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着孩子考大学

上周石头

1977年秋，中央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和妻子既高兴又难过，进退两难。当时，我的大女儿不满两周岁，小女儿又在她妈妈的肚子里呆了七个月了。去考吧，七个月的身孕，又带着个小孩，不说没时间复习，不说是不是吃得消紧张的高考，就算是千难万难地考上了，大学会录取一个未报到就要请产假的女生吗？会允许女生带小孩上学吗，你有条件租房子雇保姆吗？真是一连串的问题。不考吧，当个民办教师，每月工资22元，境遇惨淡，前途渺茫，能甘心错过这个也许是唯一的一次跳“龙门“的机会吗？我们反复地商量着，权衡着，真是欲考不能，欲罢又不甘心！最后妻子还是无奈地表示不考了。素有大学情结的我，其实也很想去试试，十多年的寒窗生活，哪个读书人不渴望有深造的机会呢？可是现实迫使我早早地打消了报考的念头，心想反正也有了饭碗了，还是知足了罢。可是妻子就不同了，她是一次又一次地升起报考的渴望，又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打消了念头，难过的眼泪不止一次地滚落下来。就在报考期限到来的前一天，她终于按压不住内心的渴望，下午放学后，挺着个大肚子，从洪村初中步行来到我的工作所在地陶村。那可是要走一段十多华里的路，都是崎岖不平的乡村小路，坑坑洼洼的，不大好走。现在回想起来都会感到后怕。

现时年轻的朋友也许会有许多疑问：妻子怀孕了，你这个做丈夫的放学后为什么不回去陪她？妻子有事找你，为什么不事先打电话让你去接？你怎么忍心让怀孕的妻子一个人走这么长的崎岖小路，出了问题怎么办？你是不是太不近情理了？我的天呀，那个年代乡村学校是不可能有电话的，村里也只有一部电话，我的住处兼办公室是没有电话的。打电话联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如果妻子要打电话找我，得先步行十多分钟的泥土路和石阶路到村里的生产大队部去打，把电话打到我所在地的公社五七学校，再请接电话的老师帮忙找我，也可能找得到也可能找不到，即使顺利地找到了，来回又是15分钟，她打完电话再回到学校，又得10多分钟，先后算起来，打个电话要化45分钟，而且往往是十打九不通，等打完电话再赶路，时间又来不及了，黄花菜都凉了。那个时候，不是本地教师放学后是无法回家的，除非你吃完晚饭后能按时回校办公，所以我也不能放学后回家陪妻子，即便你是学校领导也不能搞特殊。那个时候的教师早晚都得办公，课务也多，周六下午不是开会就是政治学习，完了才能回家，离家远的摸黑才能到家，周日是一大堆的家务，家属是农业户口的还有忙不完的农活，下午活没干完又得赶回学校参加每周的例会，连迟到都不行的。说是休息日，却常常是又忙又累。1975年，我刚担任学校领导工作不久，妻子是头胎怀孕，我曾经连续两个星期日晚上没有回校，区教办主任，我的老师就找我谈话了，他批评说：“凤济呀，听说你已经两个星期天没到校了，群众有反映呢，可要注意呀”。你看，群众的眼睛雪亮呢，上级也在看着你呢，我还能回家陪妻子吗？当领导也不自在呀。我真是人老话多，东拉西扯了这么一大篇，还是言归正传吧。

当我的妻子艰难地来到我的住处，天色都已经黑暗了。她一见到我，就带着哭音喊道“我要报考！”我吓了一跳，吃惊中慌忙扶她坐下，一个劲地劝说：“别焦急，别难过，别丧气，明年还有机会，明年还有机会呢！“明年能不能考，谁知道？”但在当时，我的确是这么想，这么判断，也是这么希望的。我也只能这么哄着、劝着。慢慢地，妻子波动不安的心总算平静了下来。她深深地叹气说：“不考就不考吧！明年能不能再考也不管它了，听天由命吧”，首次高考的机会就这样万般无奈地放弃了。

离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繁杂生疏又严格的考务工作大大加重了我的负担，我忙得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家人。为了抚慰妻子时常波动的心理，也为了她的顺利分娩，我让妻子请产假送她回了东阳娘家。

转眼到了1978年3月初，新学期开学已有三个星期了，妻子的产假期满。母女俩从东阳娘家回到了学校，大女儿则留在了我的岳母家。

高考制度一恢复，社会风气马上变了，对教学质量日益重视，对老师的观点也变了。过去，请什么人当老师，看重的是出身、政治身份、文化程度倒是次要的。现在，看重文化水平了。妻子是个外来户，刚到武义坦洪时，被安排在黄干山小学任教，这是一个偏僻的少数民族村。你想，一个外乡女子在只有一个教师的学校里工作，又是个少数民族村，言语不通，生活不便，困难可想而知。好在弱小的妻子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善良热情、忍耐谦和，不久便获得了村民的好感和肯定。现在情况不同了，高考恢复了，名牌高中毕业生的身份一下子变得吃香了。妻子一回来，领导就决定调她到公社高中任教了。虽然，哺乳期间调任新单位新工作给生活带来困难和麻烦，但我们不能推辞，也没有推辞，这毕竟是一种重视吧。

那一年，妻子的事情真多呀，一边上课一边要哺乳小孩，又忙又累，还要应付各种活动，难题一个接着一个。

四月份，全县教师文化知识考试，她刚刚教物理也得考物理，没想到，竟考了九十八分，得了个第一。不过也出了个笑话，画电路图时，记不起电灯的符号，就画了个灯泡的样子来代替。这是她自己说的。我知道，她是根本没时间复习的，只是匆忙地看了一遍课本，全靠读书时的老底子扎实。这次考试，题目也简单的，全是各科最基本的知识。却也有教师考得出奇的差的，得分只有二、三十分，甚至个位数的，文革之害可见一斑。

天气渐渐热了起来，火红的五月到了，盼望中的高校招生文件来了。文件规定实行全国统一高校招生考试，统一划定录取控制线（各省），统一招生条件，严格考试录取程序。招生对象包含“老三届”。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但兴奋度已远不如头一年。许多同学想考又不想去考。那个时候考大学，犹如“跳龙门”，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能棒个铁饭碗，甚至金饭碗，跟考公务员也差不了多少。是改变人生命运的重大机遇。对于年过三十的“老三届”来说尤其难得，也许就是最后的机会了（事实果然如此），谁不想试试？但是，头一年的招生，我们南部山区去考的同学，一个也没考上，又让大家感觉希望渺茫，也许又是白辛苦一回，空欢喜一场。因为这，坦洪公社，有我四个金华一中的老同学，三个报名了，一个老古板死活不报名，到了最后期限了，我在电话里好说歹说，连哄带劝的，好不容易才动员他报了名。妻子倒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一则正在哺乳期，考不上，大家会更理解些，考上了不更好，心理负担相对轻一些。二则，头一年，她因为怀孕没有参加高考，但我们同班的同学中却有几个考上了，分析比较了一番，觉得可以试一试。我其实也想考，但是压力更大，人家会说，你都有正式工作了，还考呀，心真大呀。如果考不上，更让人耻笑，谁能保证考得上呢。即使考上了，也不过学历高点，工资多点，也不过圆个大学梦，对人生并无多大影响，所以只是心里想想，不敢有所行动。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老三届报考大多是为了求生存，找出路，并没有太大的理想和抱负，毕竟过了最佳年华了。吴跃文，我的一个颇有诗人气质的老同学，说了一句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话，他说：“管它什么大学，考个毛坑大学也行”。话虽粗俗，却也反映了当时的心境。最后，在武义南部山区金华一中的老同学，凡没正式工作的都报了名，凡有正式工作的一个也没报。我们家乡有句谚语说得好，叫做“山穷石出，人穷力出”。真是，人在绝境敢拼命，置之死地而后生，逼上梁山呀！

既然要报考，就得认真对待，关键是复习。妻子要上课、又要带小孩，虽说有保姆，但哺乳别人不好代替，晚上睡觉也得自己陪，几乎没时间复习。只能是挤时间，一点一滴，见缝插针，只能是全身心动员，全力拼搏，人生难得搏一回。我义不容辞地成了妻子的帮手。我们订了个简单的计划，她自己主攻数、理、化，我帮助政治课的辅导，语文就不管了。复习突出重点，数理化就抓基本知识、定理、公式，尽量不做题目，做题目太费时间。妻子读过的高中课本早就付之一炬了，我的数理化课本却是保存完整，复习就用旧课本，自己当年读过的书也容易引起回忆。政治课资料，我动了一番脑筋。我的办公室订有一份光明日报，我认真翻阅了一年来的报纸头版，作了重大政治时事的摘录，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取自当时的教材，正好我兼着公社高中班的政治课，方便，我据此整理了一份资料。每逢周未，我就步行二十里来到坦洪高中，帮妻子复习。学校座落上坦村口，周边是山林、田野、溪流，周未的校园，空荡而宁静，天已经相当热了，蚊子特别多。小孩已经睡觉了，疲惫的妻子就躲在蚊帐内，用枕头靠着。我便坐在床边的灯亮处，将政治课的内容说给她听，边说边讲解，说完一个问题停一停，让她自己想一想，记一记。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走马观花式、勿囵贪枣般地勉强复习了一回。

一转眼，高考的时间到了。柳城区广播站的陈子彩，我的老乡，主动热情地把他的住处让给了我。高考的头天下午，我陪着妻子、抱着小孩、年迈的保姆后面跟着，一家四口匆匆来到柳城安顿下来，准备迎接连续三天的高考。

1978年7月7日，是高考制度恢复后，首次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开始的日子。首场考语文，时间三个小时，此后的四场考试时间每场均为2个半小时。妻子随着其他考生一起走进了考场，我则在考场外守候着，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我的心情和考生们一样的企盼和紧张。不料，还没过2个半小时，只见妻子匆匆地走出了考场。我慌忙上前探问：“不是说好了，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吗，干吗提早交卷？”“哎呀，胸口涨得难受，要喂奶了“她低声应了句，就急忙找小孩去了。此后几场考试，她都因为乳房涨痛难以坚持而提早退场。我自然担心她考不好，心里焦急，却是一句话也不敢多问，小心地照顾着，生怕影响她的情绪。三天的考试，她是紧张辛苦，我是忐忑不安。等考试结束回到坦洪初中，十二分劳累的妻子便倒在了床上，那个累呀。

那一年的暑假，我们是在焦急的企盼中度过的。往年暑假，只嫌时间过得快，那年暑假，只盼时间快点走，高考结果早点来。一直等到9月1日，高考成绩终于发布了，好消息总算来了。在坦洪公社当民办教师的潘晓勤、吴跃文、祝吴品加上我的妻子，四个老同学都上线了。柳城车门做窜棕手艺的老同学吴元戌也上线了。在武义南部山区报考的金华一中老同学个个榜上有名。我小学初中时的同学潘谦雄、我的朋友1966届的初中毕业生潘谦松也上了线。妻子的成绩是出奇的好，都超过重点线了。真是喜出望外、喜从天降、心里那个乐呀！不料想，傍晚时分，家里传来蘁秏，我的八十岁的老父亲去世了！我只能乐极生悲，悲喜交集了。

等我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妻子体检也结束了，一切合格，政审也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下，我们放心了，梦想就要成真了，只等通知书一到，妻子就是大学生了，灰鸭子就要变成白天鹅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做着好梦，一遍又一遍地盘算妻子上学后的安排，想象着美好的未来。可是，万万没想到，我们等啊、盼啊，一直等到九月底十月初，其他同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到了，妻子的通知书却一直不见踪影。我不安的四处打听，最后招生部门的权威声音来了，“录取工作已结束，你妻子没有被录取，原因不明”。这一晴天霹雳一般的坏消息一下子把我们打蒙了。成绩是整个柳城考点最好的（这可是有案可查的），体检政审也都合格，为什么不给录取？我们怎么也想不通，陷入了深深的苦闷。情急之下，我们接连三次向省招生部门写信申诉，信中强调，这种无正当理由的高分落榜是明显的不合理、不公平，是任何考生都难以接受的。强烈要求予以落实。….过了一个多月，通知书到了，招生部门的回复也来了，简单的一句“李雪凤考生，来信悉，你已被浙江师范学院金华分校录取，此复”。事后才知道，那年和妻子有同样遭遇的考生不是一两个而是有一批。幸好，后来省里出台了““落实高分政策”。在妻子所在的班里，与她同时录取的还有一个同学，他的成绩非常突出，都上了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了，也是通过落实高分政策才上的学，好不冤枉。可是我的朋友潘谦松却因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导致政审通不过，最终没有被录取。

又过了大约两个月，省里扩大招生，有关院校开办教学点，上了预备分数线的考生也大多被教学点所录取。尽管如此，录取率仍是极低。据武义县教育志记载，1978年，全县2143人参加高考，录取68 人，录取率3.17%。由此可见，当年考个大学真是十分的不容易。

历经艰辛的妻子终于坐上了上大学的未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