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止越南戰爭的吹哨人

木然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The news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這是我第3次看電影《The Post》時腦海不斷重複來重複去的一句話，很沉重。

這幾個月來有很多事情發生。例如武漢疫情、加拿大封關、多倫多緊急狀態、好萊塢影星湯姆漢克斯（Tom Hanks）夫婦染疫、李醫生事件調查完結、美中互驅記者……歷史一頁頁地翻、一天天地過，大人物、小人物，好人壞人輪流登臺退場。一如入春這場雪雨，雖是茸茸的綠草，黃了枝頭，但看著每天不斷演變的新聞，真的是愁處雪煙連野起，放在愁邊，放在愁邊，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The Post》的中文譯名為《郵報：密戰》，但生活在英語環境裏，我感覺使用原名更有一種沉重感，有壓力。

The Post，代表著良心、責任、以及第四權的堅守。

電影取材於真實案件「五角大樓文件案」（ The Pentagon papers case），這是每一個學新聞出身的人都會牢牢記住的歷史事件。在西方新聞史教科書中，這一筆是濃墨。

■ 麥克納馬和「五角大樓文件」

1967年，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羅伯特 • 麥克納馬 （Robert McNamara）組織成立了一個「越南研究專題組」（Vietnam Study Task Force），負責人是他的親信、助理國防部長麥克諾頓（John McNaughton）。麥克納馬要求這個「專題組」全面收集美國幾十年來對越南和印度支那政策的資料，分類編輯匯總。但麥克諾頓接受任務不到一個月，不幸遇空難死亡，遂由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局的萊斯利 • 蓋爾勃（Leslie Gelb ）負責。

 

在美國歷史上，麥克納馬是典型的哈佛系文人出身的國防部長，是知識分子參政的典型。他畢業於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和哈佛商學院MBA，後在那裏任教「政策分析」，是當時該院最年輕、工資最高的助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主動從軍，併運用他的分析、管理才能，安排、布置美國空軍對日本本土的空襲，此舉對重創了日本軍事力量，但也造成日本過十萬平民的死亡。1961年，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以後，時任福特汽車公司總裁的麥克納馬拉被任命為國防部長。

當年僅43歲的麥克納馬忽然成為掌握世界最大軍事集團的首腦，自然是少年得志、意氣風發。在這位美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國防部長參與主導下，一個打著「為越南人民及自由民主而戰」的計劃被強勢推進。這場戰爭的代價是不斷地徵召美國士兵投入戰場，直到58,000名美國大兵命喪越南後，麥克納馬與甘迺迪的繼承者約翰遜總統產生分歧後黯然下臺才得以結束。他可以說是美國史上任職最長的國防部長（1961-1968）。

作為「越戰」計劃的主要操盤手之一，1967年的麥克納馬從一個學者角度出發，希望「專題組」能夠不帶偏見、真實地反映這場歷經多位總統，從艾森豪威爾、甘迺迪、約翰遜的戰爭整個決策過程，為後來者例如總統尼克松留下指引。

麥克納馬的心態很矛盾，一方面他要信心爆棚地告訴國人這是必勝的戰爭，另方面他內心卻相信這是場完全沒有贏的可能的戰爭。這種膠著的困擾一直持續下去，直到在「越戰」結束20年後的1995年，麥克納馬打破沉默在他出版的自傳《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中文譯名：《戰之罪 麥納瑪拉越戰回憶錄》）中得到釋放。他稱「其時已對這場戰爭失去信心，但因為「越戰」問題是美國政府無法說的真相和政治利益算計，所以他希望能在自己即將告別國防部長的時刻（1969）為歷史留下一點東西」。

麥克納馬在國防部內獨立研究「越戰」的決策失誤有些危險，我想這也是他成立這個「專題組」後並沒有知會總統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國務卿臘斯克（David Dean Rus）和國家安全顧問羅斯托（Walt Rostow）的原因吧。因為「越戰」是困鎖麥克納馬一生的苦痛，麥克納馬後來在回憶錄裡對當年的所作所為「深感悔恨」，並公開承認美國參與越戰乃是「大錯特錯」（terribly wrong）。

 

2004年他還合作拍攝了一部紀錄片《戰爭之霧》（Fog of War），用他的採訪記錄將他內心的痛苦在大屏幕上顯示出來。這部片子獲得得年度奧斯卡紀錄片奬。

麥克納馬於2009年7月去世，晚年他致力於慈善，以此彌補他一生的錯誤。

 

按照麥克納馬當時的要求，他希望「專題組」能拿出一份「包羅萬象並且客觀」的「越南戰爭的百科全書」，研究主題是「美國由二戰至目前介入越南的歷史」（The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in Vietnam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他期待這個研究能清晰反映「越戰」從誕生到陷入泥潭的全過程。

萊斯利 • 蓋爾勃（Leslie Gelb ）

麥克納馬很清楚，這麼做會將他、他的同事乃至歷任總統弄得灰頭土臉和狼狽不堪，也會激怒國民對政府的怨恨。如果換作別的軍人出身的國防部長，最多是聳聳肩的事情。但麥克納馬不同，他是哈佛學者出身，他自命有種面對美國公眾和歷史的責任感，所以他要求項目「包羅萬象且儘量客觀」，為了對研究不進行任何幹涉，他甚至都不跟同在一棟五角大樓裏辦公的項目負責人蓋爾勃見面。

 

這項工程耗時兩年，於1969年1月15日，也就是距離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前5天完成。這份共47卷，包括3,000多頁歷史分析、4,000多頁原始檔案的《美國對越南1945-1968年間決策歷史》（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in Vietnam,1945-68）終於完成，史稱「五角大樓文件」。

麥克納馬完全沒有想到，這份「五角大樓」為他離職後的下任總統尼克松政治生命的死亡埋下一顆定時炸彈。

電影《The Post》就是告訴我們炸彈是如何被引爆的，它可看作是《驚天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1976）的前傳，《The Post》最後一個鏡頭「水門大樓」失竊的畫面，正好就是《驚天陰謀》的開始。

■吹哨人埃爾斯伯格

 

國防部「越戰歷史專題組」是從1967年開始啟動工作的。負責主導的萊斯利 • 蓋爾勃也是哈佛畢業，他在哈佛的導師是後來成為尼克松時代的國家安全顧問以及國務卿的基辛格博士。蓋爾勃組織了一個團隊，開始只有5、6個人，以為業餘搞3個月就可以完成，殊不知到後來工程越來越大，增加到36人，整整做了2年時間。

 

在這36人中，有一個也是畢業於哈佛的法律博士至關重要，他後來成為「結束越戰」的吹哨人。他就是軍事分析員丹尼爾 • 埃爾斯伯格 （Daniel Ellsberg）。

埃爾斯伯格出生於1931年，其時36歲。他於1954年到1956年曾為美國海軍陸戰隊效力，之後在1958年加入主要為美國軍方提供調研和情報分析服務的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該公司的研究有三分二是關於美國國家安全。1962年埃爾斯伯格獲得哈佛經濟學博士。1964年8月4日，埃爾斯伯格在好友霍爾珀林邀請下，開始在五角大樓工作，出任麥克諾頓的助理，負責分析與研究大量有關越戰的機密文件，決定哪些訊息需要呈報他的老闆。

埃爾斯伯格原本是典型的鷹派。他認為美國為維護西方的價值觀，就應該狠狠地教訓紅色越南。但1965年8月，他以國務院文職人員身份派往越南，在蘭斯代爾將軍（Edward Lansdale）麾下任職，這令他增加了對越戰的近距離考察與認識，最終從鷹派轉變為鴿派，站在了「反戰」的那一邊。

在越南期間，他曾陪同國防部長麥克納馬視察。據他後來迴憶，麥克納馬曾向他私下求證：「我們又派了10萬士兵奔赴戰場，但我覺得過去一年戰勢毫無轉機，你覺得呢？」

 

「是的，先生。我感覺也一樣。」埃爾斯伯格這樣答道。

 

這就是電影《The Post》開始的場景。

1967年，埃爾斯伯格以蘭德公司雇員的身份加入到蓋爾勃的團隊，這令他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越戰資料。期間他也曾多次向國會、傳媒、政府人士以及後來擔任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基辛格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沒有人在乎他的意見。

 

1969年，脫稿後的《五角大樓文件》成為越南戰爭從發起至今最真實的記錄。7000多頁紙除了大量正式文件外，還包括了決策者的個人筆記、會議記錄、電話記錄、備忘錄甚至一張便簽這樣的材料，其核心結論是美國被拉入越戰無結果爭端的泥淖，決策者的主觀故意因素佔了相當比例。歷屆總統和國防首腦都有意地引導美國越來越深地捲入越南，儘管他們從心底也懷疑這場戰爭無法打贏，但因為陷入太深，以及「美國不能輸」，沒有一任總統會在自己的任上結束這場戰爭。他們竭力宣揚戰爭的合法性以及美國人為自由而戰，政客們慷慨激揚地把這樣的結論推給公眾，結果將大批的年青人推入火海，民間反戰情緒日趨高漲。

1969年1月15日，蓋爾布將包括3,000頁歷史與政策分析，4,000頁原始文件，共47卷，200萬字，封面印有「絕密機密敏感文件」（Top Secret-Sensitive）的報告面呈國防部長梅爾文 • 萊爾德（Melvin RobertLaird）。

 

報告總共製作了15份。其中2份給蘭德公司（Rand Corp）；2份給國家檔案局（Department of National Archives）；2份給國務院；1份給時任國防部長克拉克 • 克利福德（Clark McAdams Clifford）；1份給1968年2月離職、到世界銀行當總裁的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另外7份保留在國防部機密室裏。

作為蘭德僱員、以及這份報告的參與者，埃爾斯伯格有機會完整地讀完這份報告。顯然，他更加相信「越戰」是白宮一場無法說出來的真相和政治利益。白宮一直在欺騙人民，他有責任公佈戰爭真相，制止白宮繼續玩火，為此他決定分批複印這份報告，希望以此為「反戰」強力背書。

 

埃爾斯伯格後來在他的自傳《秘密：越南與五角大樓文件回憶錄》（Secrets: A Memoir of Vietnam and the Pentagon Papers）中的序言這樣說：「1969年10月1日傍晚，我用公文包攜帶這一批機密文件，穿過安檢臺，走出加州聖塔莫尼卡蘭德公司，我準備在晚上將之複印。這些7,000頁的文件，全是有關越戰決策的檔案，後來稱之為五角大樓文件。其餘的文件儲存在我辦公室的保險櫃裏。我決定或是利用新聞媒體，或是利用國會聽證的途徑，將之公諸於世。我清楚地知道，這個行動，有可能使我自己在監獄中度過餘生。」

 

埃爾斯伯格所描述的這一幕，在電影《The Post》裡還原得很逼真。

埃爾斯伯格和他的妻子Patricia

埃爾斯伯格選擇在深夜11點半離開蘭德公司，他帶著機密文件直奔他反戰好友羅索（Anthony Russo）的公寓，夜深人靜，兩人加上埃爾斯伯格13歲的兒子羅伯特（Robert Ellsberg)，以及他的女友羅森博格（Kimberly Rosenberg）到羅索在廣告公司任職的女友雷斯尼克（Linda Resnick）辦公室，開始複印秘密文件，次日再把文件帶返辦公室鎖進保險櫃裏。

這項工程是巨大的，當埃爾斯伯格將全套文件全部複印、並且完成公開部署後，此時已是1971年的3月初。由於擔心秘密文件被政府密探偷走，埃爾斯伯格與妻子再複印了幾份，分別藏在友人處，以防萬一。

主導越南戰爭的另一任國防部長萊爾德（Melvin RobertLaird）

其實早在1969年10月，埃爾斯伯格就曾聯絡聯邦參議員富爾布賴特（William Fulbright）、麥戈文（George McGovern）、尼爾森（Gaylord Nelson）、馬蒂亞斯（Charles Mathias）與聯邦眾議員麥克洛斯基（Pete McCloskey）等，聲稱可以提供相關文件，但並沒有人理會他。

 

埃爾斯伯格原本請求富爾布賴特公開這些文件，富爾布賴特知道文件內容時很震驚，也表示願意在議會裡提出聽證動議，但言談中埃爾斯伯格良心所致多了一句嘴說「我簽過保密協議的」，言下之意就是可能會因此被問罪，富爾布賴特一聽退卻了。他表示自己不能做犯法的事，非法渠道獲得的政府頂級絕密文件自己是不能看的。不過，還是向當時的國防部長梅爾文 • 萊爾德（Melvin RobertLaird）要求閱讀這份《五角大樓文件》，萊爾德當然拒絕了他的要求。

兩院議員享有「演講或辯論條款保護」

埃爾斯伯格不斷在參議員中尋找傳聲筒，是基於《美國憲法第1條第6款》規定：「國會兩院的言論與辯論，不得在任何其牠地方被質疑。」除了賣國、重罪與破環和平三種情況下，參眾兩院議員在議會期間，不得拘捕，其言論與辯論意見，不受任何法律約束與追究，是為「演講或辯論條款保護」 （Speech or Debate Clause）。

 

埃爾斯伯格在參議院碰了釘子，就主動聯繫美國ABC、NBC與CBS三大主要電視臺，說願意提供五角大樓文件供電臺播出，但三大電臺懼怕冒營業執照被吊銷的風險，全拒絕之。

 

在走投無路之時，參議員富爾布賴特透過他的立法助理瓊斯（Norvil Jones）給了埃爾斯伯格一個提議：不如把這些秘密文件交予《紐約時報》發表吧。富爾布賴特完全是吃瓜不怕事大的心態，不過他這個提議卻為埃爾斯伯格開闢了一條新思路。

埃爾斯伯格首先聯絡了從1962年就開始在越南報導的《紐約時報》的記者尼爾 • 希漢（Neil Sheehan），他們兩人相識在越南。這是1971年的3月2日，埃爾斯伯格到了希漢在首都華盛頓的家裡，他告訴希漢自己擁有全套的五角大樓文件，願意免費提供給《紐約時報》發布與眾。希漢聽了連呼吸都變得急速起來，他知道接觸這些文件意味著什麼，事關重大，希漢希望給他些時間思考。

 

過了10天，兩人再度見面，他們作沙盤推演假如曝光這些文件所帶來的壓力和風險，顯然，終極結果就是坐牢。希漢說還要些時間，他需要向他的頭兒彙報。希漢立即向他所在的《紐約時報》華盛頓分部主任報告，主任接到報告深知此事非比尋常，馬上向《紐約時報》總編輯羅森塔爾（Abraham Michael Rosentha）彙報。

「紐約時報」記者尼爾 • 希漢（Neil Sheehan）

三個星期後，兩人第三度見面，希漢向埃爾斯伯格承諾《紐約時報》將會發表這批文件。

1971年3月21日，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廣場的「翠薇旅館」（Treadway Inn）房間裏，埃爾斯伯格與希漢再次確認《紐約時報》將推出「五角大樓文件」，之後埃爾斯伯格將希漢帶回自己的小公寓，當面將一部分的文件交予他。希漢在波士頓複印文件後，返回華盛頓。

為此，埃爾斯伯格終於從背後走到了前臺。後來他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標題是「為了知情權而戰」。題外話是晚年當躲在俄羅斯的斯諾登被斥為叛徒、賣國時，埃爾斯伯格立即給《華盛頓郵報》寫文章，站在斯諾登一邊。

晚年的埃爾斯伯格寫信給「郵報」支持斯諾登

1971年4月5日，希漢與《紐約時報》編輯高德（Gerald Gold）在華盛頓離開白宮僅5個街口的希爾頓酒店包了一個房間，閉門研究與策劃如何推出五角大樓文件。

 

與此同時，總編輯羅森塔爾一直給予他們有力的支持。這個羅森塔爾有猶太血統，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後來隨父母移民美國紐約，是從記者、編輯到執行總編一路殺上高層，他是上世紀被譽為“社會良心”的新聞人物。

《紐約時報》總編輯羅森塔爾（Abraham Michael Rosentha）

由於華盛頓分部人手有限，只好向總部申請支援。羅森塔爾調集了所有在世界各地報導戰爭和國際事務的精英，成立了一個21人的X Project團隊，這就是電影《The Post》中希漢領著10多名資深的「時報」編輯，在華盛頓希爾頓酒店11樓包下5個大套間研讀這份報告的場景。

 

為了避免法律責任，保證資料準確，他們一方面梳理過去10多年來美國國務院、五角大樓等官員的公開演講、發言、著作等，另方面梳理「時報」與之相對應的對越戰問題的報導，並以此與文件進行比較，同時徹查、剔除將要發表文章中涉及國家安全的內容，最終，由希漢、史密斯（Herrick Smith）、肯沃（Edwin Kenworthy）與巴特菲爾德（Fox Butterfield）聯手撰寫，完成10篇可連載的系列報道，這是1971年6月13日的前夕。

■《紐約時報》：保持緘默等於是說謊

 

當一切準備就緒時，報紙高層中也產生巨大分歧，支持發表和反對發表的兩派都有充分理由，而這些人無一不是身經百戰、經驗豐富、媒體精英中的精英。此時就連報紙的法律合作夥伴羅德與戴爾律師樓（Lord & Day，LDL）也建議：不要公開發表，否則政府的強烈反彈或許不堪設想。

 

做傳媒就是這樣，一篇有爭議的稿件，發表或者只是曇花一現的理想光芒，但尾隨而來的是沒完沒了的麻煩；而不發表或暫緩發表，則是最佳選擇，最不堪也不會對報紙產生什麼可預見的傷害，且個人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時報」老闆蘇茲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在正反意見不分上下時，決定權自然交到報紙發行人、老闆阿瑟 • 奧克斯 • 蘇茲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手上。暱稱龐奇（Punch）的蘇茲伯格在6月11日赴倫敦度假前，聽完一堆高級副總裁的陳述後拍板：連發10天，每天6個版，「周日見」。

 

估計龐奇自己都沒有想到，他冒著坐牢的風險拍板決定刊登「五角大樓文件」的舉動，不但促使業界紛紛效法，高舉起憲法賦予新聞自由和公民具有知情權的旗幟，同時也令《紐約時報》開啓了一個輝煌的「龐奇時代」。在龐奇任內，《紐約時報》的年收入從1億美元激增至17億美元，成為讓所有對手都望塵莫及的報業集團。

龐奇是蘇茲伯格家族的第三代，如今掌管《紐約時報》的是這個家族的第5代。阿瑟 • 格雷格 • 蘇茲伯格（A.G. Sulzberger）成為這家120多年老報的掌門人。

比較有趣的是，2016年11月，新當選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到《紐約時報》表達親善，他在與編委會交談時先是讚揚了一番《紐約時報》的悠久歷史，之後表達「希望我們可以好好相處」。豈知總統前腳走，後腳《紐約時報》就毫不留情得發表了一篇名為《特朗普，我們決不可能好好相處》的社評，明確表示：撕總統，我們是專業的。

我們還是回到1971年6月那個週末。

 

1971年6月13日這天是星期天，《紐約時報》選擇這天開始刊載「五角大樓文件」報導是費盡心機。他們手上做好10篇頭版故事，安排每天刊登6個版面。從經驗上看，要全部刊登完畢似乎是件不容易實現的事情。他們就如闖關遊戲的挑戰者一樣，能過一關是一關。

 

他們算好星期日是政府官員比較懶散、疏忽的一天，行動會比平常慢一拍，所以首篇報道在周日刊登受到的壓力最少。果然，政府第一天的反應是遲鈍的。

星期天一大早，前「越戰歷史專題組」負責人蓋爾勃喝著咖啡拿起桌面的《紐約時報》時，頭版通欄用24號大字作標題：《越南檔案：五角大樓的研究追溯，30年來美國如何越陷越深》（Vietnam Archive：Pentagon Study Traces 3 Decades of Growing U.S. Involvement）署名是記者希漢，他驚得幾乎一口咖啡噴在頭版上。他太熟悉這些文件了，當由他負責編撰的國家最高機密成了報紙頭版通欄標題，令他幾乎暈過去。他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能做的是趕緊向國防部長彙報。

 

其實不用蓋爾勃彙報，整個國防部那時已炸了鍋。但因為體制設置，國防部什麼都做不了。負責對外事務的他們無權插手國內事情，唯一能做的就是通知總統和司法部。

　　總統尼克松當天也看到了這篇報導，本來他是持置身度外的態度。因為畢竟這說的是前朝，而且有錯也應由民主黨人去負責。在這件事情上同是哈佛出身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害了他。

其時基辛格正在著手美中恢復聯絡，他對總統說，如果白宮都沒能守住秘密，令傳媒為所欲為，共產中國怎會相信我們？尼克松顯然接受了基辛格的這個建議，為此邁開了他在政治生涯通向地獄之門的第一步。

粗暴的尼克松顯然不信任聯邦調查局，他親自組織了一個名為「水管工」（Plumber）的調查組負責待查和抓捕埃爾斯伯格。顧名思義，「水管工」的意思就是要找到「漏水」的地方，並把漏洞堵上。

明年（2021）將有部電視劇《白宮水管工》（The White House Plumbers）上畫，演員有伍迪 • 哈里森（Woody Harrelson）、賈斯汀 • 塞洛克斯（Justin Theroux）和亞歷克斯 • 格瑞格里（Alex Gregory），講的就是「水門事件」前後，白宮的「水道工」在奮身保護總統尼克松的時候，怎樣拖累他下臺。

慣於粗言髒語罵人的尼克松一直很討厭希漢，他在6月14日下午3.09分透過電話對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Harry Haldeman）痛罵說：「《紐約時報》的希漢是個雜種，多年來，他一直是個雜種，怎麼在越南問題上，居然給他媽的搞到了這些文件！」他下令「不惜任何代價，立即製止《紐約時報》繼續刊登危害國家的機密文件！」

二度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的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最著墨的一筆，就是將尼克松罵人的真實聲音用到了電影《The Post》裡，令我們身臨其境。

 

總統為事件定了調，國家打壓機器就開動起來了。

司法部是周日接到國防部請求接手幹預《紐約時報》繼續刊登文件的緊急呼叫，但司法部答覆：「我們連五角大樓文件是什麼都不清楚，你們是否可以給我們做一個備忘錄給我們說清楚？」

 

國防部收到司法部的這個答覆，馬上安排人手做這件事。由於編撰「五角大樓文件」這樣高度機密的工作，完全按照保密程序，即由不同的機構與人物對不同的時段進行深入研究，這些機構與人物之間互不認識，更不允許溝通，因此除了蓋爾布和埃爾斯伯格，基本沒有人閱覽過全部完整宗卷文件，加上由於此時已經換了兩任國防部長，裡面的人也換得七七八八，一時間竟找不到熟悉文件的人來做這件事。第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美國政府機構內這種因分權產生的滯後反應，對很多人來說並不驚奇，新聞界卻抓住了這個特點，打通了第一關。

星期一早上，《紐約時報》發表了第2篇報道，通欄標題是：《研究證明，轟炸北越的決定在1964年大選前就已作出》，國防部的人看了像熱鍋上的螞蟻。到了下午，他們終於把相關的資料整理好送達司法部，司法部立即開會研究，到晚上有了結果。司法部先是給《紐約時報》發行人蘇茲伯格打電話，但蘇茲伯格那時在英國倫敦，推稱他把事務交給下邊的人做，司法部只好將電話打給總編羅森塔爾，要求停止發表，並且歸還文件。

 

羅森塔爾接電話後說將會在一小時後答覆，但之後一直沒有回音。因為此時報社內部依然爭執不休，支持暫緩發表的人認為：我們昨日已經一炮打響，轟動效應已經足夠，在政府警告之後繼續發表會產生不可預知的後果；反對暫緩發表的人認為：我們怎麼告訴我們的讀者，以新聞獨立為原則的《紐約時報》居然屈從了司法部的一個電話？

 

最後他們把電話打給在倫敦旅館裡已經就寢的老闆蘇茲伯格讓他作決定。羅森塔爾對老闆說：我們不能停止發表，《紐約時報》的前途付不起這個代價。蘇爾茨伯格沉思良久，然後說：不要停！繼續發！

有了老闆的這個表態，編輯部迅速起草了一個聲明發還給司法部，並且向公眾發表。聲明說：《紐約時報》拒絕司法部長的要求，相信民眾對此系列報道中的資料的知情，是符合這個國家人民的利益的。至於司法部聲稱要向法庭申請發出禁制令，《紐約時報》回應說，我們只服從最高法院的最後決定。

 

坊間還有一個傳言，在6月11日蘇茲伯格去倫敦之前，他對編輯部說要在決定發表之前先閱讀一下所有文章，總編輯羅森塔爾用一購貨推車滿載沉重文件推入老闆辦公司，蘇茲伯格看見哈哈大笑，知難而退。

好幾個月後羅森塔爾在回顧此刻時說：如果我們一旦服從了司法部的要求，美國新聞史上的遊戲規則就變了：決定發表，等同報紙說你（政府）有你的要求和利害，但發不發是我說了算；停發等於報紙承認儘管我有我的原則，但規則是你說了算，如果我們選擇後者，這對於美國意味著什麼，每個人都明白。

 

值得一提的是，羅森塔爾本人是個政治保守對右派，一向認為越戰乃是反共神聖戰爭的一部份。但是他的新聞職業道德不容他隱瞞事實，這就是他作為新聞職業者的偉大之處。當「越戰」最烈，人民反戰情緒最高潮的時候，他有勇氣發表對政府不利的國防部秘密文件。當時他曾說過一句話，後來成為新聞業箴言：「有重要事情發生之時，保持緘默等於是說謊」。

6月14日，美国司法部长约翰 • 米切尔（John N. Mitchell）命令《纽约时报》停止发表五角大楼的文件。

週一早上，司法部長約翰 • 米切爾（John Newton Mitchell）先禮後兵，用電報給《紐約時報》發行人蘇茲伯格發出最後通牒，聲稱如果不立即停止刊登並交回其余的五角大樓文件，美國政府將會以《間諜法案》刑事罪名起訴他們。

《紐約時報》對此要求斷然拒絕， 晚上，《紐約時報》一邊安排第3篇文章見報，一邊準備法律應對。因為司法部檢察官已經向紐約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並定於週二開庭。令《紐約時報》為難的是，原本與他們合作的LDL律師事務所，在週一晚上11點忽然通知《紐約時報》，因為其提出暫緩發表文章的建議不被接受，所以取消與他們的合作，第二天也不會出庭。這樣，《紐約時報》只能半夜再找律師，山窮水盡時臨時找到一位耶魯大學的法學教授、憲法學專家比蓋爾（Alexander Bickel）。比蓋爾半夜受命，並拉了他的一個學生幫忙通宵作準備完成法庭陳訴。

代表「時報」的律師、耶魯大學的法學教授、憲法學專家比蓋爾（Alexander Bickel）

星期二早上，也就是6月17日，《紐約時報》的第3篇文章見報，題目是《越南檔案——研究揭示約翰遜怎樣秘密開闢通向地面戰爭的道路》，司法部隨後入稟紐約南區地區聯邦法院，要求頒發預先制止令（prior restraint）。 司法部的代表律師赫思指控說，這樣發表國防部秘密文件，會嚴重傷害美國的外交關係和國家利益。所以法庭至少應該命令《紐約時報》稍微延遲發表五角大樓文件，等法庭進一步聽證以後再決定。

《紐約時報》代表比蓋爾則反對這種說法，他說這是一個經典的預檢措施。在美國，對出版物內容作預檢是違法的。他還說，司法部所引用的《反間諜法》在國會通過的時候，並不是用來針對報紙的。他反對延遲的命令，報紙存在就是要發表，而不是服從美國政府的發表日程。

聯邦法官默里 • 格法因（Murray Irwin Gurfein）

聯邦法官默里 • 格法因（Murray Irwin Gurfein）在和助手商議後作出判決。他稱對案件雙方的對錯不作任何判斷，但是同意發出一個法庭禁制令，認為《紐約時報》延遲發表可能帶來的傷害，比不上繼續發表秘密文件可能對美國政府造成的傷害。法官還拒絕了司法部關於沒收《紐約時報》手中的「五角大樓文件」的要求。法官要求雙方都回去做準備，星期五上午再開庭聽證。

 

這個「禁制令」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一份報紙在法庭命令下擱置發表一篇特定的文章。

星期三，也就是6月16日，《紐約時報》頭版通欄標題是：「應美國政府申請，法官下令紐約時報停止刊登越戰文件，等待聽證」。報紙一出街，全美一片譁然。

《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薩琳 • 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與管理層

■《華盛頓郵報》：輪到我們出牌了

 

當《紐約時報》獨家發表「五角大樓文件」時，另一個被氣得眼紅的是《華盛頓郵報》。當然，當時「郵報」是一個老派集團，它不像「時報」那樣單一經營，屬下有電視、出版等多種經營，是「時報」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時報」在為「撕總統」佈局時，「郵報」的編輯們還在八卦尼克松嫁女的新聞。直到對手周日爆出第一篇報道時，「郵報」有如轟雷掣電，上下都瘋了一樣四處尋找消息源。到了週一「時報」出第2篇報道時，「郵報」的總編和編輯們就像餓狗入窮巷，他們甚至因此感到沮喪。

相信每一個傳媒人都曾有過這種體驗。當競爭對手轟轟烈烈地獨享新聞時，自己連新聞源在哪裡都不清楚，每天只能追著人家的話題去改寫新聞，這種跑在事件之後的感覺對傳媒人而言是沮喪和恥辱。

據說那兩天「郵報」編輯只有從美聯社那裡獲得《紐約時報》的樣報，然後再加上自己掌握的背景，「改寫」成自己的報導。一名執行編輯迴憶起當初時說：「我們一邊抄，一邊哭。」他們不願意這樣做，但他們不能不這樣做。

 

當然，筆者一直堅信，有新聞的地方，就一定能找到新聞源。沒有人可以一直獨家。

6月16日，《紐約時報》被法庭頒佈禁令刊登「五角大樓文件」，這等同幸運的輪盤轉到了「郵報」頭頂。

 

「郵報」的編輯發現：「五角大樓文件」是1969年1月脫稿交付。而在同年10月12日埃爾斯伯格曾與數位蘭德同仁致函給《華盛頓郵報》，聲明反對美國當局的越南政策及繼續發表迷惑美國人民的不真實宣告。

 

1971年3月7日，《波士頓環球報》一名名字叫奧列芬特（Thomas Oliphant）的記者曾發表頭版新聞說，美國只有三個人曾閱讀過整份的「五角大樓越戰研究文件」，埃爾斯伯格是其中之一。這是埃爾斯伯格的名字首次在新聞媒體上曝光，且首次確認「五角大樓文件」的確實存在，埃爾斯伯格也因此進入美國治安當局的視野。

 

有了這兩條線索，「郵報」的編輯有了思路。

當時《郵報》有位助理編輯叫巴格迪基安（Ben Haig Bagdkian）是埃爾斯伯格在蘭德公司的前同事，他也從一些同行中獲知埃爾斯伯格可能是供稿者，於是就試探性地給埃爾斯伯格打電話，表示「郵報」也有興趣發表「五角大樓文件」。

這天是6月16日（星期三），此時法院對《紐約時報》頒佈的禁制令正式生效，禁止「時報」繼續登「五角大樓文件」。埃爾斯伯格對「郵報」送上門來的請求自然喜出望外。兩人約好晚上依然在波士頓劍橋那家早前埃爾斯伯格和《紐約時報》記者希漢見面的、名為「翠薇」（Treadway Inn）的小旅館相見。

在電影中飾演巴格迪基安的Bob Odenkirk

巴格迪基安夜裡在華盛頓機場準備去波士頓取文件的時候，還是按照程序給執行總編布萊德利（Benjamin Bradlee）打電話，詢問如果我能弄到「五角大樓文件」，《華盛頓郵報》是否要在週五發表？布萊德利的回覆是：如果郵報不肯發表，就讓他們另外找一個傢夥當執行總編吧。

 

在電影《The Post》中這個鏡頭很經典。由Bob Odenkirk所飾演的巴格迪基安，在機場外電話亭給總編打電話數次將硬幣投進電話裡去，因為手不斷顫抖好幾次都不成功，掉到滿地都是銀幣，有種「惡戰」前夕時的感覺。

到了見面的小旅館，埃爾斯伯格把兩份分別由兩個大箱放置的「五角大樓文件」交給了巴格迪基安。埃爾斯伯格稱一份給《華盛頓郵報》，另一份給阿拉斯加州聯邦參議員格維爾（Maurice Robert Gravel）。對於「郵報」決定刊登，埃爾斯伯格告訴巴格迪基安也許要作好坐牢的準備。他也提出給「郵報」報導的兩個條件：一是不要批駁《紐約時報》的已有報導；二要持續重磅報導，不要輕描淡寫淺嘗輒止。

 

而埃爾斯伯格之所以要巴格迪基安帶一套給具有反戰色彩的阿拉斯加聯邦參議員格維爾，是希望格維爾能推動在參議院聽證。

巴格迪基安到了華盛頓不敢直接將文件交給格維爾，他在公共電話亭給格維爾辦公室打電話，為了雙方的人身安全，有著豐富反諜報經驗的格維爾，選擇在華盛頓市中心的「五月花酒店」（May Flower Hotel）正門口，時間是1971年6月26日午夜12點為接貨點，方法是兩車靠攏，從自己的車窗遞交到對方的車窗。

格維爾取得兩大箱五角大樓文件後不敢存放在家裏，他偷偷帶回參議院辦公室，與自己的助理們關起門來閱讀與研究，為怕走漏消息，還雇傭了一位殘廢的退伍軍人，全天候守在辦公室裏監管。

  格維爾和助理們研究的結果，最佳保護五角大樓文件的方法，不是鎖在辦公室的保險櫃裏，而是將其公之於世，列進參議院的官方記錄中。於是在6月29日，格維爾動議在參議院召集公開「五角大樓文件」聽證會，由於時間倉促，不符議事程序，參議院拒絕排期。但格維爾利用自己是小組委員會議事的資格，在公共大樓議事堂獨自一人，站在講臺上，朗讀五角大樓文件，長達三個小時。

天生就有結巴問題而導緻誦讀困難的格維爾，讀到激憤處，橫眉怒目，讀到傷心處，哽咽失聲，最後情緒失控，無法再誦讀下去。雖然沒有任何議員和聽眾參加，但因為格維爾是在正式的官方聽證會宣讀，所以整份4,100頁的五角大樓文件，被列進公開的國會紀錄。

 

之後格維爾還透過「燈塔出版社」出版整套「五角大樓文件」，此舉令尼克松大為惱火，指示聯邦調查局和司法局幹預，導致格維爾與政府雙方來回打官司，並且牽涉到他的助理被要求作證。

格維爾深知助手被問責，等同他被問責，為此他狀告聯邦政府。聯邦最高法院於1972年6月29日，以5票同意4票反對的結論裁決：「憲法賦予兩院議員演講或辯論的條款」保護範圍，除了與立法業務無關的情況之外，包括其助理在內。自此兩院議員助理的工作言責受到保護。是為美國司法史上著名的《格維爾訴美國案》（Gravel V United States）。

電影《The Post》中巴格迪基安買了2張頭等艙票從波斯頓回華盛頓

我們回到《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上。正如電影所描繪的那樣，當晚巴格迪基安確實定了2個頭等倉位置，一個用於隨身放置文件。當他帶著一大堆沒有裝訂、沒有順序、甚至連頁數號碼都沒有的複印文件回到華盛頓時已經是週四的淩晨。他直接到了布萊德利家裡，此時全報社最優秀的編輯記者已經在此等候。

 

布萊德利的家首層兩個書房，一個給記者編輯解讀理順文件、撰寫報導。另一個屋子是為報紙提供法律服務的RKW事務所律師，與集團股東、高層一起商議究竟如何刊發。股東們經過討論後有了個穩妥而一致的辦法，就是不在星期五發，而是延長2日，先給司法部發個通知：《華盛頓郵報》的越戰秘密報告將於周日發表。

豈料忙碌了一個通宵，出來找東西吃的編輯聽到隔壁房間這個決定時勃然大怒，稱這是「這輩子走南闖北出生入死之後，聽到的最特麼操蛋的主意」。

「郵報」的資深記者羅伯茨說，要是他們不在明天週五發布，他將立刻辭職，離開他工作了一生而且兩周後就將榮譽退休的《華盛頓郵報》。

由於巴格迪基安曾對埃爾斯伯格承諾會在週五發表，如果推遲則無法交待，此時他對布萊德利說：如果不發表，整個報社的人心以後就再也別想被凝聚起來了。

這裡特別要讚揚的是身為《華盛頓郵報》總編布拉德利，他除了在「五角大樓文件」事件中，表現出傳媒人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操守外，他也是真正將尼克松趕出白宮的決定性人物。一年後，他帶領著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和伯恩斯頓（Carl Bernstein）兩位年青記者對「水門事件」窮追猛打下，最終推倒了尼克松政府。

 

因為有了爭拗，出版的終極決定權交到《華盛頓郵報》發行人、54歲的董事長凱薩琳 • 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手上。對於一個女人而言，這種壓力是巨大的。好在她已經有8年的實踐經驗，她一直心懷著她已故丈夫，前任「郵報」發行人菲利普 • 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所維護的「新聞是歷史的首頁」的崇高責任感，一如她所說的：這不再是她父親的報社，也不是她丈夫的報社，而是她自己的報社。

凱薩琳與她的丈夫，前任「郵報」發行人菲利普 • 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

與實際稍有不同，影片《The Post》中的凱薩琳似乎是一個剛從亡夫手中接過自己父親創辦的報社的弱者。她一直在保存報社還是維護真實報導中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此時集團剛剛上市，一旦惹上法律官司，投資者以及債權人就可能抽走投資，集團下屬的電視臺執照也可能被吊銷，公司正在進行的巨額投資可能血本無歸。

報紙截稿時間快到了，所有人都等待著凱薩琳的決定。深被朋友兒子戰死越南的消息所困擾的凱薩琳，在淩晨12點25分，離截稿時間只有5分鐘的時候，正在維吉尼亞州米德爾堡（Middleburg, VA）豪宅裏開派對的凱薩琳對著話筒平靜地告訴他們：做下去吧，我們把它登出來！

電影重現的場景是這樣的：

「Yes … Yes … um … Let’s - Let’s go … Let’s do it.… Let’s go，let’s go，let’s go. Let’s publish！」

扮演凱薩琳的好萊塢著名演員梅姨（Meryl Streep）以爐火純青的演技演活了這個時刻。

 

星期五早上，當《紐約時報》在等待開庭的時候，滿街的《華盛頓郵報》頭版通欄大標題極其醒目：《五角大樓文件披露，美國在1954年企圖推遲越南選舉》。

助理司法部長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給「郵報」打電話施壓

■傳媒聯手：決戰在法庭

 

《華盛頓郵報》的報導見報後，給「郵報」打電話的是後來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院長、時任助理司法部長的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他要求「郵報」停止發表「五角大樓文件」並歸還複印件，但遭到拒絕。兩小時後，司法部緊急向法院起訴《華盛頓郵報》違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即明知道這份文件是國家機密文件，仍然公開發表。

 

但「郵報」的律師反駁稱傳媒報道不受該法限制。聯邦法官格塞爾（Gerhard Gesell）隨後宣判：支持完全徹底的新聞自由，並且批評司法部誤用了《間諜法》，因爲《間諜法》的本意從來也不是要提供一種對新聞界實行預檢的標準。

司法部馬上向聯邦上訴法院提交上訴，上訴法院也很利落，當晚9點45分就開庭辯論。司法部代表強調，華盛頓郵報是「非法佔有」五角大樓文件，他要求上訴庭給政府一個機會。

就在法庭辯論中，新一期連載了「五角大樓文件」的《華盛頓郵報》被提前送到街上。管理層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先「生米煮成熟飯」闖過第二關再說。

 

午夜1點，法庭宣佈《華盛頓郵報》應該立即停止發表文件。「郵報」即時向上訴庭提出解釋請求，要求對裁決中的「立即停止發表」澄清。法官們只好馬上作出澄清：既然第2期已經上街，這個命令只適用於第2期以後要發表的報導。

 

《華盛頓郵報》連闖兩關，《紐約時報》眼睜睜看著烏龜跑到兔子前面去萬箭穿心，但他們只能在法庭上步步緊逼，沒有別的選擇。

週五早上，上訴庭法官宣佈了長達17頁的判決：完全支持《紐約時報》。法官在裁決書中指出：政府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這些文件會危及國家安全。《間諜法》禁止傳播國防情報，但是並沒有把新聞報導包括在內，《間諜法》根本就沒有提到新聞報導。不過，法官還是延長禁制令，給司法部一方有時間去聯邦上訴法院上訴。

星期一，《華盛頓郵報》訴司法部的上訴官司再次開庭。在聽證會上，司法部派來了強大的證人隊伍，有軍隊的軍官，國家情報專家等。這次爭拗點不是《間諜法》，而是洩露可能造成國家安全受威脅的機密內容。法官要求司法部證人舉出哪些細節是洩露國家機密、危害國家安全，比較有趣的是，本來司法部就不熟悉「五角大樓文件」，證人看到的內容也是有限，臨急抱佛腳下，每當這些證人說哪裏是機密內容時，在場的記者就立即反駁說哪本雜誌哪張報紙哪一頁早有這個內容，「你們所說的機密情報內容早被公衆瞭解了」。庭上眾多記者對新聞的熟悉和無所不知的細節令人歎爲觀止。在這種優劣對比下，法官最後判司法部敗訴，並且指出，和政府活動相比，「憲法第一修正案高於一切」。

 

司法部的代表立即衝到樓上的聯邦巡迴上訴法庭。兩個小時以後，巡迴上訴法庭發佈一條決定，定於明日下午兩點，上訴法院的9名法官將聽取辯論。在此以前，《華盛頓郵報》禁止發表「五角大樓文件」。

凱薩琳與總編輯布拉德利

另一方面，由於司法部再上訴，紐約的聯邦巡迴上訴庭決定，《紐約時報》案將於週二下午兩點開庭由上訴法院的8名法官開庭聽證。

 

這是美國新聞史奇特的一天，美國新聞界的兩大報紙，由17位聯邦上訴法院的法官，在紐約和華盛頓兩地同時舉行聽證，以決定它們和政府就新聞自由與國家機密的對抗，誰勝誰負。

 

這裡還有另一個插曲。當天，《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也得到了「五角大樓文件」中的1,700多頁複印件，報社立即緊急動員記者、編輯撰寫報導。第1篇連載報導在6小時內就迅速見報了。司法部副部長在淩晨五點給報社打電話要求停止刊登，遭拒絕後司法部隨即也起訴了《波士頓環球報》。法官聽完雙方的答辯後判「環球報」暫停發表，原本是要求把「五角大樓文件」複印件交給法院，但《波士頓環球報》律師認為這是公權力對新聞自由的最大傷害。法官隨後作出讓步，判《波士頓環球報》將複印件放在銀行保險櫃裏，且必須由兩個主要負責人共同掌握鑰匙。

 

到了傍晚，《芝加哥太陽時報》（The Chicago Sun-Times）又開始刊登「五角大樓文件」。隨後，位於波士頓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以及其他十幾家報紙都加入了發表「五角大樓文件」的行列。從而使得「五角大樓文件」一案不再是《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對司法部的對峙，而是美國整個新聞界對政府的一場總體對抗，這變相支援了「時報」和「郵報」。

6月22日下午兩點，在華盛頓與紐約兩地，聯邦上訴法院同時開庭分別審理司法部起訴《華盛頓郵報》和司法部起訴《紐約時報》案，兩地上訴法院全體法官到齊。

 

在紐約上訴法庭，司法部陳述：本案其實就是一個「報紙得到了失竊的、對國家防衛至關緊要的高度機密文件，是不是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自由發表」的問題，或者說，「出於保護國家機密的目的，是否可以禁止報紙發表這樣的軍事和情報機密」？《紐約時報》對應的反駁是：報紙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之下的特權高於國會，高於行政當局，也不受司法的剝奪。且政府方面的證人也沒有能夠證明「五角大樓文件」裏的任何部份是不可發表的。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全國緊急公民自由委員會」在證人陳述中說：政府的權力不能超越《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新聞自由的保護。下級法庭的臨時禁制令已經傷害了美國人民的利益，美國民衆沒有得知他們有權知道的信息。

 

司法部則堅持「五角大樓文件」是失竊的政府財產，是通過政府僱員的違法失信纔來到《紐約時報》手裏的。但「時報」律師認為，如果是你的財產和機密，那請管好你自己的工作人員，管好自己的文件，不要洩漏。傳媒的發表權與獲得消息的手段無關。

而在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辯論《華盛頓郵報》一案，司法部代表是聯邦總檢察長。「郵報」和司法部在上訴法庭的陳述，雙方的理由幾乎和「時報」的對陣一模一樣。政府方面堅持，新聞界手裏的文件是「失竊」的政府財產。而《華盛頓郵報》方面則堅持，報紙得到消息就有權發表，而不是政府方面說了就算。如果這個危險的先例一開，政府對任何文件都可以蓋上保密章，新聞界就無可奈何了。

 

司法部則堅持，政府方面也有權力來保護行政工作的完整性，他們提了一個妥協的建議，就是「郵報」將所有資料交給政府，政府用45天時間來決定甚麼是可以發表的，甚麼是不可以發表的。「郵報」對此堅決反對：他們認為政府沒有這個「預檢」權，「新聞界必須可以自由地用它們認爲最好的辦法來探明真相」。

 

到晚上，華盛頓和紐約的聯邦上訴法院不約而同作出繼續延長禁制令到明天的決定。

6月23日，兩個法庭繼續開庭聽取證據。然後法庭休庭長考，紐約的上訴法院最終達成一項妥協，8位法官以5比3作出一項意見書，將案子退回重審，審查司法部一方提出的證據，以再次確定到底有沒有甚麼信息發表了會危及國家安全的。《意見書》說，到6月25日星期五，《紐約時報》就可以隨意發表「五角大樓文件」中除了司法部一方在法庭上列出禁止發表的內容以外的任何部份。

 

華盛頓的上訴法院的9位法官，則相當一致地支持下級法官所作出的對《華盛頓郵報》有利的判決。他們在《裁決書》中指出：司法部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證明對報紙的「禁制令」是正當的。但是，上訴法院的裁決同意將現有「禁制令」再一次延長，以便司法部有時間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

6月24日星期四，兩個法庭繼續開庭聽取證據。然後法庭休庭長考，紐約的上訴法院最終達成一項妥協，8位法官以5比3作出一項意見書，將案子退回重審，審查司法部一方提出的證據，以再次確定到底有沒有甚麼信息發表了會危及國家安全的。《意見書》說，到6月25日星期五，《紐約時報》就可以隨意發表「五角大樓文件」中除了司法部一方在法庭上列出禁止發表的內容以外的任何部份。

 

華盛頓的上訴法院的9位法官，則相當一致地支持下級法官所作出的對《華盛頓郵報》有利的判決。他們在《裁決書》中指出：司法部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證明對報紙的「禁制令」是正當的。但是，上訴法院的裁決同意將現有「禁制令」再一次延長，以便司法部有時間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

 

為此，《紐約時報》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要求審查第二巡迴法區上訴法院的裁決。與此同時，司法部也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要求推翻華盛頓的聯邦上訴法院的裁決。第二天，經由五位大法官提議，聯邦最高法院宣佈將接受這兩個上訴案並且合併審理，以此向全體國民闡明「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關係。

「郵報」和「時報」的總編終於坐在同一張板凳上

這裡有個值得我們註意的觀點對抗，即政府和傳媒對於民衆知情權的理解有著較大的分歧。傳媒認為：「危及國家安全的機密不應該公開發表」是無異議的，但對於什麼是機密的判斷卻差別很大。

政府方面的理解是只要有可能是機密就一定是機密，只要有一部份是機密就全部都是機密，只要有一刻是機密就長久是機密；而傳媒則是從民衆的眼睛來分別。只要民衆知道了不會出大事的就不是機密，民衆有權知道的就不是機密，需要保密的那一刻過了就不是機密。

政府無權以防止洩露「機密」為由預檢報紙什麼可發表什麼不能發表，如果允許政府蓋上一個保密章報紙就不再能發表，權力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政府的這種判斷權就可能單方面地膨脹。

6月26日星期六早上6點，最高法院的聽證即將開始，最高法院大樓前一早已經排了1,500個人擬進場旁聽聽證。代表《紐約時報》出庭辯論的是比蓋爾，代表《華盛頓郵報》是格林頓，代表司法部的是美國總檢察官格列斯沃特。

 

在書面的陳述中，三方重複了他們各自在上訴法庭的理由。司法部這番吸取教訓，在陳述中改編戰略，不再糾纏《間諜法》，他們甚至承認，保密分類是政府行政機構內部的事情，新聞界不受這種方面的約束，就算蓋了保密章，報社也可以不管。並且，報紙是怎麼弄到這些保密資料的，是偷來的還是撿來的，也跟報紙能不能發表沒有關係。但司法部指出，此案中涉及的文件，存在對國家造成巨大傷害的可能，如果傳媒先發表，政府再懲罰，這種滯後會給國家造成既成事實的傷害，政府要做的是當這種傷害發生前給予制止。

為《紐約時報》辯護的律師走出最高法院

《紐約時報》的陳述主要是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對「事前約束」的概念提出強烈質疑。他們認為國會從來沒有立法讓行政分支用「事前約束」的辦法來對付新聞界和防止他們洩露祕密。並且指出：在新聞界和政府之間，政府是強大的，而新聞界只有《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證的力量。要保持這兩者的平衡是不容易的。對新聞界的壓制和削弱，最終必然傷害到《憲法第一修正案》。

《華盛頓郵報》的陳述則直截了當地指出司法部在此案進行中的立場和訴求不斷在變。一開始所引用的《間諜法》就不對，國會在1950年對《間諜法》的修正案中已經明確指出不能用此法案來限制和預檢新聞界。

 

聽證在下午一點結束了，然後大法官們將退到後面去作出他們的裁決。

首席大法官伯格（Warren Earl Burger）

6月30日下午2點半，最高法院宣佈它的裁決。由總統尼克松任命的首席大法官伯格（Warren Earl Burger）簡短地宣佈了一個沒有經過簽署的最高法院命令，宣佈解除對《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發表「五角大樓文件」的禁制令。

最高法院並沒有對這個案件發出一份裁決書，但是每個大法官各自寫下了自己的意見，這樣等於有了9篇意見書，其中6篇的意見是對新聞界有利的，而另外3篇是對政府的立場有利的或者是拒絕發表意見，這等同最高法院的判決是6比3。

這個情景我們在電影《The Post》中得到重溫：在《華盛頓郵報》編輯部，所有人安靜地等待著最高法院裁決的公佈。

忽然間，總編室的編輯帕特森從電報室衝出來，跳上桌子，向同事們大喊：「我們贏了！」原本一雙雙擔憂的眼睛立即釋放出理想的光芒，所有同事相互擁抱、歡呼。

影片中有個場景觸及我心。當凱薩琳默默地走出法院，人們讓開一條通道，他們向她投去崇敬而愛護的目光註視，此時她像大病初癒，但已脫骨蛻變，眼睛裡多了一分傳媒人的堅定和自信。

 

凱薩琳走進忙碌的報社，不論是煙霧繚繞的新聞編輯室，還是現做現賣的活字印刷現場，尤其是那臺透過熱金屬完整鑄造一整行鉛字的Linotype排字機，都令我們回到激越人心的70年代。

這裡要讚一下攝影師Janusz Kaminski運用35毫米的膠片拍攝，加上柔和的調色，溫熱了一代傳媒人的眼眸。

很多年後，《紐約時報》「五角大樓文件」報導主筆希漢在接受採訪回憶起當年「時報」獲得裁決勝利，可以繼續發表報導的場景：

「那天我走到地下室去，等待印刷機開始滾動，那裡有巨大的空白報紙。印刷機發出轟鳴，開始滾動。那真是個美妙的時刻。它證實了新聞自由對這個國家是多麼重要。對於全人類也是同樣重要。在新媒體、自媒體發達到泛濫的今天，嚴肅新聞被算法新聞、拼湊新聞替代，我們甚至連像樣的調查記者都越來越少了，這是很悲哀的事。我們需要新聞自由的同時，也需要專業的新聞報導。讓印刷機那美妙的轟鳴，持續下去。」

是的，無論是2017年《The Post》的上演，還是今日「新冠」在全球大流行，重溫這段歷史，我們都不得不承認電影《The Post》獨特的專業氣質，切實地反映了今天這個糟糕又微妙的社會政治氣候。

「五角大樓文件」案畫上句號後，受總統尼克松的指使，美國司法部又以「間諜法」起訴《紐約時報》報導主筆希漢，如罪成同樣最高刑罰115年監禁，案件後因「水門事件」爆出而被駁回。

《華盛頓郵報》自「五角大樓文件」事件後，展開了長達五十年的「撕總統」大戰，最著名的事件無疑就是對「水門事件」的報導，這個我們可以從另一部電影《驚天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1976）裡看到。

《華盛頓郵報》當時的發行人凱瑟琳的女兒是《華盛頓郵報》的資深記者、高級編輯拉里 • 韋茅斯（Lally Weymouth），熱愛採訪工作的她對管理報社毫無興趣，遂由她女兒、凱瑟琳的孫女凱瑟琳 • 韋茅斯（Katharine Weymouth）在2008年接任《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這個韋茅斯就是電影《The Post》在家裡跑來跑去的女孩。

2013年，亞馬遜創辦人傑弗里 • 貝佐斯（Jeff Bezos）買下《華盛頓郵報》，葛蘭姆家族才退出這個四代經營的老牌報社。

這是值得傳媒人牢牢記住的一天。

 

1971年7月1日星期四的上午版，《華盛頓郵報》開始繼續刊登「五角大樓文件」的系列報導。

 

在《紐約時報》報社，最高法院的判決一宣佈，羅森塔爾在新聞發佈會上致辭時説：「這是光榮的一天。我們贏了，我們贏得了發表的權利，這是一個裏程碑式的案例。」

在波士頓，《波士頓環球報》的五角大樓文件資料都存在銀行保險櫃裏，銀行下午5點就關門，報社特別安排了一名助理編輯守候在銀行保險櫃門前。宣判結果一出來，立即開櫃將資料從保險櫃裏取出，由一輛亮著警燈的車帶領，飛速將資料送往報社，加速投入「五角大樓文件」的報導。

 

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說白了就是新聞界告倒了政府。其里程碑意義是新聞自由是媒體的特權，媒體有權自己來判斷新聞，並且保護新聞來源。這個判決也為《華盛頓郵報》後來在揭露水門事件的過程中，從白宮內部來源得到重要消息，並將提供消息的「深喉」保護了30多年。

「五角大樓文件事件」導緻兩場劃時代的官司，一是《紐約時報訴美國案》，另外一場是《美國訴埃爾斯伯格案》（United States V Daniel Ellsburg）。

 

1973年1月3日，聯邦政府根據《間諜法》（1917）以及其他盜竊和陰謀罪起訴埃爾斯貝格，罪成最高可判處115年徒刑。由於政府行為不當和非法證據收集，以及律師倫納德 • 布丁（Leonard Boudin）和哈佛法學院教授查爾斯 • 內森（Charles Nesson）的辯護，法官拜恩（William Matthew Byrne Jr.）於5月11日撤銷了對埃爾斯伯格的所有指控。

　　廿世紀初期英國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大師約翰 •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句經濟名言，即「在極端情況下，政府通過雇人挖土坑的方式增加就業和刺激需求，可以對付經濟危機」。

曾為「哈佛大學」商學院年薪最高的助教的埃爾斯伯格博士將這個經濟悖論充分發揮在政治學上，即「為了達到正義之目的，即使觸犯法律，亦在所不惜」，在「政治學」是為埃爾斯伯格悖論（Ellsburg paradox）。

■判決詞：傳媒不是為統治者服務

 

這些年，關於新聞傳媒的嚴肅電影很多，例如2012年由HBO推出的電視劇《新聞編輯室》（The Newsroom）、2015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驚爆焦點》（Spotlight）、以及2017年的這部《The Post》，還有臺灣關於媒體的第一部紀錄片《蘋果的滋味》等，這些無一不在提醒我們牢記傳媒的精神。

 

電影《The Post》的初稿是由一位還沒有電影製作品的編輯Liz Hannah寫成，導演史蒂芬史匹柏在2016年3月讀到這個劇本後，立即放下手邊所有的工作，找來《驚爆焦點》（Spotlight）的金獎編劇Josh Singer修改並潤飾，同時邀請了奧斯卡影帝湯姆 • 漢克斯和影後梅姨擔當男女主角，他要求在該年5月開拍，這樣可以趕上2017年的電影獎季。

這部電影除了紀錄新聞史的一個重要時刻，同時葉充斥著許多社會議題，例如女權的低落、新聞媒體和政府間所存在的私交和利益交換等，但更值得探討的社會議題是傳媒的地位和第四權的維護。

 

一向慢工出細活的史匹柏如此火急火燎地趕製這部電影的另一個原因，是希望趕在當年的11月給渾身帶有尼克松味道的特朗普勝選總統獻上一禮。他期待喚醒民眾在在#FakeNews時代，以及特朗普每天向媒體開炮並貶損其價值的時刻，能正視媒體角色與重要性。他說：「這是今天需要講述的故事。」

如史匹柏所願，這部投資600萬美元的影片，6個月殺青，趕在特朗普就職前，拿下了1.789億美元的票房。

 

就是今日我們再看《The Post》，我們都不得不歎服導演敏銳的思索精神。他將上世紀一件久遠的歷史事件切換成今天的真實聚焦，尤其在特朗普即將迎來第二個任期競選的此刻，以及總統在經歷「新冠」疫情的大戰中，國家領導者動輒以後語言挑釁侮辱傳媒，而高呼「民主死於黑暗中」口號的《華盛頓郵報》則不屈不饒地繼續撕總統，一切有如輪迴，我們每天過的都是歷史。

電影中固然有很多精彩的臺詞，但再激揚都不及最高法院大法官休戈 • 布萊克（Hugo Black）當時的判詞，它堪稱是新聞自由的絕佳註腳。

 

「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中，開國先驅們向新聞自由提供了保護，以保證它能夠在民主制度裏履行關鍵職責。新聞是為被管理者服務的，而不是管理者。政府對新聞界的審查權力被取消，新聞界永遠有監督政府的自由。新聞自由得到保護，使其可以揭露政府的秘密，讓民眾知情。只有一個自由開放的新聞界才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的欺騙行為。

In the First Amendment the Founding Fathers gave the free press the protection it must have to fulfill its essential role in our democracy. The press was to serve the governed, not the governors. The Government’s power to censor the press was abolished so that the press would remain forever free to censure the Government. The press was protected so that it could bare the secrets of government and inform the people. Only a free and unrestrained press can effectively expose deception in government.

大法官Potter Stewart在意見書裏說：總統和政府有著的無可匹敵的強大權力，唯一能夠約束他們的是獲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衆。所以，警覺的、無所不曉的、自由的新聞界本身，對實現《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最爲重要的。他說，「沒有一個自由的、獲得了充分信息的新聞界，就不可能有脫離朦昧的人民。 」

 

大法官道格拉斯的意見書說：發表「五角大樓文件」可能會造成很大的衝擊，但是這不是對新聞界實行預先約束的理由。《憲法第一修正案》的首要目的是防止政府壓制新聞界，約束信息流通。他回顧歷史說，先輩們確立憲法第一修正案，就是爲了防止有權勢的人，利用早期反顛覆、反誹謗的法律來懲罰信息的傳播。政府內部的秘密性，本質上是反民主的，是在維護官僚系統的過錯。對公共議題的公開討論和爭辯，對我們國家的健康，至關重要。

大法官佈列南認爲：對《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發出的臨時禁制令就是錯誤的。在以後的類似案件中，政府必須證明，發表這樣的新聞將「不可避免地、直接地、立即地」造成這樣的災難，相當於使已經在海上的船隻遭遇滅頂。否則，就沒有理由發出禁制令，即使是臨時的禁制令。根據這樣的標準，在本案中發出的所有禁制令，不管是甚麼形式的，都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

 

大法官哈蘭、布萊克蒙和首席大法官伯格投票反對最高法院多數意見。他們說，最高法院處理此案的時間太急促，《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新聞自由的保障不是絕對的。但是，一個星期後，伯格在對美國律師協會的講話中說：在新聞界擁有《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聞自由這樣一個基本問題上，最高法院其實沒有分歧。

當我在結束這篇文章時，手撫一頁頁帶溫度的歷史，真正理解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那段話：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也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也在直下地獄——簡而言之，那時跟現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囂的權威堅持要用形容詞的最高級來形容它。說它好，是最高級的；說它不好，也是最高級的。」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 for good or for evil,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 only.

 

  Mar 26,2020

我所推薦的臺詞：

 

The only way to protect the right to publish is to publish.

捍衛新聞出版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出版。

 

The newspaper will be dedicated to the welfare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free press.

報紙該致力於國家的福祉，並秉持新聞自由的原則。

 

The press was to serve the governed, not the governors.

媒體應該為被統治者服務，而不是統治者。

 

The news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

 

資料來源：

 

Norman Friedman：

《The Fifty Year War》

 

Lawrence J. Korb：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Pentagon: American Defense Policies in the 1970s》

張海濤：

《尼克松在白宮 禍起蕭墻》

中國人民大學影印中心《五角大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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