亲伤心的样子，我心都碎了。李伯妈说她儿子上月已下放到沅江草尾，来信说还好，“李伯妈，我能去吗？”，她叹了口气“你家已下两个了，你就莫凑这个热闹了”。又过了好多天，李伯妈急匆匆来我家，“你上次说想下到胖子一起，胖子好高兴，他们知青点正好有一缺空，我认真想了，你今年不下难说明年不下，既然是迟早问题，还不如干脆早下，你们还有个照应，你看，胖子把接收证都开好寄来了”。妈妈觉得李伯妈分析得有道理，连声叹到：“和胖子在一起我就放心了”。都说农村是如何的穷苦和劳累，但不曾亲历体验，而城里的贫困与乱象却是亲眼所见，也许去往农村凭借自身的机灵和努力填饱肚子不会是难题，同时又可给父母减轻生活的压力和负担，这么一想，去农村是“大有作为”的。当晚我就写好了志愿书，还不知从哪抄来一句豪言壮语“有志不在年高”。 　　次日找到学校教务处，几位老师围过来看我的志愿书“好！有志不在年高，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很顺利就办好了“同意退学”并盖上了圆章。有位老教师走近摸着我的头“小鬼，你还太嫩雀了呢”。　　随及来到清水塘办事处，缴上两分钱手续费，盖章的女户籍“喂！盖了啊！”手起章落“啪”的一声，当揭起时“迁出”二字赫然醒目。　　那天是69年1月17日。　　下农村，可是真的要走了。妈妈领着我去河西干校向父亲告别一声。　　上得二楼被看守拦住，检查包后强调不准带吃的，让我们在会客室坐等。 　　听得楼道铁门锁链解开的声响，父亲脸色腊黄，左胸戴着白色符号走出铁门，见到我们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我迎了上去，妈妈却低下了头，父亲轻抚母亲的肩头“我还好，你们放心，都保护好自己”，我们点了点头，我告诉他下农村的事，爸爸并未感到惊讶只是说“你还没到年龄吧？”，过一会又说“也好，和胖子哥在一起有照应有帮助”，妈妈一付无可奈何的神情。父亲忽然压低声调“唉！我也想开了，作了最坏打算，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妈妈疑望着父亲“你要看开啊，他们都大了……”　　“探视时间到啦”一个声音高叫着，妈妈趁机把两个熟鸡蛋、两个桔子迅速塞进父亲的口袋。　　临别时爸爸叮嘱“农村安静好看书学习，莫只玩尽的啊！”我用力的点了点头。看着爸爸走进铁门，又忽而转身把脸贴着铁栏杆，似乎还有什么要嘱咐，我连忙走近，可他欲言又止，晃动着手示意不说了，走吧……“去了农村多给家里写信”　　目送父亲那一刻，我的双眼已是漠糊。　　返回的路上我和妈妈默默地走了很长的路，“说解放前爸爸是进步学生，还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怎么现在就成历史反革命了呢？”，我百思不解地问母亲，“不论别人怎么说，我是最了解最信任你爸爸的。他写进步文章曾被国民党抓捕坐牢，还是他舅舅托关系担保放出来的（父亲的舅舅是位有名的化学专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这个历史有两个人清楚，都是你爸的直接联系人，其中一位黄姓同志被国民党杀害，另一位就是刘伯伯，一年前因不堪忍受屈辱在政协大院的锅蒂塘投塘自尽了”，“那他们当年说的革命是指的什么？”“反蒋介石独裁、反国民党专制、反腐败、要民主之类”，“妈妈，你把我越搞越糊涂了”，“伢子，莫说你，我也搞糊涂了，那刘伯伯也是想不明白才投塘自尽的呀……”　　1969年1月21号是我一生难忘的一天，那是一个阴冷的天。已买好下午五点的船票，我的儿时好友李定成来送我上船，行李简单到一个被包，提前两小时我们就往小西门船码头赶。　　码头候船室内乌烟瘴气，扁担箩筐拦路拌脚，小孩的哭叫、大人的呵斥夹杂小贩的叫卖、突有小偷顽命奔窜，后面紧随着悲切无力的嘶嚎……扒手……扒手……抓……。　　“验票进站啦”，候船室骚乱起来。忽听妈妈叫我的声音，她还是来了，我埋怨她不该来。妈妈送来一双新解放鞋，反复叮嘱着无数遍的话，“妈妈你回去吧，回去吧！”匆匆挥手着别后我便被卷入人流。 　　一条厚重麻石切成的阶台坡陡而长一直延伸至江边，踏上颤抖的木跳板上得轮船，站在轮船栏杆边，这里聚集了很多人，才发现同船的大多是知青，都在翘首寻找岸上的亲人。　　一声震耳欲聋的气笛声，顿时船、岸哭喊声大作。　　妈妈没有走，她总是不放心我，望见定成扶着母亲站在坡顶上在向船上招手，其实岸上的人根本看不清船上的人，我嘶喊了几声，妈妈也不可能听得到。　　呜、呜、呜三声气笛呼啸，隆隆的马达声响起，船身颤动缓缓离岸驶向江心划了个弧，船头调向北方，人群又疯狂湧向临岸的一边，那女孩子们撕心裂肺的嚎啕如生死离别般凄厉。 　　远望妈妈纤弱的身影，刺骨的寒风拂乱了她花白的头发。此刻才意识到离开妈妈的“唠叨”将怎样去适应，我禁不住伏在冰冷的栏杆上，把头缩在双臂间忍不住呜呜地哭出声来。　　码头被深灰色的寒雾渐渐吞没。　　这是我踏入社会爬向人生的起步，从那一刻起再没有回头路了……更无从想象等待着我的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那年我仅15岁。　　一位身着白色棉绸布扣汉装、手提温水杯、肩挂宝剑正在散步的“老长沙”热心地告诉我，“你所坐的这个范围正是当年的小西门轮船码头”。他边说边用手比划着。　　哦！昔日的轮船码头已荡然无存，竟找不到一丝丝的痕迹了，而滔滔江水拍击岸边的浪声，依然那么熟悉……　　 （往事回忆） 鲁英 写于202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